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者的生活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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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者的生活
帕蒂古丽（维吾尔族）
我觉得我在南方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模仿来的。好多时候，我都是在机械的模仿中打发日子，似乎常常有两个我在相互模仿，这个我在努力仿我希望成为的那个我。其实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漫长的模仿的时候，这一场模仿就已经开始。多少年来我在新疆和江南之间奔突，在这个我和那个我之间焦灼地跺脚，我试图从现在的我，回到过去的我，又分辨不清两个我之间，不知道究竟哪个在模仿哪个，我在模仿中丢失了自己，为了分辨真正的我，常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
一
小时候，父亲就向四邻炫耀我超乎一般孩子的模仿力。模仿能力是本能，还是一种天赋，我无法分辨清楚，至少我记得最早受父亲赏识是因为我的模仿惟妙惟肖。家里来了客人，他是总把话题引向我，然后我的模仿表演就成了必备的节目。他咧着满是金牙的嘴笑着示意我：“丫头，玛丽亚的奶奶是怎么走路的？”
父亲用他的笑声做暗示，把别人的目光引到我弓起的背和曲起的双腿上，接下来，我用一根假装的拐杖戳着地，一只手高高地背在弓起的脊背上，皱着眉眯着眼瘪着嘴，用假装苍老的颤声像老山羊一样地叫：“玛丽亚、玛丽亚——该烧火做饭啦！”
这样的表演每隔几天就会来上一次，我的演技越来越精湛，以致于有时我怀疑我快要变成了那个蒙着黑盖头，穿着大襟衫，永远佝偻着背拄着拐杖，扯着跟她年龄不相称的尖细嗓子呼叫她的孙女的回族小脚老太婆。
没有人的时候，我绝对不敢模仿玛丽亚的奶奶，似乎只要有人在看着我，我就不会丢失自己，我担心没人看住我，一不小心我就变不回自己了。
我的模仿才能似乎显而易见。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一个好的演员，模仿别人模仿到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简直就是他表演的那个人后，他仍然能完好地回到自己才是成功的；而不是等表演结束了，演到连自己都不能辨识自己，把自己永远扔在了角色里面，再也拾不回来，就像把一只猴子扔在了一个满是镜子的屋子里任其挣扎。
演员都喜欢照镜子，我也不例外。如果家里没有人，我可以照上一天，在镜子里把自己迷失掉，再从大人的呼唤里把自己找回来。
模仿必须一遍遍地练习，一直到把自己练习成你要模仿的那个对象，和她不分你我。我模仿得最成功的是猴子，我几乎练习到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猴子，走路的时候一蹦一跳，见了人就伸舌头、眨眼睛，喜欢没来由地在双眼皮间抹上亮闪闪的黄油，直到后来总感觉自己满身满脸都长了毛，伸手摸虱子和抓耳挠腮的动作都成了猴戏里孙悟空的动作。
我对猴子产生了无法言喻的兴趣，村庄里来耍猴的，我从早跟到晚，我看猴子在主人鞭子的驱使下做一个又一个游戏，猴子那可怜的样子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心生莫名的爱怜，我对猴子的同情超过了弟弟妹妹挨打时的同情。这种无原则的同情似乎激怒了父亲，他说：“猴子吃得比你好多了，可怜什么？他们过得比你好，还要你可怜？”
我还是觉得猴子可怜，它靠模仿人来讨人的欢欣，获取生存的权利。
猴子或许并不像我这样认为模仿是可怜的，更不会认为模仿是一种艺术，正因为它们不能这样想，所以它们才显得更加可怜。也许猴子只是模仿了自己，但是在人的眼里，人们以为猴子在模仿人，我不知道猴子们的想法，也无法知道人的想法，我只知道人们和我一样喜欢看猴子模仿自己，虽然看得出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觉得猴子可怜，却无法说出它们到底可怜在哪里。
我猜测他们可怜，是因为在模仿中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生活吧，它们回不去了，形单影只地混杂在人群中，命运被它们模仿的对象掌握和操控。它们做不了真正的猴子了，用模仿换取基本的生存是可怜的吧，它们不情愿放弃本身拥有的生活吧，他们希望在那个远离人类愚弄的天然环境中和同伴一起做猴子，而不是靠模仿来博取人类的欢欣吧。它们还记得生活原本该有的样子吧？无论它们吃得多好，他们是被豢养的，耍玩后被关进铁笼子里，残酷的人类剥夺了它们做猴子的权力。
二
我想，那时候看到猴子为什么感到巨大的悲哀，也许我从那里看到自己一生命运的前兆。
我模仿各种各样的人：模仿太爷追打他的两个儿子，模仿太爷教训人的口气，后来爷爷打人恶狠狠的样子酷似父亲打母亲和我们的样子，再后来我从镜子里看到，我打孩子的样子几乎跟太爷和父亲一模一样，举着难以承受的重压一般，眉头紧蹙，青筋毕露，发怒时，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这是生活的一种重复和模仿，还是遗传导致的必然。
从模仿里我发现了无穷的乐趣。我喜欢模仿裹着小脚的外婆拿着长长的玉米或葵花秆子一跳一跳地奔过来追打我的样子。有次我给同学模仿瘸腿的赵子虎老师走路的样子被他发现，至今还记得他无奈的苦笑。我模仿语文课的张老师把“张”发成“脏”音的滑稽腔调，结果受了父亲的表扬，因为所有维吾尔人说汉语，几乎都是张、蒋、江不分，父亲为我这个维吾尔族娃娃，居然也能挑剔出汉族人说汉语时的发音错误而自豪。父亲的纵容使我胆子越来越大，我开始模仿父亲的冷笑和他舔金牙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有威慑力，这是父亲动怒的前兆，结果我的模仿揭穿了他的秘密，使他吓唬人的招牌动作变得无效，父亲显然并不喜欢这样的模仿，青筋毕露地呵斥我，气急败坏地说我想造他的反。我从中看到了模仿具有瓦解权威的能力。
我还善于模仿苏玛妹妹的哭闹，我的模仿使苏玛清醒地看到了她宠爱的妹妹耍赖时的丑态，结果恼羞成怒的苏玛忍无可忍，用我模仿她妹妹的样子来回击我，让我看到了模仿她妹妹时我的丑态，我吃惊地发现，当面模仿别人的丑态有着侮辱践踏别人尊严的效果，比任何谩骂更奏效，更能有效地伤害和打击自尊，在家里，我将这个侮辱手段运用到极致，结果导致不断地挨打。在发现模仿具有的非凡杀伤力后，我开始把它当作秘密武器，隐藏在我的生活当中，从此不敢轻易出手。
从上汉语学校开始，我对汉族人的模仿从舞台表演式的公开，走向隐蔽，走向生活深处的细节。在我生活的多民族混居的村庄，这样的模仿是被众人默许的，进退也比较自如。
我喜欢观察汉族女孩穿的拉带布鞋，我搞不清楚到底汉族跟维吾尔族是脚不一样，还是鞋子不一样。当我穿上同桌何承霞的母亲给我做的黑拉带条绒鞋后，我对自己那双脚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我觉得我的脚似乎变得跟汉族人一样，起初我以为脚和脚本身没有什么区别，是鞋的样式给了脚一个标签。后来我发现我的脚的形状，随着我穿的鞋的形状在改变，这种变化缓慢到几乎看不出来，当我春天把在皮窝子和裹脚布里装了一个冬天的脚剥出来，放进尼龙袜和拉带鞋时，发现我的脚已经走了样，显得得结实和野性十足，像是包裹了一冬的小兽被解放了，显然那双拉带鞋已经包不住我的脚，我只好翻出父亲搁置在仓房里多年的从喀什带来的手工牛皮靴蹬在脚上。
三十年后再回到村里，我发现何承霞和她的女儿都穿上了牛皮靴，那种村里盛行过的黑色拉带鞋只有在老太太脚上才能找到。赵子虎的儿子的体态、神情甚至皱纹的走向都酷似那时候的赵子虎，他儿子成了不瘸腿的另一个赵子虎。村里人的所有孩子都那么酷似他们的父亲，以至我对着他们叫出他们父亲的名字，结果我的称呼被他们不断地纠正。那丝毫没有改变的环境，让我置身在小时候那个时代背景里，我的眼光和思维倒错——我走的时候，他们的爷爷刚好在他们的父亲的年纪，他们的父亲刚好在他们的年纪，而他们刚好在我当时的年纪。一下子冒出来这么些行为习惯动作声音相似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生活在模仿另一种生活，新的生命在模仿旧的生命，还是时光借助模仿再次警醒我这个自以为成功的模仿者，关于人生的真谛。
三
一度希望我的生活也能被人模仿，觉得被模仿让我有种成就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证明我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发现其实我也有我的模仿者，他们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
我的妹妹在任何地方生活，都让我把穿过的衣服寄给她，因为她从小只穿我穿过的衣服，即使父亲特地为她做的新衣服，她也要我穿过了再给她。她无法接受自己穿一件我没穿过的衣服的形象。直到现在，她收入比我丰厚，还是接受不了穿我没穿过的衣服的那种样子，或许她会感觉会认不出自己，我没穿过的衣服，会让她感觉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很陌生，她必须依靠模仿我生活。她为自己选择的生活和职业，也跟我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种遗传，或者随意的安排和巧合，这些都是她刻意的追求，是从小对我这个家中长女的模仿导致的结果。她喜欢上了文学和朗诵乡愁诗，她每次写文字前都要读我的句子，连朗诵都要模仿到和我声音语调一模一样才觉得放心，她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我，甚至连她的婚姻，她生活中的失败，都与我一模一样。这些常常让我暗自惊奇。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在香港她却做着普通话推广的工作，在粤语和英语以及普通话之间打转的她，在没机会使用母语的地方，渐渐遗忘了民族和宗教身份。其实在我，又何尝不是远离了维吾尔语和清真寺？我这些年一直在为自己老了是回新疆，还是继续在南方把我的模仿人生进行到底而犹豫不定。或许在她看来，我在汉族人的世界里是一个成功者。其实我知道，我只是一个看起来还算像样的模仿者，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对她说清楚，你不应该模仿我，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模仿者中酷似我的还有我的女儿，她的种种选择简直成了另一个被复制的我，女儿有一回在舞台上穿着我的演出服，模仿了我跳新疆舞，我坐在台下摸索着自己的腿和手臂，恍惚间疑心台上的那个舞蹈的肢体是我的。她从我的生活里搬走我爱穿的衣服，搬走我爱读的书，贪婪地偷吃我爱吃的食物，连她选择的大学和专业都与我当初如出一辙，这还不够，她甚至妄想着连我曾经的生活都拷贝过来体验一遍。她如此执着于追求与我的形神的相似，让我这个被模仿的本体在面对她时，常常感受到类似被惊吓的不安感。一个模仿者成了被模仿者，这是一种悲哀。或许正是我在无意间安排了这种模仿，我把女儿从遥远的新疆接到身边，借口是给她最好的教育环境和天堂般的生活。然而，我一次次地看着她和我一样地分裂成两个她，一个是白天在新疆边陲小城的清真手抓羊肉店里洗锅刷碗端盘子，晚上乖巧地捧读《古兰经》的她；还有一个是在江南水乡求学，浸泡在吴侬软语里，在汉族男孩追求的目光中恍恍惚惚不知所措地摇摆，不知今后爱情婚姻宗教信仰前程命运该如何交托的她。
我这株北方植物自从嫁接到江南后，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渐渐远离了我，我一直机械地适应着，女儿又接替我做了另一个南方生活的模仿者。当看了自己跟一群在南方城市做纺织工的维吾尔女孩跳的新疆舞视频后，我吃惊地发现，我在台上多么成功地模仿了另一个自己。不知道女儿在走下舞台后，会不会也和我有一样的感觉。身在南方的我，成功地模仿了已经不在北方的那个我。显然，我是我自己的模仿者，我对自己进行得最成功的模仿是让所有认识我的南方人都以为，那个台上梳着很多辫子戴着花帽穿着艾黛莱丝裙的女孩就是过去的我。其实在多民族混居的北疆，我也很少有机会做这样一个自己。只是那时候，要求别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心理绝不像现在那么迫切，因为在那个到处是清真寺和维吾尔语的环境里，我也不像在南方那样容易丢失自己。
那个跳新疆舞蹈的舞台形象，曾一度成为身在南方的我内心模仿的一个对象，为了能接近和贴合这个形象，我在台下一遍遍地模仿练习，上台前花好三个小时给自己打扮和化妆，我只是在三分钟里，欺骗了所有以为那就是另一个我的人，只有我心里清楚，那是我的另一个模仿作品，那个台上的人，从来就不是我，我也没有真正成为过她，从生下来就没有成为过她，送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混合的两种血液（我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把那个舞台形象中的我拦阻在我出生之前，于是，出生的是另一个我，一个混血的，民族界线不清的我。
四
在喀什的老巷子，我跟着几个搞摄影的朋友东张西望，他们拦住一个牵了毛驴过来的维吾尔族男孩，要给他拍照，那个男孩伸直十个手指头说了两个字“十元”，他生硬的汉语是模仿来的，伸出手指的动作却是我熟悉的，他们用这十个指头捧《古兰经》，用这十个指头在虔诚的祷告之后结杜瓦尔，现在他摊开的十个指头有点僵硬地捧住十元钱，站在巷子口让陌生人拍照。拍完照，他迅速朝四周看看，我猜恐怕他担心被老年人看见后挨拐杖。
我心里替他的尴尬开脱，他并没有明显地出卖什么，他用自己的模仿轻而易举地赢了十元，这只是两盘抓饭的价格，他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然而他的确很慌张，仿佛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心里知不知道有模仿生活这么一回事，虽然这个模仿是短暂的，却表露出他内心不踏实感。显然他的慌张不是模仿的，这种情绪是他自己的，从生硬中让人感觉他只在一刹那离开了自己，摇晃了几下后很快地回来，又迅速地稳住自己，然后停留在本色中。
一个民族固守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可以带他们回到精神的乐园。随意地更改传统又无法用合适的方式去替代，其实就意味着这种生活方式庇护下的一种生活被打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震荡。
在库车的老街，我看过维吾尔人赶巴扎（集市），其实就是在礼拜五大家赶着毛驴车来到一条干涸的大沟里，卖毡子的、卖洋铁盆的、卖杏子的、卖熏衣草的、卖土肥皂的，各种各样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占满了干沟的两旁，真正成交的生意很少，人们只是执着于这样一种先人留下的赶集方式。我看见父母带了三个女儿从桥上各自抱着三盆大丽花走到干沟里，一路引来不少小伙子目光的追随，一些老人到三盆大丽花前询问，跟她们的父母探听三个女儿的年龄，其实大丽花只是一种借口和掩护，父母带她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她们能找到意中人。到了傍晚，我看见父母带着三个女儿从桥上往回走，三盆早上抱来的大丽花原样被她们抱了回去，她们脸上却平添了不少无法言喻的满足和喜气，那是她们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获得的踏实的满足和愉悦，因为这种古老的寻找爱情的方式，在这个环境下是被默许和被祝福的。
在库车老街人们参加礼拜和赶巴扎，他们延续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在延续这种生活方式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我遇到的一个老者，他赶巴扎出卖的是一块旧玻璃，是他从自家土房子唯一的那方天窗上取下来的，他每个主麻日（礼拜五）在清真寺做完了礼拜，再抱着这块玻璃来大干沟里赶巴扎，其实别人出多少价格他都不一定出卖它，因为家里的那个天窗晚上还等着靠它去遮风挡寒。他带着这块玻璃只是为了有一个理由来这里，然后跟别人一样在阳光和飞扬的塘土下坐上一整天，跟老相识见见面问问好，谝谝闲话喧喧荒（聊天），等到集市散了再抱着玻璃回去，安回到自家的天窗上。也许到了下个主麻日，他又会带着那块玻璃去赶巴扎……看得出至于出售不出售这一物品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延续这种生活方式来的重要，这种生活方式才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和依据。
我拜访过守了克孜尔千佛洞30年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陪伴他的除了千佛，只有在佛洞里进出比人更自由的四脚蛇。在小屋门前，老人省下儿子每天送给他吃的水养了一棵榆树，天不下雨，水分不足的榆树生了虫，为了消灭这些虫子，老人养了一只鸡，虫子生得太多，鸡吃不完，榆树叶子都虫子被打满了洞，为了能时常给这棵树浇浇水洗洗澡，老人想在住的小屋子前挖一口井，这口井老人挖了八年，已经挖到十三米深，却没有见到一滴水，老人还想继续挖下去，他说他在这里也算是一户人家，只要是一户人家，门口怎么能没有一口井。他说在这里除了缺少一口水井，他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愿生活。其实他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一棵树，几只鸡，门前一口取水的井，在他看来，这样就是一户完整的人家。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他依然心定神安。
真正的生活是一种习惯和习俗长久的延续，而并非快速地模仿一种习俗和习惯，快速的模仿不可能代替传统。模仿是中断了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代之以另一种大相径庭的生活，快速的模仿必然导致盲目和仓促，无法细细回望传统，过去的方式被偷换和挪走，就会导致传统被隔断，文化出现断裂而无法延续。人一出生就开始了模仿，但这只是人本能地适应生存的应对方式，肯定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
艺术式的模仿和旅游体验式的生活，好在模仿和体验过后仍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像演员在舞台上作短暂的逗留。而嫁接和移植式的生活，却要抛却过去已经形成的习惯和方式。快速的模仿如同把人装入了一个高速运转的复制系统，使人失去依托变得心怀恐惧浮躁不安，丧失心安理得的生活状态，让人疑心最终连死亡会不会也变成模仿的一部分。
在库车老街，我看一个维吾尔女孩吃抓饭，那女孩坐在抓饭摊的草棚底下，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五元钱一盘的素抓饭，她低下扎头巾的头，下巴微微扬起，她从盘子的一侧把盘子里的米粒仔细地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送到嘴边，再微微前倾着脖子，用嘴唇去碰触那手里的抓饭。我看得愣了，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她吃抓饭的姿势，是世界上最美、最优雅，对造物主所赐的食物满怀感恩和最虔诚的用餐姿势，她咀嚼的动作细细缓缓的，目光出奇的从容安静，仿佛这一盘抓饭可以吃到地老天荒。
老街上这排低矮的饭馆前，一溜都是遮阳的草棚，门前一只只大锅里抓饭冒着香气，成群的深眼窝高鼻梁的维吾尔族男人，留着长髯或短须，目光灼灼，女人们用乌斯曼染了连眉，包着花头巾或蒙着面纱，身着彩虹一样艾黛莱丝裙，眉宇间透着高贵。这里看不见模仿的痕迹，食物、人群、服饰、语言，一切的一切都是土生土长，与生俱来，或许对不变生活的信赖，才会让这些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的一群人对明天充满安全感。
我在南方也能偶尔碰上从新疆来讨生活的维吾尔族人，他们把家乡烤制馕饼的馕坑筑在海边的城市，我想他们头脑中或许把沿海当成了南疆，把海洋置换成了沙漠，就像我吃杨梅时，眼前看见的总是葡萄。或许他们以为把馕坑筑在海边，就能把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也移植到沿海，就像我那些卖烤羊肉的老乡，总是成袋成袋地把新疆的孜然和辣椒粉背到南方，目的是做出地道的新疆烤羊肉。其实一旦离开了新疆，新疆烤羊肉就变成了一种模仿，环境、水土全然不同，烤羊肉摊永远只是一个蹩脚的道具，烤肉师傅也只是一些临时的角色，被扫在城市的角落里，像是流动舞台上蹩脚的群众演员。“新疆烤馕，新疆烤羊肉!”每次在南方城市的街头听到这句台词，我都没来由地感觉不真实，觉得这是对新疆烤馕烤羊肉的一种模仿，类似电视里上演的真人秀。
即便羊肉是新疆的，孜然和辣椒面是新疆的，卖烤肉的人也是新疆的，烤肉的味道也是新疆的，在庞大的南方物事的夹逼中，我仍然觉得那像是一种表演，而非正宗的生活。那些维吾尔人周围的江水、垂柳、游船，全都是舞台上的道具布景，身在江南画境中，他们真正的生活却留在了万里之外，居无定所的他们，白天在大街小巷卖烤馕烤肉，晚上消失在这个城市的不知处。除了卖烤馕烤羊肉串的镜头，他们背后的生活几乎没有人了解和看见。他们没有自己确切的身份，他们是把维吾尔族的烤肉技术表演给人们看的一帮人，在南方靠模仿新疆的生活来维持自己在他乡的生活。
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内地的新疆少数民族班，班上有很多南疆来的维吾尔女生，她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在裙子里穿着长裤，那些生活在大城市，完全褪去民族装束的北疆维吾尔女生就取笑她们是土包子，过了半年，南疆女生就剥去了裙子里的长裤，有的还穿起了超短裙，裙子里穿长裤的事情很快成了流传在班里的笑话。这让人不得不惊叹时尚对传统的瓦解能力，它对脱离了本乡本土的少数民族人群的传统习俗一样是具有颠覆性的。那些民族学生的家长从遥远的新疆寄来烤馕、奶茶粉和风干的牛羊肉，尽力满足远离故土的孩子的那颗清真胃，然而，毕竟环境迥异，距离相隔，让这份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在内地难以为继，这些身处异乡维吾尔的后代，最多也只有在早餐时保持住吃馕喝奶茶的习惯，早餐桌成了他们唯一能够留住和展示自己民族身份的一席之地。班上组织我们参加维吾尔族学生的聚会，要求凑份子买一些饮料食品，我省下买饭菜票的钱也要去参加，倒不是因为那个聚会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不参加会让我感觉有失民族身份。
身份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这个恐怕只有那些有共同体会的人才能够回答。如果那种生活不是你本来的生活，你却要坚持这种和你本来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感觉就是在给自己演戏。
五
在南方，我其实是一个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我常常渴望在生活的细节中找回自己确切的身份。初来南方的那段日子，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夹逼，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细致地审视和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常常发觉真正的我在远离，从梦中惊醒，我感觉那个主我在向这个客我挥手告别，客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站在江南三月的冷雨中无人认领。白天我脸上带着焦灼的梦痕，牵着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的手，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寻找清真饭馆和老乡的烤肉摊，试图在陌生的大街上找回原来生活的细枝末节和蜘丝马迹。我带回来变种的烤馕、辣椒面和孜然粉，试图用这些味道冲淡这个沿海城市里冲天的海腥气。
很快周围就有人开始规劝我：夏天要喝干菜汤，冬天要吃冬笋，海鱼要清蒸，鸡要白切。我厌烦透了模仿来的食物，做了一桌创造性的菜肴宴请几个诗人，为了回归本色，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做得酸溜溜，红彤彤，油汪汪，我在海鲜里放番茄，在鱼里撒辣椒酱，在鸡肉里放孜然。这场南北混血大餐，让江南的这帮不知道什么叫吃酸喝辣的才子佳人们，尚未举箸就已吓得汗湿衣衫。
一个民族生存的依据，或许就是基于对先人生活的模仿，这种模仿延续着一种民族记忆，就是这种持久的记忆支撑了他们的传统信念。他们模仿着自己，不能掉换模仿的对象，那样将意味着自我的磨灭。所以，那些我所见到的维吾尔人，在南方宁愿守着冷清的烤肉炉和馕坑，也不肯尝试做别的生意，离开了烤肉炉和馕坑，他们怕的不只是赚不到钱，他们真正怕的是换了做别的生意，就会失去自己坚守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自己具有的那种民族身份。那些至今住在老街的维吾尔人很安稳，离老街不远的新街上，已经为他们造好了现代化的楼房小区，他们却不愿意从老街搬出去。一种生活方式很难搬走，他们对先人生活方式的记忆原样保留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老街那些沿街兜售烤包子的，那些做地毯和土肥皂的，那些给马和驴钉马蹄铁和驴掌子的，甚至在则拉提（坟院）里乞讨的白胡子老者，这些对先人生活的种种体验方式，千百年来一样也没缺损。
每次从新疆探亲（说是探亲，其实就是去看那块黄土和黄土下掩埋的亲人）回来的第一顿饭，都感觉是思想上毫无过度地突然空降到南方的餐桌前，让我愣在一摊奇怪的食物前，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我端坐在餐厅，看着摆在我餐桌上的鱼的尸体，那是两条白白软软的我叫不上名字的海鱼，它们躺在盘子浅浅的清汤里，似乎游不动了停在那里，我觉得它们是远离了海洋渴死的，在我看来那就是鱼的尸体，而不是什么食物，不同的只是它们被蒸熟了。在另外一个小盘里切得方方正正的一块生的豆腐，白生生颤悠悠地晃动，上面堆着细碎的榨菜末；还有就是被酱油和葱爆过的虾，红得发黑，长长的触须向盘子四周伸展，像是努力要爬出来。这些到了南方似乎已经吃惯了的东西，在我离开了一周后再见，居然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遥远，上一顿饭的镜头还停留在大脑的沟回里，任凭这些盘子里的小怪兽怎么张牙舞爪虚张声势，也赶不走那些牢牢占据了大脑空间，让人心热魂颤大盘鸡、手抓肉、拉条子。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总浮现那个在库车老街的抓饭摊上优雅地吃着手抓饭的维吾尔族女孩，虽然那个老街已经拆了，但那个女孩以不变的姿态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在南方的饮食，完全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程序的模仿，全然没有对食物的享受。也许胃才是人体中最敏感的器官，不对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帮你模仿出快感。我曾竭力模仿沿海人用嘴剥虾吃的技巧，最后还是用手抓饭的姿势，把手伸进盘子去抓，总算保持了最后一点民族本色，从中也找着了一种手抓食物的快感。模仿的痛苦与被嘲笑之间，我宁愿选择被人嘲笑，起码别人可以在嘲笑中承认我是个异族人，使我与整整一屋子吃饭的人有了一个区分，哪怕是在嘲笑中，我起码有了一种身份被自己认同的安全感。而在大的宴请场合，为了保全那点可怜的自尊，我只好不去碰螃蟹和虾之类需要伸出我的新疆手去对付的奇形怪状的家伙。
我做过几次手抓饭给同事们吃，想让这些在南方对付惯了虾兵蟹将的家伙，也能模仿一次我的生活习俗，或者找回一点他们的河姆渡先民的生活体验，结果我把所有筷子勺子藏起来，也没有一个人肯对手抓饭下手。无奈模仿是一场很势力的游戏，好比这些同事的小孩过生日时嚷着要吃奶油蛋糕，周日嚷着要去吃肯德基或者麦当劳。总有一方向另一方的习惯低头。
我觉得我在南方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模仿来的。好多时候，我都是在机械的模仿中打发日子，常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或许，我真的已经在模仿中丢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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