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厂

　　村东砖窑厂的烟囱杆被拆除了，腾出一小块地，听说复耕验收后能置换土地指标。在拆除烟囱杆之前，废弃窑室早就被拆除，种上了庄稼。那些庄稼把烟囱杆包围起来，一茬接一茬，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砖窑厂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当时正在本村读小学。砖窑厂位于村东庄稼地边儿上，窑室位于最东边，北面是一排起脊平房，行管人员办公占了几间，两间做伙房，一间放杂物。隔了一条斜路，西边建了一排平顶简易房，工人住。宿舍前面一大片场地用来晾坯子。场地南边是砖机。砖机东边也用来晾坯子。 　　砖窑厂行管人员都是村干部。烧砖的师傅是从外地请来的。父亲在伙房做饭。伙房里一共两个人。每天的伙食是剁卷子、菜汤、咸菜、粘粥，偶尔改善伙食，蒸包子。 　　村里好多人在窑厂打零工。装窑出窑活儿最脏最累，本地人干得少，多是一伙儿泰安人干。 　　窑厂后来被个人承包。父亲不再做饭，负责管理生产和招工。父亲曾几次去泰安招工。当时我不知道泰安离我们村有多远，听父亲说那个地方地少人多日子穷，好多人出来打工。母亲说挨饿的时候去南边要饭，用小麦玉米换地瓜干，最远到过泰安。那里的地瓜长得好，甜。 　　那年冬天，父亲招来七八个泰安工人。领头的人姓齐，大家叫他老齐。当时村小学已经放假，他们被暂时安置在学校教室里，等开春天暖和了再搬到窑厂工人宿舍。 　　学校在我家院子东边，出门就是学校操场。五间房，东西各两间教室，中间是老师办公室。工人们住在西边两间。他们把桌子对起来，靠墙排成一个大通铺，上面摆放被褥。 　　工人是父亲招来的，父亲无形之中成了工人的头儿，他们有事都来找父亲。工人们到的第一天晚上，老齐和他的内弟小五到我家闲玩儿，带了些点心糖果。奶奶说出门不易，别花钱，把这里当家常来玩儿。他们脸上堆着笑，管父亲母亲叫哥哥嫂子，管奶奶叫婶子。他们的泰安口音听起来有点拐弯，这让我感觉新鲜。 　　第二天早晨，母亲多熬了些粘粥，盛到一个白搪瓷盆里，给老齐他们送去，还捎带几块腌水萝卜。他们正吃饭，手里攥着玉米面卷煎饼，黄澄澄的。母亲说没啥好吃的，喝点粥暖和暖和吧。小五把粥盆接过去，说着感谢的话。我把腌咸菜放到一边桌子上。桌子上摆了几个搪瓷缸子，里面的开水正冒着一丝热气。旁边蜂窝煤炉子上炖着水壶，发出咝咝的声音。屋子里有股煤烟味儿和臭袜子味儿。老齐从一只大提包里摸出一包煎饼朝我手里塞，叫着我的小名，说来前你婶子刚做的，还酥着呢。母亲开始不让我接，说你们自己吃吧。老齐说不是啥好东西，吃个新鲜。我接过来，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回到家里，吃了一张，一咬直掉渣，有点酸甜。 　　窑厂没活儿，老齐和小五会来家里玩儿。下雨天，母亲炒几个家常菜，父亲陪他们喝酒，说些两地的风土人情和厂子里杂七杂八的事。我感觉他们像是自家的亲戚。小五的酒量很好，脸红扑扑的，说话慢腾腾的。常来家里来的还有一个人叫林芳，瘦瘦的。父亲说别看他瘦，在那一伙人里最能干。后来林芳的老婆来看他，在我家吃住。她人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慢条斯理，一副很爱干净的样子。时间久了，奶奶颇有怨言，说天天跟侍候客人一样，这是哪门子事儿呀。父亲母亲都爱面子，拉不下脸来，迁就一天算一天吧。 　　泰安来的一伙人属于亲戚加同乡，大都本份，林芳的内弟例外。听说是个混混，靠卖血挣钱，挣了钱就大吃二喝，吃完接着卖。我在窑厂见过他，脸上没一点血色。当时正是吃饭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和一个人打起来。他把手中的缸子砸出去，那人躲避，他窜过去抬脚就踹。那个人身子窝着，两手护头，呜呜地哭。父亲听见动静从屋子出来，大声喝斥。林芳内弟脸色煞白，捡起自己的缸子，晃晃地走开了。 　　哥哥初中毕业后没再上学，农闲时随母亲去窑厂拉土。厂里指定的取土处离窑厂不远，牲口拉车，人负责装卸，有人专门量土方，运一车给一张条子，最后凭条子算账。取土的地方很快扩成大坑，形成一个个大水塘，渐渐地，塘边长出水草芦苇，有鱼游来游去。工人们歇工了偶尔钓鱼玩儿。小五把钓来的鱼拿来我家，母亲收拾炖了给他们下酒。 　　姨父在窑厂辅助烧窑，白班夜班倒。我偶尔去窑顶上玩儿。顶上排列着一些圆孔，用来投放煤块，上面盖着铁盖子，添煤时用钩子把盖子钩开，将煤放进去，烟火呼呼冒上来。炖上水壶饭锅，很快就开，放上地瓜，很快烤熟。煤堆在不远处，大卡车卸下煤块，用筛子筛过，然后装到小车上通过坡道运送到窑顶。父亲在伙房里做饭时，为了多挣份钱，曾经往窑顶运煤。 　　烧窑一靠天气，二靠运气。每年春节，厂长亲自烧纸摆供，请神仙保佑。我不清楚是哪尊神管这摊子事儿，窑神或是火神？ 　　土从土塘运到挤砖机附近，成一个大堆，用水管子往上浇水，保持土的湿润度，太湿太干都不行。经过机械搅拌挤压切割，一块块湿乎乎的砖坯子闪着亮光被用架子车运到晾坯场地。拉坯子的人弓着腰，两手扶车把，一根绳子系在车子前挡板上，然后套到肩头，很是费力。有专门负责插坯子的工人，手持专门的二股叉，又尖又亮，把坯子叉下来，整齐排列，中间留出透风口，便于晾晒。每排坯子都配以一定数量的草帘子，下雨天得盖上，晴天再掀开，邻村一个老汉专门负责这个活计。 　　坯子晾干之后用车子推进窑室，然后交由专门的码窑师傅码好。刚出过砖之后窑室里很热，进去出来一身汗，工人们都只穿一个大短裤，脖子上一个毛巾。一个窑室码好后窑口用砖坯子垒好，用泥封严，然后就可以烧了。烧好后开门出砖，叫作出窑，又脏又热又累。夏天工人们热得受不了，跳到坑塘里洗澡。 　　窑厂的烟囱一天天冒出黑白的烟，随风飘走，落在附近地里的庄稼叶子上，脏得很。村里的百姓对此像是麻木了，——能怎样呢，烟囱在那竖着，工人在那忙着，谁能奈何？在巨大的窑厂面前，人显得弱小。 　　一年年下来，土变成砖，砖变成钱，钱装进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兜里，于是有的人家起了大瓦房，有的置起了家业。在这个过程中间，父亲的头发变得稀疏灰白，哥哥从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一个毛头小伙子。泰安来的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老齐回去了，再没回来，中间给父亲写过信，还寄来他女儿的照片。那伙人由小五带头。后来林芳也回去了，带着他的老婆。奶奶埋怨说，林芳连封信都没来，白管他媳妇吃那么多天饭。 　　有一年夏天，窑厂电死一个人，是邻村的，我见过那个人，他的老婆常到我们村赶集，牵着一个小女孩儿，娘儿俩脸上都有一酡红。 　　县里乡里有关部门常常来厂里检查这检查那，收这钱要那费，父亲帮着应酬，常常买了烧鸡烟酒迎来送往，脸喝得像鸡冠子，然后吹嘘自己如何送瘟神得太平。那被父亲当成事业。我常常看到父亲戴着风镜，骑着厂长的摩托车来来去去，后面扬起一溜烟儿，很厉害的样子。 　　再后来，父亲辞职回家。窑厂换了几个承包人，有人挣钱，有人赔钱。窑厂变得越来越破，取土的坑塘越来越大，后来附近根本无土可取，得往远处去取。再后来发展到花钱买土，一车多少钱。 　　终于，有人告状了，说这些年窑厂挣得钱都去哪了？给村里办了什么事儿？占了这么多地，占了好几十年，得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乡里来了工作队，查账，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当年建窑厂的发起人，老支书早卸任了，扛着鞭子放起了羊，我感觉这个活计的本质还是领头人。 　　窑厂废弃了，成了垃圾，有人开始拆窑室，说有自己的一份儿，然后大家一轰而上，那些烂砖头被垒了猪圈鸡窝，垫了胡同。窑室周围的地村干部主持往外承包，每亩交钱多少。有人说，这么一片地这么些年下来光承包费也不知有多少。 　　窑室被拆除之后，那个烟囱杆支撑了好几年，上半部分有些弯曲了，成了村子的一个标志。以前每次回家经过村口，远远看到烟囱杆站在村东头的地里，孤独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