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门

　　                                       抽象的门　　
　　
                                                                                             谢宝光
　　
　　所有的门最开始都是具象的、功能性的，没有嘴巴，没有四肢，没有灵魂，永远都是一幅死灰死灰的表情。它可以是一扇玻璃电子门，安置在某栋大楼里，从办公室向卫生间方向走去，就能看见。打开它需要摁一下装在墙上的白色按钮，从里面出来则必须刷卡，好像它是个另类，挺着腰板，要严格验明每个人的身份。我看见它在奋力搅动身体里的血液，像要把自己从诸多平庸的常识物中剥离出来。
　　门最终是不被强调的事物，单一的原始功能决定了它必须隐身为人类世界的配角。赫然置身于街道之中，却无法有品质地存在。寻常物向艺术形象嬗变，凭借的是偶然的机缘，比如便器遇见了杜尚，烟斗遇见了马格利特。玻璃门没那么走运，它遇见的是一拨被现实同化的群体，他们脑袋里的本能不是解构，而是简化：半扇门被人用一盆吊兰顶在了墙角。
　　我在距离那扇玻璃门二十米的一张办公桌上从事着一项与新闻相关的工作。这是一家名声显赫的网络公司，它生产的一些虚拟产品早已像无形的藤蔓大面积覆盖了整个网络。我在一个上午偶然追踪到它们的起源地，内部容量阔绰地令人窒息。网格子办公桌对这些富足的空间进行了计量划分，每一寸面积都被合理有序地利用起来。我看见了这部机器的内部构架，细微到一个盆景和一张卡通墙纸。我努力让身体里的血液翻滚起来，去融入这部大机器的运转，但落实到冷峻而无味的具体操作上，我很快感觉到了倦怠。我每天需要向这栋大楼以外的世界拨出一长串电话，嘴巴机械地一张一合，以最精短的话语让对方了解我的姓氏、身份和意图，同时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停顿、摇摆，让语气细腻，不至于唐突和冒失。讲述完毕，我把时间空出来，交给对方，多数情况下，我会收到一串数字，在纸上记下来。毫无意义的符号，对我而言。一年前，我有过相似的体验，在另外一座城市编辑一份商务杂志，大部分时间游走在街头，或者面对一本厚厚的电话薄，在不断繁殖的语流中淹没自己，那些精心组织的词汇渐渐蜕变成锋芒，多次将我蛰伤。
　　长时间把自己交给一把桌椅，我患上了一种叫做坐骨神经痛的微疾病，它在一个下午向我传来麻痹和镇痛的信号，尾椎被点上一团火，烘烤着我的整个躯壳。下意识改变坐姿，倾斜，躲闪它。灵魂在飞，屁股却在下坠，像一颗假牙，镶进这部机器的嘴里。我是一个微小的零部件，糊在电话、文件夹、漆桌、电脑和同事构成的框架里。往常闲适惯了，现在突然被套上一件充满仪式感的燕尾服，要销蚀我身体里一些鼓鼓囊囊的部分，比如随性、散漫、诗意和放荡。那天被一个中年男人叫进一个小房间，空气里立刻就注满了火药味。说话前，他先点上一根烟，吐出一圈圈奇形怪状的蓝色，这些浮荡的弧线将他的脸改写得复杂而神秘。我看见他张开了嘴，牙齿发黄，通过舌头和嘴形的变化组合，蹦出一些冷色调的句子，没有温度，在逼仄的房间里弹跳，来回撞击。房间似乎移置到了集市，各种句子在来回交织膨胀中自行消解：
　　
　　“你没看见那些破产的人脱光了衣服在闹市里跳舞吗？”
　　“你要把钱写进你的眼睛里，这样你才不会迷失方向。”
　　“你以为我整天在忙什么，不陪他们吃喝，谁给你的合同签字？”
　　
　　他吐出烟雾和旺盛的句子，搅拌着房间里的空气。受困于森严的等级关系，我无法逃离，只能在意念中略去他和他的那一套坚固的说教理论。越过茶杯和玻璃窗，视线抵达一座基督教堂。它安静地昂着头，像是在和上帝交谈什么。我经常利用午后的一些空闲时间走进这幢建筑，几个披头巾的女人站在墙壁上。“godlovesyou”造物主既怜悯大众，又为他们设计着大同小异的形体轮廓。它有两张脸，现在撇过的是那张明亮的脸，看着楼上的我。它和眼前这个巧舌如簧男人一样，都存在统治的盲区。越过教堂，是一片荒芜的别墅区，不见人影，斑斓的瓷砖正逐渐分解、下沉，终至虚暗。几年前，在一次文学沙龙上，某个热爱摄影的老师对我说：黑色与白色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百多个你看不见的灰度谱系。语气中暗含着对我过去一篇文章的尖锐批判。其中意义像一张模糊的底片，潜伏在暗处，直到两年后，我沉浮在庸常的现实中，才慢慢显影。在日后生活和书面的双重跋涉上，我尽量不去定义那些片段式闪现的事物。看见，然后说出，仅此而已。正如以上文字，对眼前滔滔者的叙述，倾斜和转移是无法避免的。桌对面，一张嘴仍在蠕动，我越过和抵达的事物将更多，比如几天前在教堂里一位牧师在说起后现代建筑、自杀事件和信仰时弯弯上翘的眉毛，比如一部关于几个人在惊秫中逃离魔方的电影，比如晚餐选择哪家餐店，比如警方在电线杆上张贴的某起浮尸案件，比如一天晚上我误入药房买烟……我马不停蹄地在泛滥的思绪里跳荡，身体里的巴别塔越垒越高——离谱，荒蛮，虚空。我最后越过的是一扇隐晦的门。
　　那是发生在五天前的一次事件。日常性的程序总是不经意间就被一些小插曲打破，比如玻璃门。晚上八点，我从卫生间解手出来，它就挡在我面前。我推了一下，再推一下，打不开。墙上安着一个巴掌大小的读卡器，我没有带卡，没有密码，于是玻璃门不承认我。我像一个偷渡者，没有签证，不能进入办公区。现在是下班时间，公司早空无一人，我的手机落在办公桌上，无法联络同事，照此下去，我只能干巴巴地在潮湿的卫生间呆上一晚。于是我扯着嗓子喊起来，考虑到卫生间有富足的空气和自来水，足够维持我一个晚上所需的生命体能，不能使用“救命”一词，我喊出的是几个音节相对轻弱的三个字：有人吗？没有回应。我扒扯着嗓子，加大音量，将这三个字锻造成一枚无形的针，穿透墙和楼层等障碍，看是否能钻进在附近巡游的耳朵。过去了二十分钟，仍无应答。我迷失在大楼制造的迷宫里，被遗忘，被一扇门暂时取缔了存在和自由。只有自救，我爬上卫生间上面的甲板，寻找能够出去的暗道，但不奏效。接着我从垃圾篓里取出一些废纸，用打火机点燃，制造烟雾，希望能刺激火灾警报器鸣响（这招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它却像个哑巴似的，一声不吭。再接着，我在读卡器上胡乱按了一通密码，看门是不是会自动开启。我看着玻璃门，玻璃门也看着我，无声中，我们较量了近半个小时。令我费解的是，在这之前，我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扇门的存在。现在它却突然横在我面前，如同一个变异的感叹号，压迫着我的神经，令我焦躁不安。我仿佛就是卡夫卡笔下的K，终己所能，也无法进入城堡。
　　玻璃门眉头紧锁，咬着牙，在报复我，像一个魔咒，我尝试了所有办法，仍无法解开。玻璃门变得越来越抽象，它不是一扇门，而是一个有灵魂的另类生命，它不容忍别人随意将自己打开，不甘于屈居人类的工具，日复一日履行看管财产的单调使命。它最厌恶的是自己被作为一个后缀用来形容人类世界的各种怪异事件，比如某某门，这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和蔑视。它想获得尊严，获得新的存在方式，自远古来，它就活在各种形式的躯壳里，作为房子的一个部分存在，恪尽职守，循规蹈矩，不断被人打开、关上、上锁，重复而乏味，在坚固的形体中沉沦，甚至连作为人类艺术创作材料的资格也没有。连石头、餐具、便器、农具等都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博物馆，它却不能。愤恨，嫉妒，疯狂。现在，它终于等来一个复仇的机会，选择我作为一雪前耻的对象。它自诞生以来的基本能力就是阻挡、隔离，我被困囿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不出意外，它可以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观赏和取笑我的狼狈。它直直地盯着我，模仿着一头饥肠辘辘的豹寻觅猎物的眼神，接着又变换着各种面目，如京剧里的变脸，游刃有余地发挥着它诡谲的想象力。时而是一只怪兽，时而是一块岩石。现在他就像那个掌握着话语权的中年男人，用世俗的句子冲洗我。
　　我不会让这扇越来越抽象的玻璃门得逞。我向后撤退几步，将全身能力召集到上半身，猛跑起来，撞开了它。这个发生在某个夜晚的插曲在瞬间碎裂，为我让出了道路。而我所获得的无非是一个基本常识：门，是可以被打开的。
　　
　　
　　
　                                     　义乌事件　　

　　旅馆在五楼，一个缩水的廉价房间，隐蔽，幽暗，有着不可测的危险。半夜有人敲门，兜兜兜，当当当，嘣嘣嘣，有节奏地持续发酵，一只神经兮兮的手藏在黑暗中，敲打出一串癫狂而浮肿的音符，摇晃着旅馆黑黢黢的肺。会是谁？那张脸，结构不详，悬在门外，可能是杀人越货者的，地痞流氓的，赌徒的，醉鬼的，警察的；也可能是福尔摩斯的，班德的。只要打开门，就能轻而易举地兑现它。就像我们攥着一本棕皮地图册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去兑现一座城市的方圆，在模糊的印象中，拼凑出一张由火车站、街道、旅馆、商铺、风景点勾勒出的网络。不断延伸的柏油路面为那些高速运行的金属盒子制造了各种撞击方式，那幅由损裂变形的车体、血和呻吟声构成的画面随时会直立起来。但迄今为止，我只是零星地目睹过几次微型车祸，它们大部分发生在别处。那些暗红腥味的液体充满了春天蓬勃的可能性，抚摸着沉睡中的事物。
　　那是预先设计好的一个梅花图案，艳红、妖娆，几分孤傲，描画在一个小商品市场里，那里围满了各色人种：提着塑料袋购物的、打电话时突然噤声的、闲逛的、圆领的、蓝色格子t恤的、西服套装佩戴方形胸牌的、南非的、埃及的、刚果的、手插裤兜的、推着婴儿车的……但在一系列步骤完成之前，那朵梅花还只是虚构的，不可预知，需要各种气氛和情节来烘托。时间倒退十个小时，旅馆五楼的木质房门在一只手的敲打下情绪失控地抖颤，混合着楼下几只车轮刺激街道时发出的哔簸声、远处商业街微缈的音符、麻将桌上的喧嚷、雨水和风声，像暗处游动的魂魄，胁迫我打开房门。那张脸不是醉鬼的，也不是福尔摩斯的，而是旅馆的一位女性清洁工，神色倦怠，松松垮垮的脸像是一些干燥的树枝和泥土拼成的，她来取一把扫帚，就在墙角，她说。几个小时前他打扫完房间落在了那儿。现在这个重要的工具卡住了她的工作进程。这个细节是她的，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最多，她延长了几分夜晚带给我们的虚幻。
　　旅馆床单上有多条痕迹在爬行，巢居着各种汗液的味道。在它的覆盖下，梦是糊状的，飘忽不定，如同漂泊者的步履。一只铮亮的杯子从平稳的桌面跌落，在地上碎成一些细小的晶片，将我的脚扎伤，血咝咝地流出来，在地上漫漶成一个鲜脆欲滴的水蜜桃。一个人把它捡起来，塞进嘴里，腮帮子顿时鼓胀凸起，像一个小丑，他无法下咽，也吐不出来。我在一旁奚落他，哈哈大笑，后来我的嘴就像个直挺挺张开的喇叭，以一个圆弧的形状固定下来，过去了很久，详尽设法，也合不上。我沦为梦的一张图纸，被设计、虚构和篡改，最后在大街上展览，供人观摩、分析和解构，就像在小商品市场发生的那一幕，形形色色的腿刚好为我留出一个空挡，我学习一只青蛙，匍匐在地，把头当做石块，一次次重复砸向地板。我的疯狂举动立刻引来一群人，他们啧啧有声，议论起来：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我好像是疯了，竟然用脑袋在地上画画，我在进行一种没有人尝试过的绘画艺术，没有线条，没有构图，没有渲染，我使用的不是毛茸茸的画笔，它只能临摹出简薄的形象，不能画出灵魂。灵魂是什么模样？是一朵梅，它从白色的瓷板中长出来，多么精致，多么鲜活，每一个花瓣都在说话，腥红而热情。但围观者否认它的存在，否认我的创作方式。他们表现出惊恐和不解：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有人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几只粗壮有力的手拽着我的胳膊，像拖着一条发疯的猎犬，向商场附近的一家诊所走去。
　　睫毛左侧的额头破开一个洞，血在喷涌，奇怪的是，没有疼痛，我似乎还浸润在刚才的创作中。我的灵魂攀附在那朵梅花上，躺在诊所手术床上的只是一具躯壳，女医生撩开他的头发，用一团蘸了酒精的棉絮在擦洗着他的伤口。那是一口很深的井，女医生朝探着头望了望，心扑通着，膨胀着，红着。她需要一枚尖细的针线，缝补它。一针，两针，三针……他数着，一共七针，穿过他睫毛附近的皮肉，没有麻醉剂。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件很听话的衣服，对针线的入侵乖乖就范，不喊疼。他肯定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女医生的白大褂？那朵血淋淋的梅花？黑暗中那串敲门声？都有可能。那是发生在四年前的事了，记忆被时间磨损地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碎片，在暗处呲呲地闪着红光，潮湿，鲜亮，瑰丽，有股涩涩的柿子味。多年之后，他在纸上打捞这些碎片时，有意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旅馆里的女孩扔掉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气冲冲跑下楼，消失在一座叫义乌的城市里。
　　如果记忆不出差错的话，她应该是先走出一条V形的线，再走出一条Z形的线，那些线被她内心的火焰点燃，像一根无限延长的导火索，奔着那朵妖娆的梅花而去。
　　
　　
　　                                克罗诺皮奥的牙膏　　

　　许多年了，坐在火车的铁皮箱里，我都把头扭向窗外，避免和来回走动的制服人员发生擦碰。我惧怕的是他们手里攥着的权力，就像那次从桐城回南昌，虚拟的夜色里，看不见的铁条铿锵铿锵响着响着，一只厚实粗大的手掌就伸到我面前：拿出票来。那是一枚徽章在发话，在徽章面前我的神色是游离的、不安的，像小偷一样畏畏缩缩的。我没有票，没有票的我缩着脖子战战兢兢坐着，查验车票时我就藏到厕所里，或者就在靠窗的座位上把脑袋垂下来，垂下来，垂到伪装的瞌睡中，垂到徽章看不见的地方，顺利逃过一劫。铁皮箱分毫不差地把我从一座城市运到另一座，从一个迷迷糊糊的站台运到另一个，我像一个心怀鬼胎的游魂，汇入花花绿绿的脸，混上车。很多年了，我的出走方式就是逃票，那是穷酸酸的年纪，节省几张钞票的同时，也培育出旅途的动荡感。这种动荡感就像六十年代夹在某本著名语录的一张色情图片，是灰色的，危险的，不道德的，别人的裤兜里都揣着道德，就我没有。没有道德的我表面上和他们一样，穿着有棱有角的衣服，说着像模像样的话。
　　一百多年前，英国的切斯特顿也是个没道德的人。他坐在蒸汽火车的三等车厢里，眼皮子向车窗外黑熏熏越过的森林漫不经心眨着，他想要做点什么事来冲淡长途旅行的乏味和困倦，车厢板壁上没有广告绘画什么的供他研究（他是个博学的幻想家，能从“阳光肥皂”几个字联想到太阳崇拜、阿波罗还有诗歌什么的，躺在床上时还能想到在天花板上作画），于是他就干脆掏口袋来打发时间，说不定能发现一些好玩的东西，他分别掏出巴特西电车票、小折刀、火柴盒、粉笔和一枚硬币，通过弯弯绕绕的推理，逐步对应联想到爱国主义、文明史、女性、壁画艺术和存在秩序等等内容，他在这种蓬勃的逻辑思维中一截截消磨掉车厢里多余的时光，原本他还想再掏点什么出来，不过考虑到篇幅有限，他没有在文章里一一列举从口袋里掏出的那一长串“辉煌的，具有诗的象征意味的玩意儿”。重点是他老实交代了在口袋里找不到的一件东西，他指的是火车票。
　　很多年里我就是这样没有道德地逃票出行，坐在铁皮箱里去往一些只在地图上出现过的地方，刺眼的徽章在我身边飘来移去，像是一种警告。警告是一把锃亮锃亮的刀子，那几年间我一直在它各种角度的锋芒下度过，就像克罗诺皮奥在法玛们的唾沫下度过，有一天我在科塔萨尔的小说里闲逛，遇见了他，他在早上六点钟的阳台上刷牙，看见云朵在天上飞呀飞的，突然激动起来，边哼着什么曲子，手里边捏着牙膏筒，在栏杆上使劲敲打，粉红色膏体飘落到大街，落在几顶黑色的帽檐上。帽子是法码们的，他们刚好聚集在楼下似是而非地议论最近发生的重大新闻，被一团黏糊糊的东西打断，于是法玛们移开话题，谴责起克罗诺皮奥的这种不当行径：
　　“克罗诺皮奥，你把我们的帽子弄脏了！你必须作出赔偿。”
　　他们发现谴责地不够深入，以更严厉的语气说：克罗诺皮奥，你不该这样浪费牙膏！
　　
　　                                                                                            201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