即佛即帝 非佛非帝

进了云冈石窟景区的大门，游人就蜂拥在一尊塑像前面照相，他身穿缁衣，手拿念珠，双耳有轮，飘逸清矍，底座上镌刻着一个名号：昙曜。昙曜是何方高僧，他与云冈石窟有怎样的联系，居然占据了首当其冲的位置？游人一边在从众心理的主导下与他合影，一边在心里打个大大的问号？

继续向前，穿过礼佛大道，看过帝后礼佛图，便坐上景区内部的电瓶车，去看游览的重头戏摩崖石刻。

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但古代的建筑保存的不多，保存下来的，都成了宝贝。因为一直以来，先民只喜欢接地气的土木建筑，与坚固的石头建筑相比，土木结构就难免蠹众木折、墓木已拱，瓦解土崩、一片焦土。武周山南麓，依山开凿了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也就是今天所称的云冈石窟，场面无比的壮观宏伟，技艺无比的精美多彩，无疑是国宝级的文物。

溯源云冈石窟其实要从黑龙江说起，它是鲜卑民族的北魏政权所修建。而鲜卑民族就是来自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与兴安岭地区的民族，据说黄帝儿子昌意的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鲜卑族得名于大鲜卑山，大鲜卑山既今天的大兴安岭。其“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我们一行从黑龙江到山西，坐飞机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从太原到大同看云冈石窟，坐火车也不过区区几个小时。而历史上的鲜卑族却用了数百年时间，经“九难八阻”，在“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指引下，东汉末年“始居匈奴故地”，到达燕山、阴山一带。三国时，拓拔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西晋末年，拓拔猗卢受封代王，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为南都。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并进行了一系列首善之区的建设，经过了岁月冲刷，如今能昭示北魏王朝首都赫赫规模的，恐怕也只有眼前的云冈石窟了。

而云冈石窟的最早开凿者，正是入门那尊塑像的主人昙曜，见于北齐魏收编著的正史《魏书》，在《释老志·卷一一四》中有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齿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周一良《云岗石佛小记》云：惟昙曜在兴安二年见帝后即开窟，抑为沙门统之后始建斯议，不可晓。要之，石窟之始开也，在兴安二年至和平元年之八年间。

为什么昙曜倡议大规模修建石窟，还得从之前的历史说起。自两晋之后，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国家四分五裂，拓跋焘是北魏第三个皇帝，一生致力于国家统一，先后灭掉东西方向的北凉、北燕、夏三个政权，并向北抗击柔然，深入漠北，使柔然“怖成北窜，不敢复南”，“边疆息警矣”，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形成南北朝。南朝的刘宋皇帝刘义隆北伐，被拓跋焘击败，乘机反攻，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者不可胜数，实现了“饮马长江”的志愿。

从开国皇帝拓跋圭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但是，佛教势力的发展，教徒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应减少，拓跋焘在位时，东征西讨，南北设防，尤需大量人力；佛教所宣扬的理论超越了封建政治轨道，使得王法废而不行，妨碍了拓跋焘皇权的加强。太延四年（438），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经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是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了高潮，拓跋焘庙号太武帝，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之难。

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法，昙曜担任的沙门统职务，实际就是管理全国僧众的最高领导，当轴处中，他接受了太武帝灭佛的教训，一方面要大肆恢复佛教的信仰，一方面又要获得皇家的支持，尽可能避免灭佛事件的再次发生，所以他采用北魏历代皇帝当作模特塑造佛像，宣扬皇帝就是当今的如来，五窟中的主佛就是太祖道武帝以下的五位皇帝，包括当时在位的文成帝。

以皇帝的形象当作佛像的模特，只能使拓拔氏及其臣民不敢再毁佛，如果改了朝换了代，改换其他姓氏作了皇帝，要灭佛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再忌讳前朝皇帝的形象。于是为了增加再被灭佛的难度，昙曜等在佛像材质的选择和规模的大小上也动起了脑筋，武周山的地层岩石属于株罗纪的长石石英砂岩，石质坚硬，结构紧密，适于石窟和造像的雕凿。“唯恐再毁，谓木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至覆石以室，可永无泐。又虑像小可凿而去，径尺不已，至数尺，数尺不已，必穷其力至数十尺，累数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坏，使见者因像生感”。这一点可以说很见效，迄今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昙曜五窟仍然总体完好，感染力、冲击力仍然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编号第十六至二十号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一组洞窟，因系著名高僧昙曜主持营建，故称“昙曜五窟”。窟制相同，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造像以三世佛为主，主像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分别象征着北魏的五位皇帝。

十六号、十七号是一组，最东端的十六号窟主像为释迦立佛，高十三点五米，波纹状发髻，清秀俊逸。佛像身穿衮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结带下垂，属北魏太和年间推行汉化时的服制，这种着衣形式称为“双领下垂式”或“中国式袈裟”，区别于犍陀罗和秣菟罗地区佛像雕塑的袒右肩式和通肩式袈裟。立于莲花座上，施无畏印，周壁饰有千佛和佛龛。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参观时曾戏称这种袈裟上的结带是最早的领带。

后人认为第十六窟为当时在位的北魏第四代皇帝文成帝。文成帝拓跋濬十三岁做皇帝，做了十三年皇帝，二十六岁驾崩。他执政时，鲜卑贵族与汉族平民的矛盾逐渐突出，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异常激烈，被拓跋濬先后处死的大臣不计其数，谋反事件更是数不胜数，北魏王朝其实已经开始衰落。虽然拓跋濬恢复佛教信仰，但佛教既没能挽救政权的危机，他也没因为佛教的原因而停止或减少杀人。拓跋濬很小就知道自己高贵的身份，五岁时与皇帝爷爷北巡，遇到边将押解俘虏而过，要加以处罚，幼小的拓跋濬当即以“我爷是皇帝”的口吻命令“奴今遭我，汝宜释之”，虽属僭越，反而深受爷爷太武帝拓跋焘的器重：“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做皇帝后，更是绝对强化贵贱阶级的区分，对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处以重罪，他下过这样一道圣旨：“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他如此看重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昙曜自然要投其所好，按皇帝形象塑造大佛，形成大佛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世间统治者的即成局面。

十七号窟主像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高十五点六米，头戴宝冠，胸佩蛇饰及短璎珞，臂着钏，斜披络腋，束腰收腹，下穿羊肠长裙。狮子座，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西壁立佛面庞浑圆，造型古朴精美。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刀法娴熟。窟内四壁以千佛雕刻为主，雕像清简劲直，纯真朴质，反映了云冈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西壁佛背光外缘供养天，单腿半跪，双手捧莲，神情恬静，造型优美。明窗东壁太和十三年（487）造像龛，是云冈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开凿洞窟时应是由上而下雕刻的，或因当初该窟的施工规划不完善或其他原因，主尊造像体量过大，雕凿腿部时发现洞窟的高度不够，指挥者索性让工匠们将洞窟的地面向下挖掘，终于把交脚菩萨容纳到洞窟里。交脚菩萨代表太武帝之长子，文成帝之父，二十四岁就死去的拓跋晃。文成帝追尊父亲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拓跋晃做过监国，也就是代理皇帝，他重视农业，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下令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耕地面积得到了大幅增加。虽然是死后追尊的皇帝，也同样享有当今如来的待遇，被塑成佛像。昙曜原在凉州修习禅业，被迁徙到平城（大同），是拓跋晃最礼重的人物，而最终被拓跋濬所用，给拓跋晃塑像，也是报答其知遇之恩。

第十八、十九、二十窟为一组。第十九窟是中心窟，开凿时间最早。第十八窟设计严谨，布局完整，北壁主像高十五点五米，高肉髻，面颊丰圆，鼻梁高挺，浑厚质朴，身披千佛袈裟，两侧分别配置胁侍佛、胁侍菩萨及十大弟子像。左胁佛头顶华盖，面庞浑圆，体魄伟岸。左胁菩萨头戴花冠，秀丽典雅。上端五弟子雕刻，俱为西域人特征，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或闭目倾听，或若有所悟，或喜从心生，鬼斧神工，令人叹绝。

之所以有西域人特征，是因为当时大同的确有西域人。拓跋焘灭掉北凉后，把被征服的三万家西凉人强制“移民实京”到平城，使平城成为当时的人口超大城市，这些人中有很多西域人，更有许多丝绸之路上信佛的教徒如昙曜之流，荡析离居，靡所依怀。拓跋濬受他爸的朋友昙曜影响，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才决定开凿石窟，恢复佛法。大同人中许多是信佛的，弘扬佛法，能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可以为他的政绩加很多分的。

第十八窟代表明元帝拓跋嗣，北魏的第二位皇帝。是道武帝拓跋珪的儿子，其生母刘贵人在拓跋嗣被立为太子之前，即按北魏后宫旧例，被道武帝赐死，拓跋嗣知道后悲伤不已，因而被道武帝怒斥出宫。因为太子出宫，道武帝另一个儿子拓跋绍弑父篡位，拓跋嗣在宫中卫士的拥戴下杀了拓跋绍，夺回属于自己的皇位，时年十八岁。泰常八年(423年)，拓跋嗣进攻南朝的宋国得胜回来，此役为南北朝第一次南北战争，北魏获得胜利，攻占虎牢关，辟地三百里，拓跋嗣因攻战劳顿成疾而终，享年三十二岁。拓跋嗣战功赫赫，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不能做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内心歧视其他民族，在战争中，驱使其他民族的士兵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督阵。例如围攻盱眙时，拓跋嗣写信给对方的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也有观点认为第十八窟代表太武帝。

第十九窟主佛像结跏跌座，高十六点八米，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佛像耳轮齐肩，下颌崩毁。举右手，肘下有一小柱支撑。衣纹简洁明快，轻薄贴体，袈裟边饰折带纹。南壁罗睺罗因缘是云冈最早的佛教故事图像。窟外东西各开一耳洞，内一倚坐佛像。这种分窟安置三世佛的布局设计，既有变化，又显庄严，是北朝石窟形制的新创举。西耳洞佛像，耳廓宽大垂肩，体魄挺拔劲健。前壁原有拱门与明窗，约与第二十窟前壁同时坍塌。

第十九窟主尊代表开国皇帝拓跋珪。太元元年（376年），五胡十六国中的代国灭亡，代国国王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被其母亲贺兰氏携走出逃。太元十年（385年），十五岁的拓跋珪趁乱重兴代国，在盛乐即位为王。又在次年即登国元年（386年）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国号“魏”，是为北魏，也叫后魏、元魏、拓跋魏。之所以国号魏，是出自汉臣崔宏的建议：“代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引用《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意思是说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要开创一个宏大的新局面了。崔宏又据《左传》“卜偃曰：魏，大名也”，认定魏是中原大国的国名，所以应该叫魏。天兴元年（398年），他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并自称皇帝。他建立的北魏，建国伊始便积极开疆拓土，励精图治，将鲜卑政权提升到封建社会，使天下小康。拓跋珪认识到必须依靠汉族儒士，采用汉族典章制度，来效仿封建制度统治广大地区的汉人。但是他缺乏汉文化教养，又有浓厚的民族情绪，所以对汉人非常疑忌畏惧，群臣经常无辜被乱杀。自己也在天赐六年（409年）宫廷政变中遇刺身亡，终年仅三十九岁，在位二十四年。也有观点认为第十九窟是代表明元帝。

第二十窟窟前立壁与窟顶早年崩塌，辽时建有木构窟檐，后毁于兵火，形成露天造像。主佛十三点七米，高肉髻，广额丰颐，长目高鼻，有八字髭，手结禅定印，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大佛挺拔健硕的身躯，气势雄浑的神情，突出表现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强大，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与象征，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空前杰作。大佛两侧各一立佛与胁侍菩萨，西像惜毁。

因为是云冈石窟最标志性的景点，照相留影的人特别多，甚至翻出许多花样，在合适的角度，照出托佛耳朵的，摸佛下巴的，等等，充满趣味性和技术性。

第二十窟代表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焘“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他是廉政的典范，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认为寺、塔、经、像的增多，是社会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当一贯简朴的他发现居然有寺院藏有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僧人都过着豪华奢侈的日子，并资助盖吴叛军对政府进行反叛，破坏和平破坏统一，里面还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果断对佛教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铲除反政府势力的盖吴叛军，以此维护国家稳定，保持政令通畅。但他的旨意没有得到坚决彻底的贯彻，太子也阳奉阴违，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的行为虽为以后文成帝恢复佛法保留了火种，也为自己挖下了死亡的陷阱。因为宦官宗爱对他的鼓惑而诛杀了太子，之后宗爱由于害怕拓跋焘发现自己的诬陷之罪，便先下手为强，谋杀了拓跋焘，死时年仅四十五岁。

太武帝所创造的赫赫武功却没有随他的死而式微，他为鲜卑子孙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时代，一个尚武的北朝。太武帝在太平真君四年，派人到大兴安岭嘎仙洞寻根，祭祀过先祖，祈求“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他的鲜卑族人，继续了他开创的辉煌，具有鲜卑族血统的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建立了统一的国家-隋。具有鲜卑族血统的李世民撇开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坚持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缔造了气吞天下的唐王朝，被各国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

昙曜五窟，从艺术角度说，的确是宏伟的佛教建筑，是云冈石窟中最精华的部分，但何尝不是北魏早期文化的壮丽丰碑，反映了那个时代鲜卑民族的磅礴大气，代表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硕大成果。从智慧角度，更是巧妙利用了悖论，你皇帝能下诏灭佛，就偏偏把佛塑成历代皇帝的模样，包括灭佛的太武帝，看今后哪个皇帝敢再灭佛，灭佛就等于灭自己的祖先，接受了儒家文化熏陶的北魏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对祖先不敬的，不但不能灭，还要祭拜祖先，祖先塑造成佛像，拜祖先也就等于拜了佛。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昙曜五窟幸存至今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