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旧的——萧红离我们有多远

　　
　　                             萧红离我们有多远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呼兰，我想我是不会专程行三百余公里的路去探访萧红故居的。但终究有了这样一次机会，我不能错过。
　　当汽车驶入小城，我眼前的呼兰城不再是萧红的呼兰城，它像现在所有的城市一样，拥塞、逼仄，喧嚣、麻木。呼兰河水稀薄而晦暗，被宽大的河床似是而非地拥着，浅显得要凝滞。
　　“七月十五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了。河灯有白菜灯、西瓜灯、还有莲花灯。”
　　“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来了。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去了。”可是，现在的呼兰河，还能载得动什么？
　　还是上中学时，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知道了一个民国女子叫萧红。而她流离的生命比她生动的文字更能令我怦然心动。我想走近她，想看到她内心真正的容颜。她的忧伤毫不隐晦，她面对感情的勇气展露无疑。然而又能怎样，是天道不公，还是命运多舛？及至看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平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内心的疼已漫无边际，至今读起来仍丝丝缕缕，为萧红，还是为所有和她一样的女人？
　　有人说，这是一种心如止水的悲哀。或许，这更是一种对命运无能为力的接受。
　　爱是女人的宗教，如此，女人的需要便很简单，不过是个温暖的去处，一份安全的情致和寄托。虽是这样的简单，却是女人常有的幻想和稚嫩。——因为在人世间，它太不容易让人得到。上天总要成就一些绝望和悲凉，最昂贵的情感总要经受辜负与背离，人间便注定要有人去承受它们。
　　就是这样。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想望得久了的东西，反而不愿意得到。怕的是得到那一刻的颤栗，又怕得到后的空虚。”于是，她在一个问题的结束和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中，循环自己的想要和痛苦，惊恐与疲
　　惫。她的一生，便在对爱的追随中，承受心灵与肉体的颠沛流离与寒凉。
　　“酷寒把大地冻裂了”。她的笔在男人的世界里荡出一片耀眼的光采，她的文字却成为自己生活的讖语。
　　她的头发白了，她贫病交加，——年轻的萧红，让我们心生哀痛。
　　萧红如是，还有谁？
　　就像我们知道，1932年的萧红，在自己21岁的日子里与萧军彼此认定终身一样，1929年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前，同样21岁的波伏娃与萨特理性地达成契约婚姻协议。萧红与萧军走进的是以忠贞为蓝本的约定俗成的婚姻，而波伏娃与萨特相互约定，却不是终身，给彼此以心灵和身体的自由放飞。众所周知，前者在追求长久的途中戛然而止，而后者历经时光风尘吹洗，却相伴一生。这样与初衷截然相反的结局，至今让人难以打量，又不可忽略。
　　关于情感，我想是不应该接受他人品评的，因为它从来都是不能解析的命题，它只应存在于当事者的生命和体悟中。时间的光芒可以将很多事物剥离出尘土的颜色，而情感，依然是一匹光艳的绸缎，晦莫如深地鲜亮。
　　惊世骇俗的波伏娃与萨特自是常人难以企及，而像萧红这样如玉般温润，却又闪烁着坚硬寒光的女子，在人稠广众中，她的柔和与锋芒同样异常突显，她内心的情感只遵循她自己。她是一条激流不止的河，那些必须经过的人一一涉水而过，而最终流淌的仍是她自己，还有别人的眼神。她对友人，同时也是对自己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时间清洗着每一条街道，萧红所走的路，行人依然络绎不绝，不回避，不躲闪，也不犹豫。萧红终究成为一个走过去的人，她是回到呼兰河边那老宅里暖暖的后花园依偎在老祖父的身旁，还是依然在那个叫浅水湾的地方徜徉，或是在她生命里三个男人的梦寐中流连？
　　在《呼兰河传》中，她问，“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我们呢，要去哪里？能去哪里？
　　她浅笑着，无语地看着我们离她很远，又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