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模（长散文）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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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模（长散文）
水会流走
还有我的泪滴
有些夜晚
总被苦难咬住
——题记
壹
唐爹说，日本人非常迷信。自“九•一八”事件后，他们就认为9与8这样的数字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所以池田也选择了农历9月9日。
是夜，月色微明，好像谁人怀揣着遮掩的目的。
岳阳楼下城西门边的木板岗哨亭，黑暗中时不时晃过黄色的身影和刺刀的白光。洞庭湖水在几盏黯淡的渔火里，不倦地舔舐着岸石，恍惚要在时空中舔出一个窟窿来，才会归于平静。岳阳城里大街小巷哨音急促，身影重重，到处是马蹄和脚步的踢踏声。东面城墙外枫桥湖边，黑漆漆的樟树林里，一只栖息在深处的老鸹，被响声惊动，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纠结着不安和诡谲。
吴民安赶紧扎好绑腿，——这次是临时集结，很多人不知道晚上去清乡，他们会到热闹地方溜达，或者到百香园去看巴陵戏了，——扣上大檐帽，顺手提起墙边的歪把子机枪，扛在左肩上，带着一班人马，刚穿过昏暗的麻石板小巷，看到一中队长顾正洪，已经站在茶巷子口边那棵高大的苦楝树下催促，快快快，跟上！听着温软的江浙声调，砸出了几粒硬硬的小石子，溅落树叶漏下的斑驳暗光里。
1942年岳阳城很小，小得像一艘搁浅岸滩的铲子船，遭遇了狂风恶浪，已经破烂不堪。从城内桃花井、洗马池、鱼巷子、竹荫街、羊叉街各条街巷里涌出的人影和三八大盖上的刀丛，陆陆续续很快地在县府操场上列出一行行队伍，黑压压一片，暗自激荡一股股漩流。
围着操场，几盏洋油灯的光团，绽开几朵吱吱作响的白菊，冒出黑烟，上蹿下跳，比夜色更浓。那些莫名兴奋的面孔，一边脸色火光下显出活跃的油脂，一边脸色黑暗里近似虚无。池田在几个日军军官的陪同下从远处青砖瓦屋里走出来，站在集结的队伍前，影子被灯火拉出一根长长的光秃木棍，斜在地上。池田眼睛在灯火跳跃的瞬息，像凝滞的猫眼，发出几丝幽幽绿光。他阴森地扫过鸦雀无声的队伍，语句简短地训示一番。翻译官想使自己声音高亢一些，附和池田话语的腔调，终因底气不足，低了几度。池田从上衣口袋掏出白铜壳挂表，斜睨一眼，又轻轻塞回，然后左手扶在垂下红色穗子的刀柄上，腰板一挺，右手奋力朝虚空一挥，——出发！
黑色背景上，池田那白色手套刺眼，像孤悬的断掌。
得到指令，日军宪兵队长福田、情报指挥官仲山、保安团团长李瑞臻、保安团第二大队长章世杰，分别率领所属日本宪兵、伪保安团、伪警察所、伪青年团宣传队，在流淌灰色汁液的夜月里出发，从上观音阁街出东城门，横过粤汉铁路道口，走五里牌，过白石岭后，一路汇合驻扎别处的人马，形成一支1200多人的队伍，兵分四路气势汹汹朝洪山方向扑来。
贰
时令初夏，气温却骤然升至三十几度。黑色丰田锐志，车内空调吹出一丝丝冷风，使身上充满凉意，感觉车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柔和了许多。唐爹从一个老式黑提袋里慢慢拿出一摞复印资料，我生怕散落，小心翼翼接了过来。
这是一些50余年前的审讯笔录和法院判决书，原件存在县法院档案室。卷面是古黄的牛皮纸，有些灰暗，字迹应该是那种在砚台研磨的墨汁写出来的，汁液渗得很酽实，历经50余年漫漶风尘，这些端庄字体，还凸出了一种厚厚的青黑。卷内夹着的审讯笔录是红色直条格材料纸，已经干而脆。当年审讯人员可能用的那种蓝墨水粉泡制的墨水，边蘸水边记录，很多字迹耐不住南方潮湿岁月的侵蚀，模糊不清了。
复印件是黑白两色，除了油墨留下的痕迹，就是纸张的白。复印过来的材料，有的页面字迹完整，有的部分清晰；而大部分字上半部残留些许模糊墨迹，下半部连影子都没有，根本无法辨识，简直等同于一张废纸，一张历史遗存的废纸。
我草草浏览了一下复印件，每件案卷的卷面内容完整无缺，按格式填写，姓名某某某，什么地方人，罪名汉奸，判处死刑或者多少年徒刑，县人民法院；而内存的审讯笔录或各种材料，由于复印墨痕的残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还可以完完整整辨识清楚。
我记住了吴民安那份错字连连笔迹歪斜的自供词。他是岳阳麻塘人，一个兵痞，保安团班长兼机枪手。我粗略计算，他自己供述残杀了360多个无辜平民。还有一件魏新民的案卷，夹着一份自白书，特别醒目。从右至左的老式书写，竖行，一手功底深厚的行书，叙述自己职员出身的简历，以及所犯罪行的经过。
这些案卷原来在很多单位之间辗转，收藏的地方不会是阳光朗朗，也许有些黯淡阴湿，还有樟脑丸味道，甚至霉味，泛黄的纸页很少有人去触动。直到后来档案管理规范了，才将它们移交给县法院。那些纸页上所记叙的旧事，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已经无法完整地还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每一个细节和场景。
但是，我发现每一个人的案卷，在审判书和审讯笔录末页的下端，罪犯自己签下的名字上，都留下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手模。顺势或按习惯，应该是大拇指的。指模印记偶尔有竖直，大多往右倾斜，还可以看出50余年前那些手指摁下时的力度。一个装红印泥的盒子，审讯人员轻轻扣开盖子后，放在木板裂出细小条纹的桌子上。那些被审讯的人，从椅子上起身，慢慢走过来，拇指头微微翘起，粘上一些红印泥，然后移至审讯笔录和审判书上。拇指罗旋中心部位最先触到纸张，摁压下去之后，指模成了一个平面，纸上印下细密繁复的纹路，像一幅神秘莫测的微型八卦图。这些独异的回环线纹，真隐匿着性格和命运吗？
我能感到50余年前那个时刻，审讯人员犀利的目光，以及罪犯阴森的眼神，在不大的审讯室里碰撞。我看到过几张汉奸的照片，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睛里透出的就是这种冷冷的阴沉和凶残，夹杂着内心深处的狡诈、不甘、无奈、猥琐、惊恐。
唐爹收集的资料显示，日本人在入侵中国之前，派出了许多间谍，利用熟悉地理的中国人，已经秘密绘制了军事地图，新墙河流域许多地方的山岭、港汊，道路、建筑都标记在上面。一个弹丸小国，隐藏如此之大的谋略，他们绝对不是一只扑火的飞蛾。从参与制造“洪山血案”的日本宪兵、伪保安团、伪警察所、伪青年团宣传队几股武装的名称可以看出，当年日本人在战时的统治系统设置得多么严密而实用，且大多是利用中国人制衡中国人。
车似一条黑鱼在岳荣公路上轻巧穿梭，路边青绿树木像一个个站立的无名氏，忽闪过去。透过树木间隙，远处蜿蜒而来的新墙河，镶嵌在老电影一格一格胶片中一样。唐爹身材瘦小干瘪，浓缩着年岁；满头银发，恍若独自承受一个冬天。他从市政协文史委退休后，还经常收集整理一些文史资料，这次到县法院，是专门查找收集判决“洪山血案”汉奸的案卷。
车子驶上了八仙桥，这里叫破岚口，是新墙河汇入洞庭大湖的地方。今年雨水稀少，滩头长满绿草，一直蔓延到了大湖的堤岸。此时，我发现唐爹望着波光粼粼的新墙河，头微微往车窗边靠过去了，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他太熟悉这条河流的历史了，在这荒寂里，他能看到许多人看不到的情境和灵魂，他能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也许是过多接触历史的人，普遍的一种亦真亦幻状态。
叁
1938年至1944年，沿湘北新墙河流域一线，纵深几百公里，中国第9战区司令一级陆军上将薛岳统帅24万中国军队据守南岸，日本11军司令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指挥10多万日军在北岸，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在1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活跃着一支以胡春台和胡坤为首的地方武装。胡春台是新墙河边康王人氏，这里地富人强，民风彪悍。强悍到什么样子呢？现时流传的一个段子，可管窥一斑。一个本县出去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回乡探望父母，车子途经此地，不小心压死一只老母鸡。鸡生蛋，蛋孵鸡，生生不息，纠缠不清，副厅长硬是陪500元钱才了事。父母早亡，胡春台由哥嫂抚养成人。他个子黑瘦、矮小，筋暴暴的，猴精样——这是见过他的老人描述的模样。我很想找到他的影像，那怕破旧模糊，也可探究弥漫历史烟云的表情，但未能如愿。
争强好胜的胡春台，自幼跟长兄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传闻他攀上树林，可以灵巧踩着叶片，一缕轻风飘忽而去；夜晚在屋脊青瓦上行走，没有丁点儿声息。一次，2条牯牛红着眼在水田里斗得泥水四溅，众人怎么也拉扯不开。胡春台正好路过，牛是农家的宝贝，主人怕伤牛，赶紧喊他帮忙。胡春台挽起裤脚下田，来到2条牛的中间，他把手掌往牛角上一扣，脚桩扎地，双目圆睁，青筋凸起的手臂慢慢伸展，牯牛生生地被他往两边推开了。
哥嫂为了让他知书达理，通些文墨，又送他读了4年私塾。后来他自己开办过袜厂，经营过米行。日军侵入中国后，胡春台放弃了营生，满怀男儿一腔热血，加入国民政府军198师，作战机智勇猛，后升任连长。武汉会战时，在湖北田家镇与日军鏖战三天三夜，部队溃散，胡春台率领十几个同乡，携带枪支弹药退避家乡。这支地方武装的另一部分人马是一支游击队，一度失去领导后，各自归隐，散落民间，正好被胡春台和胡坤收容。
比胡春台小10来岁的胡坤，孔武有力，石塔一般，是与康王相邻的昆山人，也是与胡春台同祠堂的宗族。胡坤5岁时母亲病逝，10几岁就外出闯荡。他父亲是县衙小职员，帮他在警察局谋了个差事混日子，经常和官府和江湖上的人物交往，是打得开场面的硬角色。胡坤与胡春台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两人都机敏过人，颇具血性，志趣投缘。
这支地方武装，熟悉地理，知道那里是山坳，那里是水流，十里八乡不是亲戚就是乡邻，像洞庭大湖中的鱼儿，处处是路，来去自如。他们经常伏击日军，炸毁军火，挖断铁路，夺取军需，侵扰得驻扎岳阳的日军不敢以小股部队出城了。对卖国求荣的汉奸他们也是恨之入骨，一旦发现地方谁人主动为日军效力，捉拿后一律严惩。
日军想出毒招，通过熟悉胡春台的汉奸，把他哥嫂一索子绑到城里，然后传话给他，只要投靠日军，既往不咎，还许以官职，赏以黄金。
但胡春台铁了心要打日本鬼子，没有答应。“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这大义凛然荡气回肠的语句，是胡春台写给被日军羁押的兄长的家书，任何时候读来，都硬骨铮铮，焕发异彩。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触摸到胡春台抉择时内心的伤痛和异于常人的清醒与坚毅。
见如此决断之字，长兄一声仰天浩叹：吾弟明志！
日军没有达到劝降的目的，一个星期后，将胡春台哥嫂在岳阳楼下西城门口枪杀，抛入了洞庭湖。
胡春台的人马旺盛时期达到1000多，他们要吃要穿，要在地方活动，除了夺取日军的武器和军需，免不了惊扰富家和乡邻，有时借粮草，有时霸蛮要银两，由此也结怨颇多。生存环境如此险恶，胡春台和胡坤十分警觉，从来不与队伍一起夜宿，两人也是单独歇息。他们各自带着一个贴身卫士，睡在特制的一根宽扁担上，一是怕遭暗算；二是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一个鹞子翻身，箭矢一般射将出去••••••
靠在后座的唐爹摘掉白边眼镜，在车轻微的震颤中揉了揉鼻梁上压出的印痕，慢条斯理道：据整理的资料，胡春台胡坤他们在湘北会战的几年时间里，打死了600多日伪军呢！
1950年4月处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胡春台和胡坤因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没收了自家的田地，残杀了10名共产党干部，9月在岳阳县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名字和散落民间已经隐入时间深处的轶事，湘北人还在用一种方言流传。甚至为了一些不可考的枝枝叶叶，在茶余饭后争吵得脸红胀起来，但话语中羼夹太多复杂的言说不清的慨叹。
我有一个舅爷，为了讨生活，出去闯荡，先是投奔了共产党的队伍，大革命失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祖母说他是团级官衔。因为不愿意离开故土，1949年没有去台湾，回乡后被新政权处决了，就打在村子前的稻田里。
当年那些穿着粗糙布衫，挽着蓝条格头巾，行走在丘陵田地，尘土飞溅土路上的乡村人，他们到底是信奉什么，还是一种盲从，抑或仅仅是为了生存？如果有一双天眼，或者一种更加接近精准的人生评判，上苍会惋惜，还是会厌恶，或者发笑？查拉斯图拉有一句话——人类是一个尝试。这股乱世潮水裹挟着人的命运往前奔涌，去尝试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泛出浪花或泡沫。
胡春台他们原来活动过的地方，有些我很熟悉。炸毁日军军火库的筻口，离父亲老家黎冯湾只有几里地远，那里是古糜子国的遗址，地下曾出土过青铜礼器和陶器。还有伏击日军的乌江桥，我去过，是一座麻石板垒砌的古桥，桥头竖立几尊雕刻精细的石狮子；桥下清澈的河水弯过几道弯，就流入了新墙河。
1942年农历8月间，胡春台和胡坤的部下周玉川，奉命带人在三眼桥袭击了日军一队运输车辆，打死10个日本兵和1个联队长。三眼桥是明朝户部尚书方钝告老桑梓后修筑的，一条古驿道，横跨洞庭湖一条小支流——北港河之上，也是岳阳通往长沙唯一的大道。三个桥孔被阳光照射的弧线，在水面切割出明暗的分界。桥面凿刻粗略纹路的青石板上，隐约可以闻见久远的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响，马蹄嘚嘚疾驰而过的身影。方尚书就葬在桥北对面螺丝山上，墓地边有石人石马。
驻扎蒲圻的日军师团长神田中将知道这次袭击事件后十分恼怒，立即指令交际股长魏新民，情报组长李永寿带领一批密缉队员，来到三眼桥一带进行侦查。
秋天的湘北大地，空朗、沉静、芬芳。如果70多年前在螺丝山上的树林里远距离观望，可以看到魏新民穿着一件藏青色竖领装，戴黑色礼帽，身板挺直，貌似儒雅。而李永寿目露凶光，白布对襟衣衫闯开，露出腰间别着的毛瑟驳壳枪，两人一黑一白的服饰特别醒目。另外一些密缉队员，没有姓名，在史料中晃动一副副空白面孔。一群人聚在三眼桥上比比划划，指指点点，有人划着小船在北港河里打捞着什么。
折腾了一天，魏新民和李永寿他们躲避实地跟踪侦探的风险，只在日军遇袭的地方大体了解了一些情况，连夜从粤汉铁路乘车赶回蒲圻。为了邀功请赏，魏新民和李永寿故意夸大胡春台武装的武器和人数，并诬控胡春台和胡坤的老家洪山、昆山、三旗港等地为“游匪老巢”。
情报是战争系统中重要的一环。由于经常遭受胡春台武装来无影去无踪的突袭，日军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而魏新民和李永寿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些虚构的一线情报数字，埋下了引爆震惊世界的“洪山血案”的导火索。
神田接报后，命令驻扎岳阳的日军旅团司令池田少将所部和临近的临湘、城陵矶、新开塘、龙湾一带的日伪军，对密缉队所呈报的地方进行一次清乡大扫荡，一定要拔除胡春台武装这棵使心头疼痛不已的肉刺。
为了防备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赶来增援，日军一方面保持行动的机密，另一方面命令驻扎城郊的炮兵第6联队，将炮口对准昆山一线，同时准备必要时请求空军支援。
肆
其实汉奸里有一些是国民政府军在湘北会战期间跑过去的。唐爹说他们熟悉双方情况，又是军人，做起事来更凶残。
章世杰身体结实得像樟树干，马脸上刀刃一样扁平的眼睛，透出一股嗖嗖寒气。我在资料上见过他的照片，穿着一件短竖领黑棉袄，可能是棉袄稍小，第一粒布扣没有合上，露了脖颈，下巴上胡茬伸出一根根针刺，仿佛要扎破边缘的虚空，从囚禁他的照片中挣脱出来。这可能是1956年他36岁被枪毙前审讯时留下的。他在家乡湖北天门时，吞符念咒，诵经拜神，练功习武，是会道门徒，“红兴正义会寨主”。时局纷攘，章世杰投入国民政府军，在学员队受训了大半年，湘北战役开始，他在国民政府第4军90师当便衣队长，负责岳阳和临湘2县的前线情报事务。
章世杰独自带领便衣队驻扎在树木繁茂，幽静僻远的黄莲寺，主要活动在昆山罗坳、三家店、廖家桥、方家铺子、梅溪、北港等地。便衣队都是些艺高胆大的人，平时乔装打扮成耕种村民挑担商贩悬壶郎中，走乡串村，耳闻眼观，心神默记，侦探日伪军的布防和行踪。有时深入敌军营地，捕捉俘虏，带回来讯问情报。
这些对峙胶着的中间地带，是国军便衣队和地方武装与日伪军密缉队相互争夺相互渗透的地盘。有的乡民两边得罪不起，暗中今天为便衣队游击队递送日军的动向，明日为密缉队刺探国军的行踪，经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
1940年早春，风儿里渗着清寒，削刮人。桃花树的红晕，染上了屋场的脸颊。弹坑累累的新墙河，流淌的春水清清亮亮，哗哗啦啦。岸边一丛丛残存的柳树，主干抽出的枝条缀上了扁长绿刀片，在水面划出细密波纹。大片荒田里的燕子花，远远望过去，像天际飘落了谁家女人的花衣裳。被炮火掀翻泥土的丘岭，枯焦的树枝、山竹、杜鹃、丝茅草、蒿草冒出新绿，显得悲壮而倔强。
湘北第一次战役后，日伪军退回新墙河北岸，经过一段时间休整，补给装备，活动逐渐频繁起来。章世杰奉命带着顾正洪和几个便衣队员来到了梅溪，打探敌军动向。面色白皙的顾正洪，看着像个教书匠，如若与他对视，没有犹疑的眼神，凸显出了内心的凶险和强硬。他是江苏阜宁人，章世杰的铁杆心腹。年少时父亲带他到上海学木匠，后因为战乱，他到处流浪，沿途帮人家做些木器过活。在安徽遇到国民政府军，先是替长官挑运行李，后被正式编为90师师部炊事员。顾正洪做事利落，脑子转得快，和章世杰一道经过半年训练，90师调防湘北新墙河时，被提升为便衣队情报员。
转过几道山坳，翻越几座山岭，他们身上渗出了微微热汗，路过农民易舜华家，歇脚讨口茶水。章世杰一脚迈进堂屋，篾片划出的眼睛一亮，一个丰腴颇具姿色的农妇正在天井边洗洗刷刷。他盯着农妇扭动的腰肢，慢慢走过去，搭讪几句，得知农妇叫张连云。
第二天，章世杰派顾正洪又来到梅溪，以通敌罪名威胁易舜华，然后强行把张连云带回了黄莲寺，与他以夫妻名义同居。章世杰在1956年的反省材料里自述“在这里搞了2两个皮绊，1个叫张连云，1个是庙坡里的我忘了名字。”
抗战时期国军军费极度匮乏，章世杰的便衣队独自在外行动，全队本来不多的军饷他自己留着，常常欺压勒索乡民，要米要柴，要油要盐，稍有不从，作汉奸缉办。张鸡桥的乡绅沈立人说了公道话，章世杰当晚上带人闪进沈家，几声爆豆般的声响，沈立人倒在血泊之中了。
一天中午，太阳白光撒下一片炙热灰烬，地面都有些烫脚。5个贩运布匹赶路的平江人，额头上汗珠子沾满风尘，刚在风车口的大枫树下歇息，用土布毛巾揩着脸面，便衣队出现了。章世杰凶狠地打量着惊慌的贩子们，眼珠子在眼框里骨碌一下，诬陷他们贩卖仇货，不但将布匹没收，还命令手下把人带到后山上，枪毙后就地掩埋了。
便衣队经常擅自外出打掳，一次在王公坡，村民王宝清见几个人手里提着枪，沿着田塍朝自己家奔来，吓得往对门山上跑，章世杰扬起手枪，眼睛一乜，把王宝清撂倒在墈边一堆刺蓬里。战争年月里，生命如此卑贱，恍若那不是从娘肚子里十月怀胎而来的血肉之躯，而是路边山野一丛草芥，轻易可以刈割。
便衣队在章世杰的带领下为非作歹，当地民众纷纷向县长黎自格控诉。县府在岳阳失守前，已经临时搬迁到新墙河南岸的杨林街，自身政务一团乱麻，更何况是军队的人事。黎自格无可奈何，只得向章世杰的长官报告。师长陆荣机闻听，怒不可遏，在黎自格报呈的材料上浓墨一挥：严厉查办！
章世杰是做情报的，有人很快泄露了这个消息。他知道在这国家存亡的危难之时，自己作恶多端，罪孽深重，长官不会饶恕，马上带领心腹顾正洪等8人，潜入岳阳城，投靠了日军情报官仲山。
由于事发突然，友邻部队和章世杰有联络的便衣队员不知道。章世杰顾正洪带着日军仲山的情报部队，连夜出城，翻丘越岭，袭击多处便衣队驻地。章世杰和顾正洪把被俘的便衣队员一个个拉到屋墙边，耐着性子劝其投靠日军密缉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几个软弱怕死的很快答应了，但大多数便衣队员怒骂章世杰叛国投敌，横目相向，宁死不从。仲山面对那些激愤不已的便衣队员，牙根一咬，狠狠吐出一颗钢镚子：杀！连暗中帮助过便衣队的乡民也不放过——杀人、烧房。
为取得日军信任，章世杰把张连云作为眷属带到了岳阳城，在临近洞庭湖边的茶巷子安下家。章世杰熟悉国军便衣队的活动地点和习惯，经常和顾正洪领着仲山的情报部队到白石岭、徐家凉亭、罗坳、三旗港、张鸡桥、龙家桥等处，围捕国军便衣队和胡春台的地方武装。每到一地，他们带头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以示效忠日军。
一次清乡扫荡，把20几个与国军或地方游击队人员沾亲带故的村民押在一块稻田里。章世杰在仲山面前，掏出王八盒子顶住2个村民头部，二话不说，扣动了扳机。黏稠血浆，飘出来的瞬间像撕裂的红绸缎。他们是一群嗜血动物，嗅到浓烈腥味，感到特别亢奋。仲山抽出东洋刀，一声大吼，机枪一阵扫射，哒哒哒，急敲鼓点般的声响里，站着的人好像成排稻谷，被收割后堆积在田里。章世杰上前查看，发现还有人动弹，从士兵手里拿过步枪，用刺刀乱捅。仲山看溅满血渍的章世杰，像一头才撕咬过猎物的山豹，赞许地竖起了大拇指：约西！
章世杰被身边一个日军三八大盖刺刀上挑起的太阳旗笼罩。仲山心里明白，这是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也是自己手上一样活工具，他的血脉和精神已经异化，无法回头了。
章世杰住在茶巷子，离竹荫街邮局不远，他时常在巷口那棵枝叶浓密的苦楝树下，看见一个年轻色美女子飘然而过。经打听，是邮局刘震寰之女刘国风。他托人到刘家送上厚礼说媒，同时威逼利诱。刘家在城里是望族，也无奈莫测乱世，只得应允。由于深得宠爱，章世杰结婚时，仲山给予汽车、黄金、手枪作为贺礼，轰动岳阳全城。
顾正洪跟随章世杰投靠日军后，先分配在伪岳阳县公所菜务股，专在洞庭湖边的鱼巷子收菜市场税费。章世杰当上保安团二大队长，马上提拔他为一中队长。
为了笼络保安团，池田给保安团的军官从武汉弄来一批精良的东洋刀。看着才出鞘雪晃晃的新刀，顾正洪喜形于色，用手轻轻抚过锋面。
大队长，都说东洋刀硬度和韧性兼备，可劈可刺，我们试一试如何？
好啊！
章世杰和顾正洪喊上保安团的祝清海、董玉桂、任勇、鲁仕云，在牢房里牵出6个五花大绑的东乡农民，带到大队部花园外面。跪下的农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光一闪之后血光一闪，头颅已经飞出1米开外，身子却跪立着。
好刀！他们几个赞叹之际换下了溅满血渍的衣服，丢给勤务兵。顾正洪又叫士兵何湘冲把人的肝脏挖出来，交给了老婆王长生。
顾正洪说，吃什么补什么，中午就在家里喝酒。顾正洪特意叮嘱老婆和孩子：胆子大点，吃什么补什么，多吃些，身子好的。
保安团是地头蛇，他们利用日军不熟悉乡情，贩卖鸦片，私自设立关卡，摊派榨取各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财。顾正洪在东洞庭湖二洲子驻防时，遇到熟悉的棉花商贩夏昌林。他鼓动夏昌林到江北棉花产区做棉花生意，贩卖到未沦陷的地区去，拍着胸脯担保，路上岗哨自己负责，只从每担棉花中抽些份子钱。
夏昌林望着顾正洪一脸诚挚，信了他。筹集一笔资金，忙碌半月，夏昌林在监利收购了120担皮花，雇上一艘风帆船，准备走水路贩运新墙。趁着黑夜，夏昌林叫船老板起锚。风儿在湖谷吹出一条长线，鼓荡在百衲衣般的风帆上，船老板和伙计摇着大橹，船很快驶过七里山岗哨。夏昌林正喜天助人也，芦絮湾湖面上扫过来一束长喇叭筒样的刺眼白光。顾正洪事先派吴民安带着10多人在此等候，上船搜查，一船棉花全部扣留。
第二天大清早，章世杰从北门渡口坐船过来，把瑟瑟发抖的夏昌林和船老板拉到芦苇荡中，拔出东洋刀，架在他们脖颈上：你们把棉花送给中央军，私通便衣队。
顾正洪赶紧笑迎上前，在一旁假惺惺替夏昌林说情：夏老板是老朋友了，也只是想挣几两银子而已，大队长海涵啊！
章世杰眨巴一条缝隙眼，望望顾正洪，把刀慢慢收入刀鞘：看顾队长脸面，免你们一死。但棉花全部充公，另外给保安团做80套衣服，买一条牛给兄弟们打牙祭。
伍
从岳阳城到洪山，只有将近20公里路程，坐车几十分钟就到了。1942年没有公路，阻隔着丘岭、田地、树林、荷塘、河流。1200多人的队伍，虽然其中有不少熟悉地形的本乡人，但还是像一条条尘土中左右摇晃的土皮蛇，在若明若暗的月光下蹿行了一夜。
农历9月，湘北的天气渐渐起了凉意。10日拂晓，山岭上缠绕轻薄白雾，被屋场里的雄鸡抖动血红冠子，一声声划破，滴下湿气，留下了无形伤口。黄山雀仔在树杈竹枝上蹦蹦跳跳，微微震动局部的画面，摇晃光与影的痕迹。被镰刀切割后，田地里禾蔸的褐色，涂抹枯朽笔墨；随意堆撒的稻草，沤出了腐烂气息。屋场前满池塘秋荷，耷拉的叶片从边缘开始凋败，灰色烂泥上镶嵌浅水的镜子。水牛一副古老模样，在田墈上嚼着慢时光和湿润的草儿，时不时抬起头，漫无目的张望一下，随之吐出低沉而浑厚，泛着白沫的哞哞声。不知屋场的哪个地方，早起的人，从青砖瓦屋走出，木板门在石臼里吱呀，透出乡村谣曲简明的音韵。村民大多还躺在木床上，接近梦的尾声了。
这样宁静的拂晓，我在祖母的黎冯湾经历过，那里离洪山不过20来里路程，除了时空的转换，景物、声响、地气、人脉几乎复制一般。
这次日伪军行动诡秘，又有熟悉地形的汉奸带路，很快封堵了罗坳、昆山、杨氏祠、土马坳、大屋陈家、大屋苏家、湖港畈、胡家坡、丁家畈、擂鼓塅、向家坡、廖家桥、方庙屋、荷叶塅、三家店、白竹桥等进出屋场的路口，许多民众来不及逃避。
那些伪青年团宣传队员，应该还是些青皮后生，挨家挨户敲门，将揉搓睡眼的村民从床上喊起来，集中到地坪里。地坪是村民平时摊晒稻谷、豆子、棉花，积聚议事，或者红白喜事搭台唱花鼓戏的地方。此时被赶来的村民像快要干水的鱼塘里的鱼儿一样，惊恐地挤成一团。
章世杰斜跨着王八盒子，像一只灰公鸡轻巧跃上地坪一块磨盘，努力撑开扁平的眼睛，嘴角扯起荷叶边，干干地笑着：皇军这次来是围剿胡春台的游击队，不伤害良民百姓。只要你们把躲进山里的人都喊回来，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慰劳一下皇军和保安团，就没有事了。看得出，他极力想缓和现场刀枪林立的紧张气氛。但没有水分的笑，明显是一团诱饵，暗藏尖利钩子。
章世杰跳下磨盘，抖抖宽袖，转过身去，命令垂立一旁的伪保长刘正华，把躲进山里的乡民喊回来。胆小怕事的刘正华，只得戴上维持会的黄袖章，敲着一面旧铜锣，深一脚浅一脚沿周边山岭喊。铜锣“咚”的一声，飘远的余音都碎了，在空旷山里有些瘆人。刘正华熟悉山岭，大体猜测村民躲藏的地方，点着名字喊。刘正华平日只是应付些差事，也不是个恶人。湘北土话，尾子总是拖曳里音，如果是好言语，听起来绵绵的，天然亲近人。在一种危机四伏心神慌乱的时刻，乡音更像一块吸铁磁石。
没事的，就是搞餐饭，吃完饭他们就会去找胡春台和胡坤。一些胆小的村民陆陆续续从山上回到了屋场。
上午，章世杰和顾正洪把十几个村民带到一间堂屋里。天井里的光从木窗里劈进来，穿透了阴暗，溅落地上。仲山坐在四条扒腿的长条凳上，双手扶住胸前撑在地上的军刀，镜片后的凶光直直逼视那些不知所措的面孔，要他们说出被打死的日军尸体埋在哪里，胡春台游击队的去向。
村民一无所知，提供不出任何线索。
窗外椒子树上栗色的麻雀，似乎感受到了凝滞的气息，停止了聒噪，飞走了。屋梁上牵扯的蛛网，中间蛰伏的黑蜘蛛像一个通灵的巫者，一动不动，窥视着。
几个小时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了。
盯着墙角懵懂、卑怯、惶惑、惊慌的脸孔，仲山嘴唇翻卷，露出了上下紧咬的牙齿。他猛地站起来，发出一声撕裂般吼叫。屋里屋外的日本兵和伪军狼狗一般敏捷地扑上去••••••
陆
1970年代，岳阳城里很多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洪山惨案”发生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也是其中一个。去的时候，穿统一的服装，蓝裤子白衬衣，一路上唱斗志昂扬的歌曲。在地坪里，我们围着一个瘦骨嶙峋当年幸存的老人。他坐在一把靠背木椅上，秋天的阳光流失了浓烈，影子显得单薄。老人叙说的声音有时颤抖得厉害，要停顿一会儿再接上来，激愤的话语，有火的颜色。不断重复，才愈合的伤口，又被撕裂，我不知道当时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沿着屋场后面山上的一条小路，每棵树上都绑着一个男人，日伪军用刺刀一个个来捅，像东乡过年节时杀猪，号称“放血”，直至流尽而亡。这个老人当时被刺了7刀，有一刀甚至穿过肋骨的间隙，在背脊露出了尖锋。他被丢入死人堆，随后上面又被压上了几具尸体。日伪军走后，家人回来收敛尸体，发现他的鼻孔还有微微气息，赶紧从用水帮他清洗伤口，请来郎中敷上草药，才救下一命。老人撩起蓝色的衣衫，那衰老身躯上的刀疤，有的凹陷，有的像一条条蜷缩的蜈蚣。一个大屠杀的受害者，他身体的疤痕无法复原，他灵肉的记忆也无法掏空。
这是一个切口，从现实进入历史的的切口。我更真实地嗅闻到了话语里空气中弥漫的浓稠的血腥味。
仲山、日军甲乙丙丁；章世杰、保安团甲乙丙丁，关在堂屋里的十几个村民被他们——
冷水加辣椒粉胡椒粉灌入口腔，身躯在五花大绑的绳索中鼓胀扭曲。
倒绑在梯子上，下面烧起火来烘烤，头皮散发刺鼻的焦糊味。
呲牙咧嘴的狼狗撕咬，一块块皮肉耷拉下来。
挖掉眼睛、割下鼻子、切下耳朵，脸上淌出血水的瀑布。
用尖刀掏出心肝，逼着村妇拿到厨房爆炒，黏稠的腥味从空气中跌落下来。
第二天，日伪军搜遍了洪山、昆山、三旗港大大小小几十个屋场，没有寻到胡春台武装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他们彻底恼怒，疯狂，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面开始了。
屋场里的房屋燃起红火焰，冲上去，舔舐天光，飘出无数灰烬的黑蝶。
一批批被麻绳缚住的乡民，拉到塘边、山上、地头，或用刺刀捅，或用东洋刀砍，或用机枪扫射。
粉嘟嘟的婴儿，从母亲怀里抢夺过去后，或被抛向高处摔下，或被丢入火中，或被挑在枪刺上。
被强奸过的妇女，裸露的乳房，划出了刀痕，甚至阴部插入了竹片和木棒••••••
《吴民安审讯笔录》，“顾正洪带着我们踩山，我把机枪架在山包上，眼睛老（一直）瞄着，赶出八九十人，这些人都往空边卡子上跑。我拿着机枪架在卡子上进行扫射，打死了五六十人，活捉了二三十人。”
“后由大队部押出200多人，集中在罗坳的两块田里，一、二中队各围一块，我们一中队围住的有一百二三十人，顾正洪指挥我将机枪架在田墈上，他首先用东洋刀砍了一个，就喊开始，我用机枪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扫杀而死。”
“我们保安团放火烧屋，是董玉贵划的火柴，我参加了搬木柴和点火。”
“问：你用步枪在洪山清乡中，打死过人吗？”
“答：步枪冒打过，都是用刺刀戳，机枪扫。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当官的杀人，喊切东（冬）瓜，当兵人的杀人喊戳豆腐。我们中队杀人积极的，就是我们四个人，刘全得、赵清吉、贺龙根。我是积极的人，他们三个人，比较我还要积极。”
“把老百姓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所有家具磁器，大挂屏、图画都搬回了，由日本仲山带回岳阳茶巷子。”
亲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用这样一种眼光看羊：羊是胆怯和笨拙的，它们尝过傲慢的责打和投掷石子的滋味。它们有殉道者长长的脸和小小的脑袋，它们的白色皮毛上的黑色短袜和风帽让人想起死亡兄弟••••••
中国的乡民像羊吗？
屋场上空的太阳，像一个血色窟窿，也像一个彤红疤痕。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血腥味和焦糊味。屋场、田地、山野到处横陈的残缺尸骸，酷似乡下道士做道场时悬挂的恐怖的阴间十八层地狱图。
那些痉挛的手指，有的深深抠进了泥土；有的在墙面和石板上抓出血痕。冒着血泡的尸体边上，瑟瑟地开着小小的黄菊花；湿润的泥土，浸染成了凝重的暗红色块。到处是枪弹啸叫，妇婴凄惨哭喊，日伪军恶魔般狞笑；到处是焚烧房屋的熊熊烈火滚滚浓烟。那些平日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憨厚淳朴的乡民，谁能料到，在自家的木门旁，在家族的宗祠前，在耕种的田地上，会看到自己的血迸溅出来，会看到自己身体内灼热的某些器脏，裸露在天光里。自己的眼睛会变成一面镜子，看到人怎样蜕变成魔鬼，看到死神笼罩巨大的阴影一步一步降临。
《岳阳县志》记载，自农历9月10日到16日的7天时间内，洪山一带被杀害的无辜民众达1800多人，其中全家被杀绝的有72户；被强奸妇女达600多人；被烧毁房屋达2180多间；被抢走耕牛996头，被抢走牲猪4400多头。
由于以前没有深入接触这段历史，我一直觉得新墙河水的流淌是温顺的细碎的沉寂的轻快的安宁的，恍如乡下老祖母絮絮叨叨的声音；而此刻，它变得锋利了，像一把雪亮的刀子在大地的皮肤上划过，充满了高亢、惊颤、苦难、血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阴影，一个巨大的疼痛，太深了，太重了，一直在湘北大地的血脉和神经里痉挛，强迫人们去记忆。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都曾是鲜活的生命，不是疾病的死亡，也不是自然灾害的死亡，而是人为的死亡，历史性的死亡。面对史料和记忆中涌现出的那些血腥场景，以及被时间湮灭了痕迹所归于的遗忘和沉寂，我想起了约翰•伯格定格的一幅画面——这里没有显眼的纪念碑，没有绝望的陵墓。当嫩草生长的时候，它长在所有的墓前。
柒
日军投降后，战俘营里缺少食物。母亲亲眼见过，他们不少人到乡民家里打短工，换口饭吃；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猪圈里偷猪食。有的乡民看见了，把他们赶走；有的上前狠狠地扇一巴掌；有的看他们可怜，舀上一碗红薯米饭。那些参与“洪山血案”屠戮平民的日军，在战俘营呆上一段时间后，从粤汉铁路岳州车站乘车回去了。轰隆隆的蒸汽机车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就消失在远方，只留下被他们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们和残破不堪的土地，留下一堆四处逃匿垃圾般的汉奸。
1000多万字的敌伪档案，眼睛在上面搜寻，捕捉每一个字所隐藏的信息；走访知情者和幸存者，最后锁定需要审查的汉奸331人——其中31人自然死亡，19人因其他罪行被处决。“洪山血案”发生近20年后，来自湘、鄂、川、黔、鲁、皖、沪等地的汉奸，四散逃匿。有的混入了新政权，有的改名换姓，有的到处流窜。《顾正洪供词》，日军投降后，“我跑到武昌一个小庙边做香烟生意，生意亏本又搬往汉口刘家庙经营豆腐生意。民国35年4月间到汉阳轮船厂做木工，一直到35年9月间，我父亲从上海来汉，带我去上海，在上海做木匠到36年。因上海失业人多，无工做，又来汉阳轮船厂。民国38年解放时，该厂负责人宣称工厂迁往重庆，但到长沙以后即行解散。我又回到岳阳五里牌一个小屋里种田，到1950年9（月）麻塘乡把我抓去。随后我于夜间偷跑到路口铺开石头。到1951年5月份因该处解雇，我又去上海。住在闸北区通济路17号，一直做木匠。”由于新政权从战乱中走出，时局刚刚稳定，清浊难辨，抓捕工作进行了一年多，至1959年，最后一名凶犯顾正洪在上海被缉捕归案。
审讯进行得很艰难，汉奸们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他们内心在一种强大的道义面前胆怯了，互相抵赖，避重就轻，装聋卖傻。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有的汉奸提审达30多次，并根据敌伪档案和汉奸们相互指证的材料，反复走访证人，坐实证据。整个案件的审讯笔录和调查材料有100多万字。那些熬红了的眼睛和心血，不仅仅是为了伸张凛然道义，也是为了慰藉那些消亡的魂灵。
1960年5月9日，岳阳县人民法院（60）专刑字114号判决书，对97名汉奸进行宣判。14日在新墙河边的洪山、西塘、荣家湾，召开了宣判大会，处决了顾正洪、吴安民、董玉桂等14名汉奸凶犯。
唐爹复印的资料里，就有这些人在审讯笔录和判决书上摁下的指模。在苍茫大地上，每一缕尘埃，都会有一个归处。在时间长河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一个剧终。
一个汉字叠加一个奸字，消弭的是人的血性，增殖的是人的奴性。我听说过汉奸的几种情形。挨近老家黎冯湾的一个村庄，驻扎着日军。他们那里有一个人留学过日本，会日语，正好给日军当翻译，父亲说日军没有杀过那个村子的人。那次到新墙河南岸祖母娘家燕岩陈家收集湘北会战的资料，父亲的舅老表说北岸一些村子，有些人害怕日军杀害本地村民，为了讨好，夜晚主动给日军带路，从水浅的地方涉过新墙河，偷袭中国军队。而参与制造“洪山血案”的汉奸，唐爹认定：他们是恶人。照片上他们眼睛里露出的是阴险、狡诈、凶残。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辞海（语词分册）》954页汉奸的注释：“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投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充当其走狗，出卖祖国利益的中华民族的叛徒。”
汉奸，一个无法摆脱的名词，在一个民族历史深处纠结着疼痛着。历史偶尔还会睁开眼，我们应该警觉自己的肌体，内部的溃烂，比外部的力量更容易打到自己，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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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从来不言及侵占中国国土，滥杀中国平民，致使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毫不知情。而在太平洋上树深林密风光旖旎的帕劳，日本青年经常去祭奠二战期间在此阵亡的日军，感受先人的英勇。唐爹讲起一件事，1980年代，他在刊物上发表一篇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文字后，曾接到过一个来自日本的国际长途电话。电话里的人用不连贯的汉语，指责他说谎，说日本人不会这样没有人性。
这就是铁证！唐爹挥挥手中的复印资料。复印纸的白色和车窗外透进来的光斑一起跳跃。唐爹声音有些颤抖：“洪山血案”已经查证有名有姓的死者900多人，甚至一些死者当时穿的衣裳，戴的头巾，杀死在什么地方，都有文字记述。中国军队很多战死的士兵都没有留下名字，更何况无辜被屠戮的老百姓呢。
唐爹认识一个战争时期为军事服务的日本在华企业的女职员，她在被遣送回国之前，得了一场重病留下来了，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工厂的工人。1980年代，她回去找到了日本亲人，并促成了中日两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但最终还是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她两个儿子，一个留在中国，一个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也许是她内心世界求得一份情感的平衡。唐爹常去她家坐坐，对中日之间的国事，她都谦逊地表示：自己不懂。而她做中日贸易的儿子，比较关注时局，钓鱼岛是一个聚焦点，他怕影响自己的生意。
日本明治维新后，军方开始推行大陆政策，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东条英机曾说过：我们需要满洲，要在那里开设工厂，开采资源。四面环水的日本，他们很清楚上苍赐予的处于时常震动的自然环境，也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遭遇任何灾难——原子弹、地震、海啸，他们爬起来，舔舔自己的血渍，又开始顽强前行。
1986年，我原来所在的工厂，引进了一套日本设备，来了三个日本技术员，指导设备安装和技术培训。上班前，三个日本技术员面对面指着对方大声喊叫：戴好你的安全帽，系好你的工作鞋。然后开始紧张工作。
我们厂工人站成队列，扯开嗓门高喊：振兴中华，振兴工厂。也许这样振奋的口号是喊给日本人听，他们一回国，我们上班前就不喊口号了。没过几年，1990年代，厂长被抓，我们的工厂破产了。
坐在疾驰的丰田车上，我暗自思量，与这样一个务实而韧性的民族依水相邻，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
历史，通俗说法，记录曾经历过的真实事情。它像神灵游荡心空，一个民族最应该牢记的也许是历史。良善不是懦弱，懦弱也不是良善。现实与历史仅仅一步之遥，很多历史性事物会不经意来到眼前。汉奸看似很过去，很厌恶，如若缺失民族的血性，气节的硬度，道义的担当，思考的清醒，还是有人会以同样面目滑进这个肮脏而罪恶的深潭。
丰田车从洞庭湖边南津港大堤驶入了城市耸立的楼群里。喧嚣的大街上，广告画五光十色；匆忙的行人，面部呈现各种神情。和唐爹道声再见后，那些用红印泥摁下，像一幅微型八卦图的指模，很长时间，亦真亦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是否也患上了历史后遗症？
《百花洲》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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