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

在医院 / 于燕青



有时，这里更像一片麦场。这里的一些人，他们的脸上或画着红色十字，或步履蹒跚，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某些功能。他们都是被某一场大风吹到这里来的，他们本来在另一些地方走，他们走着走着，就被风带到了这里 ，像连连落地的麦穗。风是命运的镰刀。最怕听这风携带着新生儿的破啼搅动一地黄叶，这天地间的急管慢弦里，你细听，就能听出生与死相撞的脚步，那是死者给生者让路，是落叶和那个人踩着同一韵脚，作伴去了活着的人没去过的地方，是悲是喜，落叶不说，那人也不说，在岁月的深井里守口如瓶。

“晚霞映照西山，月亮已升在东方，是谁还穿着白色的衣裳，站立在窗前轻轻放下了窗帘，啊，是你呀，我们亲爱的护士值班在病房……”我一定是受了这首老歌的诱惑，还有，老电影里王晓棠扮演的护士，翩若惊鸿。还有故事里漂亮的女特务似乎都和医院有关。够了，这些塞壬的歌声把我的命运引入歧途，待我深入它的腹地，发现优雅与绮丽只是海市蜃楼，我脆弱的神经其实不适应那里的鲜血，疼痛，死亡。

一个明媚的夏日，我第一次目睹了死亡的过程。那时我是一名化验员，我端着采血盘来到病房，来不及为他采血，实际上是不需要了。他约40岁，一幅穷困潦倒的模样，从他的嘴里有一丝血流绵延而出，医生无能为力地摆摆手退下。渐渐地血流越来越粗，越来越急，呈喷涌状。他的母亲先是拿碗接，再是痰盂。她的哭声也由丝线般嘤嘤地，直至嚎啕大哭。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的女人，又把他送出了这个世界，她看足了他的成长。生命的完整在亲人眼里是大悲哀。此刻，病房窗外能看见开到绚烂的美人蕉，炽热的阳光让蝶翅的煽动也变得懒洋洋了，这一墙之隔，并没有隔断恸哭与蝉鸣的合奏，花香与药味的渗透。此后，我所看到的美人蕉总是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此后，我很难再把光明与黑暗，爱与孤独完全剥离开来。

死者隔壁床是一个自杀未遂的女人，这个从死到生逆向生长的女人，身上插满了导管。她疲惫的眼神落在死者身上，我不知道她是羡慕方才的谢幕还是感到自己活着的幸运。生命的驿站没有回程票，她只是在那个黑漆漆的门口徘徊了一下。我常常看到喝农药的农妇被送到这里。最渴望生的人和最渴望死的人都在这里汇合了。

这里，更多的人被困于生和死之间，从一种常态到一种非常态。当肉体之痛使得生活的神经打了结，就必须到这里解开。有些乱结很难解，结与劫同音，包含了暗示。那个轮椅上骨瘦如柴的人，淡漠的表情明示了他坐轮椅的资深，黑铁一般的时间里，他是怎么度过？他是那么的年轻，20岁左右，他有时被另两个年轻人推过阴霾的病房走廊去晒太阳。长久的病榻生活使他苍白的肌肤如病房的墙壁。我后来知道了他背后的故事，那三个年轻人是同一村子的农民，那时，除了地富反坏右都是民兵，就那么一穷二白的农村，硬是怕地富反坏右破坏了，每天夜里民兵轮流站岗保卫社会主义新农村。交接岗，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对着他放了一枪，原本是开玩笑，以为是空枪。没想里面有子弹，一枪就打到要害，下身瘫废。这是怎样的大不幸？最灿烂的年龄，忽然被限制在一把椅子上。

那两个肇事者也成了倒霉蛋，从精神上，体力上，物力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代价将随着受害者的生命，绵绵无尽期。有一天，他们恐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下去，我们会被拖死，还不如当初一枪打死他，去坐几年牢。那样他好受，我们也好受……”我不知道该谴责还是沉默，但我知道理性往往包含着残酷，人道往往包含着不人道，这矛盾恐怕要永远困惑着人类。我不知道轮椅上的人是想死还是想活，他古堡幽灵般的脸上，一双眼睛像从未亮过的灯，让我心痛。倘若，这苦难能置换，那两人也是不愿意的吧？将心比心，人非经历大苦难也难有大爱心。那个轮椅上的人能否饶恕他们？大爱和大赦都不是容易的。

我的母亲是一个常常抵达这里的人。母亲原在青岛化工学院工作，那天，她正在参加全市工作积极分子大会，会议厅的壁橱里放着大炼钢铁时挖出的炮弹壳，会议休息期间，一位参会人员把它从壁橱里拿出来把玩，耍杂技似的将炮弹壳一次次抛向空中，失手落到地上，一声巨响表明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由落体，这颗臭弹，在该响的时候喑哑了，在不该响的时候却耐不住寂寞，会议厅的地面和天花板都被它搬走了。死伤多人，一个弹片飞进母亲的手臂，卡在大血管里，于是，她被送到医院。母亲说她倒下的那一刻像在梦中，几个小时的大手术，医生还是没能将那块卡在我母亲血管上的弹片清除，至今它还安然无恙地呆在我母亲的身体里。

以此同时，厦门大嶝岛几百公里长的海岸线，密集的炮弹一齐射向金门岛，震惊世界的823炮战正在激烈的进行中。当通信员把电报呈给父亲时，父亲正巧也在医院，在厦门的一家医院，父亲没有负伤，负伤的是一名话务兵。那时，父亲是驻扎厦门大嶝岛炮兵营的教导员，小话务兵被金门的国民党兵发射的炮弹击中，最终抢救无效。父亲痛心地说，那么年轻，那么帅的小伙子转眼功夫没了。父亲回母亲的电报说，我在前线没有挂彩，你却在后方负伤。我出生时母亲的身体更虚弱了，于是，我被寄养在乡下姥姥家。

母亲后来离开了美丽的青岛，离开了她心爱的工作，去了福建，随军做了一位小学教师。为了父亲她做出了牺牲，因为她知道人生的无常。那时，父母的经济负担很重，每月除了养活他们自己和我两个弟弟，还要负担保姆的费用，还有我、姥姥和一个母亲的叔父，爷爷奶奶。他们已无力回家探望我了。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回家一趟，为我用萝卜刻了很多小人，可我记忆里他们的模样比那些萝卜小人儿还模糊。8岁那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姥姥说他们是我的父母，要带我去福建。我哭了，我不去。我哭闹了两天，第三天，父亲说，福建有一种匣子玩具，里面一个好人与一个坏人一问一答：“你是好人坏人？”“我是坏人！”于是好人“嘣”地一枪将坏人打死。我想这太神奇了，我见过的玩具都不会说话。父亲用最简单最弱智的谎话欺骗了最简单最弱智的我。

我童年的轨迹也因此不再是连续贯通的，它是断裂的，被城市的高楼生生地截断。上海，这座当时最繁华的城市见证了我被撕裂的血淋淋的伤口。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山东到福建的途中——上海，在上海的午夜我大哭惊醒。在此之前，我从未出现类似情况。当然，我从母腹里来也是哭着惊醒，那哭声昭示着艰难人生的开始。而这一刻又昭示着什么？又何以是这样繁华的大都市而非乡间小道？这不是我的理性所能解释的。我本可以死赖在家乡，将来做个种桑养蚕的村妇？可生命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包括一闪念的灵性。我惊醒后，身边是陌生的亲人，我如置身荒冷的旷野；这繁华大都市于我，就如同茫茫大海于一条小鱼。是生命向我昭示天道无亲？告诉我，人在世间的路向来是一条鱼于茫茫大海的孤独？这是我很多年后一点一点悟出的。我在给姥姥的信中说：“这里从来不下雪……”可母亲那张陌生的脸却常常有雪飘落，母亲偏爱我的两个弟弟，这让我更加渴望母爱，但母爱对于我像是过了春季播种的种子，施肥再多也突围不出泥土的重压。我被无形的厚厚的积雪包裹，这里四季如春，我却很冷。

后来，我让自己躲进病里，生病成了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这缘于我的一次发高烧，母亲把她的手放在我滚烫的额上，和蔼地问我想吃什么，并买来我爱吃的蜜饯。于是我总渴望发烧，说来也怪，发烧总能如愿以偿地造访我，我会用一块手帕紧紧裹住额头，留住热度，留住母亲的爱。这方法挺灵，热度甚至还能飚升。有一次我烧得厉害，昏迷不醒，胡话谵语，母亲吓得直哭，我被送去住院，那是我第一次邂逅医院，清醒后我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是白的，如同我内心的雪。我恐惧极了，天天盼着母亲来，度日如年。母亲终于去看我了，她的到来像雪中的炭，在医院雪白背景的衬托下，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是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