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审判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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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审判
我憎恨汽车。
憎恨汽车的想法终于得到了汽车的报复。早晨，一辆越野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撞来，速度可以和子弹媲美。我当时就被汽车撞过去了，经过医生检查，毫无抢救余地。狗日的汽车，极端凶猛的猛兽，竟然采取了迂回到从侧面进攻的战术，即使我身体强壮，也是猝不及防，因此只好选择黄鹤飞去不复回。
我曾经是一个孩子，是那样地喜欢跳台跳水，十岁的时候，我就成了跳台上的鸟，一次次地从跳台上往水里飞，像是美丽的白鹭。可是就在今天早晨，我是从地面往天空飞的，也像是白鹭。杜甫先生称赞了飞往青天的白鹭，青天毕竟比大地干净。其实，我有一个梦，就是不作为运动员被冷漠的裁判员裁判，而是作为审判员审判这个残缺不全的世界。我不要做人，人是魔鬼；我要做仙人，没有欲望，也不受欲望的折磨。
我喜欢天空，像白鹭一般飞往天空。在天空，真的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画面很清晰，大地上每一座宫殿都裸露着皇帝颤巍巍的赘肉。其实，在大地的跳水台上，我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看到了众多的谄媚的嘴脸，他们都抱着极大的阴暗心理期望我跳出他们渴望看到的滑行姿势，我偏偏不。他们是裁判员，企图用他们的眼睛审判我，我却是一个严重拒绝审判的人，我不愿意身体被涂抹上他们所期盼的黑色。所以，那一天，我极其放松地、随心所欲的跳下去，无数可爱的小水滴吻抱了我，我和小水滴结合在一起，背叛了公众所需要的那个结果。
跳水多年，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跳水的，跳水需要胆量，更需要高度。我最欣赏的是悬崖跳水，不用乱七八糟的花样，那是飞翔，是真的享受跳水。奥地利人卡夫卡，不会上到十米跳台跳水，他是以写小说完成跳水动作的。小说是社会的翻版，我喜欢他的《审判》，他小说里的约瑟夫好像就是我，我就是小说里的约瑟夫。那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判了，证言无用，证人无用，一切是法官说了算，是谁给了法官可以草菅人命的权利呢？约瑟夫即将被行刑的时候，目光落在采石场旁边的那座房子的顶层，他是一个清醒者，可是我的目光尚未瞄准心仪的事物，一切就被越野汽车撞翻了。卡夫卡代替约瑟夫说“那儿亮光一闪，好像有人开了灯，一扇窗户蓦地打开了。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他的双手远远伸出窗外；由于他离得远，站得高，所以他的形象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在生活里，我觉得自己就是约瑟夫（居然有几分喜欢这个人物），而且走不出这个角色了。虽然约瑟夫这个艺术形象是生活里的边缘人，但是他的眼睛很清澈，一如我看到过的卡夫卡年轻时的照片，蓝盈盈的眼睛，像是天空的颜色。世界的昏暗在于看不清楚，卡夫卡却看清了，他是伟大的，他揭示了什么是“看不清楚”。我也看不清楚，我看不清楚在生活里，谁最该成为被审判者。如果说谁拥有了真理，谁就可以做审判者的话，这个世界存在大量的假象。站在审判台上张牙舞爪的是手中没有真理的人，拥有真理的人，常常被押在被审判台上。可以看到做了见义勇为的好人，反而成了被讹诈的对象。看到因为剥削工人血肉反而成了这个时代的英雄的人。看到一个村官，居然能把半个村庄的女子成为他的性工具，称“村庄里的一半娃都是他的”。看到那么多的官员热衷于去外国存款，去买别墅。真理在没有真理的国度，最容易成为傻子被戏弄。岛国日本有清醒者，因为说了正确的话，写出了正确的书，而后选择了自杀，他们不是死于外在压力，而是害怕看到真理的再次迷失。
约瑟夫在临刑时候是清醒的，他已经尽力了，几乎用了一生的智慧去区分谁是朋友？谁是好人？谁是同情者？谁是提供帮助的人？是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人类文明的进化是混沌的，大量已经清晰地罪状常常被一两个代表人物来承担，而犯罪的大多数则被宣告幸免；或者干脆不用上审判台，就私下了结了。无论我是不是真正的约瑟夫，约瑟夫被行刑的时刻是不能忘记的，不能忘记那两个刽子手的嘴脸，“一个同行者的两手已经掐住Ｋ的喉头，另一个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尽管死亡近在咫尺，约瑟夫仍然不愿意闭住清晰的眼光，他看清了行刑的这两个人脸靠着脸，于是他还是轻蔑地说了侩子手“像一条狗似的！”这容易使人想起岳飞被也执行了砍头，与是腥风夜雨的夜晚，宋朝的岳飞被押解到了砍头台，用他的鲜血祭了抗金复国的理想。
北宋故年，议和派是主流，占大多数。岳飞不从众，我没有从众，我讨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字眼。我仅仅是一个维权者，维护做人的权利。我的表哥也是一个维权者，他住在村庄，他是最后一个撤离村庄的人，对于各级官员给的额外的钱，一分也没有要，他需要的是做人的尊严。我去看表哥，手拉着手，情连接情。面对这个已经“务实”的世界，我们是少数派，我们的得失已经无法引起世界的兴趣，表哥搬到了大山里居住。我想，卡夫卡肯定是看透了世界的审判和被审判者，我则看到了裁判的虚伪和伪装的公正。裁判永远板着脸，他们仿佛掌握了上帝赐予的天平。有一些人是用指尖指挥世界的人，希特勒用指尖指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用毒气完成了对犹太人的“审判”，其实，真正被审判的，应该是他们。
我必须抛开民族之间的恩怨，去想想1937年12月13日，黑色的日子，中国的南京受到的一个岛国侵略者的屠杀，其中两个日本人竟然进行了屠杀比赛，当时没有裁判，他俩都是胜利者。我知道被审判的应该是屠城者，这个愿望实现了，条件是侵略者战败。不可一世的日本国果然战败了，这两个进行屠杀比赛的日本人被引渡到南京，在雨花台，用他们的生命祭奠无辜的生命。亲自指挥大屠杀的日本人谷寿夫也在南京雨花台，用他的生命祭奠了被屠城的中国人，据说，被审判中，他们均为不服。
还要回到卡夫卡，卡夫卡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爆发岛国侵犯东亚的战事。但是卡夫卡看到了人的良知最容易被蒙上灰尘，灰尘就是人生理念的萎缩。也许，西方的思维无法理解东方的思维，日军士兵们在理念上：为天皇而死，无上光荣。他们忘记了天皇也是人，人都会犯错误的，天皇也会犯错误，都会为了自己的民族“昌盛”而故意诋毁别的民族。日本得益于中华文化的滋养，但是经济上的率先强大，他们看到庞大的中国，不再是虎，而是睡着了的猫，是病歪歪的支那人。动物的进化弱肉强食，强大的民族屠杀弱小的民族，他们不以为耻。
时间会磨灭记忆，也会唤醒良知。在岛国，尽管政府千方百计地掩饰在南京发生的大屠杀，一些日本老兵还是觉醒了，用他们的日记，用他们的笔写出了忏悔，有的甚至到现场悔罪。悔罪是一种自我救赎，为了良心轻松了一些。可是，有很多的人，为了利益，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悔罪，甚至把那场事件列为敏感事件，不允许说，不允许提，美国的一位华裔女子为了调查这场大屠杀四处奔波，受到了一次次的威胁，最后选择了自杀。悔罪不容易，选择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民众，更不容易。
人的良知容易蒙上灰尘，灰尘就是利益，既得利益。我的表哥也是喜欢读卡夫卡小说的，尽管他既没有文学才华，也没有数理化才华，但是他是一个实在的人，村民看中了他的实在，当了副村长。村庄要为城镇化让路，村民们意见不一，他生气了，说，我谁也不代表了，我代表我自己的尊严。有人讥笑他“尊严值几个钱，你不就是为了多赔几个钱嘛。”表哥笑着摇摇头。春节期间，我去山里给表哥拜年，村里的人绝大多数搬走了，只有很少的几户坚守着。我和他又一次说到这个话题，他严肃地说，我坚持不签字，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梦，我梦到祖父在梦中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坚持到为我的忌日祭奠后再撤离。
我苦笑，表哥啊，你原来真的是为了一个梦啊？你的这个梦，幸亏没有给众人讲，否则，会被当做神经病人捆绑到神经病院的。世界都是昏沉的，只有一两个人清醒的时候，这一两个人会被当做疯子处理的。多数人有多数人认识事物的惯性，不会理会少数人的尊严。
表哥的爷爷，即是我的姥爷，是一位坚持民族独立尊严的教师。在冀中的一个学校教书。姥爷被汉奸告发，被保安队逮捕，引渡到日本宪兵队，让姥爷悔罪。姥爷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被审判的应该是你们！”姥爷的头被日本宪兵割下来，在保定城头挂了一个多月，直到肌肉萎缩五官不清，才允许被学校的师生摘下来，用红布包着，接回学校。学校没有进行公开的追悼，全校师生穿了三个月的黑色衣衫。真理是一个跳来跳去的小孩子，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住在那里，我不明白作为烈士的姥爷为什么会给表哥托这样一个梦，使得表哥成了“钉子户”，差一点被关押，进牢狱。
我是谁？约瑟夫被行刑了，我还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发生判断上的错误，我则会。我的错误就在于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不符合“实际”，人权，人权，是维护少数人的人权，还是维护多数人的人权，少数人自称代表了多数人，这个多数人会不会承认？谁给你发了代表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什么是真理，而在于这个世界不是谁有了权，谁就可以暂时坐在审判者位置上。姐姐张志新是作为被审判者结束生命的，她至死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像日本人审判我的姥爷，只要承认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就可以被释放。姥爷不承认，张志新也不承认自己的眼睛看错了，姥爷的头颅被日本人挂在城门，张志新在临刑时被隔断了喉咙。抗金英雄岳飞面对“莫须有”罪名，只能呼唤“天日昭昭”，遗恨了一腔报国热情。
我是谁？我当然不是真正的约瑟夫，而是烈士的后代，烈士的儿子还可以当烈士，我不想当烈士，想当一个普通人好好活着。好好为父母尽孝，好好抚养自己的女儿。我实在无法设想日本人真的长期占领中国（就如长期占领台湾），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汉奸？到了街市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市场，这个市场里还有一个特殊商品十分抢手——汉奸。我也没有想到纳粹的噩梦在欧洲消散后，竟然有那么多的劳动集中营，人类啊，就是这样以一种暴力代替了另一种暴力。人类战争不断，交战的双方，谁最应该被审判？谁是审判者，谁又是被审判者？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程序，死亡也是有程序的。约瑟夫是在法庭上被莫名其妙地宣判为死刑的，我没有上法庭，是那辆该死的越野汽车结束了我不该谢世的生命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在庄严肃穆的殡仪馆，我看到身边排着长长的向遗体告别的队伍，其中有我的表哥和他们村里全部搬迁出来的村民，我想站起来给表哥握握手，可是不可能了，既然大家都认为我死了，就死了吧，不能再坐起来吓着了他们。汽车横行，已经成为这个泡沫时代的另一个副产品，凡是小麦和稻谷可以种植的地方，都通汽车，对于汽车，大家已经是见惯不怪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汽车横行的时代，撞击我的越野车司机当场逃逸，十个小时后才选择自首，居然没有酒驾的嫌疑。
我躺在即将永恒的火化炉前，终于想通了，不该被审判的人常常成为被审判的角色，而真正应该被审判的人往往缺席！怎样把真正应该被审判的人送到被审判席上？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灰烬的思考者，一个无法超越约瑟夫的人，正在思索着：怎样把最应该被审判的人送到被审判台？
该死的哀乐又一次怪声怪气地响起来，可以暂时打开前来吊唁的客人的泪腺，却无法唤醒他们的心灵。我的脑海里涌现了几句和哀乐有关或者无关的诗歌“世界就这样的毁灭了/世界就这样的毁灭了/不是轰的一声巨响/而是嘘的一声”，喔，是这样的。
我憎恨汽车。
憎恨汽车的想法终于得到了汽车的报复。早晨，一辆越野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撞来，速度可以和子弹媲美。我当时就被汽车撞过去了，经过医生检查，毫无抢救余地。狗日的汽车，极端凶猛的猛兽，竟然采取了迂回到从侧面进攻的战术，即使我身体强壮，也是猝不及防，因此只好选择黄鹤飞去不复回。
我曾经是一个孩子，是那样地喜欢跳台跳水，十岁的时候，我就成了跳台上的鸟，一次次地从跳台上往水里飞，像是美丽的白鹭。可是就在今天早晨，我是从地面往天空飞的，也像是白鹭。杜甫先生称赞了飞往青天的白鹭，青天毕竟比大地干净。其实，我有一个梦，就是不作为运动员被冷漠的裁判员裁判，而是作为审判员审判这个残缺不全的世界。我不要做人，人是魔鬼；我要做仙人，没有欲望，也不受欲望的折磨。
我喜欢天空，像白鹭一般飞往天空。在天空，真的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画面很清晰，大地上每一座宫殿都裸露着皇帝颤巍巍的赘肉。其实，在大地的跳水台上，我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看到了众多的谄媚的嘴脸，他们都抱着极大的阴暗心理期望我跳出他们渴望看到的滑行姿势，我偏偏不。他们是裁判员，企图用他们的眼睛审判我，我却是一个严重拒绝审判的人，我不愿意身体被涂抹上他们所期盼的黑色。所以，那一天，我极其放松地、随心所欲的跳下去，无数可爱的小水滴吻抱了我，我和小水滴结合在一起，背叛了公众所需要的那个结果。
跳水多年，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跳水的，跳水需要胆量，更需要高度。我最欣赏的是悬崖跳水，不用乱七八糟的花样，那是飞翔，是真的享受跳水。奥地利人卡夫卡，不会上到十米跳台跳水，他是以写小说完成跳水动作的。小说是社会的翻版，我喜欢他的《审判》，他小说里的约瑟夫好像就是我，我就是小说里的约瑟夫。那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判了，证言无用，证人无用，一切是法官说了算，是谁给了法官可以草菅人命的权利呢？约瑟夫即将被行刑的时候，目光落在采石场旁边的那座房子的顶层，他是一个清醒者，可是我的目光尚未瞄准心仪的事物，一切就被越野汽车撞翻了。卡夫卡代替约瑟夫说“那儿亮光一闪，好像有人开了灯，一扇窗户蓦地打开了。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他的双手远远伸出窗外；由于他离得远，站得高，所以他的形象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在生活里，我觉得自己就是约瑟夫（居然有几分喜欢这个人物），而且走不出这个角色了。虽然约瑟夫这个艺术形象是生活里的边缘人，但是他的眼睛很清澈，一如我看到过的卡夫卡年轻时的照片，蓝盈盈的眼睛，像是天空的颜色。世界的昏暗在于看不清楚，卡夫卡却看清了，他是伟大的，他揭示了什么是“看不清楚”。我也看不清楚，我看不清楚在生活里，谁最该成为被审判者。如果说谁拥有了真理，谁就可以做审判者的话，这个世界存在大量的假象。站在审判台上张牙舞爪的是手中没有真理的人，拥有真理的人，常常被押在被审判台上。可以看到做了见义勇为的好人，反而成了被讹诈的对象。看到因为剥削工人血肉反而成了这个时代的英雄的人。看到一个村官，居然能把半个村庄的女子成为他的性工具，称“村庄里的一半娃都是他的”。看到那么多的官员热衷于去外国存款，去买别墅。真理在没有真理的国度，最容易成为傻子被戏弄。岛国日本有清醒者，因为说了正确的话，写出了正确的书，而后选择了自杀，他们不是死于外在压力，而是害怕看到真理的再次迷失。
约瑟夫在临刑时候是清醒的，他已经尽力了，几乎用了一生的智慧去区分谁是朋友？谁是好人？谁是同情者？谁是提供帮助的人？是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人类文明的进化是混沌的，大量已经清晰地罪状常常被一两个代表人物来承担，而犯罪的大多数则被宣告幸免；或者干脆不用上审判台，就私下了结了。无论我是不是真正的约瑟夫，约瑟夫被行刑的时刻是不能忘记的，不能忘记那两个刽子手的嘴脸，“一个同行者的两手已经掐住Ｋ的喉头，另一个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尽管死亡近在咫尺，约瑟夫仍然不愿意闭住清晰的眼光，他看清了行刑的这两个人脸靠着脸，于是他还是轻蔑地说了侩子手“像一条狗似的！”这容易使人想起岳飞被也执行了砍头，与是腥风夜雨的夜晚，宋朝的岳飞被押解到了砍头台，用他的鲜血祭了抗金复国的理想。
北宋故年，议和派是主流，占大多数。岳飞不从众，我没有从众，我讨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字眼。我仅仅是一个维权者，维护做人的权利。我的表哥也是一个维权者，他住在村庄，他是最后一个撤离村庄的人，对于各级官员给的额外的钱，一分也没有要，他需要的是做人的尊严。我去看表哥，手拉着手，情连接情。面对这个已经“务实”的世界，我们是少数派，我们的得失已经无法引起世界的兴趣，表哥搬到了大山里居住。我想，卡夫卡肯定是看透了世界的审判和被审判者，我则看到了裁判的虚伪和伪装的公正。裁判永远板着脸，他们仿佛掌握了上帝赐予的天平。有一些人是用指尖指挥世界的人，希特勒用指尖指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用毒气完成了对犹太人的“审判”，其实，真正被审判的，应该是他们。
我必须抛开民族之间的恩怨，去想想1937年12月13日，黑色的日子，中国的南京受到的一个岛国侵略者的屠杀，其中两个日本人竟然进行了屠杀比赛，当时没有裁判，他俩都是胜利者。我知道被审判的应该是屠城者，这个愿望实现了，条件是侵略者战败。不可一世的日本国果然战败了，这两个进行屠杀比赛的日本人被引渡到南京，在雨花台，用他们的生命祭奠无辜的生命。亲自指挥大屠杀的日本人谷寿夫也在南京雨花台，用他的生命祭奠了被屠城的中国人，据说，被审判中，他们均为不服。
还要回到卡夫卡，卡夫卡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爆发岛国侵犯东亚的战事。但是卡夫卡看到了人的良知最容易被蒙上灰尘，灰尘就是人生理念的萎缩。也许，西方的思维无法理解东方的思维，日军士兵们在理念上：为天皇而死，无上光荣。他们忘记了天皇也是人，人都会犯错误的，天皇也会犯错误，都会为了自己的民族“昌盛”而故意诋毁别的民族。日本得益于中华文化的滋养，但是经济上的率先强大，他们看到庞大的中国，不再是虎，而是睡着了的猫，是病歪歪的支那人。动物的进化弱肉强食，强大的民族屠杀弱小的民族，他们不以为耻。
时间会磨灭记忆，也会唤醒良知。在岛国，尽管政府千方百计地掩饰在南京发生的大屠杀，一些日本老兵还是觉醒了，用他们的日记，用他们的笔写出了忏悔，有的甚至到现场悔罪。悔罪是一种自我救赎，为了良心轻松了一些。可是，有很多的人，为了利益，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悔罪，甚至把那场事件列为敏感事件，不允许说，不允许提，美国的一位华裔女子为了调查这场大屠杀四处奔波，受到了一次次的威胁，最后选择了自杀。悔罪不容易，选择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民众，更不容易。
人的良知容易蒙上灰尘，灰尘就是利益，既得利益。我的表哥也是喜欢读卡夫卡小说的，尽管他既没有文学才华，也没有数理化才华，但是他是一个实在的人，村民看中了他的实在，当了副村长。村庄要为城镇化让路，村民们意见不一，他生气了，说，我谁也不代表了，我代表我自己的尊严。有人讥笑他“尊严值几个钱，你不就是为了多赔几个钱嘛。”表哥笑着摇摇头。春节期间，我去山里给表哥拜年，村里的人绝大多数搬走了，只有很少的几户坚守着。我和他又一次说到这个话题，他严肃地说，我坚持不签字，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梦，我梦到祖父在梦中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坚持到为我的忌日祭奠后再撤离。
我苦笑，表哥啊，你原来真的是为了一个梦啊？你的这个梦，幸亏没有给众人讲，否则，会被当做神经病人捆绑到神经病院的。世界都是昏沉的，只有一两个人清醒的时候，这一两个人会被当做疯子处理的。多数人有多数人认识事物的惯性，不会理会少数人的尊严。
表哥的爷爷，即是我的姥爷，是一位坚持民族独立尊严的教师。在冀中的一个学校教书。姥爷被汉奸告发，被保安队逮捕，引渡到日本宪兵队，让姥爷悔罪。姥爷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被审判的应该是你们！”姥爷的头被日本宪兵割下来，在保定城头挂了一个多月，直到肌肉萎缩五官不清，才允许被学校的师生摘下来，用红布包着，接回学校。学校没有进行公开的追悼，全校师生穿了三个月的黑色衣衫。真理是一个跳来跳去的小孩子，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住在那里，我不明白作为烈士的姥爷为什么会给表哥托这样一个梦，使得表哥成了“钉子户”，差一点被关押，进牢狱。
我是谁？约瑟夫被行刑了，我还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发生判断上的错误，我则会。我的错误就在于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不符合“实际”，人权，人权，是维护少数人的人权，还是维护多数人的人权，少数人自称代表了多数人，这个多数人会不会承认？谁给你发了代表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什么是真理，而在于这个世界不是谁有了权，谁就可以暂时坐在审判者位置上。姐姐张志新是作为被审判者结束生命的，她至死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像日本人审判我的姥爷，只要承认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就可以被释放。姥爷不承认，张志新也不承认自己的眼睛看错了，姥爷的头颅被日本人挂在城门，张志新在临刑时被隔断了喉咙。抗金英雄岳飞面对“莫须有”罪名，只能呼唤“天日昭昭”，遗恨了一腔报国热情。
我是谁？我当然不是真正的约瑟夫，而是烈士的后代，烈士的儿子还可以当烈士，我不想当烈士，想当一个普通人好好活着。好好为父母尽孝，好好抚养自己的女儿。我实在无法设想日本人真的长期占领中国（就如长期占领台湾），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汉奸？到了街市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市场，这个市场里还有一个特殊商品十分抢手——汉奸。我也没有想到纳粹的噩梦在欧洲消散后，竟然有那么多的劳动集中营，人类啊，就是这样以一种暴力代替了另一种暴力。人类战争不断，交战的双方，谁最应该被审判？谁是审判者，谁又是被审判者？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程序，死亡也是有程序的。约瑟夫是在法庭上被莫名其妙地宣判为死刑的，我没有上法庭，是那辆该死的越野汽车结束了我不该谢世的生命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在庄严肃穆的殡仪馆，我看到身边排着长长的向遗体告别的队伍，其中有我的表哥和他们村里全部搬迁出来的村民，我想站起来给表哥握握手，可是不可能了，既然大家都认为我死了，就死了吧，不能再坐起来吓着了他们。汽车横行，已经成为这个泡沫时代的另一个副产品，凡是小麦和稻谷可以种植的地方，都通汽车，对于汽车，大家已经是见惯不怪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汽车横行的时代，撞击我的越野车司机当场逃逸，十个小时后才选择自首，居然没有酒驾的嫌疑。
我躺在即将永恒的火化炉前，终于想通了，不该被审判的人常常成为被审判的角色，而真正应该被审判的人往往缺席！怎样把真正应该被审判的人送到被审判席上？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灰烬的思考者，一个无法超越约瑟夫的人，正在思索着：怎样把最应该被审判的人送到被审判台？
该死的哀乐又一次怪声怪气地响起来，可以暂时打开前来吊唁的客人的泪腺，却无法唤醒他们的心灵。我的脑海里涌现了几句和哀乐有关或者无关的诗歌“世界就这样的毁灭了/世界就这样的毁灭了/不是轰的一声巨响/而是嘘的一声”，喔，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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