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京的那点事儿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43 编辑 <br /><br /> 　　 我和北京的那点事儿
　　六郎庄的房东
　　
　　十五年前的六郎庄，朴实无华。到处都是简陋的四合院，里面蹲着一个胖乎乎的大妈或一位精瘦的大爷，他们依靠房客的租金来安度晚年。用他们的话说，不稀罕儿女给的那点儿钱，别管咱要就得了。这些房东大爷大妈们对人热情，却也会精打细算，有时心情不好差一个子儿都不行；赶上老人乐呵了少个十块八块也正常。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房东大妈。
　　中关村的打工族有差不多一半人都住在六郎庄。我刚开始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当送货员。现在已记不清那时搬了几次家，换了几个房东。只记得这位大妈对我特别好。先，我以为她就是这副热心肠，后来事实说明并非如此。
　　我每天八点上班，早餐都是大妈给送过来。有时是豆浆油条，有时送来稀饭和馅饼；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晚饭有时也给端过来。这样持续有十多天。有一天晚上，大妈让我到她屋里坐坐。我就去了。屋里有大妈的女儿，一人在那里听歌。记得很清楚，是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妈让我坐下，她却走开了。留下我跟她女儿，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傻傻地听歌儿。我那会儿也没想别的，被林志炫底气十足的声音吸引了，还觉得她家音响效果挺好的。听完《你的样子》，我忘记当时是怎样离开的，只觉得歌儿听得意犹未尽。
　　房东的女儿，跟我年龄相仿，还在读高中。这都是她母亲告诉我的。我那时已经十八九岁了，却木讷得什么都不懂。现在想想或许房东并不是那个意思，也或许只是看我人老实，介绍给他女儿做普通朋友，好有个伴儿。后来的事情，我就越来越搞不懂了。房东大妈不再给我送吃的，面孔一改往日的和蔼，凶巴个脸再也不对我那么亲近了。待遇从天堂到地狱，转换得太突然，我一时难以接受。住了一阵子，就搬走了。搬家那天老太太还额外地扣我一点钱，我并没有与她争论，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
　　海淀图书城
　　
　　海淀图书城在中关村内，是我下班后的天堂。
　　整天早九晚五的打工，上班。没有目标也没有希望。那时的阅读就像建筑工地上的玩笑话，能激活人一时的生存激情和乐趣。说句实话当时根本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也没有抱着明确的目的去看书。
　　国林风图书馆是书城最大的一家书店。设在地下，靠北的角落设一片咖啡座，消费的人可以免费看书。书店内弥漫着轻快的音乐，给人提供了良好的阅读环境。我经常去那里看书，不去咖啡座，兜里可怜的几张票子不允许我体面地坐在那个十分享受的角落。就站在过道里看。过道里有好多双手捧书的男男女女。有的站累了，就盘腿坐在地上。没多会儿，管理员就跑过来板着脸用很礼貌的语气说，先生（小姐）：您不能坐在地上。我也被提醒过，实在站得累了，还是会偷偷地在地上坐一会儿。
　　这家书店，经常有作家签名售书。我见过一些作家，认识的和一些不认识的。书店每个月有一次作家讲座，与读者分享写作心得。所以，在当时还是很有名气的。可惜我当时没有练习写字，错过了难得的取经机会。买过一本赵忠祥先生签名的写关于童年的书，后来送给了小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那里读完的。读过曹文轩先生的《根鸟》。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名，再也记不起来了。蹭书看的心情，多少与偷东西有点相似。总觉得管理员的眼睛盯着自己的方向。最后看完书离开经过收银台时，尽量装出一副下次再买的样子。书店快要打烊的时候，音乐就换成萨克斯曲《回家》。我们恋恋不舍地在管理员的催促下离开，在心里做个记号，下次翻开书就能知道看到了第几页。
　　北大门前的网吧
　　
　　听一同事说，北大门前的那家网吧早七点至八点免费上网。那时我还不太懂上网，听说不要钱的，就起个大早。到了一看，网吧的标识牌上还真的写明了可以白白上网一个小时。心里乐得也不知道是捡了多大的便宜。网吧里面真不小，容纳一百多台电脑。每台机子前都坐上了吃免费“网餐”的人，看来我还是来晚了。正准备离去，见有个人关机起身要走，我就在一旁等他离开。
　　软绵绵的靠背椅刚好将我卡在电脑与椅子中间，环顾了一下四周，大家都戴着统一颜色的耳麦，很安静。墙壁上显赫地警示：抽烟罚款10元。网管大概有四五个，个个一脸严肃。这些上网的人，男孩儿居多，穿着休闲，脸上还保留着未褪完的稚气，看样子应该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还有一些衣衫不整，头发混乱的年轻人，眼神恍惚，有些疲惫地摸着键盘鼠标，时而打着哈欠。这些同我一样的——这个城市清晨的梦游者。我们瞳孔深处藏着同样的孤独，我们无所归依的流浪，我们选择在这个无眠的早上释放已经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紧张；我们没缘没分地走到一起，只是为了一顿不要钱的网餐，仅此而已。室内光线朦胧，显示屏如同暗夜的灯光一样刺眼，花花绿绿的映射出各种游戏画面，文字，电影镜头……我用鼠标这里点点，那里点点。一下子弹出一张穿比基尼的大美女，心里一慌赶忙关网页，可是刚关掉一个又跳出另一幅性感模特。一时间乱了手脚。这时网管立马走过来，喝令我关掉那个网页，吓得我连主机都关了。最后狼狈地从网吧逃离出来，还没等痛快地舒上一口气，就又卷进都市的茫茫人海之中。
　　颐和园的看门老人
　　六郎庄紧挨着颐和园的东门。我每天都可以去颐和园，只需办一张月票，八块钱。收门票和办月票的是两位老人，两老一对半天儿，守着颐和园的日出日落。我每天养成跑步的习惯，早晚都去（雨天除外）。时间久了就与两位大爷不再陌生。“大爷早”“小伙子来得挺早嗨”。一听，就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老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上身开襟短袍子，下身一件灯笼裤，脚踏一双老布鞋。看门房前经常挂着一副鸟笼，一只像鹦鹉模样的小鸟在里面寂寞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从没听见这鸟学人说话和唱歌，或许是一只哑鸟。没什么事儿老人就提着那只鸟在门口缓缓地踱步，神情安然自得。其中一位大爷喜欢打太极，一看那姿势就不是特别专业，他抬拳踢腿的动作像笨媳妇用钝剪刀裁布一样，用心用力却难以施展得利索。我觉得好笑，后来看习惯了，感觉老人打得还是有模有样的。有时大爷一边打太极一边跟我招呼“锻炼身体好啊，小伙子”，一股快乐的气息在我们之间传递着，弥漫着……两位老人的身影与夕阳下的颐和园形成一幅自然唯美的画卷，暖意融融。
　　许多年过去了，颐和园的风景就像老照片一样在我脑海里泛黄。在这幅温馨的画卷里有过两位可亲的老人，他们用亲和的微笑感染着我这样陌生的异乡人，那种温暖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中和成长的轨迹里。
　　那个阿姨是天使
　　
　　那天，在同事家吃鱼。一不小心卡了一根鱼刺在喉咙。同事赶紧拿来馒头，让我顺下去。吃了三四个大馒头，还是觉得喉咙有刺。怎么办呢，同事的男朋友拿来一瓶白酒，我喝了几口，觉得肚子热乎乎的，舒服一些，以为鱼刺下去了。过一会儿，又觉得嗓子那儿堵得难受。她俩都没招了，只好陪我去西苑医院。
　　那天是星期日，刚好那位大夫中午休息，护士姐姐就拨通了她的私人电话。不到十分钟，一位面目和善的阿姨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不说二话，立马就带我进了手术室。在手术灯下，她拿着铁片压住我的舌头，让我“a”，我刚“a”两声，鱼刺就被她拔了出来。一根像鱼钩一样的刺被医生夹放在盘子里。医生阿姨一边洗手一边亲切地跟我说，没挂号就不挂了，不用交费，回去吧孩子。当时我的心一暖，连声说谢谢。
　　在北京，我遇到过好多热心人。他们的名字和给过的温暖虽不能一一记起，但今生今世都无法忘记。当身边的人对我说遇到坏人多时，感到世界不够美好。我就会跟他讲我在外面遇到的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也常讲那次拔鱼刺的故事。
　　那一年，那位美丽的阿姨温暖的不只是一个打工仔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