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多元化叙述 ——新散文观察部分散文赏析

　　                                     散文写作多元化叙述　　             ——新散文观察部分散文赏析
　　
　　                                            文/王克楠
　　
　　新散文观察“新散文作品（自由、个性、跨界）”的散文，在当下中国散文的百花园里，在各种各样的散文雪片纷飞的时候，沉下心走自己的路，不跟风，不浮躁，以我手写我心，在叙述方法上丰富多彩。这样的散文面临挑战，冒着失去大众阅读的风险，随时都会把自己置于难堪的境地，然而，这个园地的朋友们还是沉稳地走下去，注重散文叙述的多元化，为当代中国散文提供改革创新的蓝本。
　　加强散文的叙述功能，是新时期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散文叙述在很多人认为是技术层面的，实际上，纵观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是否自觉地进行散文叙述，已经是一个导向性的问题了。建国后17年文学一直提倡的是“诗化散文”，削弱了个性和个人化，强化了宏大抒情和“国家抒情”，这样做的结果是散文成了抒情的“工具”，而非一种成熟的文学体裁。重读王爱《杀人往事》，写的是具体的杀人事件，“W抽刀断水，用斧子把这条河搅得水花四溅，他的利斧劈出了一段段空白。”但是读者读毕全文，读到的是人性里复仇的力量。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是写一个人的悲剧，也是全体人类的悲剧。作者很善于在文本里营造氛围，通过写个人的恐惧来强化杀人事件。复仇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呢？作者描写到“对于复仇，他并不急迫，而是用足够的耐心暗中策划，精心布置，挑选工具、时间、地点、路线和复仇的人选，琢磨每一处细节。”这样的描写是令人恐惧的。这难道只是一个人的复仇吗，民族和民族之间就没有复仇情结吗？国家和国家之间有没有复仇情结呢？值以读者深思也。复仇是一个人类必需共同面对的问题，世界文坛上已经有不少复仇的著名作品。在复仇的另一面是报恩，汉民族是一个注重写报恩的，因为报恩是暖色调的，而复仇是冷色调的，暖，总比冷好。新散文讲究“复线叙述”，王爱的这个文本里，在第四节出现了“波”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做派与杀人者W有相似之处，镇子里的人害怕他会成为第二个W，但是这个波，虽然虽然言谈举止做派和杀人者有相似之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但是结果是善的，不是恶的，可以让读者对人性进行更深的思考。
　　小说的叙述是“全知全能”的叙述，是雕塑型的叙述，而散文的叙述则是“全神叙述”，作者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全身心和叙述现场融合在一起。叙述的深度来自作者观察和反刍生活的深度。要想有深度，必须找准切入生活的角度，端木赐《身体里的声音》是一次“全神叙述”的示范，作者显然对周遭的事物是敏感的，更不要说更敏感一些的中学时代了，作者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感到“里面的纸页白皙得惊人，像极了姑娘敏感透明的身子。”纸张和身子是没有关系的，偏偏有了关系，何耶？全是因为作者感觉充沛。女孩的月经初潮是属于女孩的秘密，男孩的第一次遗精也是属于男孩的秘密，只不过男孩子写得少些，女孩子写得多一些。世界是美的，也是丑的，仅仅写到美是不足的，写到了丑，认知到了丑，才是一种深刻，“这个世界或许本没有美可言。美，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因为散文的文本是“全神叙述”，所以，散文文本的叙述轨迹就显得“爆炸”，以“我”为中心，爆炸开来。“我”对中学时代的回忆，对大学时代的回忆，对穿上貂皮大衣的感觉，对于鲜血的感觉，对酒精和酗酒的感觉……作者还写到了欲望，“轰隆——轰隆——这就是欲望碰撞的声音。人的身体，是自然的存在，欲望就是身体本源的呐喊。”欲望是美好的，欲望也是丑恶的，放任欲望的人是鬼，控制欲望的人是神，读到这里，这篇散文的价值就站起来了。
　　梅子的《阅读或者经历杜拉斯》谈的是阅读印象，但是，因为有“我”的参与，就形成了新的实验文本。在这个文本里，杜拉斯不过是一个引子，展示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情怀（比如对于自信的感觉），因为作者在精神上是和这位法国的天才作家流畅地沟通，“我将接受她的一些观点，那是她在写作上为后来者开辟的道路，总有人会走到那些路上来，并走下去。”有了杜拉斯，作者醒悟到自己的生活多么地失败，“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全浪费在不愿意的事情上，看到某些人为自己小小的成功得意的嘴脸是多么可笑。”作者领悟到了杜拉斯的风采，比如在进行小说写作时候拒绝故事完整，写作时候的不假思索，“在细节和若隐若现的情节中，不时出现的思想”，对生活的素材，十分节省，“如果生活真实存在过，没必要逃避，如果打算将它们写出来，更没必要逃避，让它就在那里吧。”作者写杜拉斯时，也拉出了台湾的三毛做陪衬，一个是可以迷倒中年妇女，一个可以迷倒青春期少女，哪个分量更重一些呢？作者写自我情怀的时候，还是借助叙述杜拉斯，写杜拉斯的顽皮，写杜拉斯“无头无尾的语言和故事”，写扬对杜拉斯刻骨铭心的爱“只为写作而生的杜拉斯，只为杜拉斯而生的扬，在人类写作的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你怎么理解呢？”对于爱的道德问题，作者也是有自己的思考，“爱就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我们人类给爱附加了太多世俗的标准，我们叫它道德。”如此激情地叙述和反省，令人迷倒的文字。
　　Jian的《女路-----“以花喻人”及对女人身份意识的反思》是一篇女性主义的特殊叙述。先是叙述了男性和女性的差别，然后再叙述差别的荒诞性。一言道出了当下国内文学的缺陷，“国内的作品中总感觉到有太多的“硬壳”存在：跟风、一味追求华丽辞藻以及功利思想。”其实，这样的弊端在男性作家那里也大量存在。Jian很详尽地写了当下中国妇女处境之尴尬，“浸入我们大脑中的女性意识其成分实在是过于复杂：既有封建时代男性强迫式的三从四德观念，又有新中国后男性愚弄式的“半边天”理论、既有中国女性叛逆式的五四新女性思想、又有西方式的舶来品‘女权主义’。”Jian对封建统治下的三纲五常的女性是否定的，也否定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那种“妇女也顶半边天”的强势女性，呼唤“女人本性中的情绪化、敏感、细腻、简单、朴实等特质尽可能地收敛起来”，用日本社会女性美作为参照，更加衬托出了中国女性文学的苍白。真的，像杜拉斯这样的优秀女作家，在中国的土壤里是无法生存的。
　　新散文的叙述人称是多变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第一人称（大部分采取第一人称），也有采取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如樊健军《身体的暗夜》即是采取了第三人称的写作，采取欣赏的态度写了“她”，概述了她的命运，年轻，结婚，到广州打工，得病……当然,作者能够体会到她的痛苦，“我敢断定，她的体内有一只蚕，将那个肉袋子当成了一片桑叶。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啃食，一天一天，它在消耗她的身体。”闫语的《疼痛之年》也是第三人称写作，写了一位六十岁老人的苍凉……人是无法抗拒衰老的，作家也是这样，海明威为了这个，用猎枪对着自己的嘴巴开了枪，勇敢地结束了一切。对作者笔下的这位老人来说，无论年轻的时候怎样地辉煌，受人尊重，毕竟到了老期，无可避免地痛苦地活着（另一位朋友石头凌也写了老人的凄凉）。巴金老人到了暮年的时候，也是用药水维系生命，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折磨？石凌的《母亲》也是第三人称写作，作者的写作没有站在离主人公远的地方来观察这位母亲，离的很近，近到了骨血里（这位母亲就是作者的外婆），因此才有了这样的文字，“看牛若有所思的反刍，听草料涌进牛嘴里时的沙沙声、抡起尾巴赶蚊子啪啪声、打响鼻的声音，她就能酣然入睡”。“每天睡觉前，她就把自己的小布鞋搁在上面，然后，一边揉搓畸形的小脚，一边向牛唠叨。”老年的孤独，令人心痛。窦宪君《扑过来即变成花香》也是第三人称，不过，她是结合第一人称写的，有“我”，也有“她”，只是站台前的一个镜头，一段观察，就把母爱表达得这样深透，令人感动。
　　新散文观察的许多写者注重个人经验，更注重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入手，通过叙述自己的遇到的真实生活场景来凸显心灵的律动，从这个角度说，这样的散文还具备了“手记”的特征。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常生活并不等于庸常生活，比如喝茶属于日常生活，但是闲暇中，一人独坐，把茶细品，把那往日飞驰的思绪一把拉了回来，人在瞬间宁静了，就有文化了，这就是说，有文化的日常生活进入散文会提升散文的层次和可读性，如冯六一的《轻》，写了门诊大厅的一个男孩，一个上大二的贫寒的男孩，一个生病的男孩，一个心理也同时生病的男孩，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能救他呢？如何增加散文的叙述性，是很多新散文作家所努力的，但是，散文的议论性依然是很多传统作家所关注的，而且不乏精品，比如杨文丰的《向日葵寓言——自然笔记》从整体上是反讽的，但是文本的本身引文据典地增加了议论性，从周知堂到晋人陆机，再到宋人姚孝锡，再到《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再到印象派大画师梵•高画过系列《向日葵》。再到著名科学家查理•尼科尔，再到翻译家冯亦代，一篇散文里，三分之二被别人的智慧征用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样，依然没有淹没作者的智慧，“向日葵在“文革”中的经历。这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呢？这是空前扭曲而又空前红极、藐视人间而又“雄视千古”的经历。是时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霎时，就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造葵”运动新高潮。”
　　我们平时会经历报纸上的生活，新闻报道的生活，理念里的生活等，而朋友们警惕这一切，孜孜不倦地做事为文，还原“真实的生活”，写日常生活则可以比较还原真实生活。写日常生活也有一个瓶颈，即是如何把生活画面化为审美经验，散文家周作人是善于做这个“融化”的，善于将生命主体的细微感触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琐碎体验里,他的散文里分逸出独特的生活美学思想，如“淡”、“苦”、“趣”等的美学特征。周作人的散文中涉及到的日常生活审美的内容：如美食、茶酒、花草虫鱼等,虽然这些内容不乏士大夫气息，但确实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延伸,同时又是那个特定的民国时期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新散文观察的许多写者都善于做这个“融化”工作的。端木赐的《时光之冷》写了个人总是受伤的心绪，不仅个人痛，家里的亲人也忍受着病痛，也写了姥爷和姥姥的对立……家庭不见得是圆满的象征，在作者这里勇敢地表达了出来。在这篇本来该热的文字里，读到了冷，冷的那么真实，冷得那么不让人相信，却是真实的。作者的大家庭是难言甚至难堪的，小家庭却是圆满的，圆满的小家庭就混合在不太圆满的大家庭里。“有人说，这样的文字应该放在很远的将来去书写。当你可以更替生命的角色，去理解他们的时候，或者，看见了死亡和结局的时候。但是，这个世界或许从来都没有结局。”这篇长散文是写家事的，倾诉的是日子艰难，应该说，也是写每个人经历的事情，因为“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存刚的《窗外的灯盏路》叙述视角变化很大，刚开始是“我”对环境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阐释“我”和环境的关系，接着是介绍性的叙述，叙述了派出所和妇幼保健院居然在一起办公，为下面的叙述埋下了引线，接着是矛盾冲突，并且警察也被牵扯进来了，闹哄哄的场面被清晰地刻画了下来，矛盾的解读留给读者想象。非常注重“在场感”，所谓“在场感”指的是笔下事物的冷静呈现，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还原，既非事物的简单罗列，更不是主体感觉、判断、情绪的覆盖。生活在现场，“我”在现场一直是存刚的散文特点，从医院走向社会，依然如此。他的《东城街记》语言和描写很有雕塑性，即使是小说家描写起来也不过如此。政府招待所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成长的符号。对矿工描写的很细致，比小说还细致，《老N和东风食堂》是一幅生活写实画，带着生活现场的泥土味道。不拔高，不做作，这是存刚散文的优势，也是其他作家学不来的。
　　新散文观察的好散文太多，克楠的精力有限，先解读到这里吧，在散文里进行有效的叙述，远离虚幻的抒情，是当代散文无法回避的宿命，期待朋友们叙述得越来越好。
　　                                                                    2015年4月11日于西山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