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芦苇的思索

                                                              一棵芦苇的思索 　　

　　                                                         王克楠
　　
　　                                         偶然地出生和偶然地写字
　　
　　我常常看着东湖的芦苇发呆，芦苇们在岸边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形成了芦苇荡，我知道，我就是芦苇荡里的一棵芦苇。
　　芦苇是刚直的，我生下的时候却是柔软的，妈妈说，克楠生下来两个月就发烧。生下来的第二年，就是全国性的反右运动，环境比我烧得更厉害。妈妈对当时的运动很害怕，给我起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克难。
　　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或者还会感到自己是一个青年，而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反思，看看自己活得有没有价值？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是英雄的所为；生是一只蚂蚁，死亦一只蚂蚁，那是百姓的一生。自己因为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许多得天独厚的资源，比如文革，比如改革开放。因为客居姥姥家做“人质”，就必然独立地面对许多的困难；因为父亲是右派兼地主出身，必然能体会到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危险性。
　　我觉得自己出生在一口井里的芦苇，高不出井台，只好在井底呆呆地看着蓝天。可以说，我的前半生是在磨难中度过的。磨难是一个怪物，年轻的时候，是诅咒磨难的，2000年以后，却满心欢迎磨难，因为磨难也是一种特殊的财富。我担心自己会被主流社会俘虏去了，因此，我庆幸55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自由，完成了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由转身。
　　这些日子又想到了文革，那时我10岁。学校里开展运动了，停课了，我和我的小伙伴就跑到湖边玩芦苇，我们在芦苇荡找鸟蛋，把绿的芦苇编成帽子戴在头顶。邯郸以北有一个有名的广府古城，古城边长满了芦苇，诗人李白在唐朝到芦苇荡里荡舟，写了五首诗歌。我当时不懂得古诗词，只是觉得芦苇荡的深处一定有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在睡大觉。我不会写诗词，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写大批判稿开始的，老师让我批判数学老师——董老师。偏偏董老师挺和气，教学挺好的，可是从师范毕业的几个年轻老师明显是造反派，号召我们写批判稿，号召我们打倒老师，说“这是考验革命不革命的关键时刻”，至于批判稿，结尾是有格式的，“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开批判会的时候，真有造反派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把被斗的老师一脚踢翻，把脚踩在了人家的胸脯上，以此象征永世不得翻身。
　　董老师是安徽人，他的家乡离样板戏里的沙家浜不远，家乡也有芦苇荡，上课时曾经夸过家乡的芦苇都会算数学题。我上初中的时候，文化课就是《毛主席语录》，姥姥用红布给我缝了一个袋子，装着这本百科全书，我就把整本语录差不多背会了。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惊人的，弄得后来想忘记都很难，直到现在，我可以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错地背诵“老三篇”，流畅的程度连我自己都吃惊。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还有孔子语录，也真的不知道还有现代意义的散文。我的初中生涯的悲哀之处，连杨朔的《荔枝蜜》也没有读过，直到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一代人，那真是干巴巴的一代，干巴巴的生活。
　　一个人的个性是重要的，可是那个时候，你不要问我什么是个性，我在日记本上写：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给我一个碉堡，我要炸掉它，我要当董存瑞一样的烈士……董老师自杀了，我很后悔没有问过他的家乡芦苇荡里，是否掩护过新四军的伤病员？
　　
　　                                                父亲：远离文字的悲哀
　　
　　我的作文天分从高中的时候，让一个叫刘增山的老师发现了（另一个班的语文老师），他鼓励我专心写诗歌，不要再学理科了。我的作文几乎篇篇是范文，拿到讲台上讲评。我的诗歌最好的一句应该是“大坝随着号子长”，是形容修建水利工程的。还有一句是“芦苇荡里托月亮”，第一句被工宣队师傅肯定了，第二句被师傅批判了，说是资产阶级情调。
　　我不知道资产阶级是否喜欢芦苇，后来看了样板戏《沙家浜》后，有写了几句顺口溜“芦苇依水水自清，邯郸挨着沙家浜，人人都说家乡好，芦苇荡里托月亮”，我拿着这首诗歌诗稿找工宣队师傅，他没说什么，只是使劲地往我的屁股上踢一脚，说，你这个家伙真是一条路走到黑。在高中，我并没有听那个老师的话，没有专攻文科，而是对数学的解方程有着浓厚兴趣，这件事造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误判，以为自己是文理两科通吃，结果，几次高考的不顺利。初中、高中的时候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是没有文化课的，学生们生活得很悠哉，有两个同学早熟，早早搞对象，我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告诉了老师，老师在课堂严厉批评这两个同学——流氓，这和流氓十万八千里呢。
　　我记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年发生了“黄帅事件”，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当时，作为高中生的我也蠢蠢欲动，准备给报社投稿，给认真教课的语文老师找毛病，但是高中老师对我太好了，实在找不出毛病，也没有写成给老师的稿子，幸亏没有投稿，如果成功的话，将会留下一辈子的自责。
　　父亲对我的影响，一直是含糊的，一方面他嫉恶如仇，一方面又鼓励我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所以，我一直不敢为父亲定位为成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总是想，
　　政治上“进步”和政治上投机基本是一致的，还好，我在“政治”上不顺利，如果顺利的话，很可能是一个小爬虫，如果得势的话，可能是一个恶棍，因为一个人的善恶除了个人的素质外，还有利益的引诱，许多事情不是由本人决定的，是你生存的那个空间规定你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说到刚直，我不得不说说父亲房间里那幅画，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画的，画面有七八根芦苇，三只鸟，有飞的，有落到芦苇脚下的。父亲真爱这幅画，可惜，老舍先生沉到北京太平湖的时候，胆小的父亲把这幅画烧了。
　　1978年参加高考，高考的不顺利使得我必须通过业余写作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以工代干），可是我的右派父亲告诫我，变成铅字的文字，刀斧也砍不掉，意思是说，文字就是一个人的“罪证”，这就使得继续写文字的人，要抱定坐牢的准备，这使人感到很悲壮，因为喜欢写作，就要有坐牢的准备，给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因此害怕了，退却了，以至于到了30岁后，才战战兢兢地重新拿起笔，写文字。父亲给我写信说，难儿，你要写字，就成了河边的芦苇，就要做好被烈火焚烧的准备。
　　我给父亲回信说，烧吧，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
　　
　　                                             流放：并非在西伯利亚
　　
　　俄罗斯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过流放。我自己认为在一塑料当临时工的一年半，就是个人生命路程里的流放，虽然并没有谁发流放证，这一次是自己被自己吓垮了。人生不管顺利也好，逆境也好，必须面对，才有成长的勇气，而我则做了逃兵。我没有正面面对“上山下乡”运动，当了逃兵。高二的下半年，对胖胖的街道主任谎说自己回内蒙了，结果逃到郊区的一个小工厂——第一塑料当临时工，等待着姨爹给办“留城证”。
　　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由于自己年龄小，我不是被改造者，而是被折磨者。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了父母被改造的一些情景。父亲是归绥一中毕业的，母亲是北京女子职业高中毕业的，俩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但都是被改造对象。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以为走路往右边走，便是右派。我们的交通规则，都是在右边走的，那人们不都是右派了吗？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和右派缘分最近呢？运动本来是一件好事情，运动员是充满生机的，但是我看到的运动和运动员，没有一件事体是好的。季羡林先生说：“文革给中华民族抹了黑”，说得好，文革这场运动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能从民族的肌体里找到原因。
　　那个时期，我会到沁边走，河里的芦苇是沉默的。后来在那个郊外的小工厂，我知道了什么叫监禁，什么叫失去了自由，什么苦闷。小工厂在邯郸的西部，邯郸城就在东部，我只能看着她哭，不敢回到暖暖的老街，回去了，就会被动员下乡。偶尔也会回河坡老街取粮票和食品，都是午夜时分上路，路过一个乱葬岗子，听着坟墓间沙沙沙的神秘响动，我使劲地大喊，鬼啊，我不怕你，你出来吧。可是一次也没有遇到，倒是天空的星星和月亮照着一个少年孤独的身影。过了乱葬岗子，就是一条小河，小河边有芦苇，见了芦苇就感到亲切，坐下来，呆呆地看天空的月亮。天空真的有一道云河，也不知道是不是姥姥说的那道能把牛郎织女分开的天河。更不知道天河两岸是不是长着芦苇，不知芦苇荡里有没有鸟蛋和泥鳅。
　　在郊外的小工厂，充分体会到了什么是害怕。人吓死人很难，人自己吓死自己很容易。当然人吓死自己也是有条件的，关于成份高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乡下的种种遭遇，使得远在内蒙的父母不得不求助于我的姨夫给办这个“留城证”。一个人的一段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财富，认识一个特殊的人也是一种财富，我在一塑料时期认识的陈有加，即是。陈有加——这个三十岁的老青年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他喜欢读书、思索，而对小工厂底层环境严重不适应，他说这里就是活生生的高尔基写的《在人生》的图景。我们成了好朋友。1973年，我那时被环境压迫到了极点，但是对天文地理乃至哲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就在工余时间和陈有加彻夜探讨，探讨最多的有：物理学上的音色和分子质量关系问题，物理的物质可以无限分割下去吗？从哲学上说，偶然和必然之间是什么关系？个人对历史的巨大作用是怎样呈现的？
　　小工厂的地理位置很特殊，紧挨着一座监狱。监狱里的犯人穿着白花花的上衣，上面写着大大的囚字。这所监狱也是劳改农场，农场里有庄稼，也有许多坟墓模样的砖窑。犯人最繁重的劳动就是取土烧砖，红色的砖，很有强度，敲一敲，梆梆梆地响，这是当时邯郸城最好的砖。由于这个砖厂不停地就地取土，监狱场地就下凹。监狱和外界隔着一条六七米深的壕沟，壕沟外有岗楼，岗楼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壕沟陡立陡立的，不要说是人，连猫也爬不上。但是壕沟挡不住蝴蝶飞上飞下，它是自由天使。我常常在工余时间站在壕沟感兴趣的不是红色的砖，而是农场里的那些囚犯浇菜园子。农场里洼地水泽里的芦苇是白的，囚犯的上衣也是白的，蝴蝶是白的，有时候真的想让那些囚犯像蝴蝶一般飞出来，说说他入狱的原因（当时深信这些人里有冤枉的），说说他还有什么生活的向往。
　　无论做什么事，躲避就是让自己变形，我在郊区的小工厂做工，人不再是学校里的那个生机勃勃的青年，但是在一切的业余时间拼命地像芦苇一般学习知识，凡是可以找到的图书都看，看过哲学，看过历史，看过《前夜》《猎人笔记》《怎么办》《牛虻》《激流三部曲》，这些书籍给年轻而痛苦的灵魂以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的终生。为了躲开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我自己把自己流放了，在这个小工厂放荡形骸，失望、痛苦、没落——我不再是上高二时那个单纯的男孩子了。在这个小工厂的小青年有类似我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六七个，我们合得来，一起喝酒、抽烟、追逐女人。
　　十七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没有书可读，小青年们大部分彼此开始谈恋爱，我也谈了一个。小工厂里有很多朴实的工农子弟，我谈的这个女孩子很朴实，我们在月下散步，她帮助我打饭，帮助我洗衣服。我得了病毒性痢疾的时候，她去医院给我端水端饭。我们很合得来，就是不谈文学，她上完初一就不上了，只想多挣钱，补贴父母。
　　过了将近两年，我的“留城证”办下来了，我的临时工生活结束了，回到了城市，不再找患难时节认识的那个女孩了，找到了新的对象，不知这算不算“始乱终弃”？

　　                                      运动来了，谁也别想保全尊严
　　
　　我很感谢我从小生长的河坡老街，虽然姥姥作为“地主”（后来更正）曾经被传唤过，也扫过一阵子大街，但是，邻里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热情，该来往的还来往。与上层的冷酷相对比，底层是温暖的。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好伙伴张印昆，他是绝对不容许我在学校受欺负的。18岁在轴承厂工作以后，又有一个叫杨月娥的女师傅，事事保护我，使得我免以受直接伤害。
　　一个人活着的理由是有尊严，而另一些人则要取消他们的尊严，或者剥夺他们活着的理由。文革的时候，一批知识分子纷纷自杀，没有自杀的也洗心革面，成了仅仅活着的傀儡，作为他们的子女，天生被上戴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我想，幸亏自己的没有被教育“好”，否则就写不出散文了。每当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想到初中时的董老师自杀。董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地主出身，我们当时的头脑里都有一个抽象的坏人——万恶的地主阶级，因为董老师是地主家庭出身，就是活生生的坏人。殴打老师，打的并不是董老师，而是被代换为万恶地主阶级（相信其他同学也是这样的）。后来和许多同学反思这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心理，大家都很内疚。
　　中国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劣根性的总爆发，它的积累期不仅仅是一二十年，而是几千年了，看中国文化劣根性，都可以从文革找到鲜明的例证。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一个极为容易“献身”的人，文革中目睹了武斗的双方视死如归的壮烈场景，曾经以为双方都是英雄；看到造反派攻占一座大楼的时候，高喊着口号往上冲，真的好英勇，好崇拜啊。于是，我就想当兵，去为保卫国土而战，可惜，自己政审不过关。在珍宝岛事件以后，看了“新沙皇”占领中国国土的资料片，自己的仇恨又一次被点燃了，又一次想当兵，想用枪保卫和收复中国国土。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0岁，上三年级，当时，高年级同学开始揪斗老师，戴着高帽子，施行“群众专政”，老师的斯文扫地。学生斗老师，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我的班主任是一个造反派，很年轻，有二十几岁的样子，号召我们批斗老师，鼓动我们每个人走到被斗争的老师跟前，都要扇一个耳光。她说：“谁不扇，谁就是不革命。”为了当一个革命者，当时的同学都打老师的耳光了。女同学心软，扇的要轻一些，我也扇老师的耳光了，清晰地听到被殴打的老师轻轻地喊:“毛主席万岁。”后来大了，我想，当时斗争者和被斗争者都是忠于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一下子被煽动起那么大的仇恨呢？
　　人到中年，反思自己，自己是一个冲动多余思索的人。这个特点父亲是没有的，我也是没有的。母亲是一个有思索的人，她是在大事面前清晰的人，但我继承母亲这个气质不够。母亲常常告诫我，遇事要三思，不要冲动。1957年以后，许多的知识分子处于苦中作乐状态，比如汪曾祺、张中行等，传说中的相声演员侯宝林，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他立即躺倒在地下，造反派也哭笑不得，取得了一种噱头的效果。我的母亲在银行挨了批斗后，走出单位大门口就唱样板戏，别人以为这个女人疯了，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也是一种自我慰藉。
　　中国文明史上的闹剧，谁看到了，我想河边的芦苇肯定是看到了。芦苇在抗战时期孙犁的笔下是勇敢的战士。在国人互相残杀、争斗的年代，芦苇无言的哲学家。
　　
　　                                     不再抱怨，严格地进行自我解剖
　　
　　有的人活着是创造生活的，有的人是抱怨的。我曾经埋怨过父母，对他们应有的对子女的支持缺失感到愤懑，其实，父母生活的也很艰难，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员，是直接承受思想改造和身体改造者，而自己不过是间接地受到了伤害……直到这几年，父母进入了老境，自己人到中年后期，才悟过来不该埋怨父母的，他们处在生死边缘，无暇顾及自己的子女，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生活里的我，好些年是浮躁的，远离芦苇。已经不会思索了。我个人的劣根性，在于对古今成功的政客有一定的兴趣，甚至把他们作为榜样。我曾经对于流血有一定热情，这样的热情近似于日本的武士道。喜欢做虚狂的革命者，而对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缺乏理性的思索.......这几年虽然静下来了，但是曾经对积极炒作自我保持浓厚的兴趣，想办法接近一些名人，邀请名人为自己写序言，写评论，对于真诚批评自己的人，反感，不再交往。如果文字发表不了，也是像猴子吃蒜一般难受。
　　芦苇没有竹子的峻拔，没有百花的姣美，默默地自己生活在水泽。我的散文过于关注东方的空灵和唯美，而对西方的真实和朴实却关注不够。文学应该远离资料，但是自己的许多作品是模仿一些“大师”的资料性，没有思想，没有审美，也没有独创。创作出的许多作品虽然上了刊物，上了选刊，甚至获了奖，其中赝品并不少，这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要写好作品，必须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很难，读书思索是一个渠道，更重要的是反省，乃至忏悔。每个人的前面都有古人，后面有来者，每个人都不可能把事情做到极致，只可以把事情做得尽可能好。我写的这个文字是用于自我解剖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我将近六十年的经历，看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写到了深夜，我还在写着，我不怕痛，也不怕露丑，因为沁河就在我的身边，河边的芦苇也没有歇息，它们默默地鼓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