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的惋伤

亲近的惋伤
　　　
　　一
　　
　　这是悲哀的。除了我，不会再有人来记录他们——我的两位舅舅，微不足道的两个人，在世上，在南太行村庄活着，然后死亡。几十年的生命，与身边其他同龄人毫无二致。似乎也是按照年龄顺序，最先死去的是大舅，一个一生没有子嗣，血脉流传的人，67岁那年秋天，一个人从房顶跌下来，身体窝在后墙道几个小时，发现后，脸憋得青紫，气息全无，手里还抓了一棵没有晒干的玉米穗子。
　　在家一个月时间，母亲多次催我去看看大舅，我总是用各种借口推搪。我确实不想去，主要是害怕大舅的责怪和教训——从小到大，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老惹母亲生气。母亲没处诉苦，就到大舅身边说，久而久之，大舅对我深恶痛绝，当然也更多地包含了恨铁不成钢的成分。
　　回到甘肃，收到弟弟的信，才知道大舅的突然死亡。打电话回去，母亲还哽咽着骂我不肖，让我去看我都不去。我无语，心头潮湿，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很早之前，姥姥姥爷就过世了——记忆中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在姥姥的村庄，秋天的田地里，一个头包白色毛巾的男人抱着我，咧着大嘴呵呵地笑。
　　我还看到地边的高大柿子树，拳头大小的柿子隐藏在众多的绿叶之间，深蓝的天空明净无比，几朵白云骑在山峰上——长大之后，看到别的孩子都隔三差五去姥姥家一次，我就问母亲我的姥姥呢？母亲说姥姥不在了。我又问，那个在地里抱我的人是不是姥爷？
　　答案可想而知——虽然有点伤感，但那幅影像深刻在了我的记忆。时间久了，还觉得很温暖，一个孩子，被一个慈祥的男人抱着，在秋天的田野，一切的景象都是明澈的——再没有什么比某个亲切的场景可以让我们在成年之后找到丢失的快乐了。
　　姥姥姥爷一辈子养育了5个子女，大舅之后是大姨，再二舅，再母亲和小姨妈。按照乡村的风俗，姥姥姥爷不在了，舅舅是最权威的家长。到后来，我还听说，当年，姥姥姥爷为省些费用，同一天为大舅二舅娶了媳妇，第二天一早，两个新媳妇却都无缘无故地死去了。
　　
　　二
　　
　　大舅续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儿子。二舅又娶了一个黄花闺女。到我6岁，二舅和舅母已经生了4个女儿和1个儿子，年龄都比我大，最小的四表姐也在我16岁那年结婚成家了。
　　大舅娶了大舅母后，一直没有生育，但我想，大舅也肯定想和大舅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但事与愿违，大舅母过了生育年龄，大舅只好全心全意地抚养大舅母带来的儿子，盖了房子，娶了媳妇，紧接着又是孙子，肩上的担子一点也不轻松。大表哥当兵退伍回来后，在县政府机关开车，一家人都在县城住，但表嫂和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还分了田地。
　　大舅不能看着田地荒芜，帮着大表哥养种，秋天打了粮食，就托班车带到县城。每次跟着母亲回娘家，因为没了姥姥姥爷，只能在舅舅家。大舅很和蔼，见到我，还没进门就走出来，咧开嘴巴，呵呵笑着，把我揽在怀里。可我不愿意进门——大舅母的脸色太难看了，黑得像10年不刮得锅底。在她家吃饭，吃了一碗，我再也不敢自己动手舀第二碗，总是大舅，接过替我舀上。
　　这情况母亲也知道，但看在大舅的面子上，明知不说。母亲姊妹三个，对两个哥哥尊敬到了父母的程度。二舅也是，二舅母也对我和母亲，还有大姨妈膝下的几个表哥不大喜欢，每次去，二舅母也黑着脸。有时候，二舅也随着二舅母，对我们这些外甥不理不睬。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舅要了一个闺女，也就是我的大表姐。但大舅母不喜欢，只要大舅母眼睛一瞪，表姐就全身哆嗦不停。母亲说，大舅要这一个闺女，无非是想自己身边有个人，老了，走不动了，有个人端水伺候，等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个闺女披麻戴孝，从形式上看，与有女儿的人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三
　　
　　文化大革命前期或者中后期，二舅做过几年大队支书。那时候，远近几十个村庄是一个大队，七沟八村的人聚合起来，怎么说也有10000多人。二舅脾气暴躁，心眼直，遇到不顺心或者不满意的事情，开口就说，张口就骂。公社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二舅组织了群众，连续干了三年，在远近荒山都种上了树木。阳坡种杨槐树、椿树和材树，背坡种松树。据说，政府还派了飞机播种几次。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候，坡上的树木早已长大成林，最小的也可以当檩用了。
　　但那时候，二舅已经不再担任大队书记了，原先的大队也拆分成几个小的大队。每逢乡政府开会，仅仅这里的大队支书和主任，少说也有20来个。后来我听到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大队支书虽是二舅，但真正当家的人是大舅。很多事情，都是大舅建议，二舅再公布实施的。于今看来，大舅似乎有“垂帘听政”的嫌疑。
　　至于二舅告别大队政治舞台的原因，大致是他大力提拔的两个新秀，用了一些必要的手段，取而代之罢了。在一个大队的政治斗争当中，母亲和其他亲戚归结的原因是：二舅受到了他人挑拨，而不再请大舅出谋划策，而被迫走下支书岗位。我17岁那年秋天，二舅家盖房子，我去山里帮忙伐木头，还听表哥说，是队里看在二舅是老干部的面子上，免费送了几根木头。
　　大舅二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只是地面不平，大舅住在最上面，二舅住在最下面，中间隔了一座老掉的石头楼房。从高处看，那院子就像一个方方正正的日子“日”字。楼房中间有个拱门，两扇年久破裂的大门上总是悬着两幅残缺不整的对联。每年去拜年，我们总是按照辈分，先经过二舅的院子，去给大舅磕头拜年完毕，再返回来给二舅磕头拜年。中午吃饭，大舅二舅都抢着叫我们到自己家吃，两位舅母不是很热情，来了，做饭，吃饭，不吃拉倒。
　　有一年，二舅受别人的邀请，到山西和顺承包了一个砖场，当了一回包工头。因为二舅在村里的名声好，都知道二舅不会亏欠他们一分钱，几乎没怎么费劲，就找了50多个人。秋天，一年就要结束，也挣了一些钱，就要收工回乡的时候。一个负责放炮崩土的光棍突然被崩塌的土山压在了下面。等挖出来，送到和顺县医院，已经无药可救了。
　　那个光棍家和二舅粘连了一点亲戚，找人好说几次，砖场赔了50000多块钱。这样一来，分给大家的钱就少了好多，但谁也没有怨言。后来，我听一个同在二舅砖场干活的人说：出事后，大家蜂拥而上，因怕用撅头抛伤他，就用手抛，先是露出脸，青紫的，像伤口的淤血。拖出来后，有人发现，那个光棍的下身弥漫着一股新鲜精液的味道。
　　
　　四
　　
　　大舅二舅关系似乎不大融洽。母亲说过多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二舅母和小姨妈的关系也很紧张，这令我不明所以：二舅母和小姨妈关系不好没啥，最令人想不通的是大舅二舅，同胞兄弟，还闹别扭，我觉得不可思议。曾经有一段时间，二舅也对小姨妈有了意见，见面不说话，梗着脖子，鼻孔里发出轻蔑的哼声。
　　不管谁对谁错，在感情上，我倾向大舅。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大舅二舅都去了，不过一个先来，一个后到。我12岁，认为小孩子不应当干活，而且，工地锤头横飞，石头渣子乱溅，我很怕，大舅和二舅看到我不干活，就呵斥我，让我帮忙拣支子或者和泥。我不，二舅扬起巴掌呼啸而来，我急忙一闪，只听得一股强大的风声掠过耳际。
　　大舅温和一些，劝我说，这房子是给你娶老婆用的，你不干谁干？实在抹不过去，我就到工地帮了一会忙。过一会儿，就偷看一下舅舅走了没有。直到下工，他们一个个吃了晚饭，甩手回家，我才松了一口气。
　　新房子垒起来后，因为用水泥打顶还是继续用石板这个问题，父母意见不一致。最终，大舅拍板，还用石板。理由是石板房子结实，夏天凉快，冬天暖和。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依了大舅。第二天，雇请了两台四轮车，到附近的石板场买石板，大舅交际广，能说会道，提前到了石板场，谈好了价格，选好了石板，帮忙装车——直到我们的新房子全部竣工，偶然的机会，母亲才听说，买石板时，大舅一天水米没进。
　　大舅对谁都很公平，几个姊妹有什么事情，一碗水端平，谁不对训谁。二舅有点偏心，遇到事情先吼叫一顿，或者置之不理，摆出家长的威严样子。有时候只是听信二舅母的枕边话，二舅母说啥就是啥，从不仔细分析——大致因为这个，我倾向于大舅，按照那时候的是非标准，像大舅这样的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做错事。
　　我隐约知道，大舅二舅关系僵化似乎是牵掣了房子的事情。二舅的房子，是先前老一辈人共同建造的，虽然已有划分，但另外一家总是想多占一点。两家闹得不可开交。作为兄长的大舅出面调停了一会儿，说了几句公道话，二舅认为大舅偏向另外一家，兄弟关系恶化。
　　大舅做人的最高宗旨是息事宁人，和为贵。大舅活了60多年，从没和谁红过脸，哪怕自己再不高兴，见到人马上笑容满面。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也是我观察的结果。二舅则有些乖张，越上年纪，脾气也越来越大。直到大姨家的几个表哥都成家立业，去到他家，态度才显得温和一些了。
　　
　　五
　　
　　大舅死的那天上午，二舅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指手画脚，还把大舅骂了一顿。到下午，得知大舅死了，二舅随即放声大哭，帮忙办理了丧事。二舅突然卧床不起。先是高血压，后来是脑血栓，身体越来越不便，起居困难，也慢慢糊涂起来。卧病在床的第一年，我回家，去看他，坐在床沿上，给他点了一颗香烟，他手指颤抖着夹住了，吸的时候，嘴唇好像噙不住烟嘴，咝咝漏风。
　　我喊了舅舅，心里有些悲痛。我知道，从大舅去世的那天起，就没有大舅二舅之分了。突然间，二舅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拉住我的手，嘴里咕咕哝哝地，不知说了一些什么。我也哭了，想起大舅，再看看眼前飞扬跋扈的二舅，觉得了心疼。
　　那时候我就知道，二舅的病似乎和大舅的死有关，他也觉得了后悔，也知道了某些不应当，或者说不可挽回。从二舅家出来，我又去了大舅家——原先的房屋铁锁悬吊，黑色的木板门上的红色对联被风撕成一条一条的。像是微缩的旌幡。方格的窗棂千疮百孔，旧年的马头纸无声无息，在阴暗的光中飘飘摇摇。
　　年纪大了的大舅母在儿子家里，身体还好，只是耳朵更聋了。坐在冬天的阳光中，脑袋低垂，满头的白发像是一堆茅草。我大声叫了舅母，她抬起脸来看我——皱纹的脸，岁月的脸，时间的脸，我觉得了悲哀。她以往凶悍而冷漠的眼光变得迟滞，就连快如刀子的说话声音也微弱了许多。
　　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些话，我起身，走到大舅摔下来的地方：终年不见阳光的墙道很窄，两边都是坚硬的石头，底下落着一些枯败的叶子，风一吹，发出嗤嗤的响声。再向下，就是掺杂着碎石的泥土了——我站在那里，大舅的面孔浮现出来，方方的脸，大大的眼睛，咧开的嘴巴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冲着我笑。
　　
　　六
　　
　　二舅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东西南北，不认得自己的孙子和妹妹。瘫痪在床的第四个年头，夏天时候，背上和腿上生了几个疮，瘦成了一把骨头。每次打电话回去，我问母亲二舅怎样了？母亲说一些近况，总让我心酸。每次询问，也总想起大舅，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去看他！
　　大舅母也病了，死前一个星期，先夫的儿子趁夜把她背回了原来的家。死后，还和先夫埋在一起。大舅只好回到他的一夜夫妻的妻子身边，分别50多年的夫妻，终于又并排躺下了——我不知道这对大舅来说是幸福还是悲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地下等待50多年的大舅母一定高兴——抑或大舅母的先夫也是高兴的。
　　到第五年，二舅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躺着，一口气在身体内外断续着流传。二舅母悉心照顾，唯一的儿子儿媳从不让二舅母帮忙干其它活计，一门心思地伺候二舅。村人都说，二舅有个孝顺的儿子儿媳，处处高看几分。而大舅是落寞的，从一开始，他只是一个人，死之后，虽有先前的舅母相伴，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生疏呢？
　　第七年的秋天，二舅走完了他的一生。就要咽气的时候，表哥表嫂还要医生尽力抢救——在场的人都感动了，一个个眼含泪花，抽泣出声。母亲闻讯奔到，在二舅家住了两天，送走了哥哥，返回来后，才知道，家里刚打的玉米被人偷了，当时弟媳一个人在家，听到动静，但不敢出声。
　　听到二舅去世的消息后，我没有悲伤，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生命对于瘫痪在床，丧失意志的二舅来说，已然不存在了——残存的不过是出入他肉体的那些空气而已，如果二舅还有知觉，一定会体验到生不如死的真正滋味。去年夏天回家，去看二舅母，进屋后，竟然喊了一声舅舅，看到空荡荡的床铺后，才意识到二舅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即使这样，坐着说话时，还有几次忍不住问二舅母：俺舅舅呢？全家人愕然。中午饭时，艳阳高照的天空忽然之间乌云怒卷，雷声大作，倾盆大雨瓢泼而至，我抬头，忽然发现窗户上有一条青色的蛇，向着二舅睡过的床铺缓慢游动。
　　回家路上，我对同行的妻子说：应当给两位舅舅写点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了，逝者已逝，黄土化骨……再有一些时间，除了他们的子孙还会隐约记得，谁还会呢？除了我之外，也再不会有人用文字来记叙他们——不是树碑立传，而是一个人对另外两个人的印象和记忆，乃至作为晚辈或者同类的悼念与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