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镜像

      一些距离生活很近的事物，有如将真相隐藏起来的雾霾，清晰而又不可捉摸。
      安装监控时，正值车间交接班高峰。安装工忙着布点、串线时，我趴在办公楼玻璃窗前观看，有些偷窥味道。按我的猜测，这件事虽然并不新鲜，但以公司目前走下坡路的状况，必然会引来围观，并有一定反响。果然，有几位下班了的员工，不急着走出厂区，跟前撵后地随着安装工，好奇度超出常态。有人说：“唉，安上这破玩艺儿，今后别想提前下班了。”还听见有人发牢骚：“还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贼娃子照偷！”此前，溜号时常发生，而盗窃，更令领导们伤透了脑筋。
      南厂区的库房，是一个不大的小院，最初用于员工宿舍，一律平房，土木结构。后来，独立的宿舍区建成后，员工全部撤了出去，临时用作库房。平房久不修葺，逐渐坍塌后，只剩下了围墙，现在看来，它只能算是个堆场，存放一些铬铁铸件什么的。围墙上常有人爬过的痕迹，那些物品，一夜之间会丢掉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库房里的水泥，也会被人从围墙上转运出去。为此，曾经在围墙内安装了断路报警器，很多次，当报警声穿透值班室时，窃贼早已逃之夭夭。更令大家扼腕的是，一九九七年秋季某日，盗窃者闯过厂区大门、楼房大门、财务室铁门、保险间防盗门，将财务室的保险柜抬走。报案后，在附近一麦场找到了丢失的保险柜。柜子已经撬坏，侧面钢皮开着的一条大口子，极像咧嘴嘲笑大家。由此，公司的许多部门、人员都被株连。时至今日，案件是否侦破，我不知道，而那摁有红色指印的笔录，估计还躺在公安部门的某个卷宗里。
      领导们下定决心：形势所迫，安装监控。
      监控主机和显示器安装在文档室，在办公室隔壁，领导吩咐过，这个东西由我代管。本应由保卫科管理的东西，交给了我，多了份额外工作，心里有些不太舒服。有同事说，就当多个看电视直播的机会嘛！内心又坦然了许多。最初两三天里，不光我瞅着显示器看，还有几位闲瑕无事的同事，几乎留恋得不愿离开。不出半步，厂区主要地方的车辆、人员、树木、厂房、垃圾，能看到的都尽收眼底。当有人回头突然看到监控摄像头对头他，表现出惊诧和紧张地神情时，我那几个同事，兴奋得像看到了一出马戏。近半月里，也有车间的员工前来观看，他们对显示出的图像，表现出些许不屑和冷漠，平时爱发牢骚的人，一语不发，扭头就走。我揣测，他们觉得：所谓监控，不过如此！
      还好，监控很快淡出了大家的视线。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再没有谁能提及它，说明它不仅淡出了大家的视线，也淡出了大家的记忆。偶尔，我真担心它成为奢侈的摆设。有时，在文印室打印材料时，看见搁置在墙角的监控，又悄然想，它什么时候能证明一次自己的作用呢？
      某天早晨八时，正是交接班时分，在开水房打完水往回走时，与他人撞了个满怀，幸亏没有摔碎暖壶。一看，是在包装车间发货的小杨，他个头与我一般，人却长得清俊。平时的他风风火火，一副满怀喜事的样子，今天却是个例外，他脸上布着不快，下眼睑有些浮肿，肯定没有睡好觉。碰了也就碰了，都没有道歉，互相看一下转身便走。几步后，他突然喊我站住，问：“昨晚你看监控了吗？”没有啊，我天天守着它做什么。他显得有些失望，说：“哪就算了。”我估计有事，问了半天，才知道他昨天傍晚丢了自行车，那可是刚给老婆买的，没有上锁，在宿舍前停了不到十分钟，出来准备回家时不见了。我告诉他，可以查查监控。他充满怀疑的眼睛告诉我：我晚上不在文印室，怎么会看到画面？
      整个厂区，监控视频摄像头布点不多，只有八个，其中一个装在宿舍大门口东侧的高墙上。我带小杨到文印室，点开录像查询板块，设定好时间和路径，开始运行查询。看到门口撑着自行车互相聊天的、打电话的、走到门口随便站一会儿又回去的、穿上工作服上班的同事，就连一只麻雀一闪也被录像时，他发出一声叹息：“能储存啊！”随即高兴了起来，怀中揣满了将失物找回的自信。大门口有人骑车进来，他几乎跳了起来，指着画面嚷：“是我，我！”随后，放慢录像播放速度，查看驶出宿舍区大门的自行车，一个小时段里，竟然没有出现他的那辆。他开始失望了起来，转而又充满侥幸：“会不会是贼把车子偷放到房子里了？”又说：“或许是谁跟我开玩笑哩。”但愿吧！怎么不会呢，同事间这种玩笑经常发生----这意外着我们要放弃查询。正准备结束任务时，画面一闪，一个人影疾速走出大门。后退、锁定、放大，小杨紧张地攥紧拳头：“我的车子！”推走自行车的人，平底白色运动球鞋，朝后扎着一小辫儿。显然 ，她了解摄像头的性能：晚上的画面效果差一点儿。另外，她也很机智，推车出去时，不走大路，而是越过一条排水沟，顺着摄像头下的墙根，几近小跑，走出大门时，将头扭了过去，让人看不清脸面。
      几天后，小杨说，他知道她是谁家的孩子，没有去报案，那个同事，肯定也不会承认这事：“我算是看透他们了”。他的话里充满敌意。而我，为此事愧疚了好久。
      这个监控，除了公司领导们偶尔看看，我再懒得理它。
      两年多时间里，它也显得异常平静。
      去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休息。清晨，手机叫了起来，是主管打来的，要我赶快到公司调监控。匆忙回到公司，已经有警察等着，简单对话知道，车间昨天领出去的钢球，堆在车间外一侧，第二天早晨要填充到球磨机里时，发现几乎全部失去踪影。警察对监控操作轻车熟路，我只是一名旁观者。很快，盗窃者出现在画面。晚上七时，天色还没有暗下去，一辆拖拉机装满东西，从本车间路口驶出，朝右一拐，朝北边而去。北边的路面坡度较大，拖拉机爬坡时显得十分吃力，冒着浓重的黑烟。它的驶向和承重，以及车辆型号，按照公司提供的依据，都显现得格外可疑。
      真相很快大白，整个过程简单、愚蠢。小夜班时，副班长要将钢球转出去卖掉，班长不敢，副班长做通了班长的工作，一起将钢球装入编织袋，在外面借了拖拉机，趁着傍晚大家吃饭少人的时机，把车从正门开进，装上东西后，又将车开到早已封闭不用的北边后门，断开后门大锁和捆扎大门的钢丝绳，把那些钢球变卖给了附近收破烂的。随后，保卫科对他们的问询结果，也令人发笑。车是由副班长开出去的，钢球变卖了多少钱，班长并不知道。班长说，他得到了五百元，副班长得到了七百元。副班长一脸悔恨，说班长得到了七百元，而他自己则留下了一千多元。我们因他们之间互相瞒骗而觉得可笑外，都觉得可惜，那些铬钢球，每吨价值不菲，竟然被他们按废铁处理了！
      作为一起案件，有警察介入，性质不会那么简单。事实清楚后，班长和副班长被治安处罚。公司上下，觉得他们二人的行为实在出乎意料，平时工作表现相当不错的人，咋会做这种事呢？不理解归不理解，但还是作出了停班处理。一周后，他们二位自己写了检讨，内容中还用了“利令智昏”一词。一纸检讨，不能让领导们满意，只是那一脸懊悔神情，足以让人心肠发软。分管治安的领导，要我开间小房子，叫他们去学习制度、反思自省，公司房间不多，就开了会议室。二位按时到，按时回家，翻看制度，书写笔记，诚恳的态度让我过意不去。约莫三四天后，领导们同意二位上岗了。他们的惊喜，溢于言表：“怕被开除了呢！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议论纷纷的事件，终于不再被人提及。或许是二位当事人在本车间碍于面子，或许是不甘心被处罚，据说发了不少牢骚，其中几句，七拐八弯地传到了领导耳朵里：“做整我们弄啥嘛？管理抓得再好，公司还不是要被关停！”
      两件本不相干的事，因为“关”，“盗”似乎成了合理。
      公司关闭的消息，自二○○八年以来，成了公开的秘密，且风声俞来俞紧。一九七○年建厂的老企业，近三十年里，一茬一茬的员工来了，走了，留下的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公司最风光的时候，上面的团队经常视察，过节一般热闹。我于一九九六年从车间调到办公室，那时节，会议室天天召开上级主持的现场会议，擦拭桌椅的抹布，不知用了多少条，就那经验交流和汇报材料，耗费的纸张不可用“张”计数。就像一个人，年轻归年轻，总有衰老的时候。各类正式书面文字里提起“高污染、高能耗”等词语时，视察的团队少了，得到的荣誉少了，受到的表彰少了。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公司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二○一○年底，关闭被正式提到了行政议事日程。看来，关闭成了铁定的事实。本想在公司厮守后半生的我，好长时间里，总觉得轻飘飘的身材，承担不了沉重地头颅。
      二○一二年春节过后，坚固的车间里，没有传来球磨机的声音，也没有看到高大的烟囱，冒出浅蓝色的烟雾。大门外、宿舍里，聚集着要报到上班的员工，门口的值班室里，坐着几位上级模样的人，由经理陪着。按照领导们的旨意，我拟了最后一纸文件，说是文件，其实不过是几百字的通知。大意说，按照上级要求，今年公司关闭，不再生产，请大家自谋职业，同时与公司保持联系，以便兑付安置费用等等。我是将那一纸通知甩在桌上离开办公室的，站在大门外，突然觉得春天的阳光像把刀子，割得人浑身疼痛。没有事可做，我回到了乡下老家。
      记得真切，是三月二十八号，公司领导叫我赶快回来。第二天到办公室，已经有人等我，其中有几位算是上级加朋友关系，看着他们面无表情，心里有些难过，心想：我要失业了，你何必如此不客气呢？！他们要我移交由我保管的证照。拿钥匙打开抽屉，吃了一惊，好端端躺在抽屉里的几枚公章，竟然不翼而飞。知道是他们于前几天拿走后，不敢计较公章用何种方法被取走，心里算是平静了下来。移交出去的清单上，大约有土地使用证、矿山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等。还交待我：“按时上下班，配合一段时间的工作。”要我配合的工作主要是清理人员，盘点后勤资产。一月多时间里，一会儿帮他们翻档案，一会儿带他们去现场查看资产。被支来支去，很有些嫌疑犯的味道。
      数日后，他们拿出的关闭安置方案，要上员工大会讨论，这一项要我配合的工作，我以借口推掉，回到了乡下老家。回来后，看到小楼的走廊里，扔了许多烟蒂、纸片，上到二楼，发现所有的门牌标志被砸碎，摔在地上。楼道正中悬挂的大喷绘，撕毁得七零八落，受了重伤的人一样，在过道风中摇摆。会议室门上，几只狠狠踩踏的脚印，更像情绪激动的人影。这一切说明，讨论大会开展得并不顺利。准备走时，上级进来，说要开门查看监控。开门，不知所以然，按他们提示的时间段回查，我看到前天傍晚时被员工封堵的大门、上级和员工指手划脚地争执、一辆急速驶入的警车。这些大约发生在会后。换个录像区域，再往前回查，是另一幅景象，可能发生在会前。一辆小车驶进，停放在摄像头盲区，几分钟后，我熟悉的同事，在楼道里绕了两下，随后，摄像头方向被捣弄到别处，几分钟后，摄像头又恢复到原位。转换到另一画面，看到同事从楼道出来，开车离开。切换到会议中，又是一位车间员工，空手走进小楼内值班室，十几分钟后，提着个塑料袋，袋子里好像装着叠得整齐的物品。“好了。”上级说。大约他们要查看的就是这些。
      工作配合结束后，无所事事的我，除了在家蒙头大睡，再是上街丢了魂似的晃荡。真没有想到，平时觉得陌生的小城，竟然有那么多人认得我。他们都想从我口中知道些工厂关闭的情况是，但我知之太少，倒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个别员工在上访，甚至有人还张贴了大字报。大家更为关切的是资产处置，据说要几百万元打包一次处理掉----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确切，这段时间，各类无法证实的消息太多。走远了，听见后面有人说：“贼！一帮子贼！”愣了一下，也不想知道他们在说谁。
      七月的一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上级打来的。这次不是配合工作，是要我办理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办理完劳动关系解除手续，顺便按照要求，移交了我手中能够移交的公物，那不过是几把钥匙而已。走出文印室时，突然想看看看监控，这个要求没有被拒绝。坐到那张椅子上，又有了些昔日的从容。我看到，灰色的厂房、黑色的管道这这些没有语言的东西，冰冷得不可靠近；一堆还没有被完全盗窃掉的旧设备间，两只流浪狗大摇大摆走动，说不定，某个铁质管道里，还有一群狗崽；办公楼后的小花园里，平日三叶草和几株兰花绽放得正旺，现在却杂草纵横，一片荒芜，偶尔间晃动一下，有只猫从里面窜出。一丛野棘，拼命疯长，高过了我亲手栽植的三棵柏树；厂区路道边的绿化带和柳树，没有了以前的整齐美观，眼下就像好久没有修剪头发的人，乱得没有生气；办公楼前的墙壁上，失去了勇气的爬山虎，迷失了方向，匍伏在地上。
      精神恍惚，身体绵软，像冬天的积雪，逢到初春的阳光。
      走出公司大门，突然回头：那几只睁着眼睛的摄像头，看去灼灼明亮，却空洞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