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只马桶说起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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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只马桶说起
谢宝光
关于采荷人家公寓里的生活,我首先记起的是一只白色马桶。马桶是公寓最活跃的声带,每天维持着房间里十几个人的日常活动秩序。我看见马桶,就像看见道德的脸,很多时候,人们津津于在各种场合谈论它,近乎于谈论空气,那是形而上、看不见的东西。但在奢华的公寓里,马桶向我提示了道德里的实在组成部分,离开它,任何秩序都无从建立。通过这只马桶,我顺便回忆起了一些混乱的气味和面孔,以及我在采荷人家公寓里度过的一个月时光。我没有能力单独租上一个房间,便只有和一群陌生人合租公寓,过着一种拥挤的集体生活。狭促的空间里扎居着各个行业里的人,搞销售的、做淘宝的、餐厅服务员、医生、待业者,不一而足。房东是一对年轻的东北夫妇,男的凶悍,女的冷艳,像监狱里的警察面无表情地统治着房间里的十几号人。在这种气氛里,我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囚犯。夜晚,囚犯们都乖乖地回到十九楼的樊笼里,躺在各自床铺上,偶尔交谈几句,但没人过问对方的名字。名字是次要的,来历是次要的,客居打拼的状态里,谁对谁都没深入的兴趣。话题多是关于生活、电影和职场冷暖之类,谁突然提到一部叫《下水道里的美人鱼》的日本影片,有声有色描述着,往地上啐了一口,说有多恶心。他说的恶心大概就是另类、不正常,正常的东西大家都腻了,于是就有人雄赳赳附和着说要找来看看。那段时间,我经常借着一些不正常的电影度日,主人公大多是一些心理扭曲的人,扭曲是内在的,很难从外部形态发现。比如你很难从一位平日举止优雅仪态大方的钢琴女教师身上看出什么端倪,但随着镜头的跟踪和深入,人物的皮壳如同洋葱一层层剥落,核心部分就显露出来:在一间封闭的房间里,钢琴女教师要求男追求者将她的衣服脱光,捆绑起来,用一根皮鞭抽打自己,同时嘴里还需伴随着吐出一些脏言秽语来摆布她做出各种夸张动作。男追求者愣在了女钢琴教师提出的这一系列怪诞要求里,随后躲门而逃。一部再不正常的电影里总会保留几张正常的脸,就像房间里这个男人的面部状态,先是惊诧,再而愤怒,唾骂女教师的放荡变态。这张脸是道德的,但并不能说另外一张脸就意味着堕落,否则我就是同谋者。过去某个晚上抱着猎奇心态在网上找来《索多玛120天》,跳着进度就为了验证那几个不雅镜头到底能否挑战我心理的极限。结果是,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这部意大利禁片对我的道德观念意味着摧毁还是重建。也许是麻木,舌头经过天椒的刺激后,对任何事物也食之无味。戏剧多样性带来的很可能是灵魂呆滞的危险,它以影像的方式事先占领个人经验的高地,以致于当我们亲历生活,所见之物无不是似曾相识的。关于这点,上个世纪初的张爱玲女士早就发现了,她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这种不健康主要是对个体灵魂而言,个体灵魂相当于战争中工兵的探雷器,荒谬的是,所有地雷都在你预期的位置。如此一来,探雷器似乎毫无存在的必要。人也就与走肉行尸无异。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非虚构的散文写作,个中缘由或许与此相关。受益于写作,我获得了额外的视角来看待人事秩序,那些在人类思维惰性中习焉不察的事物其实最富有叛逆精神,至少,当它们闯进我的文字,已不仅仅是它们自身,比如我写过的一扇门,抽象地像一头不安的野兽;比如公寓里那只马桶,它肯定意识不到在某人笔下自己囫囵囵成了一张所谓道德的脸。字典里长年住着一个叫“解构”的词,不明其意,我的理解是先解散然后重新构建。在艺术上,解构是一种常态。马格利特画下一只烟斗,却在烟斗下方写上“这不是一只烟斗”几个字,他将这幅画命名为《形象的背叛》。在艺术家看来,背叛是获得重生的方式。道德也是用来背叛的,否则现在的女人就没胆量敢穿着超短裙上街。倒退一千多年,这恐怕就不仅是道德的问题吧。道德落实到婚姻问题上,有着更细的体现。比如我的妻子讨厌抽烟的人,我就从不在她面前抽烟,否则我就是对她不道德。但当我守在电脑前写作时,她会稍稍放宽道德的底线,允许我用烟来刺激灵感。几天前,我躲在房间里看一本叫做《跳房子》的小说,妻子走进来,刚好看见我在抽烟,就说:你不就是喜欢烟雾吗,我给你焚香制造点代替你手里的烟吧。于是她转身就到隔壁房间找来一根半米长的香,点燃,插在对面的竹床上。好了,烟雾有了,把烟掐了继续读你的小说吧。转身而去。此时小说里的奥利维拉正用一把榔头在地板砖上敲钉子,钉子是弯的,不容易敲直,榔头一歪,砸到了奥利维拉的手指上。他继续敲,榔头继续歪。手指便青一块紫一块了,血渗出来,叙述者把此刻奥利维拉的手指比喻为炸坏了的土豆条。我在抽烟,奥利维拉就在敲钉子。我抽完了三支烟,他的钉子仍没有敲直。于是奥利维拉索性不敲了,去街上的五金店买,但店早关门了。随后他就跑到朋友家借,朋友说你要钉子干嘛?奥利维拉说我敲了半天的弯钉子,就是敲不直,也许等敲直了,我就知道要它干嘛用了。奥利维拉借到钉子的时候,妻子点的一炷香已经烧完了。一炷香的时间里,我和奥利维拉的精力都浪费在了一颗钉子上。在道德家眼里,奥利维拉敲钉子和妻子烧香的行为都是不被容忍的。同理可证,我的这种写作方式也是不被接受的,说不定还会被指责为纯粹的玩文字游戏。但道德家不是上帝,它可以声色俱厉地颁布规则,却无法控制逆规则的事件发生。比如A和B结婚,生出的却是C的儿子。C我不认识,A和B都是我的亲戚。某天清早,我下楼到街上刚好遇见了B,B客气地给我递来一支烟,当时我睡眼朦胧,没认出B是谁,就没接他的烟。好一会才想起他的身份,他已经走远了。今天是他儿子满月的日子,B在镇上酒楼张罗了一场酒宴,请了一大帮亲戚喝酒,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咬着牙从最近刚收到的九百块钱稿费里抽出三分之一作为红包庆祝他和A的儿子满月。他的儿子包在一层棉袄里,露出嫩嫩的脸,小眼睛半睁着,还不适应热辣的光线。鼻子相对脸部窄小的轮廓显得稍大,不挺,略坍。不像A和B的鼻子。那应该就像C的。B不知道有C的存在,否则他见到我的时候就笑不出来,也没这心思张罗酒席了。照理说,这种事应该发生在小说或者那些弱智的电视剧里,但它却奇迹般的穿透文字和影像,出现在我眼前的现实中。面对这种黑色幽默,我笑不来,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该吃菜夹肉吃菜夹肉,该道喜道喜,生活本就是造物主的一场实验而已。既然是实验,就不必太认真,尼采说上帝死了,意思是上帝管不了那么多,就交给人类自行制定的那些条条框框去约束吧。法律和道德解决不了的,还有艺术,艺术不会向谁妥协。几天前,在G城和朋友见面,谈论最多的就是关于艺术和形式的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性。在旅馆里,我们一边看着不良影片,一边煞有介事进行着一些形而上的探讨。达成的共识是,性是一切欲望的本源,撇开这个,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性能扯掉形式的皮囊,还存在于根本。打破伦理的束缚是艰难的,尼采说任何一种人谵妄要创立一种新的法则,如果他们并非原先疯了,则除了把自己弄疯或装疯之外,别无出路。在我看来,任何时代,且不说创立新法则,当是稍越现有法则的雷池一步,便会被人认为疯了。我就常常被人指责为疯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地飙歌,结果引来了一双富有道德仪式感的拳头对着我的鼻子。我只能妥协、沉默、让步,若执意抗争,我肯定就得挨揍。当然,外在的抗争也只是一种形式,只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天才们敢从形式到内质都分毫不让步,比如萨特,他在1964年无声地拒绝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奖桂冠。朋友就问我,那你觉得莫言算艺术家吗?我心急口快,说不算。随后我就后悔了,没读过莫言的书,不该妄下判断。不一定每个人都得向萨特那样,对于诺奖这顶闪耀的帽子,拒绝或者接受,都不过一种形式,什么也说明不了。汪精卫年轻时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句子,后来还不是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卑躬屈膝。个体的多重性和社会的多重性一样,绝不只是个形式不形式的问题。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的思路是不确定的,叙述是不确定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想法是不确定的,下一秒的遭遇也是不确定的。就像那天从G城坐动车到S城火车站下车,随着人流涌向一辆泊在车站外面的中巴士。巴士是开往G城的,去往G城的人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巴士门很窄,人流挤成了扇形,扇的叶面在不断展开,我处在扇形的边缘位置,看见前面挤着一男一女,男人的手似乎在挽着女孩的胳膊,再定睛一看,手的姿势有些玄妙,似乎不是挽着女孩的胳膊,而是伸进了她的一只挎包里,手背用一件毛衣掩护着。我低着头,看着那只被掩饰起来的手,一伸一缩地在掏着什么,挎包的拉链被拉开了,这只手在里面慌慌张张探索。我的眼神顺着这只神秘的手找到了它的主人——一张盘踞着青春痘暗痕的脸。脸也注意到了我,向我侧转过来,脸的神色有一种像电磁波被干扰的瞬间变化,冒出几滴来历不明的冷汗。冷汗意味着恐惧,恐惧的根源是那只进行着某种勾当的手被人发现,于是手为了明哲保身,连同那件毛衣一起迅捷地缩了回来。手的主人回避着我监督似的目光,瞬间撤离了驳杂的扇形区,消失在另一拨人群里。上了巴士,我在挎包女主人旁边的位置坐下,提示她包里少了什么东西没有。此时她还对挎包被小偷光顾一事浑然不觉。她说还好,钱包被一本书挡住了,什么也没少。从相貌看,她最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披着长发,鼻梁上架着一副粉红色的眼镜。外在迹象总是会左右人的判断,她告诉我已经毕业一年了,刚从欧洲旅居回来。九个月的时间里,她和几个朋友游遍了整个欧洲。一边兼职,一边旅行。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希腊。捷克。奥地利。丹麦。卢森堡。芬兰。随之衍伸的一些曼妙的词是: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罗马斗兽场、柏林墙、梵高、瑞士银行、黄油面包、双层高速列车、荷兰风车、教堂、塞纳河、罗浮宫、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派……她仿佛是谁的小说里虚构的一个姑娘,突然间,就从我想象的身份中抽身而出,变成一个魔法师手里的包袱,随时可能抖出一些令我瞠目结舌的东西出来。我坐在一辆从S城开往G城的巴士里,巴士在她的叙述中穿行于一个遥远的版图上。前方好像已经耸起了阿姆斯特丹瑰丽的哥特式建筑。
2013/1/29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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