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

　　到了腊月自然会想到年，而过年总是愉快的，所以腊月应该也是愉快的。
　　已是农历二十出头了，数着数着过年也就几天了，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每天依然辗转在拥挤吵闹的公交车上，疲惫在没完没了的工作中，直到傍晚回家看到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大红色的中国结满目都是，孩子怔怔地看着我们说放假了他可不可以摆弄一下电脑，才觉得真是要到休息一下的时候了。
　　可是我们没有给自己放假的权力，过年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休息的自由了，所以我们也是期盼过年的。
　　在很小的时候，我听到父亲最多的话就是年年难过年年过，现在他不怎么提这茬了，想必是自己也忘记了自己最爱说的那句话。
　　后来我知道他的话与坚强或无奈无关，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的默认，对所有存在的坦然面对，对将来的依然觊觎。人言父亲是山，只怕说的更多的是他们更像山一般的沉默，山一般的稳固，他们有着像山一样的腰板！
　　很早以前读《白鹿原》的时候，惊讶于黑娃对稼轩的腰板的畏惧。当复仇机会来到的时候，黑娃终于把白嘉轩的腰打折了。白嘉轩的腰可能也是一种意象长期地统治着鹿黑娃，所以他并没有要嘉轩的命，而是摧毁了他的腰，可是他也清楚，这折了的腰依然是挺拔的，他的一击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徒劳而已。
　　中国父亲的腰有很多都是像被打折了的白嘉轩，虽然随时可以佝偻，但是依然有一份倔强，并非是出于意志上的伟岸，而是仅仅为了持续的生存。当生存变得无法具备完美的体面时，那自然只能找寻一个漂亮的姿势。犹如张爱玲曾提到的那句话：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桃花扇，不过是一滴血落在扇面上，顺势画个好看的形状而已——我表述的未必是她的原话，可她应该说过类似的语言，这是看似冷漠实则真诚的说法。只要站在这个世界上，必然在有意无意中会看着别人，也会成为别人的看客，自然也会评价别人抑或受到别人的评价，而最后都会成为一种过往，把这种过往描述的体面一些是一种善意。
　　所以这腰无论是直或者不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面前有很多腰看起来是很直线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很直线地存在着、传承着。
　　我不想把这样的感触与自己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但我知道父亲的腰也是类似地看起来很直立实际上很孱弱地在我们的城市里出现过。虽然他后来回忆那段苦难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地旷达甚至豪迈。
　　而看起来的只是表象，与真实距离很远，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就像我们所谓的历史。
　　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卧床三年，恰巧就是腰上的毛病。在一次做木工手艺的时候，腰椎骨错位了，只能瘫在床上。我不知道那段日子他和母亲是怎样过来的，只是一个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就能够推理出一些情况：父亲是一个二十八岁瘫在床上的主要劳动力，母亲每天到生产队做工，我两岁，姐姐三岁。父亲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只是觉得很幸运他自己走过来了，我们一家四个人好好地活了下来，而且，没有生过任何疾病和留下残疾，我和姐姐都很健康，仅此而已。
　　好在我那时不记事，好在我记事的时候，我面前的四个人都很好。我和姐姐上学，父亲开加工厂，母亲操持着家务之外还帮父亲打下手，我们的生活在村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像总体上还行。
　　但是其间也是有一些波折的，比如那年腊月。
　　究竟是九三年还是九四年，我还真说不上来。好像很矛盾，不然！因为给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具体的时间，而是那段经历，那段因为贫穷困顿引发的抗争与改变所带来的接近于苦痛般的阵阵涟漪。
　　其实，那时我已是教师了，在村里的小学任教。每天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到学校上班——也就是糊弄一帮孩子（很自责，那时真不怎么懂得如何教书）。到了月底能领个一百来块钱，自己买买书和衣服也就没了。那时很流行一个词叫“月光族”——就是每月把钱都花光，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钱领得太少的缘故吧！自己原本没有什么大出息，很习惯数日历过日子，与外界隔绝了起来，一帮年轻人所素爱的项目比如交友啊、谈恋爱之类的与我无关，另一个事实是我与别人也无关。只是面对劳碌的父母，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就给他们伸把手，帮帮忙而已。
　　九十年代初期，父母刚刚盖起了房子，欠了别人几千块钱的债务，几年的拼搏好容易解决了这个债务，父亲还买了一辆摩托车，然而一场意外的大火将父亲的加工厂烧成灰迹。父亲经过短暂的伤悲之后，只能选择着重建：盖房子、买机械，努力用最短的时间将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时，他发挥着自己的最大能量，自己既做木匠、又做瓦匠、还组装机械，同时还充当着小工。别人调侃他把一个世界的钱都赚去了，他的本意却是想把一世界上用的钱都省去。他每天天刚亮就骑着他的那辆蠢笨的摩托车出门，到了晚上他就伴着“突、突”的声响回家。两口白酒一抿，便发出沉睡的鼾声。
　　我们不知道他的进度，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进行的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征服，只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几间矮小的平房建了起来，几台机械重新运转了起来，一场大火不过是让一切停止了一段时间而已。
　　父亲除了自己的加工业之外，还多了一项营生，就是在家里养了四头猪，同时在他的加工厂里养了一百多只鸡。买的是土鸡种，喂的是饲料，那鸡长成之后大概介于土鸡和饲料鸡之间的类型，价格也应该在两者之间。之所以养鸡、养猪的，就是想到过年的时候一次性能再卖点钱补贴用来还债。
　　父亲一向比较固执甚至可以说一向很骄傲，笃信自我奋斗，很少找别人开口借钱的。当初盖房子的时候，他儿时的一个玩伴主动借钱给他让他盖楼，他就是不要，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他的理论基础是量布裁衣，有多少布料就做多大的衣服，不愿把步子迈大，更不愿欠着别人的情。可这次他还是低着头到了那个玩伴的家，自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那个加工厂恢复地很快，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他的那个玩伴也支持不少。而父亲集中养猪、养鸡的目的就是在年前一定要把钱还给人家。
　　鸡和猪都很争气，到年的时候都成熟了。猪完完整整地卖给了杀猪匠，自家一点都没有留。而鸡则必须要自己去卖的，一百多只不太好卖。腊月二十四天还没亮，外面乌七八黑的，父亲找了一辆板车，装了整整的一车鸡，也只装了一半的数量。他和母亲在前面，板车边上的绳子深深地陷在他的肩膀里，母亲在一边扶着，我和姐姐跟在后面。我们的目的地是城里，二十多里地，按照板车的速度没有两个小时是绝对走不到的，而结果告诉我们需要至少三个小时。
　　那时多么漫长的一段路啊！已经是教师的我不太习惯这样的事情，我想我姐姐也是不大情愿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拒绝，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苦全部堆积在父母身上。我们羡慕清闲的寒假和体面的装束，在这样的时节里，我们更愿意清早起床，然后利落地坐上班车，半个小时之后上街，左转转、右看看，购购物，还还价，再来点零食，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显然，像大多人一样并非易事，在生命的过程中，随时随处的一个拐点都会把人从大多数当中剥离出来，所以，人很多时候很无奈。
　　父亲也想成为大多数，但当时，他不是。没走一小截，他已经脱去了外套，额上的汗水直直地顺着脸颊肆意地流着，他不住地用右臂擦拭着额头。母亲临时能换一下手，可是她能应承的时间更短。
　　我和姐姐一开始连头都不大愿意抬，生怕遇到了熟人而不好意思，那时年轻时代特有的扭捏。但是走了一截之后，我也就豁出去了，什么教师不教师的，没饭吃什么都不是了，管得着那些虚的吗？自己提出给他们换换，然而板车一点都不听使唤，在公路上曲折前行，吓得过往的车辆不住地鸣笛，父亲还是让我们跟在了后面。
　　到了县城，天光大亮了，父亲的上身只剩一件棉背心了。我们做了分工：父亲和姐姐一组，我和母亲一组，分别在两个最大的菜市场去卖，卖完之后再集中。如果实在卖不掉的话，我们就在原地等他们，他们自然会来找我们，然后一到回家，我想那是我们最不希望的结果。
　　父亲和姐姐去了，我和母亲看着满地地被捆好了一只只挣扎的鸡，心里犯愁：卖东西比买东西可犯难多了，你说这要是让我拿钱买东西该多么容易啊，难怪人们常说钱难挣啊！眼前这些硕大的公鸡母鸡，现在被扎住了双脚，不能站立，不能喝水，更别说吃东西了。它们只能一个劲地通过蹬腿来宣泄它们的精力，表达它们的愤怒，终于一会儿之后就偃旗息鼓了。也不对，这偃旗息鼓只能是生理层面上的，在心里它们不会平静，它们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也有可能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它们会不会产生恐惧，有没有逃离的想法，或者说它们是不是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逃离。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结局只有唯一性的话，它们会不会想着尽快让别人把他们买走，然后痛快地结束生命，这样罪岂不遭得更少？
　　鸡可能还是有一点欣慰的，就是它们的脑袋很小、脑容量很小。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在物种疯狂变异的今天乃至以后，它们的头会不会变得更大，脑容量变得更多，然后他们就会有意识，然后他们就开始反抗、组织暴动，回归大自然去做自由自在的野鸡？即便它们在短期内不会长大自己的脑袋，还有一点它们应该感到幸运的就是它们的脖子也很细，这样别人在宰杀的时候，一点都不费力，它自己遭遇的疼痛就会少许多。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吗？
　　“这鸡多少钱一斤？”还是有人在问，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开始。
　　母亲告诉了价格，人家压了一点，母亲装作不愿意卖的样子最终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还是成功地卖出了第一只鸡，接着就有第二只、第三只……
　　也有人不问价而只问鸡种的。我颤巍巍地说是土鸡，换来别人狐疑的眼光，对方的理论很充足，就是真正的土鸡是不能这样肥硕的，我只好说了实情，别人也相信了，不过价格又被下压了一点。
　　我最不愿意遇到的事情还是遇到了，我遇到了熟人——以前的同学，现在在城里混，后面的那个女的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女人，花枝招展的，在臃肿的冬天像一只发病的蝴蝶，扑腾着翅膀却还是飞不起来。同学貌似很客气地招呼着我，我哼了一声，他却还是没有放过我，老是套着近乎：诸如现在怎么样了，工作顺利吗？老呆在那个山沟里可不是办法啊，再说是不是要讲个对象什么的，要是不出来的话，那只能在农村里找的，必须要想办法等等。
　　我没听清楚他的所有言辞，只看到一张放大的脸和两片上下翻飞的嘴唇。那嘴唇因为工作量过大，两边都遗留了成串的泡沫一直顺着嘴边往下流，像是嘴上的牙膏没有洗清似的。
　　呆在农村怎么啦！在农村找对象怎么啦！今天卖鸡怎么啦！你这狗东西不也是农村的，不是因为家里有个贴着保家卫国的光环实际上什么正事都不干连枪都可能没有打过的的叔叔军官，你就是像我这样的臭老九你都当不了。想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子半张纸卷不做，两门课不考拿下你都不在话下，现在跑这儿来冒充大头鬼，对我说三道四的，烦不烦！
　　身边有个女人怎么啦？那个像鸡排一样的女人搁在村里连一担水都担不起来，除了哼哼唧唧之外还能干些什么，村里头好看的姑娘多得是，人家美在骨子里，比你这鸡排好不知多少倍！
　　拜托！快点走吧，回去翻翻字典领会一下小人得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再看看那个词语究竟是说谁的？
　　心里如此波澜，可是嘴上却只能礼节性地应付他的话语，表示对他关心的感谢和观点的认可。
　　哎！村里的姑娘是不赖，可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也有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把我和他们隔开了嘛？那些人对我不过也只是敬而远之罢了。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乡里的，户口却是非农，城里的，却一年都进不了几次城？得过且过吧！比如目前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鸡卖掉，尽快回家。
　　反正是以卖鸡为第一要务的，那就管不着了，别人不也是知道了自己在卖鸡吗？索性彻底放下来吧！
　　“卖鸡啦！卖鸡啦！土公鸡、土老母鸡啦！快点买啊！”我忽然来了性质，放声吆喝了起来。
　　思想就是生产力，我观念这么一转，效果立马来了。我手脚麻利地帮着母亲过秤、数钱、找钱，母亲高兴了许多，娘俩尽头十足。至于再有人过来问这鸡是怎么回事，我就一口咬定，是正宗的土鸡，山上放养的，家里后面的山上全是，至于为什么这么肥，那时因为营养过剩导致的，你爱信不信，反正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你不买拉倒，千万别耽误别人！买主最后在半信半疑中把我家这鸡当作土鸡买回去了。我想想也好笑，从不撒谎的自己在一分钟之内就能把谎话说得如此圆润，看来从老师到小贩只需要一分钟而已。
　　母亲狐疑地看着判若两人的我感觉有点异样，老是问我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我自然挥手拒绝。我等结束之后回家吃去，也许还会和父亲端点酒，过日子就像个过日子的样子，酸不溜唧的想法在生活面前一点意义都没有，我都二十岁的人了，喝酒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二十几只鸡全部卖完了，我瘫在地上，默默地抽着烟瞪着父亲他们的过来。眼前人来人往，脚步匆忙，春节的喜庆似乎写满了他们的脸上，使得他们总是嘴角上扬。嘈杂的音响充斥着这个城市，叫嚣着节日的兴奋；拥挤的车辆争先恐后，用各自的笛声来表露着各自的急躁。腊月、春节落在城市，已经让我找不到一刻抽烟的安宁。
　　父亲和姐姐回来了。父亲急躁了起来，走路的时候动作很大，脚踩地面发出吭吭的响声，外套敞着，额头上汗水如注。看到他两手空空我们还挺高兴，以为大功告成了。实际情况是鸡是卖完了，但是父亲可能收到了两张假钱。父亲始终记不得是哪个人给他的，即便知道，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你是根本找不回来的，他也记不得究竟是出自他的手还是出自姐姐的手，一会儿说姐姐两句，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自责——强烈的自责。
　　我们没有预防到这一层啊！我也心虚了，我们这堆钱里会不会有假币？如果有怎么办？
　　父亲一张张地翻着我们的钱，作了基本的判断，我们这里没有假币，我和母亲才舒了一口气。
　　父亲单独把那两张假钱抽了吹来，拿给我们看，我起初看不出来。再一端详，纸张是不一样，而且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两张钱的号码居然一模一样，不用说，肯定是假的。
　　怎么办？
　　姐姐说到银行验证一下，父亲立马否定，银行自动没收，四五只老母鸡就白养了。母亲那就当让小偷给偷了，父亲依然否定，毕竟不是遇到了小偷。
　　我知道父亲可能在等一个答案，我说那就再把它用掉，别人用假钱糊弄我们，我们也只能去糊弄别人，干嘛轮到我们做最后一个受害者？
　　我为自己的决定在心里开脱，咱们转给别人，别人也会继续转的，最后使用假钱的人只存在于理论上，实际上谁都不会撕掉的。我这样的想法自然不够高尚，可为什么偏偏是父亲、是我们成为受害者呢？二百块钱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没有这二百块钱，父亲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他就得继续欠着别人的情份啊！
　　父亲，一向坚定的父亲不也是仅仅因为这二百块钱而焦灼吗？不也是把平时的沉稳抛到九霄云外吗？要怪只能怪那个造假币的人吧！还有就是怪那些继续让假币流通的人吧！可我们如果那样做，不也是别人的谴责对象吗？对！怪银行，银行应该让我们兑换，我们又不是造假币的，为什么我们要吃亏。可是如果银行准兑换假币的话，这世界岂不乱了套？
　　父亲一向正直，在村里一句话就是一个坑，很有份量，谁见到他都是和他主动打招呼的，可现在不也犹豫了嘛？我是教师，我教学生是怎样教的，那一句话不是劝孩子们学好做人，我有这样的意识是多么不应该。
　　可是，这又是养鸡又是养猪的多么辛苦，这债务在身上压得让人变了形，就这一年，父母明显都老了许多，为什么还要让他们承担本不属于他们的错误。现实战胜了道德，我们做出了继续流通的决策。
　　父亲说，反正要过年了，我们从来没有买过牛肉，要不我们去买两斤牛肉，人家发现了我们就撤，到其他地方试试，你们在这儿等着，说自己就去了。
　　卖牛肉的就在附近，可是父亲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母亲很着急，作出了她能想到的所有假设：会不会被人发现？会不会让人家举报到公安局？有没有可能让公安局留下来过年都不能回家？她越想越害怕。不住地自责说自己为什么不制止他？不就二百块钱吗？就当生了一场病吧！说完便让我去把父亲拉回来。
　　父亲回来了，拎着一串牛肉。我们围了过去，父亲说在摊子上转了很长时间，就不知道在哪家买，手里的钱都攥皱了，最后站了有半个小时，等人群最集中的那家过去了。
　　人家发现了没有？母亲很担心。
　　没有！也就是称肉、交钱、找钱，然后就回来了。
　　也就是说父亲这么长时间全部都干耗掉了。
　　算是一个成功的战役，可是父亲没有笑意，我们都没有，回来的路上，大家心思很不对！
　　第二天，我们多了一个心眼，就是要注意识别假币，结果没有受到一张假币。
　　除夕的鞭炮开启了新年的到来，父亲也终于还清了他的债务。显然那件事还在他心里有丝阴影，只不过他不愿说出来，过年的时候，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说今年的年真是难过啊！然后又自我安慰似的说了句我一直记得的话——年年难过年年过啊！
　　那一刻，父亲有点苍老，腰显得有点佝偻，饭桌上的牛肉一点都不好吃。
　　而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卖鸡，我们的生活也好了许多。我还曾在心里想过，如果能遇到那个人多好啊，我一定会补给他同样数量的真钱，把假钱销毁，可这已经不可能了！
　　再说，需要弥补的东西真的很多，比如我当时对我同学的冷眼，在心里对她女朋友的鄙视是多么的不对，人家原本无恶意，我为什么要在心里作践他们呢？
　　祝他们幸福安康永远吧！
　　还有我当时就怎么那么地善于胡思乱想呢？根子在什么地方。
　　生活真的是一本大书，第一页是生下来，第二页是活着，第三页是什么？怎样活着！
　　我好像是从那年腊月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我当时可能只读到了第二页和第三页之间。
　　那年腊月，有些沉重！


　　 [ 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3-2-7 16: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