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晦暗的少年时光

                                                              一段晦暗的少年时光

                                                                       张复林

      冬日向晚的风，吹刮着渡口搭建在枫杨树下的简陋候客亭，头顶灰蒙蒙的油膜毡不时发出“噗噗噗”的声响，船走人去的渡口，仅剩着几只不惧严寒的野鸭在远处的水面游弋。逐渐隐没的远山，河对岸秋收后荒凉的旷野，无边的暮色里，孤独夹杂着某种感伤扑面而来。
      这是常常出现在我少年时代的感伤画面，感伤几乎占据了我少年的全部时光。
      十一岁，我升入了初中。那年九月，沿着家门前的河流，我离开了村庄，独自来到镇上。镇是两河交汇商业兴盛的小镇，镇口乃是一个兼作码头的规模颇大的渡口。渡口一片渺茫的水面，集聚了不少大的趸船，还有不时驶进驶出专属物资部门的货船，许多货物在渡口装载起运，显得热闹而繁忙。货船不载客，偶尔搭乘本系统的职工和家属，外人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有时候看着货船远去，心里空空落落的，像被带走了什么。是某种初起的少年情怀，还是少年对远方世界的朦胧期待。
      镇里吸引我的除了人来人往的渡口，镇上的电影院是我尤为向往的地方。高墙大院的电影院，足有三层楼房那么高，算得那时全公社第一庞然大物。每逢放电影，正对青石板街的大门口会早早聚集一批油头粉面的闲人，卖瓜子香烟的老头老太也常在窄窄的街面摆开摊点，做些瓜子香烟之类的小生意，电影院一带俨然集镇最为繁华的中心地段。街对面是一长溜木板门面的供销社，门面上方“搞活经济，保障供给”的宣传标语已经淡色，兼售笔墨纸砚的图书专柜前，整日忙碌着一位个子高挑的年轻女售货员。闲人们喜欢靠着供销社的玻璃门窗，嘴里叼着烟，踮起一只脚，目光不时瞟向女售货员，要么嬉皮笑脸的和进出门店的大姑娘女人们搭讪。在姑娘们羞红了脸低头匆匆奔跑出去和女人们一片开怀的大声笑骂中，闲人们纷纷“卜”的一声，得意地将烟屁股吐过街对面。与供销社一墙之隔的是白墙的兽医站，站里有位面目清秀、举止文雅的年轻兽医，工作似乎并不太忙，常年坐在兽医站的工作台内，很少走出柜台一步，街上的热闹似乎只是别人的热闹，与他毫不相干。并不惹人注目的兽医，第一眼看到他的形象，我就被吸引了，也许因了那时我刚迷上绣像本小说《水浒》的缘故，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兽医，立马让我想到了白衣秀士的称号。兽医是外乡人，顶替父亲到这里工作，在镇上少有亲戚朋友。谁也没料到，不声不响的兽医，偏偏就捕获了女孩子的芳心，且是大家一致公认的那位镇上最漂亮的女售货员。兽医的美好爱情，深深刺痛着街上的那一拨闲人，好几回，闲人们把兽医堵在下班路上，辱骂，殴打，逼迫兽医离开那个女售货员。不久，兽医调走了，女售货员也跟着兽医走了，不是回了他的家乡，而是去了河流上游一个山里的乡镇，那是另一个更远的异乡。据说是搭乘物资部门的货船离开的。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兽医，但每回去镇上，经过兽医站时，我都忍不住拿眼睛使劲往兽医站的柜台里张望，期待我心中的白衣秀士依然端坐在他的工作椅上。失望的我有时会推测，兽医的成功，是得力于他完全不同于镇上闲人的独特气质，还是白衣秀士借助了近在咫尺的电影院的掩护，暗中使了某一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招数，激发了女售货员内里本就潜藏着的某种渴望异性亲近的青春情愫呢。可一想到他的离开，我不禁难过起来，他是被迫离开的，我甚至担心，在那个遥远的山里，白衣秀士和他的心上人过得好吗。多年之后，每想起电影院，首先出现在我脑海的就是那位白衣秀士般的兽医，而女售货员却并无多少印象。兽医应算得出现于我少年时代的另类形象，抑或大众脸谱中叫人格外见怜的小人物吧。
      看电影时，持票进场的后生仔故意鬼叫鬼叫的，挤眉弄眼，吹着暧昧的口哨，招惹身旁的女孩，有身手不凡的，一连跃过数张矮凳，惹得一阵阵的惊呼。感觉他们根本不是去看电影的，而是借着看电影的幌子，接近甚或讨好各色女孩。那时远未完全开放，闭塞的乡村，乡下人的思维多停留在传统与保守的桎梏之中，即便有公路和水路连通的集镇，也仅是被动接受外面信息的中转之地。然而，传统与保守并不能隔绝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爱情的魔力谁也无可阻挡。对于乡村而言，相对封闭的镇上电影院自然被年轻人看作浪漫的摇篮和爱情的庇护所。我甚至这样想象过，兽医和女售货员最初的浪漫，除了黄昏无人的渡口，河对岸夏日足以掩人身形的绿色浩荡的苞米地，更多的一定是发生在深夜的电影院里的。电影放映时，彼此心仪的异性会偷偷把手牵在一起，甚至趁着银幕上夜晚的镜头拥抱亲吻。谁和谁对上了，很快就在镇上传播开来。有个女孩和一个大她三岁的男孩好上了，消息传到父母耳中，父母坚决反对，女孩被关在家里不允许出门。趁着上学，男孩把女孩约去了电影院。父母找到电影院，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揍了男孩一顿。当夜女孩离家出走，彻夜未归。过了好几天，才发现女孩的尸体浮起在渡口下游好远的水岸边。这是我所知道的，跟电影院有关的最悲伤的爱情。
      夏天，电影院里几把巨大吊扇，同时旋转起来，发出呼呼的声响，我总是担心，那大刀似的锋锐叶片，有一天会掉落下来。因为这点，哪怕银幕上放映的是《战上海》、《渡江侦察记》那样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片，我也总惦着头顶飞快旋转的叶片。大吊扇，已然成为我走进电影院，怎么也抹不去的巨大阴影。而对于街上的单身青年男女，大吊扇却为他们带来了习习凉风，成为他们爱情的催化剂。
      《羊城暗哨》是我在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学校发的包场票。我至今还记得，黑白的画面，几盏昏黄的路灯照着，街面上传来几声恶狗的狂吠，一伙面目不清的人聚在一堆密谋，随后像隐身人一样散去，一支带枪的队伍迅速展开全城搜索，紧张的气氛中，有着一头时髦卷发的漂亮女特务，优雅地吐着烟圈出现了，那完全与众不同的气质我瞬间被镇住，全然不像革命队伍里不男不女的女同志，更别说乡下邋邋遢遢的女人。那应该是美貌在我脑海刻下的第一印象吧，一个乡村的孩子就这样拥有了肤浅的审美标准。《红楼梦》也是那时看的，片子很抢手，附近公社都排好了日程等着放映。我们公社一连放了两天三夜，我是白天看的，上午九点排队进场看到下午三四点样子，人山人海，长长的进场队伍差不多排到了渡口。印象中，文白相间的对话，慢节奏的剧情，冗长的唱腔，描眉画眼、柔若无骨的贾宝玉，混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姐丫鬟中间，矫情的表演，老不喜欢了，偏不能出电影院半步，完全被囚禁在座位上，因为带队老师在场，谁也不敢在电影院里乱跑，只好时不时借着撒尿的机会溜厕所透透气。那次，真算得电影对少年的我一次漫长的折磨。现在想来，可笑中多少夹杂着一点心酸，乡村的孩子长那么大了，没有谁告诉过他们，怎样欣赏电影艺术，即便《红楼梦》那样的经典电影。许是因了影片的原因，我对小说《红楼梦》也一直抱了幼稚的抵触心理，直到日后升入大学才第一次认真捧读它。就是在这样的懵懂无知中，孩子们逐渐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知与辨识，不可否认，电影院是乡村孩子最早接受艺术启蒙的地方。
      少年，正是花开梦中的年龄。有个同学，姓陈，爱做梦，和我同桌，共睡一个大通铺，我们都叫他“圆梦先生”。每天早上醒来，陈同学就迫不及待要室友分享梦中情景。见我们无动于衷，只得摇摇头，失望地转过身去，嘴里却不住说着“真好！真好！”独自陶醉在那梦境中。不知是否夜间做梦消耗了精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圆梦先生”课间总是无精打采，一幅永远睡不醒的样子，老师提问没有一次能答上来的，先是被体罚站在自己座位上，次数多了，老师气得生烟，揪着耳朵把他扔出了教室，一边辱骂他烂禾秆、稀泥巴，什么丑话都骂出来了。中午，“圆梦先生”没有吃饭，我把饭送到他手上，动了半筷子就放下了。他难过，我却不知道怎么安慰，只是干陪着。下午他还是进了教室，那个周末放礼拜假后，他再没返校，班主任去家访，他父母打他，但终究还是退学了。我身边的座位一直空着，大家都不愿坐他的位子，仿佛怕沾染什么晦气，他离开了也没谁关注他的消息。有段时间我时常想起他，想起他跟我描述梦中情景的生动神态，那样子就像真的发生过，时间长了，我也渐渐把他淡忘了。初中毕业暑假同学相聚时，才听说“圆梦先生”第二年发脑病死了，是脑子里长了毒瘤，而且是先天的，“圆梦先生”的嗜睡与他的脑瘤有关。我忽然好想知道，那位把他扔出教室的老师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要是谁告诉了他，老师会怎么想呢。还有他的父母，如果早知道这种病情，是否会换一种方式来疼爱自己的孩子呢。一个爱做梦的少年，一个怀揣梦想上路的孩子，阳光刚照进他的梦想，他的人生却早早中断了。现在想来，我常为自己那时和同学一起嘲笑他“圆梦先生”而羞愧。不知道在另一个世间，陈同学是否还常做梦，是否有人跟他分享梦中的动人情景，那里的阳光是否不遗漏任何一个孩子。
      十四岁那年秋天，渡口枫杨树尚未飘黄的第一个秋日，一个少年，怀里装着一张高中录取通知书，站在镇上学校平整的大操场上发呆。石砌的教学楼，黄土的木架子篮球场，架在二楼窗口的大喇叭，种植了各色花卉的小植物园，我不知道是否还会踏进这里一步。操场前，是一排挺直的高大白杨树，宽大的叶片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三年间，天刚蒙蒙亮的清晨，我和同学常在树下早读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不远处的渡口，悄悄刮来第一丝微凉的河风，带着深深的眷恋与淡淡的忧伤，我背起背包，落寞地离开了镇上，来到河流下游的县城。
      河流环绕的县城，这里宽阔的街道、林立的店铺、穿梭的车辆、南来北往的人群……我开始惊讶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地方。城里气派的学府楼院，前朝遗留的古旧书院会馆，城郊气势恢宏的庙宇、宝塔，还有大诗人黄庭坚于县城对岸临河的危崖上留下的众多石刻与碑文，则让我于河流氤氲的水雾间，呼吸到另一重不同寻常的气息。
      危崖称作南山崖，乃是壁立河岸的一处风景绝佳之处，有江南第一崖之称。原本平缓的河流，一个急弯拐进南山崖，突然变得浪急潭深，先前，船行至此多有翻覆，传言为水底怪物兴风作浪。为震慑怪物，保一方百姓平安，乡贤黄庭坚挥动如椽巨笔，在临崖峭壁上，手书了一个巨大的“佛”字，从此风平浪静。至今“佛”字保留完好，仍赫然醒目，成为一河两岸的后人对客死他乡的先贤最好的追慕与怀念。周末，我常和同学结伴去南山崖游玩，或在千年老藤和参天古木掩覆的曲径间悠游，或憋着一口气，争先恐后冲上山巅的冠云亭，释放少年过剩的精力。有时，闲坐半山腰，吹着习习凉风，静听危崖下阵阵涛声，远方江面迷蒙的水雾，渐渐远去的点点帆影，会带给我无限的惆怅。
      县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无处不在的历史文化气息，让我这个饥渴的乡间少年流连忘返，可它现实的黑色和血腥却以更强烈的冲击震撼着我，让我无法抵御，在我记忆的底色上，县城永远涂抹着初夏低沉的暮云和落叶惨淡的秋阳，伴随着一路警车尖锐的呼啸。
      每年五六月或秋深时节，政法机关总会公审公判一批犯人。记忆中，公审那天，要么天阴阴的，要么阳光惨白惨白，在街道上密集的梧桐树的遮挡之下，整个县城仿佛都淹没在浓郁的阴影里。早已从布告上获知消息的全城居民，大小老少会过节样奔走相告，随着街道上一阵警车的尖啸，纷纷涌向县城中心电影院的宣判现场。宣判结束，犯人被粗暴地推搡着，押上军绿色的解放牌汽车游街。车头贴着“刑车”字样的车队，按“1”、“2”、“3”、“4”、“5”编号，鱼贯开出电影院前的中心广场。犯人的脖颈一律吊着纸牌，写了各人名姓和罪名，以流氓犯和盗窃犯居多。车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大幅标语格外醒目，众人一路紧跟在车队后面，街上市民不断加入进来，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开道的警车则以它的强力尖啸撕裂着整个县城。游街结束，威武的武警战士和一身雪白制服的公安人员，共同押解着首恶分子前往早已选定的刑场，有时是芭茅草茂盛的河滩，有时则为某处道路不通的山谷。从电影院到远郊的刑场，许多人依然紧追不舍。这样的事件，一年总会有三两回，一段时间，大大增添了街头巷尾市民们的谈资，至于因流氓罪和盗窃罪而被剥夺生命是否量刑得当，政府是否应给予犯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犯人是否仍有权利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怕是从没有人去认真关心和追究的。那个时候，我也曾充当着热闹场面的一份子，面对这样的场面，成年人是什么感受，我不清楚，我的感觉除了好玩兴奋，就是恐惧，我尤其畏惧对视死刑犯的目光。有一回，一次枪毙三个刚成年的死刑犯，入刑的理由是犯了流氓罪，三人被定性为流氓团伙。刑场上，三张娃娃脸上皆长满了活泼的青春痘，多像刚开放的花朵，三个孩子睁着清澈而明亮的眼眸，目光里透着的满是求生的本能渴望。我的后背一阵阵发凉，赶紧拔脚奔逃。那次枪毙事件轰动了整个县城。众人议论纷纷，太可惜了，三个走出校门不久的孩子，也不过是对异性充满了好奇，把一个放晚自习的女学生拦在僻静无人的巷口，女孩拼死不从，因此遭了祸害。一下子失去四个花季中的孩子，那段时间，小县城沉浸在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中。
      夜间躺在学校集体宿舍，我整晚睡不着，老是想着那三个被执行的男孩。那么小的孩子谁不犯错呢。三个孩子以这样一种丢脸的方式告别人世，会给各自的父母带去怎样的羞辱，甚至整个家族因此蒙羞，那时的我并没想得那么深。只是想那三个孩子走了，养他们的父母会多么悲伤。想着想着，泪水禁不住就下来了，我把头转向窗外，窗外是县城漆黑的夜，黑得那样深，没有边际。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县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犯人，有的竟然是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没有谁告诉我答案，我不敢和同学探讨，怕他们取笑，说我善恶不分；也不敢请教老师，担心老师责备我同情坏人。我自己也犯傻，我一向被教育做个听话的好孩子，看来是我的思想偏离了轨道，要么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因为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上课走路老是走神，人恍恍惚惚的，同学老师都以为我患病了，要我赶紧去看医生。那次以后，枪毙犯人的场面我再也不敢去看了，再也不敢面对生命的被剥夺与遽然离去。
      这应算得，美好县城留给我的最为遗憾的记忆吧。然美好也罢，遗憾也罢，它们连同那位被迫离开镇上的兽医、梦中不时萦绕的晦暗的电影院，以及我的那位至今仍常怀念的陈同学一道，都深深烙进了我少年的生命，成为我懵懂青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