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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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阿微木依萝
中秋节的晚上，风很凉，州府大道的两边有清洁工在扫地。她们穿着黄色的褂子，街灯照在头顶，叶片旋在周围。我坐在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上，透过玻璃窗看她们，猛然觉得她们也像落叶——落叶在清扫落叶。
卖票的女人拿着一扎发票坐在车子前排的单椅上，晚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我收回看落叶的目光，望着卖票女人的背影发呆。车子晃着我，好像我还是个婴儿，正躺在母亲的摇篮里。
车子将我送到马道镇火车站门口。我时常来这里买票，这是始发站，可以买到座位。
靠着车站门口的花坛边，我选了一个台阶坐下。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时常有这样的茫然，对着火车站看半天不知道自己要去何处。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迷路在城市的羊，前不见山，后不见水。
花坛里有几棵矮树，一只小狗在树下晃着尾巴，它偶尔抬起头望一望我，好像在表示它的同情。我一厢情愿觉得它的眼光是在同情——我认为它是一只有性灵的狗。“难道我需要同情吗？”这样想了一想，心里有受辱似的难过。
车站门口站着一个卖烤洋芋的彝族女人，她背着孩子，一边烤洋芋，一边跟客人说话。她的孩子在背上大哭，小手抓住她的头发乱晃。她反手打了孩子，显得很烦躁。
“洋芋多少钱一个？”我受了洋芋的香气走向她。
她用彝话说，洋芋五角钱一个。
“谱潜。”我摇了一下头，也用彝话表示她的洋芋卖贵了。
“谱啊潜啰（不贵哦）。”女人一口反驳道。她瞟了我一眼，很快划开一个，往上撒了许多辣椒粉和花椒粉，以及一些盐巴，用袋子一卷就将它递了过来。
我只好买下。
回到花坛边吃完土豆，想好了要去攀枝花，但是走到售票窗口时，莫名其妙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等车的时间过得慢，寂寞的夜里一个人坐在花坛边总感觉像个乞丐。虽然自己的貌相与乞丐并不沾边，而一个人心里感到是乞丐，那就与乞丐脱不开关系。
到站台右边的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还有一盒泡面，对于晕车的我，这些东西完全是多余的。我在车上如同修仙，除了喝水，基本不吃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些无用的东西，难道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乞丐吗？想不明白。
灯光落在我的脚下，卡在水泥板缝隙里的石头披了一层影子，我用脚尖拱出它们，踩着翻几个面，然后一抬脚将它们踢到别处。“去别的地方。换一个地方。”我低声说。
时间就这样有一脚没一脚的踩掉了。我重新走到花坛边坐下。先前卖烤洋芋的女人已经离开，那个位子换了主人。
“嘿！老同学！”一个声音像炮弹一样打进我的耳朵。接着就是一只手掌拍在我的肩上。
我扭头一看，并不是我的同学，而是我同学的哥哥，仔细说来也算是校友。他一直喊我老同学。他的家住在山上，离我不远。偶尔我会看见他放羊的父亲，披着一件彝族褂子，牵了牛鼻子底下的缰绳走在羊的后面，满身酒气。
“打疼了吗？”他看我摸了一下肩膀，显得有些惊慌和不好意思。
我摇了一下头。往后看一看，见七八个人像饺子一样跟在他身后，都空着手，什么也没带。这些人全是彝族，面熟的没有几个。他们一色地冲着我笑，好像见到了亲戚。
“哈！还有我呢！”阿乌拉人像地雷一样弹出人群，他摊开两手挡在我面前，大嗓门响在广场上。
“嗯？你也在。要去哪儿？”我感到好奇了。阿乌拉人可是出了名的小混混，阿乌是他的姓，拉人（彝语，混混的意思）是他的绰号。我想不通这位“老同学”跟他混在一起干什么。
“小宁，你这是？……”我喊着老同学的汉名，想问他跟阿乌拉人这样的混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话说了一半，当着阿乌拉人的面，实在也不好说下去。
阿乌拉人甩了一下盖在耳后的长头发，还来不及回答我的话，小宁已经将我喊到一边说话去了。我看到阿乌拉人吞下他滑到嘴边的话时窘迫的样子。
“我们去打工。出国了。”小宁半笑不笑的样子，说到“出国”时眼睛亮了一下。
“哪个国？”
“缅甸。”他坐到一块凸起来的水泥堆上。
“做什么？”
“采石头。”
“啥！”我的话像气球一样鼓起来，望着他的眼睛喊道：“难道凉山没有石头给你采吗？”
小宁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树影，捡起一块小石子在树影下胡乱地画来画去。他一定想要说什么，但是无法说得清楚。我看见一些茫然的情绪写在他的脸上。
“有三个老板来普格招工，找了好多个（他指一指阿乌拉人和其他几个同伴）。老板包车费，路上吃的也包。听说那里工资高，一天可以挣一百块。”
“一百块？”我感到这是个天文数字。我在理发店一个月最多挣五百。
“是的。你看，现在99年了，出去打工的人都好有钱的样子，因为外面的工资高。肯定是高。——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如果我去了那里工资好，你也去吧。”小宁说得十分投入，他突然抬起眼睛痴痴地望着我。
我避开他的目光。
“依萝……上次的信你没有回我……你，”
“什么？”我装作不知道窗台上的信，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望着他。
“又没有看见吗？噢……”他低下头，很伤感的模样。
“呀！你们谈情吗？不避嫌，光天化日。”阿乌拉人像鬼一样从花坛后面冒出来，举着两只爪子在头顶晃了几下。
“白痴！这是光天化日吗！”小宁瞪着他。
阿乌拉人自己找了一块地方坐下，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燃，悠然地吐出一口烟子。“来一支吗？”他问小宁。
小宁摇一摇头。
“依萝，你也去吧？那里工资可以。”阿乌拉人不看我，眼睛瞟着拾垃圾的老者，转了话题说：“像这样的地方，应该到超市门口才能捡着好点的东西。这老者太憨，一点经验也没有。”阿乌拉人很替老者着急的模样。
“我也去采石头？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沉闷地说，心里埋了几分委屈。
“依萝，这信，……”
我的袖子被小宁拽了一下，反身一看，他的手里握着一张叠好的信。信纸是彩色的，和小学时候抄歌词的本子颜色一模一样。我喜欢这种纸。上学时为了得到这样一张纸，我要替同学写三天的作文。
“又是亲手交给我吗？嗯，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写信不用经过邮局给我的人。”
“以前我放在窗台的信，……”
“我没看见。”我赶紧拖住他的话。实在没有心情提示他，把信放在窗台是多么愚蠢的事情。我母亲有一次打扫窗台，在窗缝里抽出一封信，好在信的内容绕山绕水，说星星指月亮，她看完了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因为那既不是情书，也不是普通的信件。他的每一封信都隐约有爱情的味道，但一闪念又变成了别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些信捡起来，读完，然后撕掉烧毁。反正，窗台上的信最终离不开我家的灶火。
“小宁，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为什么要写信呢？”我还是忍不住这样问了。我实在不明白，写了大半年的信，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自从收到他的信以来，我很多次怀疑自己的智力。读不懂。
小宁低着脑袋，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你不要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是说，”我也说不清了。难道我要告诉他，这样写信有多无聊，我把他的信都转交给灶火了吗？
“依萝，这封信，等我……”
“……等你走了再看。是吧？”我笑了一下。
“把老子当空气啰。真你妈肉麻！”阿乌拉人拍拍屁股，从地上站起身走到他的同伴身边去。
这回小宁没有责怪阿乌拉人。
他们的三个老板从车站里走出来了，手里拿着几张车票，在谈着什么事情。小宁和阿乌拉人赶紧围了上去。他们操着带了彝腔的普通话与老板交流。
“这位是？”瘦高瘦高的电线杆子一样的老板站到我的面前，他的领带像黑花蛇稳稳地绕着他的脖子。
“我是我。”我有点白痴地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好看。
“哈，姑娘，你真幽默。”他漂亮地眨了一下眼，笑容像轻灵的月影浮在他的嘴角。他的热情是西昌两个太阳的温度。他转身要给我买桔子水。
“我不渴。我自己买了水。”我赶紧制止他。
阿乌拉人和他的同伴站在台阶上吹风，要出国了，他们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此去不是采石头，而是八抬大轿请去做官。
三个老板看起来很有派头，一色的黑西装加领带，皮鞋油亮，手腕带着表，看时间的时候，顺便理一理乌黑的头发。他们搽了香水，我的鼻子被呛了一下。
“妹妹，你做什么工作呢？”另一个老板和气地与我说话，他指一指阿乌拉人一伙，“是亲戚吗？”
“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们是朋友。他是我表哥。”我指一指小宁。
小宁猛地抬起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我是他表妹。
“啊，是表妹。难怪你们长得有些像。”高瘦的男人坐到候车室的椅子上。外面风凉，我们一行人进了候车室。他们一排地坐着，我罚站似地立在他们旁边。
“你们彝族人自己出去根本不好找工作，尤其男人。女人好一些。我看你肯定好找工作。”瘦男人笑了一下，吹出一口烟子，弹掉指上的烟灰，又说：“我们这次来凉山闲玩，看这里的彝族人很有力气的样子，临时动了招工的念头。这纯粹是为了照顾你们。就在上一次，大约是五月左右，我们那里的一家厂子门口明明地贴着‘不招彝族’。他们怕彝族人酗酒，喝多了闹事。”
我想起曾经在一列火车上，也见到出外打工回来的彝人，他们叫苦连天，说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一些厂子更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拒绝招收彝族。我看见他们的包袱里裹着彝族衣服，旧鞋子和被褥。他们中的一些人拖家带口，女人和孩子跟坡地里出来的土豆一样灰扑扑——她们安静而又有几分胆怯地躲在男人身后，就像躲在泥土里。我不想说她们像乞丐，可是我看到她们的眼神，和乞丐一样的可怜和无助。尤其女人们在没有买到座位的火车上，将自己的裙摆撩起来兜住年幼的孩子。孩子像小袋鼠一样缩在裙兜里。
我一时语塞，被眼前的瘦男人说得没有反驳的理由。望着小宁，我想象着他将来婚后的样子。
“嗯。”我半天才吐出一个字。的确有部分彝族人喜欢酗酒闹事，这样的事情我曾遇到过。也是在一列火车上，我买了座票却不能拥有那个座位，我的座位被一个彪悍的彝族男人占住。他像一头野牛似的横躺在位置上，冒着酒气，说着胡话，一只背包垫在他的脑袋下。他整个人躺在那里发酵，嘴巴不停地叨叨着用彝语在骂人。因为话中提到“工资”和“开除”这样的字眼，我确定他是因为闹事被辞退了。我像呆子一样立在自己的位置旁不敢喊他起来，买了坐票站了一晚上，白白给他当了一夜保镖。
“……他们都是小年青人，有的是力气。采石头也不是太累。伙食费可以放心，天天有肉吃。”
不知道瘦老板之前还说了些什么。我走神了。
“嗨，”小宁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指了指边上的座位。
我坐了下来。
“老板，你们那里招女工吗？”小宁客气地喊着瘦男人。
瘦老板歪着脑袋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好像之前没有见过一样。“招。是她吗？”他伸出一根手指向着我。
“是。”小宁自作主张。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意思。
瘦老板换了位置，坐到与我相邻的椅子上。
“姑娘，你想去吗？”
“不想。”我原本要这样说，但是冲出口的话是：“多少钱一个月？”钱迷的样子十分骇人，去做什么工作也不问，直接问了工资。
瘦老板一点也没有反感，很高兴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然后给他们的上司打电话。上司是男是女不清楚，电话里只能听见瘦老板的话。瘦老板向他的上司汇报，说我二十岁左右，最后还问到“给这个姑娘多少工钱”。
很快有了结果。他们正巧缺一个煮饭的。瘦老板挂了电话，急忙问我：“这个工资可以了吧？两千块，不少啦。早上不用煮，可以睡懒觉。只煮中午和晚上。你看，你们这边的工地可是一天三顿都要忙。我们那里早上买馒头给工人吃，可以省掉一些麻烦。”瘦老板看了看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向我点头，表示瘦老板说了实在话。
听到“两千块”这样的字眼，我的心里激动了一番，这可是我要在理发店辛苦四个月的工资。
“依萝！这个钱可以啦。早上还可以睡懒觉。——老板，她要是不去，饭给我煮吧？我炒菜的手艺巴适得很。”阿乌拉人腾地站起身。立刻地，他也意会着在抢我饭碗，晃晃地又坐回椅子。
“这个工钱……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还是成都好。那里空气和这里差不多。”我回答得自己也听不懂。
“那么，你想要多少呢？”瘦老板微笑着。
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突然感觉自己是电杆上的灯泡，高高地亮在他们头顶。可是心里明显有嘀咕，现在不是钱少的问题，而是钱多的问题。两千块一个月，这是我打工以来劳力最值钱的时候。会有这么好的事吗？
“你们最高可以给多少？”我装作一副老狐狸的样子。心里却感到一阵害怕，直觉告诉我，这块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就要把我砸扁了。我一排地望过去，看见阿乌拉人和小宁他们绽着一张笑脸，好像捡到了金子。
瘦老板踌躇了一会子，与他的同伴又商量了一下，最后打电话给他的上司，说这个女孩踏实本分，能不能再加一点工资。当然还说了一些什么，大概是他们的方言，听不懂。
我看见瘦老板替我忙碌，说好话，好像我是他的亲人。我也看见另外两个老板关注的眼神。他们是热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怕他们，越是这样热情越害怕。我莫名其妙联想到村里的妇人，她们在年底的几个月给猪最好的食物，然后在新年到来之前杀猪吃肉。
最后，工钱定在了两千五。
阿乌拉人更不得了，“啥！比我们采石头只少五百！”他有些暴跳如雷的样子。
“不对，采石头可以拿到三千五，甚至四千。”瘦老板赶紧这样说，并且友好地拍了一下阿乌拉人的肩膀。
阿乌拉人听到“四千”便止住了呼声。他的情绪像安了开关，立刻变了一张好看的笑脸装在脑袋上。
“可以去了吧？你看，两千五了。”小宁说。
我心里正在打鼓。一个声音明明地告诉我：去不得。
“你们最好找个借口走了吧。我看他们像骗子。我在一些杂志上看到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上半年在火车上，有个人极力劝我去重庆，我没有去。总之，你们不要去。”为了不让三个老板起疑，我用彝语告诫小宁他们。语气像在恳求。
“依萝！不要瞎说，杂志上都是假的。你读书中毒了。你不去就不去，我们是要去的。你的胆子太小。我们一群男人，还怕他们卖掉吗？你听说过哪个男人被卖掉吗？没有！你数数，我们八个，他们三个。我们一人放个屁也能熏死他们。——四千块呢，至少也三千五。在这里没有这么好的工资。而且又是出国。啊，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出国。我要见见外国什么样子。”阿乌拉人捧着下巴，好像一朵男性的花痴。我看见小宁他们一伙人的眼睛都被阿乌拉人说得亮呼呼。阿乌拉人当然也是用彝语回答我。
我知道这群钱迷已经不能被劝说。如果我继续说下去，阿乌拉人就会要求我赔损失。
小宁犹豫了。他是这群人中间唯一在犹豫的。我高兴得像个花匠，仿佛看见自己的辛劳在一棵小草上有了起效。
“小宁！”我带着颤音喊他，然后是一种祈求似的语气：“不要去啦。”
“你们在说什么？嗨，不要使用彝语。”瘦老板和他的同伴都齐声说。
阿乌拉人的脸上飘起一片乌云，他用彝语轻斥我：“你不去就不去嘛。他们已经买好了票，我是要去的。你们呢？”他回头问一下包括小宁在内的七个人。六个人猛点头。小宁站在一边没有表示。
“你是不想去了。我看得出来。你们找个借口走吧，我们不会告诉他们。”阿乌拉人望着小宁，这种口气很有几分仁至义尽的味道。
三个老板又听见我们用彝语交谈，脸色显得更不好看。但是又在努力挤着笑容，那种勉强就像在空壳子里挤牛奶。
我抬眼望了一下车站标示牌上的时钟，已经快要到我上车的时间。
“你去吗？”瘦老板又问我。他似乎一定要我去煮饭不可。
“去。”我突然灵机一动，微笑着这样回答他。我觉得这是个溜走的好时机。
“你确定不去了吗？”我又问一下小宁。
小宁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他也意会到这三个人的反常。当我们用彝语说话的时候，三个老板的眼里含着十分的怒气和慌张。
我装作很高兴地去退了票。瘦老板一直跟着我和小宁。他很热情，争着要给我提行李。我只好把超市里买来的泡面和几杯饮料递过去。
“放心吧。我会帮你吃掉的。”阿乌拉人坏坏地用彝语跟我说。
小宁的额头冒出一些汗珠子，看瘦老板的时候显得目光闪躲。他的紧张更让我多了些害怕。
终于耗到瘦老板他们快要上车了，只有四十分钟的样子。已经有人排起了长队。
“啊呀，我还有行李没有带，在旅馆里。”就快要检票了，我猛地站起身，拍了一下脑门，指着离车站200米左右的小旅店说。
瘦老板和小宁都被我的突然举动惊了一下。阿乌拉人倒很老练地隐去一个笑。
我确实在车站不远的旅馆住过一夜，不过那是半年前了。好在旅店的服务员是我在马道镇上班时认识的朋友。我在傍晚买票之前还去看过她。
“怎么不早点说！”瘦老板焦躁了，但是很快又控制了情绪。“我和你们去。”他说。
“依萝，你真的租了旅馆吗？”去旅店的路上，小宁用彝语担心的问。
“当然没有。”
“什么！”小宁的眉毛紧在了一起。
“不要担心。我在旅店有个朋友，她会帮忙的。”
小宁这才松开他的两条眉毛。
瘦老板不停地看手表，到了旅店的楼下，他站在门口说，“你们上去拿，我在这里等。”
旅店是个家庭式的院落，楼门口隔着一道矮墙，栽了许多花草，藤蔓缠着楼门的铁栏一直窜到高处，形成一道蓬松的屏障。夜晚的旅店灯光灰暗，进到楼门的人很快就追不到影子。但是瘦老板十分聪明，他站到楼门的墙下，从他那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楼。旅店通共只有三层楼。
“完了。”小宁低声叫惨，他看到瘦老板在楼门前焦急地踱步，揩了一把冷汗道：“他跟这样紧，我们走不掉了！”
“嘿，还没走吗？”我的朋友在登记台前和我招呼。
“帮个忙。遇到麻烦了。门口那个骗子，要把我表哥骗到缅甸采石头。你帮我开个后门吧。我骗他说要到这里取行李。以后再和你细说。”我用彝话快快地说完，双脚轻松地踏上楼梯。
“三楼有一道后门，往下可以从背后的小门出去。出去后是一条深巷子，要一直跑出那道巷子，我不知道它最终通向哪里。——哎，跟我来吧。你胆子太大了。等下他来问，我怎么说呢？”朋友很惊慌，但同时又不能不救我。
“他是骗子，不敢和你争执。他们赶的车就要到点了，我保证他不会有时间为难你。”
“你怎么知道他是骗子？写在脸上啦？”朋友旧性不改，在焦急中还开了句玩笑。
“对。就是写在他脸上。一时说不清，以后再说啦。”
很快到了三楼，朋友打开其中的一个小房间，内室果然有一道后门。
“嚯，好窄的楼梯！”小宁叹了一句。
“冤家路窄了呗。小心点走吧，到了楼下赶紧跑。记住啊，欠我一次人情。”朋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好了没有？快点好不好？车子就要开啦。”楼下的瘦老板已经等得不耐烦。为了稳住他，我跑到门口的阳台应了一句，然后转身就跑。
夜色把我们埋在巷道里，巷道里看不见一盏明亮的灯，也没有月亮。高楼的窗口偶然洒下一点灯光也是病态的，奄奄一息的样子，落在地面只让黑更加黑，什么也看不清。我跑得跌跌撞撞，脚崴了一下也不敢吱声。“如果他们逮住我，一定会把我的脚打断。我浪费了他们两张票。”这样想着，那只崴着的脚也充满了力气。
小宁突然伸出左手牵住我。他知道我向来不爱运动，跑不快。我感到手心有点热，心中有些难过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阵伤感。“如果这是他的手，该多好。”我突然这样想。
“今晚的月亮也跟人开玩笑！”小宁抱怨道。沉默了一会子又说：“你要是根鸡毛，我就把你插在背上飞。现在背着你肯定跑不动。”小宁的语气显得有些无奈，好像在伤心我不是鸡毛。
“我要是鸡毛，你就是信。鸡毛信。”我本来要说一句气愤的话，不料说了句笑话。
听说前途是可以越跑越光明的，果然，前面出现一盏灯，可惜很快又是一片黑暗，过了那盏灯，连楼房也少见了，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乡下。
“完了！这是哪里？”
“天晓得。”我也迷路了。
“这可咋办。”
我吹出一口气，闭上眼睛。过了几秒钟，看见一条泥土路通向马道的乡间。我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在马道理发店上班时偶尔来逛的地方。它的前方拐角就有一家旅店，当时只瞟一眼，不想今晚竟用上了。
“老天爷对我真好。”我脱口而出。小宁莫名其妙的样子，没有说话，神情有点疲惫。
我们朝着泥土路走，这是一条被遗弃的路，它的功能不再是给人们走，而是给人们堆放垃圾。但这里最安全，那三个人怎么也找不到这里来。我舒了一口气。突然想把小宁丢在这里，他现在安全了，不需要我再操心。我扭头想说话，竟有雨点砸在脑门上，话被砸下去了。
“有雨。嗨，没有外套给你。”小宁扯着自己的单衣，疲惫地说。他伸出一只手挡在我的头顶。
这把伞未免小了点。我没有感动，但是想哭。不是为了这把伞想哭。
“没有月亮就算了，现在还下雨。还好我们不过中秋节。不然应该坐在这里哭一场。”
“我过。”
“你又不是汉族？”
“我是。”
“你不是。”
“一半是。”
“那不算。你爸是彝族，你就是彝族。随老爹。”小宁固执道。
“我都随！”吼他。
小宁不再争执，他学会了听我的语气，只要我一生气，他的声音就会小下去，或者没有。
“走吧。前面就是旅店。”我指着拐角的一家院落。
小宁歪着脑袋眯眼看了一下，读着院门上用红布写着的大字：乡——村——旅——馆。
“这里安全吗？他们应该不会找到这里吧。”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院落里一位老者在低头整理木柴，穿着很厚的衣服，头上裹着一条帕子。我们走进院子，老者放下柴禾来到“乡村旅馆”的横幅下，问道：“你们租房子吗？”抬起头望了望天色。
他一定是失眠了，这样晚的时间还在整理柴禾。那柴禾根本不用整理。我瞅了瞅旅馆底楼的挂钟，十二点二十一分，这是许多人美梦的时刻。
“是。赶火车刚到这里，听朋友说‘乡村旅馆’便宜。”我喘着气说，扯谎的功夫越来越高。这时候感到一阵透骨的疲惫。头有些晕，好像要感冒的前兆。
小宁显得精神了。“住一晚，多少钱？”他问。
老者耳朵不灵光，用手掌像罩子一样罩住耳朵，“你说什么？我的耳朵不好使了。你再说一遍。”
小宁再说了一遍。老者指着二楼的房间，“有二十块一间的，双人床。也有十块一间。十块的是小间，隔层房，一个人住可以。你们怎么住？”
“两间。”我赶紧说。
小宁怔了一下。我看也不看他。
“要十块一间的。”补充道。
老者缓慢地爬着楼梯领我们上楼。
隔层房小得像火柴盒，一道门进来，里面装着三间小房子。小房子又是各自一道门，这样一来，一间房子就有四把锁。住进来的客人各自两把钥匙。有点像儿童游戏。门口一个公用的洗浴室，台子上躺着一块肥皂，站着两只玻璃杯。毛巾倒是很干净的样子。
“这房子好小。装耗子的一样。”小宁摊开手，开着冷玩笑。
“房子小怕什么？大小都是用来睡觉的。大间的好，价钱贵。”老者陆续开了两间小房子的锁，递给我们一人一把小房间的钥匙，又递给我们一把大门的钥匙。他指着浴室又说：“这里暂时只放了一块香皂，两只杯子，你们也就两个人，不另外拿了。我们平时有几个客人才取几样东西添置。放多了容易脏。今晚这里就你们住。”他指着空着的另一间小房，“这么晚了，不会再有客人来。”
“有水喝吗？”小宁很渴的样子。
“有。”老者指着小房间的柜子底下，“那里有暖瓶。装了开水。赶火车累，你们早点休息。我也休息了。”他走到门口，带上门的那一刻又吩咐：“有什么事可以到楼下来找我。”
我掏出二十元递给老者。小宁站在一边，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我这次出来没带钱。有几块钱。不够。”他想解释得漂亮一些，但还是无奈地这样说。
“没关系。我有钱。”回答得跟个大款似的。觉得这样说不妥，又笑了笑，“我刚结完工资。”
小宁缓和了一下神色。口渴使他不能不匆忙进自己的房间。
这么晚的天反倒失眠了。小宁应该也失眠了。我听见他像耗子一样抠着隔层板。
“你属耗子啊？”我这样一问，那边没有回答，抠木板的声音停止了。
小房间只够摆一架木床，周围连个柜子也站不下。我收了收身子，尽量蜷着躺在床上，很怕放开架子会把这个房间撑破。
突然想到小宁的信。这大概是我收到的第二十封信了（放窗台的不算）。他每给我一封信，过几天就要问回信。我能想象他等信的焦急，但实在没有兴致回信，一想到这封信写完还得和他一样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中就感到别扭。这不是正常人做的，疯子才会这么干。
可是小宁并不是疯子。他在现实中甚至是个谈吐优雅的人，虽然这一天的事情让他显得很白痴，而在平时，他的微笑和言语就和照在乡下草地上的阳光一样清香。有某个时候，我很想给他回信，在落雨的夜晚窗前，给他回一封情书。只是这样想，到现在也没有回信。我想这辈子也不用回——假如他可以写一辈子。
我掏出信，把床头的台灯拧到最小。弱光下的信纸被照出一股怀旧的感觉。我盯着淡黄的纸页，读着上面熟悉的字：
……羊是只有白天去放，晚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数它们。这是你上回跟阿兰说笑时提到过，你说你睡不着就数羊。
……我想着，你十四岁的样子——我比你大一岁，我在十五岁认识你——如今你十八岁。那时候你还在上学，还没有出去打工。你还不会买连衣裙妆扮自己。那时候你的红色有帽子的衣服我很喜欢，我也去买了一件花色一样的、男式的穿在身上。你肯定没有在意。
现在没有放羊了。我看和我一样的青年都出去打工，我也想出去。但是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凭。虽然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书，但是没有一个工厂会因为你看了很多书招用你。我最远去过成都，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一听见我是彝族就怕了，说上半年在荷花池某个菜市场，出现一群彝族女人穿了披毡偷煮熟的鸭子。
想想她们也真是没什么骨气，煮熟的鸭子也值得去偷。但是，有些人确实饿得没有办法。住在山顶的彝人，你懂他们的艰苦，我也懂。可我们没有办法跟外人解释。
你出去打工的前一个月，我放了一封信在窗台。我想，你可能还是没有收到。不知道为什么，放在窗台的信你都收不到。山沟里跑来的风实在太大了，也怪不得你。
这封信写了很长，请一定看完，也请一定回我。
等信——
小宁肯定是个浪漫的人，而非疯子。他习惯把心事写在纸上。从前在什么地方他说，只有面对本子的时候，想说的话才会完整地说出来。而且写信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你要说的话不是直接进入对方的耳朵，而是经过对方的眼睛“看”进去。耳朵会左耳进右耳出，眼睛不会。
他的这些道理很有意思。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写信——当然，几个月前我在写信，我给我的男朋友写信。但是现在，我一辈子也不用给他写信了。
隔壁起了一阵鼾声。他终于睡着了，不需要再数羊。
我也抠着墙板，在墙板上画了一个月亮，最后这个月亮长出两只弯角，是一只老山羊的模样。
次日又是雨天，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小宁站在门口，我听见他的脚步声。
“你醒了没有？”他说。
“醒啦！”想懒床是不行了。
打开门，小宁像柱子一样立在眼前。
“这么早吗？”懒散地问了一句。感到一阵无力，心里纠结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你属什么的？我忘了你属什么。快说，是属猪，还是属狗？我看是属猪。你是越来越懒了。不是吗？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勤快。”洗脸时，小宁追在我后面说。
“我属凤凰。”
“什么？哪有属凤凰的！”他张大了嘴巴。
“有！”我瞪他一眼，高声道：“鸡——就是凤凰！”
“我们该去哪里呢？现在。”他换了话题。
“你不打算回家？”
“我原本就想出来打工。不能这么快回去。起码……”他尴尬地笑了一笑，“起码要挣到回家的路费。你看，一个大男人住一间旅馆还要你给钱。”他叹口气，摇了摇脑袋。
“你想去哪里？”我问。心里没有打算和他一路。但又不能丢他不管。
“你呢？”他反问道。
“谁知道呢。也许是米易。也许别的地方。你去打工，身份证带了吗？”
“呀，忘了去办！”重重地拍一下脑门。
不带身份证打什么工呢？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去成都打工把身份证弄丢了，一直没有去补办。”他看我焦急无语的样子，安慰道：“不要担心，建筑地一般不要身份证。反正是卖力气，哪个管你有没有身份？有身份的就不去卖力气了。”
窗外的雨下得紧起来，旅店的老者又在整理他的干柴。他猛然抬起头，看见我和小宁站在二楼的阳台上说话，他以为是在跟他打招呼，仰头道：“不整理要淋湿了。”低下头继续说，“年青人就是不懂过日子，那电炒锅炒菜会有柴火炒菜香吗？尽费电。人年青了什么也不懂！”
收拾完了柴火，他咕哝着回到底楼的房间。
“去攀枝花吧。听说那里正在修路。”我别过脸去，背对着雨。一股凉飕飕的冷意扑在我的背心。
小宁答应了。
火车站因为落雨的原因显得冷清，湿漉漉的广场站了十来个撑着雨伞等车的人。
小宁伸出一只手挡在我的头顶。又是昨夜给我挡雨的手。还从来没有人伸出他的手掌给我挡雨——虽然只是一种多余的做法。
也许可以说点感动的话，只要我愿意，立刻就可以。但没有。我默默地顶着这只手走进售票厅。
小宁在一边等着，我想也不多想买了一张到“垭口”的票——米易境内的一个小地方。我曾经去过那里，以为这一生将会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直接买到攀枝花？垭口，那是什么地方？”小宁打断我的回忆。他把票面上的地名递到我眼前。
“在那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攀枝花，可以吗？”语气十分委屈。
他把要说的话咽下去了。我看到他的喉咙鼓了一下。
广场上的人找不着坐的地方，他们站着说话，或者走着。地上的一些报纸泡在水里。
“不知道阿乌拉人他们怎么样了？”小宁说。
“他们应该很好吧？说不定真的可以去挣大钱。你可能将来要后悔呢。”我想起阿乌拉人想出国的笑脸。
“我不后悔。”他急忙说道，并且眼睛正正地望着我，好像不是在回答我的话，而是在宣布一句誓言。
“我写的信，你看了吗？”他又换了话题。
“看了。”
“我等你的信。走吧，检票了。”他说。然后晃着一只胳膊走到检票口。
火车上的乘客并不多，但是因为喧闹显得很拥挤的样子。几个中年男人脱了鞋子平躺在三个位置的椅子上，使得车厢里充斥了一股脚臭味。
“我给你一杯水吧？可以淡化一些怪味道。”小宁准备起身。
我赶紧抓住他的衣角说：“不喝。”
“为什么？”
“感觉在喝洗脚水。”
小宁从鼻腔里发出一声轻笑。
车子摇着我，一如半年前。半年，并不长的时间，想来却是上辈子的事情。
半年前我就坐在窗边，车子也是这样摇着我。他坐在我的旁边的位子上，眼神甜蜜地飘在窗外，手环住我的肩膀，在跟我唱一首《再回首》。他——我指的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现在我要对他换一种称呼。他已经没有“再回首”，已经是我的一段伤心的记忆了，我干脆叫他“黄连”——黄连是苦的，虽然是一种药材，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毒性偏重的药。
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不重要了，也不想去回忆。我只说写给他的那些信。只说分手。
那些信是我在夜晚偷偷完成，并且多半是在有月亮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总之，认为情书应该在晚上写。但不论怎样对着雨水或者月亮，也写不出黄连那样的句子。他的信里的文采总是让我羡慕，一想到那些字都是写给我的，心里就像藏着一只翩飞的蝴蝶。
我读到一些句子就会突然感动，我承认我很容易感动（也很容易生气），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曾经因为他的那些漂亮的句子没头没脑地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非你不嫁。
很显然我是个白痴。
他没有因为我的“非你不嫁”而感动。
我看了一眼小宁，我的这些心事是说给他听的，当然，他其实并没有听到。他的眼睛望着窗外，此刻，他的神色与黄连一样。我微微怔了一下。难道我还想着黄连吗？
为什么要买垭口的票？这个问题昨晚我就开始在想，并且阻止自己不要买这张票，我应该直接买到攀枝花，中途不停。
事实是，我已经坐在去垭口的火车上。
“你困吗？”小宁摇着我。我走神的样子在他看来是在打瞌睡。
“有些。”
“靠在这里。”他拍了拍肩膀，很男子汉的模样。
我望着他的脸，看见他下巴上的胡子在玻璃光的反射下更加显眼。他的头发并不乌黑，是少白头，如果把脸遮住，他是老人的样子。
“不用了。”我平淡地收回目光，弯曲着手横在窗口上，半靠着，眯上眼睛。火车的轰隆声响在心底。
我真的睡着了。等我醒来时，脑袋在小宁的肩膀上挂着。他大概生怕这脑袋真的掉下去，正用右手托住。
垭口到了。
垭口是个乡镇，四面高山耸立，浑黄的安宁河因为下雨的缘故奔跑得有些咆哮，它顺着上游的峡沟流来，沿着垭口的山边直奔渡口而去。当我站在垭口小街最高的台阶往前看，那股浩大的水流仿佛在奔着我来，要把我冲到天边去。一股更大的冷意袭上心头。
半年前那场雨比眼前的雨更大，那是一场大暴雨，突如其来，打在人身上是一种冰冷的疼。那是一个傍晚，我第一次冒着暴雨走在这个有些荒凉的小镇上。黄连撑着伞站在我身边。镇上的房子虽然不多，也不美观，却给人一种朴实的亲切。我想着这辈子是从垭口走进垭口——我出生的地方也像个垭口——这样想着，就会有一股感动在心里跳跃，认为这辈子是从故乡走进故乡。并没有像一些女子，嫁到远方，活着跟失踪没有区别。我在家的时候，偶尔会接到一些信，那些信当然不是写给我的，都是嫁到外地的女孩写给她的父母，由她的父母颤抖着双手送到我的眼前，请我大声地读到他们的耳朵里去。
我曾为了走进垭口庆幸。
我走进垭口那天，因为雨势凶猛，安宁河比现在更浑浊，黄连就站在我所立的位置，指给我看这条河水，告诉我河的名字以及它的来处和去向。
如今这条河的来处我已经忘记，我只记得它的去处——渡口。那也是我将要前往的地方。那里有码头，有船，有摆渡的人，有商贩和游客，有木棉花——有与我无关的一切。我不需要摆渡的人。我去的只是一个“渡口”，一个充满意义的名字。
我转过头，看一看垭口镇山边的一家小煤场，那里早就停工了，几间黑破的简易房寂寞地站在雨中。黄连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曾在这里做工，每月能挣三百左右。
撑开小宁在便利店买来的伞，雨点被挡在身外。他去什么地方躲雨了。我不知道。
时间大概过了很久，雨已经停下。安宁河没有雨点拍打，河面看着有几分平静。小宁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
“要去哪里呢？”他不安地问。这是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这里没有熟人。
“去哪里呢？”我这样问自己，也像在反问他。眼睛望着一座山峰发呆。那山顶住着我想见又没有理由再见的人。我应该恨他。应该写一封信诅咒他的背叛。
可是，眼前的安宁河是他亲手指给我看的，还有那座煤场。它们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安宁河不过是多了一点咆哮的情绪，老煤场虽然停工也还站着半年前的旧房子。这一切曾经是他带我熟悉的，因为他让我熟悉，所以在此刻看来，这些熟悉的场景里即使没有他，我也会莫名其妙感动。当然，在还没有再次站到这里之前，我心中充满了怨恨。我一想到他的年迈的父母更喜欢他娶那个健壮如牛的女人我就怨恨。可是现在，我面对安宁河，面对旧煤场，这些熟悉又转眼沧桑的景物让我一下充满感慨。“一切都是空的。”我突然这样想。
我挪了一下位置，背对着安宁河，只让河水在我的耳朵里淌过。我想起和黄连分手时的样子，他穿着一条补巴裤子灰扑扑从山地里跑来，看见我的那一刻眼泪就出来了。他跟我解释所发生的一切。“我不想辜负你，可是我没有选择。”他又指着贴在墙上的信说：“我都留着。她从来不敢撕掉。”
他的话和安宁河的水声一起响在耳朵里。
“我的一只耳朵叫源头，一只耳朵叫渡口。现在我要将它们全部送到渡口去。”我自言自语。
“什么？”小宁不明所以，眼皮和额头上挂着一些水珠。
“我想说，今晚应该住在这里。”笑了一下。
“跑到这里莫名其妙住一晚上，为的什么事情。你虽然不跟我说，我也能感觉到什么。你不用说了。先找家旅店吧？这里太荒凉，有没有旅店也不好说。”小宁抬着眼睛四处看。
垭口有旅馆，但不是大旅馆，都是些私人开的小旅店，收费便宜。这些旅店不会大张旗鼓挂着招聘，他们往往只在自家门口的墙壁上或者门板上写上两个简单的字：住宿。
“要想住店，先找两个字吧。住宿——这两个字。”我说。
“刚才躲雨乱跑一阵，也没看到这两个字。”
“有。我敢肯定。”
“你在这里住宿过吗？”
我没有回答。
终于在一片房子密集的地方找到那两个字，因为雨水冲刷，其中一个字已被洗去半边。站在门板上的两个字读起来是“主宿”。
主宿的店主是个瘸腿的女人。女人好像是个寡妇（我看见敞开的堂屋正墙上挂着一张年纪不大的男子的遗照）。她看见我们走近她的房子，并不十分热情，反倒有几分冷淡的味道。她只轻微抬了一下头，随着又低头忙她的活去了。
妇人的孩子倒很活泼，五六岁左右，拿着一根什么树枝在玩骑木马，可是在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却害羞地跑去躲住了。
“我们想住店。有空房间吗？”我逼着自己把笑脸挂在鼻子两边，如果对方还不给我笑脸，我也要很快把笑脸摘下来。
她果然没有笑。我从她半低着的脑袋下看见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几个人住？”她明知故问的样子。
“两个人。开两间。有空房吗？”我继续问她，当然笑脸也是取下来了。
“有是有。但……”她终于抬起头来。
“什么？……”我等着她继续说。
女人站起身，丢开手里的活走到门前，指着那张墙壁上的照片说：“他去年走的。楼上有两间房子是他亲手盖起来，你们要是不忌讳，我这就开给你们。”她拍打了一下衣服上的尘土。
我不自主地走到堂屋的门边，深深望了一眼墙上的男人，他装在一个小木框里，有着黑色的皮肤和深陷的眼睛，好像他生前是多么遭罪，现在装进木框里还是一副悲惨的模样。他的衣服，领子上打了一个补丁，扣子缺了一粒。头发还不来不及剪短，有些偏长，并且蓬乱。
“你怕吗？”我转头问小宁。
“你呢？”小宁毫无主见，脸上的惊慌遮饰不住。
“就住这里吧。”我对妇人说。
妇人将我们带到楼上。这是两间不小的房子，她打开第一间房子的门。“你住这里。”望着小宁说。
她再打开第二间房子的时候，一股草花的香气扑向我。这是半年前的一种味道，我记得，它曾经是一朵兰花，躺在信封里被我拆出来。
“这间房是我们以前住的。现如今他挂在墙上，我挂在世上。唉，跟你说这些起什么作用。”女人打扫了一下墙边的桌子和条板上站着的兰草。我看见她的手拂过兰花，背对着我，“这是他去年初栽的。今年开花了。”
“你保重身体。人死如灯灭。”我原想安慰她，谁料说出来的话这么绝情。
“你怎么流眼泪？”女人指着我的眼睛。
“没有。”我否认。
小宁递给我一张纸。
晚上我睡不着觉，心里有些恐惧，十五瓦的灯光打在墙上，条板上的兰花因为灯光的缘故显出一片古旧的神秘。窗外又在落雨，沙沙响，好似谁的脚步声。我感到一阵害怕，仿佛自己正躺在蒲松龄的聊斋里。我立刻起来，推开墙边的窗户。外面空气清凉，四面灯火阑珊。一些小孩在夜间嬉戏的笑声撞进我的耳朵。我确定自己站在他所在的镇上，而非聊斋里。可是，他永远不会像书生一样飘进我的门，站在那里给我道一句“小生有礼”。
我又陷入幻想了。自从分手后，我总要幻想自己是《聊斋》里的人。我希望他会在某个时刻飘进我的窗口。
我合上窗门。刚坐到床边，听见一阵短促的敲门声。
“你们要喝开水吗？”是女店主在说话。
“要。”我立刻给她开门。
“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很少有人来。你不是第一次来吧，我看得出来。”女人平静地说，脸上依旧没有笑容。
我放下她倒好的开水，实在想不出怎么回答。
“那个，是男朋友吗？我看不大像。”女人似乎很想和我说话，虽然不带笑容，与白天相比却判若两人。
在这样的地方，我没有熟人，她大概有熟人也不想说她的心事，我从她的神色里感到一丝孤独。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她和我一样是心怀愁苦的人。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在那座山上住着，和他新婚的老婆。”走到窗边，我将那座山指给她看。有时候对陌生人说心事，可以随说随丢，是一件没有负担的痛快事。
“为什么没有去？都到了这里。”
“突然不想去了。”
女人搬了根凳子摆在窗前，我们一起坐了下来。她准备好了听我的往事。但我没有想要说下去。眼里有些刺热，我赶紧仰着头。
房间静了好一会子。
“女人的命真苦。”她站起身，靠在窗前，泪水不自禁地往下落。她伸出粘了泪水的手指划过墙壁，好像在抚摸自己的灵魂。
“他就躺在那里，”指着远处的一盏灯，“也是像今晚一样下雨——比这场雨还大一些。也是这个时辰。他躺在煤堆下。我指我死掉的男人——挂在墙上呢。”女人抱紧了双肩，说话的声调像一只发抖夜鸟的孤啼。
我能劝她什么？劝她那场雨没什么了不起么？不。这个时候，惟有把耳朵掏出来挂在心肺上扮演一回知己。
“你一定很难过。”我说了一句世界上最白痴的话。以我往常的智力，应该会说：“你的孩子多可爱呢，你看看。明天一定可以天晴，你一定要相信。”
我信吗？我问自己。墙上挂着的人不会因为天晴再活过来。
我感到一阵绝望。
“他一天要做多少活？我算算。算不出来（叹气摇头）。我的男人是一台机器。不，是一头牛。”女人肯定地转头望着我，她紧锁的眉头忽然舒缓了一下，“我记得我们相见时的样子。他穿一身蓝布衣服，一双黑底胶鞋，裤脚有些短，翘在小腿上像个刚从田里回来的泥巴汉子。当然裤脚上没有泥巴。你一定认为他难看。不对，他那天很有样子。我的父母也说他很有样子：实在，舍得吃苦。农村人就要有农村人的样子。我的父母答应了他的提亲。你一定感到好笑，提亲穿得那样糟糕。他有新裤子，只是太随意了。我们结婚后他也是那样随意。现在，”她停顿了一下，低头抹了一把眼泪又道：“……现在挂到墙上也是这样随意。他死前死后都没有改变样子。有时候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个样子——他是熟悉的，挂到墙上也是熟悉，就像还活着一样。有时候我又很伤心，要是早晓得他会突然死掉，应该逼他去拍张好看的照片。可惜了，可惜……”
房间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了。
我沉默着。她也沉默了一阵。
房间里只有她落泪的声音和窗外的雨声。这两种声音都像是树叶上滴着水：答——答——冷寂而悲哀的味道。
我站到窗前。与她并肩。
“我们起初没有房子，可那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父母说他这样能吃苦的人不怕没有房子。果然他一辈子都这样吃苦。房子么，修好不到三年——我嫁过来十年。
“十年。他在家里处处让着我，好吃的，好穿的，全都让着我。也不让我干重活。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怕讨人闲话。后来也就没啥感觉了。人的想法是会得寸进尺的。我还认为他对我不够好呢。
“父母说能吃苦的人一定会有好福气。一定比他们强。我看不一定。我的男人每天起早贪黑在田地里累得像鬼，也不见得他累出点甜头来，日子照样是那样苦。我一个妇人，我能帮啥大忙？那几年猪也喂不胖——尤其是老母猪，下完一窝崽就胖不起来了，再也胖不起来；肚皮瘦来拖在它自己的粪便里，像一片黑抹布，整天拖着哗哗过来哗哗过去。当然喂不胖是没有添饲料。现在喂猪都用饲料混在猪草里。以前一头猪一年也长不到二百斤，现在，有人能把猪喂来长成一头牛。并且要不了多长时间。我的不会。能长成一头牛的猪肉吃起来有筋，大家都说是猪八盖（戒）变来的。
“娃娃生病那年他也生病。为了省钱，他给娃娃看病，自己病得风也可以吹倒。他上过几年学（和我一样，也是上到四年级），不晓得他在哪里翻出一本药书（有图片的），自己照了草药的样子跑去山上挖野药，险些被蛇咬死，还有一次差点摔死。你说，人累成那样也没累出一点名堂，算是啥呢？说是本份的人可以得到老天爷保佑，可是老天爷保佑了吗？”女人悲痛怨恨地望着夜幕，眼里闪着的好像不是泪水，而是火。
“一下给你扯这么些旧事情。你看。嗨！”她无奈地看我一眼，含着眼泪笑了一下。
“我原来是想安慰你。倒好，我自己说了一扒拉（许多）。”很懊恼地摆着手。
我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好像自小认识的姐妹。“没事——我是说，我本来就没有值得伤心的事。你们后来呢？”我继续往下问——明明看见了结果还是要问。很不应该再揭开她的伤疤。
虽然感到一阵自责。但也很快就平静了。我实在想知道她的故事。
“后来……，”她的眼泪喷涌而出，话也堵住了。
我后悔去打开她眼泪的闸门。
雨小了些，只听见风吹着芭蕉叶响得厉害。她把另一扇窗门也推开了。
“看见了吗？那盏灯。”她指着我白天呆看的煤场：“他就在那里做活。做了五年。五年的工钱换得这几间房子。去年他死了。我好像跟你说过了，他是去年死的。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她拍了一下脑盖。
“我也记性不好。”我说。
“也是这样的雨天，我正在补一件旧衣服，听见有人来喊我。这样的晚上一般不会有人来。但是去年的那个晚上，来喊我的人是哭着跑来的。他是我的亲戚。他只会说‘清民……清民……’，然后摇着手比划。‘清民’是我男人的名字。我的针一歪，手杀破了，冒出许多血花。心里突突跳。
“‘清哥咋了？’我这样问是带了哭腔的，心里埋着不好的预感。
“果然是出了大事。我连雨衣都来不及带，冒着大雨跟那个喊话的人跑到煤场，看到煤场有好几个人打着电筒在煤堆里翻找什么。那晚停电了。我也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能通过那些人的背影感觉里面没有清民。
“我当时来不及哭。我是把他刨出来才开始哭的。他已经断气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全都塞满了煤灰，眼睛因为大大地睁着，被煤灰堵住了，合不上（抬回家洗干净才合上）。衣服被山上下来的石头砸烂，一些碎肉像泥浆一样淌在地上。血是黑色的——从身体里淌出来还有一点红色跟着就染黑了。起初还有一些温手，后来尽是一股冷气。我使劲地想要捂住他的伤口。可是哪里还有伤口！半边腰杆已经砸碎，是空的，另外半边腰杆扭曲，我想抱他起来，刚一起身就听见哗啦哗啦有东西从他的肚子里往外倒。我紧忙将他放下。用手捧着地上的东西往他身上填，也许捧着的是煤灰。我从来不知道人是这种死法。我从来以为人是要善始善终的。我的父母说，人能吃苦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看它保佑了什么！
“我跪在清民的面前，看着他的尸体哭，哭了一会子就没有眼泪了，嗓子也哑，心里空茫茫的。我想我是应该多流一些眼泪，但是眼泪淌到一半就这样断了，好像它们也死在我的眼头。”
女人的眼泪此时更比先前还多，好像窗外的雨都下在她的脸上来——她的眼泪不够用，雨水续着她的泪在流。
“我没有像今晚这样哭过。在煤场哭断了眼泪就没有再哭了。有几个时候我是想哭，哭不出来。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看，我换了当初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穿的衣裳。要是我没有娃娃，我就准备穿了这件衣裳躺在这间房子里死掉。或者，我去当尼姑。可是，当了尼姑就不伤心了吗？”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你们的感情真好。”我低下头，想到自己的遭遇而伤感。
“正因为感情好才伤心。我旁边的一个寡妇，她也死了男人，却不见她伤心抹泪。她每天脸上抹了香香（脂粉）就出去，她的公婆管也管不住。背地里有人说她坏话，什么骚妇，荡妇，老母猪。你听听，哪一句不是气爆肚子的话？那寡妇才不管呢，她照样是抹了香香跑出去。我呢？我能说点丢面皮的话吗？男人虽然死了，可是留下的老人还得照管。可我的公公婆婆真不是好伺候的人。当好媳妇有什么用。有时候心一狠，倒觉着那寡妇自在！”她没有流眼泪了，表情变得严肃。
“清民死了以后，我的公公婆婆就担心我改嫁，不是成天念这间房子是清民的命换来的，就是阴阳怪气把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子）故意推到我的房门口来。你说，这样的婆婆……她怕我改嫁，娃娃要随了外姓。我有一次听见她在厨房跟她的大儿子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讨别个也是讨，讨她也是讨，讨进门还不都是我的媳妇。你想想，讨她不仅省掉一场酒席，你兄弟的娃娃还不用改姓。所以说，你何必讨别个。你要用点心，留不住人，也要把那房子留下。那可是你兄弟的命！’你听这些话，这些……”她说不下去了。
难怪我看见木门后面加了一根很粗的铁链子。
“现在就是熬，熬到我的娃娃长大。他现在已经六岁了。我也不准备再嫁。守着墙上的人过也很好。不管他的爹妈怎么对待，起码他以前是像牛一样苦来养着我。”她的眉头紧在一起，眉毛因为没有修剪的缘故已经长成一片。
“知道我为什么要开旅馆吗？”她笑了一笑，“这样就可以不用那根铁链子了。虽然这里生意冷清，但也不是没有人来。”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永久住下来，住十年，八年，等到她的孩子长大我再离开。而这样的生活将是：她面对冷寂的墙壁，我面对空茫的山。
“说了一晚上我的事情，我堵在心里的烦闷终于倒完了。你呢？还没有问你，真的不喜欢他吗？”她指着隔壁的房间。
“不。”
“为啥？”
“我也在问。”
“感动吗？我看得出他对你很好。白天你站在那里，他大概怕打扰你，一个人站在屋檐下像只孤鸟，半边身子在淋雨。”
“我……”
“你只是感动。对吧？”
“对。”
“可惜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雨又下大了。不清楚到了什么时辰，困意全无的两个人在夜里又聊了许久，直到雨再小下去，她才抽身回自己的房间。
我整夜陷入失眠，躺在床上想了许多事情。
第二天一早，小宁又准时站在门口。他夜里一定睡得很好，精神饱满，眼眉上方的头发已经偏偏地梳来顺在一边，是个很土的帅哥模样。
“你可以抹点猪油在头发上，这样看起来油光水滑。”我踩了他一脚。
小宁瘸着脚走去收拾行李。我来到底楼与女店主道别。
女店主的眼泡还有些浮肿，但是神色却舒缓许多。她递给我一支粉笔道：“妹子，帮我把‘住宿’写完整吧。让雨水给刷掉了半边。”
“好。”
我在“主”的旁边添了一个单人旁。就像一只肩膀，稳稳地撑着旁边的“主”。
“那家旅馆好冷清。以后不要来了。我昨晚做噩梦。”离开垭口小街，在去站台买票的路上小宁这样抱怨。
“那里以后会热闹的。一定要热闹才好……”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听见你们昨晚好像在说话。你们说的什么话？”
“人话。”
小宁气着了。很快又消了气，再问道：“跟认不得的人有啥好聊的。你知道她叫啥名字？”
我停住脚步，这才想起我们聊了一晚上竟然忘了问彼此的名姓。突然又笑了。不知名姓又怎样呢？
“你还没告诉我，她叫什么名？你跟人家聊那么欢，会不知道名字吗？”小宁追在后边问。
我跑去老远，再回头对他喊：“她的名字叫：断肠人在天涯！”
小宁在背后呸我：“疯子！”脸上却飘着笑。
我们去了渡口。
“人生地不熟，怎么办？”到了渡口，小宁又摆开双手表示他的无奈。这样的表情已经看了一路，习惯了，我懒得理他。
我们在渡口城边租了一处房子。为了省钱只租一间，单间用木板分出一个很小的厨房，余下的空间只够摆几样小家具。阳台倒也宽敞，有门隔着。
“你，就住这里吧。这么宽的阳台，雨水滴不进来，阳光强烈的季节可能已经不住这里了。你将就一下？”我指着阳台跟小宁说。
他耷拉着脑袋从里间走到阳台，脚下赶着几张纸板，手中抱了一床毯子和棉被。他像个逃难的士兵极其勇猛又极其狼狈地三下两下搭了一个窝。为了使他的窝更加舒适，借了我的绿裙子挂在阳台的边缘遮蔽光线。
“好了，从今天起我就是燕子。住在你的屋檐下。”他拍掉手上的灰尘，笑了一下。
我笑不出来。
“你只有去建筑地了。建筑地不要身份证。没有别的办法。你有别的办法吗？”过了几天，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我对小宁说了这句话。
他站在阳台的外面，我不能看见他的表情。
“好。我去建筑地。”过了许久，他的声音从阳台传来。阳光正好，我听着那句话感到一阵温暖。
小宁去建筑地的日子，阳台上的窝一直保留着。那条绿裙子也没有扯下来，任它挂在那里。窝虽然被裙子挡掉一些阳光，但依然有散碎的光点落在上面，挨着阳台的攀枝花树叶也落在上面，有时来几只鸟雀，在棉絮上留一个看不见的脚印便飞走了。这一切看在眼里极其寂寞，好在我已习惯了寂寞，并且享受它。
渡口的街道大多是陡坡形状，像我这样不爱运动的年轻人在周末的早晨或黄昏都不怎么出门，孤守在自己的阳台看风景。
我来渡口三次了。一次是在春天，多雨，空气里飘着雨水刷湿的花香。另一次在冬天，处于山上，并没有走进渡口的中心城市，当时天空飘着雪花，我在山顶看山下分散的城市：楼房像纸盒子一样摆在山脚，弯曲的街道像绳子捆着楼房，也捆着楼房里住着的人们。
我当时以为，我不会真正走进这些楼房，即使是暂住也不会，可如今——也就是这一次的到来，我不仅自己住进了这样的楼房，也把小宁带了进来。
我冲着这所城市的另一个名字而来——渡口。
渡口，我能把自己渡到哪里去呢？它不过是一座城市，白天和夜晚都比我的故乡喧哗。我搭了一艘船，从此岸到彼岸，发现心境还是一样。立在河边看水，有老年的妇女走来与我说话，她说，这里有吸毒的人，不要去酒吧，不要去KTV，不要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想逃走。但没有真的逃走。默默地听她继续说下去。眼望着河水，听着她的声音，猛然感到她就是摆渡的人——她教我在渡口要这样生活，在渡口以外也要这样生活。
心情大好以后，我偷偷去建筑地看了小宁几次。
他和别的苦力没什么两样，在太阳下，他们的肤色和面貌是一样的：弯腰驼背，头发脏乱，衣衫破旧，如果他们停下来休息，垂在身前的手必然有些发抖；当他们扛着重物走不动路了，嘴里就会喊出劳工的号子。我躲在离小宁五十米左右的地方，这里阴凉，有树叶落在地上，我踩上去，就像踩响了一声一声的号子。我停住脚，呆立着动也不动。我仿佛看到这些喊号子的劳工的妻子，她们住在缺水的高山，扛着水桶去山下取水，绳子套住脑袋，水桶站在背上，走不动路了就唱山歌，应该是取水的山歌，她们走一路，水花就从背上跳下来。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爱情，想到劳工们的爱情，他们喊号子，她们唱背水调。一唱一喊。
我曾经差点也过上背水的日子。愿意为他去背水。
可小宁没有人给他背水。在我看来，他是孤单的，他的号子也孤单。我侧着耳朵，差不多可以分辨他的声音：沙哑，无奈，倔强，委屈，忍受。
他为了谁在奔命呢？
“小宁……”有一次，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扭过头，狼狈地揩一下脸才转身和我说话。不过七八天时间，他变得黑瘦，好似病了一场，手心全是水泡，有的水泡已经破开，露出一层新鲜却粘着泥巴的嫩肉，有的结了茧子，粗糙地缠在指节上。
我想喊他回去，换一个工作。但没有说出口。我不知道处处需要文凭和身份证的厂子谁愿意开恩招他。虽然我认为看文凭和身份证是多么幼稚的作为。但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很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最低等的工种。与建筑地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关系，我可以坚持。”他安慰我。
他终于不能在建筑地坚持下去了。半个月后，他疲惫地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到阳台观察了一下，说：“窝还在。这……我暂时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干。那里实在太累了，他妈的，吃的像猪食！”他抱怨着，然后认真整理他的窝。
在窝里住了两天，小宁还是没有要去建筑地上班的意思。我每天从理发店下班回来，都会听见阳台上小宁的歌曲——啊我的那个土妹妹，请你不要为我担心，这个世界复复杂杂，我会好好保护自己。
“你保护哪个土妹妹呢？”我跟他开玩笑。
“你。”他简短的回答。
我们偶尔去逛夜市。夜市上有卖小吃的人，因为摊子处于陡坡地段，摊车脚下总会垫着几块小石板。
我又想起垭口，想起他。他曾说过，有机会要带我来一趟攀枝花，在花开的季节吃一道叫“攀枝花”的菜。可如今……
——如今小宁点了这道“攀枝花”坐在街边吃。
虽然不是开花的季节，摊主还是有办法将攀枝花保存下来，在不是花开的季节让客人吃上一道攀枝花。
“诺言能保存下来吗？——呸！你还信这个。”我的心里住着两只女鬼，她们像泼妇一样时常骂架——在看到小宁吃攀枝花时骂得最惨。
“味道很好，你不吃吗？”小宁每到夜市吃完攀枝花就这样问我。他丝毫不能感受我的苦处。
“不。”我傲慢地仰起头，冷冰冰吐出一个字。
接下来的几天他都去点“攀枝花”这道菜。
“你把他的诺言吃掉了。也好。”有一次小宁正在吃攀枝花，我突然莫名其妙这样说。
小宁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是敏感的，之后没再点这道菜。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点厌恨小宁。晚上也不和他去夜市了，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要么看书，要么胡思乱想。
有天晚上，我实在睡不着觉，摸着兜里的票子感到一阵绝望。我为什么不在阳台栽上一株喜欢的花草呢？这时候天气适中，正是秋季花开的好时节。可是那只肥燕子，他的歌声总在阳台传来。他的饭量那么大，喝水那么多，鞋子那么臭，袜子还摆在枕头上。我突然觉得他的情书充满了一股脚气味，逃难时为我遮挡雨水的那只手也不可爱了。
但是他依然在写信，即使他没有换洗的袜子和衣服，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每天还是照样要写信。他不能知道我已经很不耐烦。信从阳台的窗缝里卡进来，啪——落在地板上，像一声沉闷的冷笑。
我打开信，照样还是要看信。信的内容大概是我每天可以亲自看到的（想象的除外）：
那树上的叶子像是我的命运。这时候，我想做个诗人。
你知道吗？我一生都想住在这个阳台上，这样可以一生给你写信。给你写一生的信是多浪漫的事情呢。我想想就很开心。
我昨天看见树上又落了许多叶子。你上次说它有好几个名字：攀枝花，平民花，木棉花。我喜欢喊它木棉花，这个名字有一种温柔的味道。
胶桶里快要没有米了。白菜还有一棵，葱还有，盐巴快没了。
我发现正在与你过柴米油盐的日子。虽然隔着一道门，我还是感到我们像一对情人。你觉得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不为了别的，为了能养活你自己也该去。不为了养活你自己为了我也该去。难道写这么多的信只为了抒情吗？
于是小宁又去了建筑地。
小宁又从建筑地回来是在一个早上。他的衣服比之前还脏，破了几个洞，手上有伤。头发因为粘了一层泥灰看起来简直是一蓬枯焦的乱草。我拉开门见他的一刹那，感觉立在门前的是一只被打劫的活鬼。奇怪的是，这回他穿了一双不是他的半新旧的皮鞋回来。
“哪里来的？”放他进门后，我像个家长一样指着那双皮鞋问。
他装作不听见，闷闷地走到阳台，蹲着想什么心事。
我很想骂他。但忍住了。他默默地脱下鞋子摆在一边，袜子破开的洞口里钻出几个脚指头。
“你怎么落成这般田地？”我在心里这样想时，忽然感到一阵自责，如果当初我不阻止他，如果那三个老板真的不是骗子，他现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才发现这一路的坚持和帮助好像是为了赎罪。可惜这种赎罪也带了几分残酷和绝情。我并没有真正帮到他什么，反而开始厌恶他。
“我想要回家了。在外面不习惯。想进好点的厂进不了。你晓得的，即使我有身份证也进不了。彝族人进不去好厂，你看，他们除了在建筑地干苦力，哪里也去不了。在工地干活脏得像只猴子，又累，谁晓得你累呢？过路的女人她们只会看见你笑，不，我不是说只有女人会那样笑，我是说，大部分都是女人在笑。你们女人是最现实的动物。不，我不是在说你。总之，她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动物园遇到一只脏猴子。难道我不是人吗？脏一点就不是人吗？卖苦力就不是人吗？我是人，谁知道呢？过几年会好吧？也许过几年彝族人也可以进好厂，衣服可以不用这么脏了。到那时候我再出来，你看呢？”有一天，他很悲哀地跟我这样说。说完很快就把眼睛避到别处。
他抱着头，蹲下去，眼望着脚尖。
那双皮鞋他始终不怎么穿，脱来摆在阳台的角落，连阳光也晒不到上面去。偶尔出门时才会套上那双鞋子，回来立刻脱掉，打着赤脚走来走去。
“彝族人也有进厂的。他们还做到了管理那样的职位。真的。”我撒谎安慰他。这些年在外地遇到的彝族人，没有一个做到管理的位置。他们大多因为背井离乡的愁闷而酗酒，有的甚至躺倒在街边胡言乱语。
“我不信。我没有听村里出去的谁做到管理的位置。你忘了去年那两口子么？他们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在工地卖力没有拿到工资。他们怎么回来的，他们差一点卖身！”小宁的声音高得把他自己也震住了。
“不可能。他们没有那样。”我狡辩。
“关乎面子的事情，可以承认吗？男人是不会承认。喝醉了也不会承认。女人不一样，女人有点委屈就会找自己的好朋友说，好朋友再找好朋友，最后村里村外全都是好朋友了。如果像你说的不可能，他们干什么要搬家？现在谁也不晓得他们搬去了哪里。人走了说闲话的人就没有顾忌，你现在只要回去提起他们的名字，谁都可以跟你说上半小时。”
“如果你想回去，那就回去吧。但要等一等，等到我的工资可以自由预支。大概再等十天。”我平静地说。我不想再讨论那对夫妻的事情。
“我……”
“你很好。”
他抬眼望着我，又把头转到一边去。
十天很快到了，我预支了一部分工资。小宁买了一张回州府的火车票。他走的前一天夜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在车站道别时才交到我手中。
“你回去再看。好吗？”他又重复那句话。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睛不由自主盯着他的脚。来了一趟渡口，穿了一双别人的鞋子回去，而他自己的鞋子呢，从此就留在异乡了。我在站台轻声叹了口气，看他走上火车，找到自己的位子，然后伸出一只手在窗边费力摇了两下，他说：“再见。”
晚上我打开信，内容空前的少，一共十六个字：对不起。贫穷和懦弱使我不能拥有爱情。
这些话不像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好像是对他自己说，也像是对全世界的人说。不管对谁说，我确定他可以做诗人了。
小宁走后，我偶尔去阳台看看，那里没有窝，没有旧鞋子，只剩一条绿裙子挂在阳台的边缘。有时会想起垭口那位女店主的话：“真的不喜欢他吗？”
独自在渡口呆了五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州府。在马道镇找了一份工作，请当初帮我逃走的朋友吃了一回烧烤。闲时爱去火车站看看，我似乎在等待某个人，又实在无人可等。
奇迹般地，我竟在马道遇见了阿乌拉人。这时候的阿乌拉人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欧阳锋似地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那个卖烤洋芋的彝族妇人送他一只洋芋，我看见他时，他正拿了洋芋坐在那里啃。
“嗨，你！”阿乌拉人看见我了，他满嘴包着洋芋，惊慌地说出这两个字。他的两只手黑乎乎的，好像是从垃圾桶里捡出来装在身上。双手努力摇摆几下，嘴巴忙着吞洋芋什么也说不出来。
“啊，你咋变成这样啦？”直肠子说话会气死人。
“他妈的！”阿乌拉人暴躁地弹起身，剩下的半只洋芋想摔掉出气，但在扬起手的一秒钟转而塞进了嘴巴。
“你挣到钱啦？”我越来越不会说话。他这副模样哪一点像是挣到了钱？
“挣个球！”他斜眼瞪我一下，伤心欲绝的样子，拍拍手上的洋芋皮又坐到地上去了。
“怎么？……”我语塞。
“怎么！被骗啦！被卖进采石场啦！他妈的三个杂种！”他咆哮道，像练蛤蟆功一样摇头晃脑。因为说话用力，声带受到一阵影响，他捂着嘴咳嗽了几声。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过分地和我说话。好像卖他的人不是那三个杂种，而是我。
他这种样子实在令人同情不起来。
“你不是说，你们一人一泡口水也淹死他们么？”我冷冷地盯着他的眼睛。
阿乌拉人不看我，眼皮垂下去，头发被风吹来站在头顶。他感到委屈的脸有些发红。他说：
“我们被卖到采石场，那三个人扔下我们就走了（看我一眼，有点羞愧的样子）。我以为男人不会被卖……我以为……嗨，不说这个，说出去我还咋混？丢先人！”他沉默了一下，又说：“算了，说给你听也不怕，你也不是外人。
“我们到了那里，负责看守的人像狼一样盯住我们，吃饭或上厕所都盯住。晚上说梦话都会被鞭子抽一顿。以为我在商量逃跑。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还是怪我自己，说梦话说的是彝语。见他妈的鬼，我说彝语不是很正常吗？这些杂种！在那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得最好的就是火车上，他们三个像财主爷一样大方。你买的那些东西我一个人全吃完了（脸红了一下）。
“……到了采石场，我们去的几个人就被分开了。把我分在一群陌生人里边。这群人也是被骗来的，整天不说话，也不让说话，就像哑巴一样。裤脚都是撕破的，脚干全是伤疤瘌。有的人眼睛瞎了一只，另外一只也像失灵了，看着你眨也不眨一下。好像是死鱼的眼睛。有的瘸了腿，听说逃跑被抓回来打断的。那眼睛也是被打瞎了。”
“你听谁说被打瞎了？不是不让说话吗？”我忍不住插话。
“白痴！不让说话就不说话吗？”他头也不抬地骂我一句，又说：“他们有时也看不紧。只要工地上来了一群穿花裙子的女人，他们就看不紧了，只派几个人站岗，那时候就可以悄声说几句话。”阿乌拉人吞了一下口水，他咧嘴笑了一声，把上嘴唇拉得很薄，整个上门牙露在外面。
“你怎么跑出来的？”我很欠骂的又多嘴了。
这回他没有骂我。他抬起头，望着天上的云彩说：“那天晚上月亮不是很白，星星倒是亮晃晃的，云彩也亮。就在这样一个晚上，我和几个想要逃跑的人一起跑了。我来不及找我的同伴。我想，他们自己有脚，如果想跑可以自己想办法。我喊了他们也不能扛着他们跑呀。那晚石场来了好几个女人，大部分看守都和女人在小房子里喝酒，喝醉了。到了深夜，留在门口看守的人也开始打瞌睡，我们就趁着机会避开他们狂奔了出去，可惜没跑几步就被狗发现了。狗那种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它们好人和坏人根本分不清，长了眼睛跟没长眼睛一样，只要哪个养它它就帮哪个。去他妈的！好在老子长了一双长跑冠军的腿。
“狗一叫，看守的人全部冲了出来，但我不管狗叫不叫，不管那帮杂种喊不喊，我只管跑我的。我不像其中的几个工人，他们一听见狗叫，慌得停了一下，好像听见的不是狗叫而是他爹在喊他！他们往回一看，看见后面追来一大帮人，脚一软就跑不动了。我是凭想象知道后面有很多人在追赶我们，因为我斜眼看见和我平齐的工友扭头往后看，然后就跑不动了。我听见追我们的人在说‘贱种贱种’，也可能是说‘站住站住’，不管说的啥，老子管不起那么多。
“哈，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跑脱了。其他人又被捉了回去。我和那个人跑着跑着也跑散了。树林太大。路也不认识。我只好追着天上的一颗勺子星跑。我是仰着头跑的，眼睛望着天，我感觉我不是在地上跑，路也不在我的脚下，而是在天上，我是在天上跑。
“他们想卖我？哈，做梦去。老子要饭也能跑回家！”阿乌拉人走到垃圾桶边，捡起刚才有人扔在地上的一只罐头往嘴里倒水喝。摇晃几下没有倒出水来。罐头是空的。
“你……”我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我啥我？我就是这样回来的。看不顺眼么？哈，你是没有逼在绝路上。”他揉了一下眼睛，“我走了半年才回到这里。一路上爬火车，偷东西吃。也要过饭。可惜没有人给我饭吃，他们看见我就说我是假叫花子，因为我的头发是染黄的，他们说：‘你妈的，哪有叫花子还染头发的？有钱染头发还出来要饭么？你妈的，骗子！’他们一边诅咒一边向我吐口水，虽然这些口水都没有吐在我身上。哎，反正这一头鸟毛害得我要饭也没有资格。对了，我在缅甸偷了一块猪肉，扛着跑了一路，被那家主人发现了，人追狗撵的，我鞋子也跑掉了一只。他妈的，还是被追回去了！那家人的狗比采石场的跑得快，也可能我的力气都在采石场用完了。在采石场我跑得比狗快。
“我在渡口要了一个月的饭。渡口的人要好一点，给我一些剩饭剩菜。但也不行，遇着同样是要饭的人也受欺负，我要到的饭还要孝敬老大。妈的，他当叫花子也长得那么壮实，干不过他。”他朝手心吐一泡口水洗手，顺便理了理他的黄头发。
“回来了就好。”这时候不能再取笑他。
“到了这里我就不担心了。这是我的地盘。对了，我今天有人来接，我的一个小弟。你呢？在这里做什么？小宁呢？”
“我在这里上班。小宁走了。”
“为啥？他很喜欢你，他跟我说过。我以为你们早就是情人呢。你不喜欢他吗？”阿乌拉人摊开手，表示不理解。
“不。”我说。其实我想说：“不知道。”
阿乌拉人的“小弟”来了，一个瘦得像豆芽菜一样的混混，女的，皮肤黑得像炭。她走到阿乌拉人面前，很自然地拉住阿乌拉人的手说：“想不到你会被卖。真是……”她的眼眶泛红。
“她不是你小弟。是你情人。”我笑望着阿乌拉人。
“好吧，被你说穿了。看在认识一场的份上告诉你（指着他的女友），没有她，我就没有勇气逃回来。”阿乌拉人说完话，牵着女友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说得没错。他真的到家了。看他温柔的样子，就像一个贫困的农民牵着自己心爱的小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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