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响铃
2021-12-23经典散文
[db:简介]
乡村响铃
■江少宾
时间:二0一二年五月六日,一个寻常的周末。
地点:江西,宜春,市区八十余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
事件:李细秀老人的五个孙子,在池塘里溺亡。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六岁。
背景:村里没有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
——题记
一、李巧梅
我一直记得那个九月,那个捧着我的手机久久不放,在操场上嚎啕大哭的孩子。
她已经八岁了,离九岁还差一个月。然而这个孩子,一年只能和爸爸妈妈见一次面,每一次见面,时间都不超过十天。在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十天里,爸爸妈妈寸步不离地带着弟弟,喂弟弟吃饭,和弟弟一起睡觉,她只能悄悄地呆在锅台边上,帮奶奶烧锅、续柴火。她甚至为此生弟弟的气,爸爸妈妈走后,她故意很长时间不理弟弟,弟弟要是凑上来,她必是凶巴巴的。弟弟比她小四岁,她上学的时候,弟弟留给奶奶;她放学回来,就要带着弟弟……在西堤教学点的一棵皂角树下,她吞吞吐吐地说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奶奶,辞不达意地描述着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她已经上二年级了,但她居然不知道父母在哪一座城市,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具体做些什么事,更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描述不了父母的样子……她唯一能肯定的是,正月初四那天,妈妈特意赶到县城,和小姨娘一起烫了一次头发。爸爸呢?爸爸喜欢抽烟,“哈德门”的,春节的时候,爸爸在家里打麻将,她在村头的小卖部里帮爸爸买过这种牌子。在我们的追问里,她无法再进行更多的描述,晶亮的泪花像一颗黎明前的露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
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她是想的,但她根本就不知道妈妈的电话号码。爸爸妈妈偶尔也给奶奶打一个电话,但她和弟弟从来没有单独接听过,一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他们就把电话递给奶奶,让奶奶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对于姐弟俩来说,电话里的爸爸和妈妈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们羞于开口,也无话可说。除此之外,爸爸妈妈和家里最重要的联系,就是每隔两个月,会寄来一张数目不等的汇款单。那是奶奶的节日,奶奶会颤巍巍地走到村委会,送上自己的身份证,请村里的干部帮忙领取。
第二天,奶奶会给姐弟俩烧一盘米粉肉,或者买一条鱼,炖一锅香气扑鼻的嫩豆腐。
她的家,离西堤教学点足有十五六里,其中有一半的山路需要步行,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奶奶会把她送上可以搭车的机耕路,寒来暑往,风雨无阻。那是一条艰难的求学路——雨季来临的时候,山洪暴发,原本就很逼仄的山路全消失了,奶奶只能背着她,胆战心惊地挪移,小心翼翼地试探。二0一一年那个冬天的下午,大雪封山,奶奶独自顶风冒雪,守在雪地上接她回家。那一趟回家路,她和奶奶走了三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还站在雪地里,浑身冰凉,早已哭哑了嗓子。邻居们的劝慰无济于事,他坚持认为,奶奶已经抛弃了自己。
她,并不是教学点里离家最远的学生。西堤教学点只有六个学生,四个学生上一年级,两个学生上二年级。全都是留守在家、常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只有一个老师,余卫国,五十六岁了,一个人教语文,也教数学。按照规定,教学点还应该开设英语和美术,但这两门课程,余老师都力不从心。早些年,教学点里的学生还有四五十人,老师最多的时候,也有四个,但教学点太过偏僻,交通不便,离最近的小镇也有五十多里。最后,只有余老师一个人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准备干到退休么?那肯定到退休。余老师的身体早年就出了问题,他有严重的胃病,低血糖,课间时常眩晕。
一个和父母们外出打工相伴而生的现象是,这几年,来教学点上学的适龄儿童大为减少。有些适龄儿童随父母就读于外地的民工子弟小学,有的则举家迁到山外,就近入学。但只要还有一个学生,西堤教学点就无法关门。余老师和我一样无奈,我们都知道,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对于这些散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公。这些在教学点里求学的孩子,已经彻底地输在起跑线上,有些孩子,其实已经提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对于留守在家的老人们来说,孩子只是需要一个能够管住他的人,需要一个教他认字的先生,至于学习成绩,老人们大多不太关心。
余老师发明了一套新的教学方式,一天只上三堂课——上午语文,中午体育,下午数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另外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自娱自乐。中午之后的体育课常年只有三项内容:踢毽子,跳绳,老鹰捉小鸡。孩子们自己踢毽子或跳绳,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余老师偶尔也会参与其中。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喜欢余老师,只要一下课,他们就缠在余老师的周围,相互追逐着,打打闹闹。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认真地对我说,他不是老师……我很诧异,那他是谁啊?他是我爸爸!我恍然大悟,原来她是余老师自己的孩子。不是!爸爸经常抱我……余老师站在小女孩的身后,“爸爸”一样慈爱地笑着,已经不像一位老师。
那个小女孩,当年只有五岁半。父母都在浙江打工,因为躲避计划生育,三年了,始终没有回来一次。
那个想打电话的孩子,叫李巧梅。感谢余老师!他保存着每一个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一项硬性规定,我更愿意相信,余老师这是以防万一。教学点坐落于大山深处,四周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余老师亲眼见过旁若无人的野猪和闲庭信步的獾子。这座茂竹秀林的青山,已经被外出谋生的人们给忘了,现在的青山,已经成了野生动物和鸟类的天堂。我不知道青山还要被遗忘多久,但在那个九月的清凉的下午,我深长地感谢着这样的遗忘。
我拨通了李巧梅妈妈的电话,第一遍无人接听,第二遍无人接听,第三遍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听筒里一片嘈杂。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音量,我说李巧梅想你了,她想和你说说话。我按下扩音器,电话里一阵短暂的沉默。李巧梅理了理零乱的刘海,羞涩地笑着,双手接过我的手机。
巧梅,你说话啊?
巧梅双手捧着我的手机,她开始抽泣,但没有说话。
你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我挂了啊,这会我好忙!
妈妈——
电话已经挂了——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妈妈”、忙于生计的“妈妈”,有没有听见女儿的叫喊?我估计她没有听见,电话那头,机器轰鸣人声嘈杂,她又急切着,分秒必争,仿佛和女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说。其实,就算是听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她依然会挂断电话。对于李巧梅来说,妈妈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了,而是一个温暖的称谓,一种空落落的念想。
李巧梅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双手依然捧着我的手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余老师也是,他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嗫嚅着,踢着一块又一块石子。
她慢慢地蹲了下来,嚎啕大哭。余老师递给我一支烟,又给我点上了火。在一个孩子孤孤单单的痛哭声里,我们分列两边,在操场上,茫然地站着。
二、残年如水
下午五点,教学点就放学了。这是夏季和秋季的放学时间,冬天的放学时间,是下午四点。学生们的家都很远,最远的一个学生,如果步行回家,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余老师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学习,只能退而求其次。下雪和山洪暴发的日子,余老师会亲自护送六个学生,将他们一个个安全地交给留守在家的老人。
放学的时候,我和余老师带上李巧梅,去看她的奶奶。一开始,李巧梅的心理有些抵触,她似乎还没有从“妈妈”的电话里回过神来。余老师将李巧梅单独拉到教室里,一刻钟之后,李巧梅终于坐上了我们的采访车,她羞涩地笑着,还低低地叫了我一声“江记者”。一路上,李巧梅始终没有开口说话,车速过快的时候,她会紧紧地抓着车窗上面的把手。那是一条逼仄的机耕路,如果两车狭路相逢,两辆车子都将动弹不了。所幸一路上并无其他的车辆,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就驶进了一座山坳。九月的青山依旧滴翠,山坡上开满颜色奇异的野花,一些不知名的野树兀自挺立,山脚下,摇曳着一人多高的茅草。李巧梅熟练地拨开了一条山路,之后她一直走在前面,我和余老师远远地被她丢在身后。
山路崎岖不平,其中有很长的一段,夹杂着细碎的锐利的石头。一个学期走下来,李巧梅就要换一双布鞋,李巧梅的奶奶,在这条路上摔破过膝盖、胳膊和额头。这些倒还在其次,最令余老师担心的,其实还是蛇。有一年暑假,复旦大学的十几位学生组织了一支野外科考队,请余老师做的向导,科考结果显示:青山里至少生活着七种毒蛇,数量最多的是竹叶青,其次是蝮蛇。余老师的介绍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蛇是我的天敌,哪怕是见到那种无毒的水蛇,我也会噩梦三五天。这显然大出余老师的意料,他担心了起来,急忙叫住了李巧梅,反复征求我的意见。既来之,则安之。一番思虑之后,我们继续上路,这一回,余老师让我走在正中间。
下山的时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扑面而来,她拄着拐杖,站在路边,四处张望。老人穿着一件水蓝色的对襟褂子,裤子是黑色的,仿佛是老布,风吹着,两条细腿像两根芝麻杆。李巧梅远远地叫了一声,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们,半天没有反应。直到我们走到她的眼前,她才噢噢着,捉住余老师的手,咕咕噜噜的方言,我一句也没有听懂。这是省里来的,电视台的记者。余老师凑近她的耳朵,大声重复了两次,老人于是向我作揖、鞠躬。我大惊失色,上前扶住了老人,老人慌慌张张的,一只手比划着,另一只手腾出来,用袖子抹起了眼睛。
老人只有六十七岁,但她的腰已经弯了,眼睛老花,还有些耳背。跟在老人的身后,我一次次想起天堂里的母亲,想起生我养我的牌楼小村,以及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弯腰驼背的老人。那些生活在乡下的老人,他们的晚年大多是相似的,病痛无人照料,生活孤独而困苦。他们常年累月地守着一座荒凉的村庄,守着一群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孩子。
李巧梅的家,位于村口的一座桥头,走过这座石拱桥,就是村民们原本赖以生存的田地,然而现如今,它们和小村一起荒凉着,零星的绿色在田地间起伏,田埂上挤满了葳蕤的杂草,难以穿行。
三间砖瓦房,是去年才盖的,屋顶上铺着琉璃,外墙砌着杂石和水泥。远远的,一群孩子围在一棵银杏树下,他们在玩弹子(我的童年,也有这种古老的游戏),男孩子大都裸着上身,其中就有李巧梅的弟弟。李巧梅叫了一声,“小顺子”,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站了起来,他乖乖地跟着姐姐,裸露的上身披满金色的余晖,显得非常安静。
屋子里的陈设非常简陋,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唯一的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摆在堂屋中间的案几上,灰尘积了五六寸。一百根电线飞檐走壁,像一条条风干的蛇皮。屋后搭了一间披厦,李巧梅已经在其间生火,乖巧地准备着晚饭。小顺子安静地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递给我们一个瘦弱的后背。老人佝着腰,出出进进地,一会摸出一小袋黑木耳,一会又掏出两只鸡蛋。我和余老师在堂屋里闲聊,玩弹子的孩子们渐渐散了,有四个孩子留了下来,他们和小顺子悄悄地嘀咕着,偶尔会爆出一阵不明所以的大笑。晚饭上来的时候,奶奶拉亮了白炽灯,大约只有十五瓦,灯线从屋顶上高高地垂下来,浑身乌黑,挂满蜘蛛网和一两斤灰尘。一碗蒸鸡蛋。一碗青椒炒鸡蛋。一碗黑木耳。一小碗咸菜,上面浇着辣酱。就这些了。奶奶比划着,拳头大的脸上堆满一万道皱褶。李巧梅站在余老师的旁边,低着头,胶着手,刘海都是潮的。这个懂事的孩子,已经提前操持起了家务,只是青椒炒鸡蛋实在是太寡淡了,大约是忘了放盐。但我和余老师依旧吃得津津有味,谁都没有说破。谁都不忍说破。小顺子只吃蒸鸡蛋,奶奶将蒸鸡蛋舀到碗里,将米饭拌成了糊状。小顺子依旧呆在门槛上,他始终不肯进来,奶奶只好坐在门槛上喂他。
他只能吃完小半碗米饭,奶奶于是接着吃,坐在门槛上,有时也会站起来,让余老师招呼我多吃一些菜。李巧梅也没有上桌,她只夹了一些黑木耳,更多的是咸菜。奶奶也是,老人几乎只吃咸菜,半小碗米饭,她先后夹了三次。老实说,那碗乌黑的咸菜我始终没有动筷子,余老师也没有动筷子,它们很可能已经坏了,散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怪味。但李巧梅和奶奶浑然不觉,她们吃得津津有味,若无其事。大约,在漫长而贫瘠的时光里,她们的胃早已历经各种锤炼,早已习惯了各种腐烂和霉变。晚饭之后,依旧是李巧梅在刷碗,奶奶终于坐上了餐桌,怀里抱着小顺子,陪余老师聊天。
下面这段话,是余老师后来翻译给我的,我一句也不懂皖南山区的方言。
李巧梅的父母都在重庆,爸爸是个瓦匠,妈妈应该是在一家水泥搅拌站里干些粗活,两个人隔得很远,两个人都忙,没有星期天,一个月也难得见上一次面。去年,爸爸想把弟弟带走,在重庆上幼儿园,但奶奶舍不得,妈妈也不放心,就还搁在家里。带走是迟早的事,李巧梅还留给奶奶,一来是为了让奶奶有个伴,二来,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夫妻俩的收入也负担不起。为了盖三间砖瓦房,李巧梅的爸爸还欠着四万多块钱的外债。四万多块钱,在老人的眼里是一笔天文数字。因此,奶奶虽然时常小病小痛着,但从来没有向儿子提起。在乡下,老人们大多如此,有病自己先扛着,等实在扛不动了,儿女们自然会回来收尸。村子里有个女老人,和李巧梅家沾着点亲,八十三岁了,一个人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发烧,在床上便溺。生活虽然有大伙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对于一个等死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些寒凉的夜晚,老人只能孤苦地躺在黑灯瞎火里,在冰凉的绝望中,等死。老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嫁到了歙县,另外两个虽然都嫁在隔壁的村子,但她们随丈夫一起常年在外,连春节也很少回来。两个儿子都在黑龙江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人显然已经不久于人世,然而五个子女,村民们都没有可靠的联系方式。
老人死于一个寒冷的冬夜,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尸体搁了半个多月,虽然大门紧锁,但孩子们晚上都不敢出门,一个村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直到大年三十,两个儿子才回到了小村,当天晚上就收了尸。
老人的去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冰凉彻骨,李巧梅的奶奶也时常担心着自己。然而,老人并没有抱怨,只是一味担心着自己的身体。她不愿意像那位老人一样,在孤独中悄然离世,她希望自己能够死得风风光光的,希望儿子能够替自己办一场体面的丧事。我能够理解老人的念想,丧事是做给活人看的,丧事越是风光,做儿女的越是体面。
余老师的翻译,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村牌楼。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们,其实也大多在孤独中黯然离世,比如五叔,比如黑七和谷丰。谷丰是巢山小学的代课教师,去世的时候,尸体都臭了,老人们也没能联系上他在合肥工作的儿子。万般无奈之下,老人们集体凑了份子,置了一口薄棺材,料理了谷丰的后事。今年正月,给母亲上坟,谷丰的坟茔已经在风雪里坍塌,露出一口空洞。棺木已经烂了,白森森的骨头暴露在天光下面,看着非常骇人。谷丰孤独的死亡以及悲凉的身后事,彻底突破了牌楼人的底线,颠覆了牌楼人固守多年的道德伦理。在牌楼人的道德秩序里,养儿已经不能防老了,只能送老,现在,居然都送老都不能了!
然而即便如此,老人依旧只能守在贫瘠的乡下,守着几亩薄田,荒凉的老屋,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的生活费就是老人的生活费,如果连孩子都不让你带了,那老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
残年如水。李巧梅的奶奶只有六十七岁,但她有着八十七岁的老态,说着说着就打起了瞌睡。昏黄的灯光下面,小顺子已经睡着了,他的头,歪在奶奶的胸口,嘴边拖出一道长长的涎水。
我还记得小顺子。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光着上半身,个头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小截。自始至终,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他的安静与沉默,让我一直担忧到现在。
三、猪圈里的精神生活
皖南山区的天,黑得比山外早。山区的夜路非常难走,虽然余老师提前备下了手电筒,但最后余老师还是决定,陪我在李巧梅家里住一夜。
九点钟不到,李巧梅一家三口就睡下了。村庄里几无人声,偶尔会响起一两声狗吠,一千只蚊子,在我们的身边乱飞。我和余老师都没有睡意,想在村子里走走,然而四周黑黢黢的,我甚至辨别不了东南西北。余老师到底是当地人,胆子也大些,他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终于适应了黑暗,我才发现银河满天,无数星斗挂在树梢上面,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够采摘。山区昼夜温差大,这时候大地已经凉了,夜色如水,浮游在村庄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面前忽然站起一座楼房,上下都是暗的,厚重的铁门上,挂着一串长长的铁链子。光柱下的铁链子像一株水草,闪烁着寒凉的色泽。余老师的手电筒没能叫醒房子,却唤醒了一只狗,狗从黑暗里冲出来,摇着尾巴,朝我们发出一阵沉闷的怒吼。我们吵醒了它的睡眠,它在夜里从来没有被吵醒过,因此出离愤怒。“哪个”,“哪个”,一个老人的声音从黑暗中突然传出,倒吓住了我和余老师。余老师的手电筒一阵乱晃,终于照见了一个矮小的老人,右手拎着一把菜刀,左手搭在眼眶上面,几乎光着身子。我和余老师这才发现,楼房的旁边还有一间低矮的小房子,老人就站在房子前面,睡眼惺忪,不明所以。余老师已经认出了老人,他用方言招呼了一声,老人这才醒了过来,他转身丢下菜刀,又麻利地套上了裤子。
老人的孙子和孙女,曾经都是余老师的学生。前年夏天,大孙子到学校里填高考志愿,填完志愿之后,淹死在城郊的一口池塘里。五年前,一条高速公路通达县城,连接合铜黄(合肥、铜陵、黄山),池塘正是修路留下的后患——道路竣工之后,施工队就撤走了,没有人处理那口池塘,周边没有一个警示牌,更没有栅栏——那是一口吃人的池塘,每年夏天,都会夺走几条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家长们向上级反映过无数次,但那口深不见底的池塘依旧年年在吃人。高速公路是当地的一项重点工程,对于每年被池塘吞噬的几条无辜的生命,当地政府集体残疾,成了聋子和哑巴。
因为孙子的溺亡,老人得罪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儿子不仅拒绝赡养,还将老人撵进了猪圈,没有他的首肯,老人绝不能踏进他的房子。面对儿子的无情,老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他接受了儿子施予的惩罚,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地了却自己的残生。老人因此成了村子里唯一完全依靠田地生活的人,他独自经营着四口人的田地,春种秋收,自食其力。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尽管老人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在我的小村,还有七十八岁依旧在做田的老人,他也只有做田,才能勉强维持最起码的生存——老伴常年瘫痪在床,一个儿子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另外一个儿子,举家迁往五十里外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盛产棺木,老人的儿子就忙着这种死人的生意,他终于把自己的下一代忙成了城镇户口,终于将荒凉的村子远远地抛弃在脑后。对于这群既没有医保又没有退休工资的老人们来说,温饱始终是第一位的,病痛,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解脱。
低矮的猪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四周的砖块都没有修饰,一块接一块粗暴地垒着,缝隙处的水泥砂浆有些已经脱落。唯一的装饰是一幅招贴画,上面只有一个十字架。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余老师,余老师和我一样疑惑。他指着招贴画,和老人咕咕噜噜地交谈着。这时候的老人竟然有些羞涩,他背对着我,声音矮了下去,不时爆出一两粒古怪的笑。
这一回,不用余老师翻译,我也能够肯定了,这个被儿子撵进猪圈里的老人,信仰基督教(拿老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信“主”)。“十字架”就对着老人的床头,我相信,每晚入睡前,老人必熄灭唯一的灯盏,必双手合十,必祷告。猪圈里逼仄而低矮,一张床,一张板凳,此外就是锅碗瓢盆。其他的生活物件,再也没有了,祷告,必是老人唯一的精神寄托。
乡下,许多老人都信了主,比如我的五婶。五叔过世之后,堂哥就出去打工了,然后是堂嫂,再然后是侄儿小龙,空荡荡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五婶一个人。我不知道五婶是什么时候信的主,我知道的时候,五婶已经非常虔诚。每到星期天,五婶都会步行十几里,到镇上的小教堂去做礼拜。五婶的糖尿病非常严重,但她很少吃药,更不打针,她只是坚持祷告,并且风雨无阻,并且一直步行。信主,解决不了任何病痛。我曾经劝过五婶,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该打针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打针,但五婶却大不以为然,她轻蔑地说,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我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但我相信。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五婶的信仰,肯定无关灵魂。那是乡村的一种变异的宗教,从功利开始,以功利结束。五婶在教会里的那些兄弟姐妹,我大多也能对号入座——有人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无钱医治;有人命运多舛,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还有人至今孑然一身,转眼老之将至……他们久居困苦的乡下,漫长的岁月,一眼望不到尽头,苍凉的余生,只能寄托于万能的主,只能在盲目的信仰里,为现世的苦难默默祈祷。去年正月,我和五婶闲聊,五婶居然谈起了自己的来生,五婶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来生——一只灰色的喜鹊。在乡下,喜鹊是一种寓意吉祥的鸟,是唯一一种进村入户而不被人驱赶的动物。信主的五婶何以笃信了轮回,甚至还看见了自己的来生,并且言之凿凿?这太荒谬了!然而,面对神采飞扬的五婶,我只能装着深信不疑,并且祝福她修成正果。
在乡下,老人们的信仰大体如此,一知半解的祷告,只为现世的病痛和困顿谋求解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字架”只是乡村的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在着,老人们就能冲破无边的黑暗,在苍凉的祷告里,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也能感到一丝慰藉与温暖。而这些,现实生活永远无法给予,正因为永远无法给予,从来没有给予,老人们才坚定不移地信着——“主”。
猪圈里的乌托邦,让我涌起无限苍凉,更令我苍凉的是,老人和当年的五婶一样,居然一下子就挣脱了苦大仇深,他甚至是在手舞足蹈了,这个鼻宽唇厚、肩窄腿短的老人,突然间年轻了十岁,令我惊异万分。
感谢主!他博爱的光辉,照亮了皖南山区的一座猪圈。在主面前,众生平等。这个生活在皖南山区一座猪圈里的老人,和我远在小村牌楼的五婶,内心获得了同样的安宁。
四、新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和余老师还在做梦,李巧梅已经起来了,奶奶也已经起来了,只有小顺子还赖在床上。巧梅说,早晨天气凉快,他能睡到九点钟。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老人五百块钱,老人推辞再三,泪眼婆娑,差点要朝我下跪。李巧梅红着脸,拎着书包,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面。小山村已经完全醒了,百鸟啁啾,鸡鸣树巅,地上堆满了各种排泄物。我和余老师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下一个落脚点,有时不得不跳起来,以免踩着一坨坨鸟粪、鸡屎和狗屎。一条黑狗突然蹿了出来,低着头,仿佛有些害羞。又一条花狗蹿了出来,摇着尾巴,讨好地拱着黑狗的屁股。几个老人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忧郁地望着杯中的茶叶,偷偷地瞟一眼狗屁股……这是那天清晨,我所见到的村庄和大地,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大地上的一座座村庄正在飞速后退,它们已经变得空空洞洞,只剩下一些冰冷的巢穴。
在乡土中国幽深的腹地,一座座村庄正在沦陷。每个人的故乡,都无法避免。
回到教学点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八点。孩子们已经提前到了,他们在操场上相互追逐,有一个孩子在咬窝窝头,黑色的。一间孤零零的教室,一个巴掌大的小操场,一面颜色陈旧已经破败了的国旗。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挂着一口铜钟,余老师慢慢地走到了檐下,慢慢地摇响了上课的铃声。孩子们一窝蜂地涌了过来,上课了,皖南山区的西堤教学点,余老师和孩子们,一共是七个,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五、后记
这是一次漫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走访了皖南山区十七个教学点,它们像大地上的一粒粒棋子,散布在泾县、绩溪县、宁国市、石台县、歙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令我欣慰的是,歙县和宁国市的一些乡镇已经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实现寄宿制。个别“留守儿童之家”还配备了电脑室和阅览室,借助于电脑,孩子们可以和常年在外的父母视频聊天。这对孩子们来说多少是个安慰,至少,他们不至于忘掉父母亲的样子。
是啊,我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居然能够忘记父母的样子,也无法想象一个为生计所迫的母亲,居然忍心挂断孩子的电话,她的内心深处,究竟郁积着怎样的疼痛和苦难?它会爆发吗?我不知道。我唯一能确信的是,在他们的身后,一座座营养不良的村庄,乡村的肌理已经坍塌,正在大踏步沦陷;一个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正背负着难以释放的心理负担,他们将终其一生,摆脱不健康的心理阴影,并在老人无原则的溺爱和放纵中,慢慢长大;还有那些晚景凄凉的老人,他们正和村庄一起沦陷,在大地上慢慢消亡。
我还可以确信的是,李细秀老人遭遇的悲剧,在乡土中国并不是个案。无数老人在大地上呜咽,无数夭折的孩子,沉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然而,谁是下一个呢?我长久地怔在窗前,周遭众声喧哗。
2012年9月16日—10月7日,风景苑
【刊《西部 新文学》2013年第1期;栏目主持:赵荔红】
■江少宾
时间:二0一二年五月六日,一个寻常的周末。
地点:江西,宜春,市区八十余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
事件:李细秀老人的五个孙子,在池塘里溺亡。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六岁。
背景:村里没有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
——题记
一、李巧梅
我一直记得那个九月,那个捧着我的手机久久不放,在操场上嚎啕大哭的孩子。
她已经八岁了,离九岁还差一个月。然而这个孩子,一年只能和爸爸妈妈见一次面,每一次见面,时间都不超过十天。在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十天里,爸爸妈妈寸步不离地带着弟弟,喂弟弟吃饭,和弟弟一起睡觉,她只能悄悄地呆在锅台边上,帮奶奶烧锅、续柴火。她甚至为此生弟弟的气,爸爸妈妈走后,她故意很长时间不理弟弟,弟弟要是凑上来,她必是凶巴巴的。弟弟比她小四岁,她上学的时候,弟弟留给奶奶;她放学回来,就要带着弟弟……在西堤教学点的一棵皂角树下,她吞吞吐吐地说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奶奶,辞不达意地描述着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她已经上二年级了,但她居然不知道父母在哪一座城市,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具体做些什么事,更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描述不了父母的样子……她唯一能肯定的是,正月初四那天,妈妈特意赶到县城,和小姨娘一起烫了一次头发。爸爸呢?爸爸喜欢抽烟,“哈德门”的,春节的时候,爸爸在家里打麻将,她在村头的小卖部里帮爸爸买过这种牌子。在我们的追问里,她无法再进行更多的描述,晶亮的泪花像一颗黎明前的露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
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她是想的,但她根本就不知道妈妈的电话号码。爸爸妈妈偶尔也给奶奶打一个电话,但她和弟弟从来没有单独接听过,一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他们就把电话递给奶奶,让奶奶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对于姐弟俩来说,电话里的爸爸和妈妈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们羞于开口,也无话可说。除此之外,爸爸妈妈和家里最重要的联系,就是每隔两个月,会寄来一张数目不等的汇款单。那是奶奶的节日,奶奶会颤巍巍地走到村委会,送上自己的身份证,请村里的干部帮忙领取。
第二天,奶奶会给姐弟俩烧一盘米粉肉,或者买一条鱼,炖一锅香气扑鼻的嫩豆腐。
她的家,离西堤教学点足有十五六里,其中有一半的山路需要步行,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奶奶会把她送上可以搭车的机耕路,寒来暑往,风雨无阻。那是一条艰难的求学路——雨季来临的时候,山洪暴发,原本就很逼仄的山路全消失了,奶奶只能背着她,胆战心惊地挪移,小心翼翼地试探。二0一一年那个冬天的下午,大雪封山,奶奶独自顶风冒雪,守在雪地上接她回家。那一趟回家路,她和奶奶走了三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还站在雪地里,浑身冰凉,早已哭哑了嗓子。邻居们的劝慰无济于事,他坚持认为,奶奶已经抛弃了自己。
她,并不是教学点里离家最远的学生。西堤教学点只有六个学生,四个学生上一年级,两个学生上二年级。全都是留守在家、常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只有一个老师,余卫国,五十六岁了,一个人教语文,也教数学。按照规定,教学点还应该开设英语和美术,但这两门课程,余老师都力不从心。早些年,教学点里的学生还有四五十人,老师最多的时候,也有四个,但教学点太过偏僻,交通不便,离最近的小镇也有五十多里。最后,只有余老师一个人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准备干到退休么?那肯定到退休。余老师的身体早年就出了问题,他有严重的胃病,低血糖,课间时常眩晕。
一个和父母们外出打工相伴而生的现象是,这几年,来教学点上学的适龄儿童大为减少。有些适龄儿童随父母就读于外地的民工子弟小学,有的则举家迁到山外,就近入学。但只要还有一个学生,西堤教学点就无法关门。余老师和我一样无奈,我们都知道,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对于这些散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公。这些在教学点里求学的孩子,已经彻底地输在起跑线上,有些孩子,其实已经提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对于留守在家的老人们来说,孩子只是需要一个能够管住他的人,需要一个教他认字的先生,至于学习成绩,老人们大多不太关心。
余老师发明了一套新的教学方式,一天只上三堂课——上午语文,中午体育,下午数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另外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自娱自乐。中午之后的体育课常年只有三项内容:踢毽子,跳绳,老鹰捉小鸡。孩子们自己踢毽子或跳绳,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余老师偶尔也会参与其中。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喜欢余老师,只要一下课,他们就缠在余老师的周围,相互追逐着,打打闹闹。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认真地对我说,他不是老师……我很诧异,那他是谁啊?他是我爸爸!我恍然大悟,原来她是余老师自己的孩子。不是!爸爸经常抱我……余老师站在小女孩的身后,“爸爸”一样慈爱地笑着,已经不像一位老师。
那个小女孩,当年只有五岁半。父母都在浙江打工,因为躲避计划生育,三年了,始终没有回来一次。
那个想打电话的孩子,叫李巧梅。感谢余老师!他保存着每一个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一项硬性规定,我更愿意相信,余老师这是以防万一。教学点坐落于大山深处,四周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余老师亲眼见过旁若无人的野猪和闲庭信步的獾子。这座茂竹秀林的青山,已经被外出谋生的人们给忘了,现在的青山,已经成了野生动物和鸟类的天堂。我不知道青山还要被遗忘多久,但在那个九月的清凉的下午,我深长地感谢着这样的遗忘。
我拨通了李巧梅妈妈的电话,第一遍无人接听,第二遍无人接听,第三遍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听筒里一片嘈杂。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音量,我说李巧梅想你了,她想和你说说话。我按下扩音器,电话里一阵短暂的沉默。李巧梅理了理零乱的刘海,羞涩地笑着,双手接过我的手机。
巧梅,你说话啊?
巧梅双手捧着我的手机,她开始抽泣,但没有说话。
你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我挂了啊,这会我好忙!
妈妈——
电话已经挂了——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妈妈”、忙于生计的“妈妈”,有没有听见女儿的叫喊?我估计她没有听见,电话那头,机器轰鸣人声嘈杂,她又急切着,分秒必争,仿佛和女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说。其实,就算是听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她依然会挂断电话。对于李巧梅来说,妈妈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了,而是一个温暖的称谓,一种空落落的念想。
李巧梅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双手依然捧着我的手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余老师也是,他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嗫嚅着,踢着一块又一块石子。
她慢慢地蹲了下来,嚎啕大哭。余老师递给我一支烟,又给我点上了火。在一个孩子孤孤单单的痛哭声里,我们分列两边,在操场上,茫然地站着。
二、残年如水
下午五点,教学点就放学了。这是夏季和秋季的放学时间,冬天的放学时间,是下午四点。学生们的家都很远,最远的一个学生,如果步行回家,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余老师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学习,只能退而求其次。下雪和山洪暴发的日子,余老师会亲自护送六个学生,将他们一个个安全地交给留守在家的老人。
放学的时候,我和余老师带上李巧梅,去看她的奶奶。一开始,李巧梅的心理有些抵触,她似乎还没有从“妈妈”的电话里回过神来。余老师将李巧梅单独拉到教室里,一刻钟之后,李巧梅终于坐上了我们的采访车,她羞涩地笑着,还低低地叫了我一声“江记者”。一路上,李巧梅始终没有开口说话,车速过快的时候,她会紧紧地抓着车窗上面的把手。那是一条逼仄的机耕路,如果两车狭路相逢,两辆车子都将动弹不了。所幸一路上并无其他的车辆,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就驶进了一座山坳。九月的青山依旧滴翠,山坡上开满颜色奇异的野花,一些不知名的野树兀自挺立,山脚下,摇曳着一人多高的茅草。李巧梅熟练地拨开了一条山路,之后她一直走在前面,我和余老师远远地被她丢在身后。
山路崎岖不平,其中有很长的一段,夹杂着细碎的锐利的石头。一个学期走下来,李巧梅就要换一双布鞋,李巧梅的奶奶,在这条路上摔破过膝盖、胳膊和额头。这些倒还在其次,最令余老师担心的,其实还是蛇。有一年暑假,复旦大学的十几位学生组织了一支野外科考队,请余老师做的向导,科考结果显示:青山里至少生活着七种毒蛇,数量最多的是竹叶青,其次是蝮蛇。余老师的介绍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蛇是我的天敌,哪怕是见到那种无毒的水蛇,我也会噩梦三五天。这显然大出余老师的意料,他担心了起来,急忙叫住了李巧梅,反复征求我的意见。既来之,则安之。一番思虑之后,我们继续上路,这一回,余老师让我走在正中间。
下山的时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扑面而来,她拄着拐杖,站在路边,四处张望。老人穿着一件水蓝色的对襟褂子,裤子是黑色的,仿佛是老布,风吹着,两条细腿像两根芝麻杆。李巧梅远远地叫了一声,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们,半天没有反应。直到我们走到她的眼前,她才噢噢着,捉住余老师的手,咕咕噜噜的方言,我一句也没有听懂。这是省里来的,电视台的记者。余老师凑近她的耳朵,大声重复了两次,老人于是向我作揖、鞠躬。我大惊失色,上前扶住了老人,老人慌慌张张的,一只手比划着,另一只手腾出来,用袖子抹起了眼睛。
老人只有六十七岁,但她的腰已经弯了,眼睛老花,还有些耳背。跟在老人的身后,我一次次想起天堂里的母亲,想起生我养我的牌楼小村,以及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弯腰驼背的老人。那些生活在乡下的老人,他们的晚年大多是相似的,病痛无人照料,生活孤独而困苦。他们常年累月地守着一座荒凉的村庄,守着一群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孩子。
李巧梅的家,位于村口的一座桥头,走过这座石拱桥,就是村民们原本赖以生存的田地,然而现如今,它们和小村一起荒凉着,零星的绿色在田地间起伏,田埂上挤满了葳蕤的杂草,难以穿行。
三间砖瓦房,是去年才盖的,屋顶上铺着琉璃,外墙砌着杂石和水泥。远远的,一群孩子围在一棵银杏树下,他们在玩弹子(我的童年,也有这种古老的游戏),男孩子大都裸着上身,其中就有李巧梅的弟弟。李巧梅叫了一声,“小顺子”,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站了起来,他乖乖地跟着姐姐,裸露的上身披满金色的余晖,显得非常安静。
屋子里的陈设非常简陋,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唯一的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摆在堂屋中间的案几上,灰尘积了五六寸。一百根电线飞檐走壁,像一条条风干的蛇皮。屋后搭了一间披厦,李巧梅已经在其间生火,乖巧地准备着晚饭。小顺子安静地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递给我们一个瘦弱的后背。老人佝着腰,出出进进地,一会摸出一小袋黑木耳,一会又掏出两只鸡蛋。我和余老师在堂屋里闲聊,玩弹子的孩子们渐渐散了,有四个孩子留了下来,他们和小顺子悄悄地嘀咕着,偶尔会爆出一阵不明所以的大笑。晚饭上来的时候,奶奶拉亮了白炽灯,大约只有十五瓦,灯线从屋顶上高高地垂下来,浑身乌黑,挂满蜘蛛网和一两斤灰尘。一碗蒸鸡蛋。一碗青椒炒鸡蛋。一碗黑木耳。一小碗咸菜,上面浇着辣酱。就这些了。奶奶比划着,拳头大的脸上堆满一万道皱褶。李巧梅站在余老师的旁边,低着头,胶着手,刘海都是潮的。这个懂事的孩子,已经提前操持起了家务,只是青椒炒鸡蛋实在是太寡淡了,大约是忘了放盐。但我和余老师依旧吃得津津有味,谁都没有说破。谁都不忍说破。小顺子只吃蒸鸡蛋,奶奶将蒸鸡蛋舀到碗里,将米饭拌成了糊状。小顺子依旧呆在门槛上,他始终不肯进来,奶奶只好坐在门槛上喂他。
他只能吃完小半碗米饭,奶奶于是接着吃,坐在门槛上,有时也会站起来,让余老师招呼我多吃一些菜。李巧梅也没有上桌,她只夹了一些黑木耳,更多的是咸菜。奶奶也是,老人几乎只吃咸菜,半小碗米饭,她先后夹了三次。老实说,那碗乌黑的咸菜我始终没有动筷子,余老师也没有动筷子,它们很可能已经坏了,散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怪味。但李巧梅和奶奶浑然不觉,她们吃得津津有味,若无其事。大约,在漫长而贫瘠的时光里,她们的胃早已历经各种锤炼,早已习惯了各种腐烂和霉变。晚饭之后,依旧是李巧梅在刷碗,奶奶终于坐上了餐桌,怀里抱着小顺子,陪余老师聊天。
下面这段话,是余老师后来翻译给我的,我一句也不懂皖南山区的方言。
李巧梅的父母都在重庆,爸爸是个瓦匠,妈妈应该是在一家水泥搅拌站里干些粗活,两个人隔得很远,两个人都忙,没有星期天,一个月也难得见上一次面。去年,爸爸想把弟弟带走,在重庆上幼儿园,但奶奶舍不得,妈妈也不放心,就还搁在家里。带走是迟早的事,李巧梅还留给奶奶,一来是为了让奶奶有个伴,二来,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夫妻俩的收入也负担不起。为了盖三间砖瓦房,李巧梅的爸爸还欠着四万多块钱的外债。四万多块钱,在老人的眼里是一笔天文数字。因此,奶奶虽然时常小病小痛着,但从来没有向儿子提起。在乡下,老人们大多如此,有病自己先扛着,等实在扛不动了,儿女们自然会回来收尸。村子里有个女老人,和李巧梅家沾着点亲,八十三岁了,一个人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发烧,在床上便溺。生活虽然有大伙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对于一个等死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些寒凉的夜晚,老人只能孤苦地躺在黑灯瞎火里,在冰凉的绝望中,等死。老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嫁到了歙县,另外两个虽然都嫁在隔壁的村子,但她们随丈夫一起常年在外,连春节也很少回来。两个儿子都在黑龙江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人显然已经不久于人世,然而五个子女,村民们都没有可靠的联系方式。
老人死于一个寒冷的冬夜,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尸体搁了半个多月,虽然大门紧锁,但孩子们晚上都不敢出门,一个村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直到大年三十,两个儿子才回到了小村,当天晚上就收了尸。
老人的去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冰凉彻骨,李巧梅的奶奶也时常担心着自己。然而,老人并没有抱怨,只是一味担心着自己的身体。她不愿意像那位老人一样,在孤独中悄然离世,她希望自己能够死得风风光光的,希望儿子能够替自己办一场体面的丧事。我能够理解老人的念想,丧事是做给活人看的,丧事越是风光,做儿女的越是体面。
余老师的翻译,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村牌楼。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们,其实也大多在孤独中黯然离世,比如五叔,比如黑七和谷丰。谷丰是巢山小学的代课教师,去世的时候,尸体都臭了,老人们也没能联系上他在合肥工作的儿子。万般无奈之下,老人们集体凑了份子,置了一口薄棺材,料理了谷丰的后事。今年正月,给母亲上坟,谷丰的坟茔已经在风雪里坍塌,露出一口空洞。棺木已经烂了,白森森的骨头暴露在天光下面,看着非常骇人。谷丰孤独的死亡以及悲凉的身后事,彻底突破了牌楼人的底线,颠覆了牌楼人固守多年的道德伦理。在牌楼人的道德秩序里,养儿已经不能防老了,只能送老,现在,居然都送老都不能了!
然而即便如此,老人依旧只能守在贫瘠的乡下,守着几亩薄田,荒凉的老屋,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的生活费就是老人的生活费,如果连孩子都不让你带了,那老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
残年如水。李巧梅的奶奶只有六十七岁,但她有着八十七岁的老态,说着说着就打起了瞌睡。昏黄的灯光下面,小顺子已经睡着了,他的头,歪在奶奶的胸口,嘴边拖出一道长长的涎水。
我还记得小顺子。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光着上半身,个头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小截。自始至终,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他的安静与沉默,让我一直担忧到现在。
三、猪圈里的精神生活
皖南山区的天,黑得比山外早。山区的夜路非常难走,虽然余老师提前备下了手电筒,但最后余老师还是决定,陪我在李巧梅家里住一夜。
九点钟不到,李巧梅一家三口就睡下了。村庄里几无人声,偶尔会响起一两声狗吠,一千只蚊子,在我们的身边乱飞。我和余老师都没有睡意,想在村子里走走,然而四周黑黢黢的,我甚至辨别不了东南西北。余老师到底是当地人,胆子也大些,他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终于适应了黑暗,我才发现银河满天,无数星斗挂在树梢上面,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够采摘。山区昼夜温差大,这时候大地已经凉了,夜色如水,浮游在村庄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面前忽然站起一座楼房,上下都是暗的,厚重的铁门上,挂着一串长长的铁链子。光柱下的铁链子像一株水草,闪烁着寒凉的色泽。余老师的手电筒没能叫醒房子,却唤醒了一只狗,狗从黑暗里冲出来,摇着尾巴,朝我们发出一阵沉闷的怒吼。我们吵醒了它的睡眠,它在夜里从来没有被吵醒过,因此出离愤怒。“哪个”,“哪个”,一个老人的声音从黑暗中突然传出,倒吓住了我和余老师。余老师的手电筒一阵乱晃,终于照见了一个矮小的老人,右手拎着一把菜刀,左手搭在眼眶上面,几乎光着身子。我和余老师这才发现,楼房的旁边还有一间低矮的小房子,老人就站在房子前面,睡眼惺忪,不明所以。余老师已经认出了老人,他用方言招呼了一声,老人这才醒了过来,他转身丢下菜刀,又麻利地套上了裤子。
老人的孙子和孙女,曾经都是余老师的学生。前年夏天,大孙子到学校里填高考志愿,填完志愿之后,淹死在城郊的一口池塘里。五年前,一条高速公路通达县城,连接合铜黄(合肥、铜陵、黄山),池塘正是修路留下的后患——道路竣工之后,施工队就撤走了,没有人处理那口池塘,周边没有一个警示牌,更没有栅栏——那是一口吃人的池塘,每年夏天,都会夺走几条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家长们向上级反映过无数次,但那口深不见底的池塘依旧年年在吃人。高速公路是当地的一项重点工程,对于每年被池塘吞噬的几条无辜的生命,当地政府集体残疾,成了聋子和哑巴。
因为孙子的溺亡,老人得罪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儿子不仅拒绝赡养,还将老人撵进了猪圈,没有他的首肯,老人绝不能踏进他的房子。面对儿子的无情,老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他接受了儿子施予的惩罚,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地了却自己的残生。老人因此成了村子里唯一完全依靠田地生活的人,他独自经营着四口人的田地,春种秋收,自食其力。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尽管老人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在我的小村,还有七十八岁依旧在做田的老人,他也只有做田,才能勉强维持最起码的生存——老伴常年瘫痪在床,一个儿子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另外一个儿子,举家迁往五十里外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盛产棺木,老人的儿子就忙着这种死人的生意,他终于把自己的下一代忙成了城镇户口,终于将荒凉的村子远远地抛弃在脑后。对于这群既没有医保又没有退休工资的老人们来说,温饱始终是第一位的,病痛,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解脱。
低矮的猪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四周的砖块都没有修饰,一块接一块粗暴地垒着,缝隙处的水泥砂浆有些已经脱落。唯一的装饰是一幅招贴画,上面只有一个十字架。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余老师,余老师和我一样疑惑。他指着招贴画,和老人咕咕噜噜地交谈着。这时候的老人竟然有些羞涩,他背对着我,声音矮了下去,不时爆出一两粒古怪的笑。
这一回,不用余老师翻译,我也能够肯定了,这个被儿子撵进猪圈里的老人,信仰基督教(拿老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信“主”)。“十字架”就对着老人的床头,我相信,每晚入睡前,老人必熄灭唯一的灯盏,必双手合十,必祷告。猪圈里逼仄而低矮,一张床,一张板凳,此外就是锅碗瓢盆。其他的生活物件,再也没有了,祷告,必是老人唯一的精神寄托。
乡下,许多老人都信了主,比如我的五婶。五叔过世之后,堂哥就出去打工了,然后是堂嫂,再然后是侄儿小龙,空荡荡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五婶一个人。我不知道五婶是什么时候信的主,我知道的时候,五婶已经非常虔诚。每到星期天,五婶都会步行十几里,到镇上的小教堂去做礼拜。五婶的糖尿病非常严重,但她很少吃药,更不打针,她只是坚持祷告,并且风雨无阻,并且一直步行。信主,解决不了任何病痛。我曾经劝过五婶,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该打针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打针,但五婶却大不以为然,她轻蔑地说,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我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但我相信。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五婶的信仰,肯定无关灵魂。那是乡村的一种变异的宗教,从功利开始,以功利结束。五婶在教会里的那些兄弟姐妹,我大多也能对号入座——有人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无钱医治;有人命运多舛,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还有人至今孑然一身,转眼老之将至……他们久居困苦的乡下,漫长的岁月,一眼望不到尽头,苍凉的余生,只能寄托于万能的主,只能在盲目的信仰里,为现世的苦难默默祈祷。去年正月,我和五婶闲聊,五婶居然谈起了自己的来生,五婶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来生——一只灰色的喜鹊。在乡下,喜鹊是一种寓意吉祥的鸟,是唯一一种进村入户而不被人驱赶的动物。信主的五婶何以笃信了轮回,甚至还看见了自己的来生,并且言之凿凿?这太荒谬了!然而,面对神采飞扬的五婶,我只能装着深信不疑,并且祝福她修成正果。
在乡下,老人们的信仰大体如此,一知半解的祷告,只为现世的病痛和困顿谋求解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字架”只是乡村的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在着,老人们就能冲破无边的黑暗,在苍凉的祷告里,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也能感到一丝慰藉与温暖。而这些,现实生活永远无法给予,正因为永远无法给予,从来没有给予,老人们才坚定不移地信着——“主”。
猪圈里的乌托邦,让我涌起无限苍凉,更令我苍凉的是,老人和当年的五婶一样,居然一下子就挣脱了苦大仇深,他甚至是在手舞足蹈了,这个鼻宽唇厚、肩窄腿短的老人,突然间年轻了十岁,令我惊异万分。
感谢主!他博爱的光辉,照亮了皖南山区的一座猪圈。在主面前,众生平等。这个生活在皖南山区一座猪圈里的老人,和我远在小村牌楼的五婶,内心获得了同样的安宁。
四、新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和余老师还在做梦,李巧梅已经起来了,奶奶也已经起来了,只有小顺子还赖在床上。巧梅说,早晨天气凉快,他能睡到九点钟。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老人五百块钱,老人推辞再三,泪眼婆娑,差点要朝我下跪。李巧梅红着脸,拎着书包,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面。小山村已经完全醒了,百鸟啁啾,鸡鸣树巅,地上堆满了各种排泄物。我和余老师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下一个落脚点,有时不得不跳起来,以免踩着一坨坨鸟粪、鸡屎和狗屎。一条黑狗突然蹿了出来,低着头,仿佛有些害羞。又一条花狗蹿了出来,摇着尾巴,讨好地拱着黑狗的屁股。几个老人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忧郁地望着杯中的茶叶,偷偷地瞟一眼狗屁股……这是那天清晨,我所见到的村庄和大地,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大地上的一座座村庄正在飞速后退,它们已经变得空空洞洞,只剩下一些冰冷的巢穴。
在乡土中国幽深的腹地,一座座村庄正在沦陷。每个人的故乡,都无法避免。
回到教学点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八点。孩子们已经提前到了,他们在操场上相互追逐,有一个孩子在咬窝窝头,黑色的。一间孤零零的教室,一个巴掌大的小操场,一面颜色陈旧已经破败了的国旗。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挂着一口铜钟,余老师慢慢地走到了檐下,慢慢地摇响了上课的铃声。孩子们一窝蜂地涌了过来,上课了,皖南山区的西堤教学点,余老师和孩子们,一共是七个,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五、后记
这是一次漫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走访了皖南山区十七个教学点,它们像大地上的一粒粒棋子,散布在泾县、绩溪县、宁国市、石台县、歙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令我欣慰的是,歙县和宁国市的一些乡镇已经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实现寄宿制。个别“留守儿童之家”还配备了电脑室和阅览室,借助于电脑,孩子们可以和常年在外的父母视频聊天。这对孩子们来说多少是个安慰,至少,他们不至于忘掉父母亲的样子。
是啊,我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居然能够忘记父母的样子,也无法想象一个为生计所迫的母亲,居然忍心挂断孩子的电话,她的内心深处,究竟郁积着怎样的疼痛和苦难?它会爆发吗?我不知道。我唯一能确信的是,在他们的身后,一座座营养不良的村庄,乡村的肌理已经坍塌,正在大踏步沦陷;一个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正背负着难以释放的心理负担,他们将终其一生,摆脱不健康的心理阴影,并在老人无原则的溺爱和放纵中,慢慢长大;还有那些晚景凄凉的老人,他们正和村庄一起沦陷,在大地上慢慢消亡。
我还可以确信的是,李细秀老人遭遇的悲剧,在乡土中国并不是个案。无数老人在大地上呜咽,无数夭折的孩子,沉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然而,谁是下一个呢?我长久地怔在窗前,周遭众声喧哗。
2012年9月16日—10月7日,风景苑
【刊《西部 新文学》2013年第1期;栏目主持:赵荔红】
很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