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日常（已发）

精神的日常

       
◎黑夜之光

        路遥。星稀。
        拉长的灯影，心事散布。
        摩托党寒冷的马达声穿刺每一个黑夜。他们不睡觉，借用这块干净的黑板，涂鸦自己慌乱的灵魂。我也睡不着，灵魂处于干烧状态，思想的蒸汽令我头脑发热。
        黑夜是不易撕开的。星点儿光骤然亮起，周遭事物便小心翼翼地耸起肩头，开起圆桌会议，可又白又胖的月亮像达利笔下的耶稣还别在夜幕的一角，俯视着那一点微光，现实充满了神谕。借着那点微光，我躺在嘎吱作响的小床上，听风扫过被夜幕经营着的梦境，想象一本书，空白着，此时，我不知道文字去了哪里。当月光普及了黑夜，人间的微光似乎就丧失了理论上的独特性，只能在想象中的事物里回光返照。
        可那本书依然空白着，我躺在嘎吱作响的小床上胡思乱想——其实月光活在卑怯的微光里，无形的文字活在空白页。
        光，捅破了黑夜，谁在御光而行？
        我想起拉图尔先生和他的烛光。我猜想这位画家一定渴望对夜晚的秘密了如指掌，不然，那些光又何以照亮了黑暗之外的一些东西。我不确定那些在夜晚摇曳着昏黄的烛光（或是油灯发出的幽冥的光）对这位画家意味着什么，从观者的角度看，宗教性的追求和对生死的省思是打在作者身上的烙印。只是，拉图尔先生一生都用这种异常强烈的光影关系来作画，我很好奇，在他所处的时代，那个人热衷于在黑夜里拿光说事儿的偏好。这固执与坚守，仿佛是种宿命，有时候，画家是需要某种宿命论的，如同梵高的热烈孤绝，如同萨金特的善良敏感，与政治家或军事家相匹配的阴谋论如出一辙。
        我在拉图尔先生的画室里逡巡，远远地，几组人物的棱角勾勒在烛光边缘，烟雾袅袅，黑夜的面纱被画家轻挑了下来。我一直怀疑他是在地下室作画，但又怀疑他仿佛把星空画在了身边，又或者把画室建在了茫茫宇宙间，否则，我不会对他的作品产生某种天然的敬畏感。对十七世纪的画家而言，光影始终是个着迷的课题，战乱时期的人们在画面里寻找那一丝令人慰藉的圣光，来温暖内心，抵御贫瘠的物质世界，丰满单薄的精神世界。
        拉图尔先生在世时，他的画室烛火通明，与星空同在。令人唏嘘的是，过世后，黑夜之光，无以为继，他很快被世人遗忘。可拉图尔先生只属于夜晚星空的幽微，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之光里，而这点光终究穿越了数个世纪，点亮了现世的眼睛，正如有人所言：“他就像黑暗中的蜡烛，一旦点上了火，就很难不正视他的光芒。”
        这么看来，人是要有点精神奔头的。
        是夜，很柔软，星星很锋利。

   
◎迎来送往

    一本书被看做来路。
    迎接它到来，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平静而充实地送走它，不留遗憾。
    一部电影往往充当了送客。
    它声情并茂，娓娓道来的时刻，慢慢地把那本离群索居的书再邀请出来，释放那些暌违的困惑，令灵魂安息，抑郁释怀，使有缘相见的人在这个契机中走入它的心灵，人书一体时，完成对作者精神的欣赏。抱着这种初衷，通常找不到这样一本书。它们需要人生的倦怠，才慢慢绽放在别处，以期昙花一现的美好——迎来送往，人生的本质就会回到来之前的地方。
    在某个精神倦怠时期，我要对《查令十字街84号》的作者海莲·汉芙以及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店员弗兰克报以敬意，为幽默与真诚，还有日常对文学的严谨与思考的习惯。查令十字街84号那家弹丸书店随潮流而逝，我觉得美好只存在于回忆中。
        在某段兴致盎然期，上午和晚上每逢光临，德方书屋似乎总是闭门谢客，我的热情无处释放。隔壁“阿郎的店”老板悠哉悠哉对我说：“没有，它开着，你的时间不对而已。”
       
◎呓语
        小城抽着烟，一声不吭，农民工一样躲在雾霾里失神，或者，当车流和工厂输液般汩汩注入，它的脑筋彻底累了。我也有两年没怎么说过话，在纸上。冬季凛冽，似乎只适合眨眼。一支冰凉的笔，就像荒寒把阳光透析，所幸，每个冬天都有略微的不同，一些生命随季节消逝，一些事物悄然进驻心底。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存是宇宙性的，它宽容冬天的凋敝，也放纵春天的冥想。
        我始终囿于这个小城，囿于工作与生活砌筑的炉墙，沉寂了很久，要说的话其实也无。近来粗略读了他的《隐身术》，不察内容，单看题目，心底也是略约有了共鸣。共鸣也是一种隐身。我在百里之遥，文字的精神近在咫尺，书籍几本，常置枕边，早晚翻读细品，宛如朝宴夕饮，自给自足。可不可以说，那个写字的人有大慈悲，随类现身？有了这点光亮，灵魂的“麻脸”无处遁隐。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内心事全部袒露给他人，他会不会感到快乐？这个问题自童年起就在思考。内心永不平静，那里总有一些寒冷的噪音，把噪音释放出来，就像一群犯人的示众，枷锁也审判在场每一个围观者。
        近来得出一个感受：人与人在工作中“互相操劳”，灵魂似乎闲着，或者是像帽子一样被摘下来，放在一边；而闲下来，它又顺当地戴了回去。有时，举目四望，发现大家都“脱帽”了，就自己戴着“帽子”很扎眼。时间一长，这顶轻质帽子变得像千斤顶一样沉重。
       
◎缺钙

    某日读到：1876年的一天，尼采恍惚中随手写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式”：“对人应该既不热爱也不憎恨；绝不从事政治；既不要富有也不要贫困；应该避开那些著名人士和权力人物的生活；必须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外选择妻子；应该把抚养自己孩子的事情留给自己的朋友们；绝不接受任何宗教仪式。”
    此时的尼采已经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导师瓦格纳决裂了——没有正式的表态，两个人心知肚明地展开了冷战。
    对他而言，随着基督教神秘剧《帕西法尔》的上映，瓦格纳对宗教的热忱简直就是最沉重的背叛。忧郁的蓝色瞳孔里，那位挚友——与他精神世界完美契合、神交的天才，正在太阳的恭维下腐烂。“忠实于天赋，那种可以控制的、激情的意志”在尼采看来，需要强有力的争取和巩固，以警惕那些温顺、奉承和狂热的宗教情感。读到这里，我有意省略尼采的前半生，姑妄提取这薄薄切片。他朋友稀少，性格内向，甚至缄默寡语，却横空出世——属于令我警醒的那类人。尼采，这个徘徊于狂狷和乡原的思想家，孤独的异数，时时受外界和内心的“遗传病原”折磨着。他对权威的长久怀疑在这一刻随着精神自由的指引，脱缰而去。
    尼采矛盾着，他深爱着瓦格纳，爱他的才华和艺术家的傲人气质，他曾经是如此崇敬这位在音乐、哲学、文学均独树一帜的艺术家。他甚至过于迷信和赞扬过他。而如今眼前的这个人，在尼采看来，他身边围绕了太多的谄媚和高度服从的追随者，已经走向了“艺术的晚霞”。换言之，他丢弃了艺术最本质的精神，糟蹋了天赋，变成了背对自己的叛徒，屈从了宗教信仰。尼采痛苦着，一个孤独的独立思考的漫步者，不能承受的恰恰是来自最亲密朋友的退变和软弱。而他是那么权威，一座雕塑般矗立在学生时代尼采的心头。
    回到巴塞尔，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尼采认为：“宗教低头的地方，艺术才能扬眉吐气，艺术情操将取代宗教感情，使枯萎的观念获得新生。”至此，尼采彻底发出了与瓦格纳对于真理的不同的心声。此后，面对着各界权威的责难和攻击，尼采几乎失去了一切，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甚至已经为随时死亡做好了准备。据说，1878年8月，瓦格纳曾匿名发表了低劣的批评文章，认为尼采的观点是哗众取宠，借机上位。这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注定因为这篇文章，而受后人诟病。相应的，尼采从此决绝的踏上了追求自由人性探索的道路。
    至今，尚未与什么人关系紧张，更别提结怨或决裂。在我看来，两个决裂的人，如此可爱，甚至可敬。关键是他们都有一颗执念的心脏，怀有强烈的性格和艺术独立性，或是拥有一副勇敢者的嗓子，而这些，正是这个时代所缺的钙。

◎交流的渴望

        出入大厦的人像工蚁一样交流。他们流于表面的笑容，只是触角一种，但还不够，他们的笑容浮在一秒之前，现在的脸上，只有外交官似的拒绝一切陌生信息的蜡像的僵硬。他们的身份令人捉摸不定，可能是策划人、导演、总编、办公室人员？总之，这要了他们笑容的命。那些笑容每天都要伴随着过剩的口水，在一些认识与不认识的场合倾情透支。蚂蚁们的微笑得用放大镜才能看出一丝差别，隐隐地砌在嘴角，堆积某种不可揣测的情绪。
        我夹在一群人里面，周围像站了一圈严肃的保镖，但最终装模作样地狡黠一笑，在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大厦仿佛被笑容的彩虹笼罩，即使这美好的一幕转瞬即逝，我的笑容依旧无法自然谢幕，那块肌肉如贴针毡，悬吊半空，无根失重。
        我思考一天这样“交流”的流量，能否让我心安理得，躯体的本能意志令我内心煎熬，我只能想象那些微笑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宿主，其它笑脸如同吸墨纸一样，吸附而来，把最新鲜的颜色吸干，直至每个人的脸上都浮动着一层浅浅的光晕，令我置身于一片玻璃幕墙的光污染中。
        交流的渴望无处不在，哪怕是在冰冷的大厦里。
    我出入于此的目的并不局限在本职工作，反而跳出自己的职业生涯，反观这高耸的内部结构。需要承认，我不认识什么人，即使与某人有过合作经历，那也仅仅是局促的交往，构不成实质的交流。成人世界的交际多钟情于技术流。身份复杂，职位优越者往往技术纯熟，手腕嬗变，翻云覆雨的驾驭本能改变了交流者的外貌，他们更接近于“饥饿的表演艺术家”，对权力和财富的饥饿，永远使他们保持着自我良好的高贵的展示欲。我们的职业道德也参与其中，那已经沦为了贡品和摆设，每天低俗的聊天记录了麻木、妥协以及自私的本性，这些台前一本正经的姿态与幕后的萎顿的自白正上演着自相矛盾的闹剧。那些小职员每天的快乐，正建立在围绕着闹剧服务的琐事当中，自欺欺人地团聚在一两个“核心”周围，伪装着快感，在道貌岸然地剥削下习惯了麻醉的催眠。在这中间，真正的交流是潜伏的，乏力的，自闭的病人在喃喃自语。
       
◎四季诱惑
        既有四季衣裳，必有四季心情。“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言，人能言。”清朝画家恽田云总结绘画四季之法，四季有常，而状态无常，画家们画的也是一个无常中的心情，现在人们热衷于从这些心情之作中买个乐子，却懒得自个儿体会。
        季节像个披着斗篷的贵族，它从身边走过，总要在你的脸上刮过一阵旋风，我从没见过它斗篷里面的内容，但我知道，在北方它总以一副倒时差的疲态出现。立夏这天丝毫没有感觉到热，春风像滞留的客人，有些歉意地保持着对待这个世界的谦逊。
        我家的几盆植物恹恹的，虽然绿着，但叶子低头的样子还是让我联想起夏天的趁虚而入。
       
◎家族记忆
    家族记忆很有可能在我这里进一步面目全非。
    往昔的家事如同“动作猜字”游戏，正在一代代人有限而费力的“手舞足蹈”中模糊着一个个含义。这是不是一种历史借口，我不清楚，反正沙画一般，只要沙在，什么图案都有可能。族谱下落不明，口口相传的程序进化为了一种民间艺术，具象与否，并不重要。
    我的脾气、长相、口吻越来越像那个人时，家人开始有意无意地提起，七拼八凑着族谱最近一页的碎片。那个人的出生对如今所有在世的人成谜。据说，他是一个私生子，这个标签落在一个无辜的生命身上，像戴上了紧箍。他的母亲是个浪漫的颇有教养的封建地主家的大小姐，他的父亲是个当地有名的酒鬼、赌徒、瘾君子……一串恶名掩饰不了一个人的多情，但我一直怀疑两个人的爱情和结合只是一场陷于情欲的生理游戏，进而怀疑那个人的出生是上天有意捉弄，抛下的圈套。私生子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吓跑了自己的生母，也拆散了原有的家庭，甚至至那恶棍命悬一线，在他天生严肃地的目光狠狠一撇后，便呜呼哀哉。
    父亲的小脚趾的趾甲是分叉的，我的没有，不知他有没有。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却为此曾耿耿于怀，每个人都向往神秘，但我更愿意置于神秘的中心。
        1985年以来，那个人只留了一张遗像在柜架上。他们说我的眉眼像极了他，尤其在我严肃的时候。每每听完，感觉身世像被念了紧箍咒，痛并快乐着。
       
◎房子的暗示

        1859年，威廉·莫里斯的“红屋”在建成前，大部分英国人从没觉得自己的“花生壳”有什么不妥，其偏好不实用的繁缛在生活惯性中正保持着旺盛的耐心和精力，全心全意跟自己的未来生活过不去。但人类却就此悄然开启了一个新的建筑和家居理念。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给每一个新时代，新发现，新风格起一个温暖的名字，在刻度尺上标识整数，以凸显新精神领域的位置。整数下的精确要靠小数点后几位，历史越故意粗心笼统，人类就需要越细心发现。由此，我们发现莫里斯对房子的挑剔更倾向于一见钟情，绝不选什么大众情人，仅满足于住的物质性构不成一见钟情的必要条件。我猜想，房子对莫里斯来说只是一种暗示工具，除却作为建筑师的身份职责，他更忠实于艺术道德，直觉的自信和灵魂的突变，“追求完美不是控制出来的，是爆发出来的。”区别于那些严谨的服从，莫里斯只是做了一个艺术家应该做到的放松。
        证实的艺术家决不会委屈自己的意识表达。缺乏一见钟情的对象，莫里斯便亲自动手设计并建造了自己想要的“家”，对此我表达个人的敬意——经常享受着世人尊敬的被证伪的艺术家在当今似乎更多。一个灵魂要想获得真正定居感（回归感或统一感）的尊重，对“房子”的挑剔和改造是第一步，绝不是抢占为先。值得指出的是，居住形态在莫里斯时期的艺术氛围里显得开拓而自由，历史规律还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莫里斯”也会有“菲利斯”或“埃利斯”行“反叛”创造之路。
就这一点，我们的城市太缺乏造梦的“叛乱者”——“冬天”总爱奉献一个标本的世界，要么成为身体的标本，要么就成为意识的标本。我们貌似太安然于这种完整的状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