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异乡去做一个异乡人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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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异乡去做一个异乡人
——散文集《与火车有关的事》自序
宋烈毅
《与火车有关的事》是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作为“诗人随笔”发表于《诗刊》这本以发表诗歌为主的文学刊物上。现在,我将它作为我的这本散文集的名字,以“与火车有关的事”作为我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散文的一个总称,我想是合适的。在“火车”的身上聚集了与我的写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
首先是“旅行”。我居住在长江北岸的一个古城,很小的古城,一个四季分明的内陆城市,我们这里铺上铁轨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而我其实并没有坐上火车到过更多的地方,到异乡做一个异乡人或者到异乡带回那些奇异的果实,我去过的地方实在太少了。当这种“到异乡去做一个异乡人”的渴求愈加强烈时,那么这“与火车有关的事”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诉求,一种向往生活在诗意的别处的诉求。我不是写游记的好手,我厌倦于那种“到此一游”式的文字记录,有些地方我去过但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去写下来,就像我去过扬州,去过瘦西湖边,而我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表达的机会,或者说找不到让它们进入到我的写作中的方式。写作是一种缓慢沉淀和浮现的过程。我几乎就是不旅行,“不旅行”即是那种铁轨旁的安于现状的生活,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旅行”是我在长江北岸的小城里最安宁的状态。而有压抑就有迸发,有厌倦就有新奇,写作这种类似于旅行的行为帮助了我,我在写作中完全可以体验到一个旅行者的快乐,写作之途同旅行一样充满了新鲜感,这成为我无法放弃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然后是时光。“与火车有关的事”都是一些与时光有关的事,坐火车旅行在我看来是体验一段难得的慢时光,我太喜欢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布托尔的那部长篇小说《变》了,一个中年男子在一节车厢里所度过的短短的20个小时的行程,却展现了他缓慢而漫长的动荡一生。我珍惜在火车上度过的时光,15年前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整个夜晚都在倾听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而白天我观察车厢里形形色色的人,眺望车窗外不断向后闪过去的风景,端详那些陌生的小站。写作可以使时光慢下来,在写作中做一个回忆者,坐在车厢里的回忆者,我所认为的岁月的幽暗就像火车穿过隧道时那样,虽晦暗但前方总有炫目的亮光,给人带来慰藉和希望。我在一个小城的生活太长久了,并且仍将继续居住下去,就像巷子里的那棵长在水泥墙上的泡桐树,已经和这里的房子、这里所有居住者的气息交融在了一起。我最经常的幻觉是感觉自己像是坐在车厢里,冷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时光动荡,岁月无常,需要铁轨的那种稳固和坚定,我写过拆迁时的焦虑,也写过母亲得了帕金森病的手的颤抖,而更多的时候我保持了那种巨大的安静、克制,火车向前,永远向前,在我热爱的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中,我记下了“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醒目的一句。
我是写诗的,并且写了很多年不能停止,因此我的这些不分行的文字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诗的印记。所以“与火车有关的事”也是与诗歌、与语言、阅读、沉思有关的事。在我写不出诗的时候我写散文,散文更像是一种漫步。肯定有一些诗歌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通过散文我借以表达,写诗的人总是对语言格外敏感的,对语言尊重并且认真履行的,所以在我的散文中肯定有一些可以当做诗来读的句子,我写的散文正是被诗歌冒犯的散文,允许语言可以像诗句那样流淌的散文。所以最后是诗意。长久以来,“诗意”一词被很多人误读为“浪漫”的代名词,而诗意的散文也往往被狭隘地界定为浪漫的抒情散文,我的这些不分行的文字恰恰缺失了浪漫的因子,而诗意之美仍旧可以呈现在散文中,那是些蜿蜒起伏的句子,敞开澄明的生活场景,绵延不绝的情绪,冷静客观的思索和叙述。我向往的散文有一种敞开、通透和自省,就像我们描述的事物本身。我写《蟋蟀叫着》,我不写蟋蟀的叫声如何动听,也不写秋夜的闲情雅致,我写与蟋蟀相关的人的居住真相和秘密,我写《扔一只狗但它又回来》只是想传递一种怀念的气息,我写《观察雪人》,希冀借此触及黑鸟、稻草人等等更多的一些与“雪人”有关的事物……
火车前进,火车就像我们写作自身。火车启动了便很难立刻停止,火车那巨大的惯性。有一种写作的惯性,它是可以影响我们创造力的惯性,在惯性的写作中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停止下来,重复自己是可怕的,写作的难度正在于一个写作者因重复自己而陷入的困顿。这么多年来,我写的散文少得可怜,我不是那种可以随时写得出东西来的作者,事实是,我随时处于决定“不写”的状态,是那些经由我写出并脱离我而去自在呼吸的作品勒令我不写,不要再重复一个它们自己,它们不是整齐划一的绿化树,它们渴求有一树的繁枝、别样的姿势,就像旷野里那一棵棵孤立无援的野树。
(原载《青年时讯》2012年11月16日阅读版)
——散文集《与火车有关的事》自序
宋烈毅
《与火车有关的事》是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作为“诗人随笔”发表于《诗刊》这本以发表诗歌为主的文学刊物上。现在,我将它作为我的这本散文集的名字,以“与火车有关的事”作为我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散文的一个总称,我想是合适的。在“火车”的身上聚集了与我的写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
首先是“旅行”。我居住在长江北岸的一个古城,很小的古城,一个四季分明的内陆城市,我们这里铺上铁轨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而我其实并没有坐上火车到过更多的地方,到异乡做一个异乡人或者到异乡带回那些奇异的果实,我去过的地方实在太少了。当这种“到异乡去做一个异乡人”的渴求愈加强烈时,那么这“与火车有关的事”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诉求,一种向往生活在诗意的别处的诉求。我不是写游记的好手,我厌倦于那种“到此一游”式的文字记录,有些地方我去过但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去写下来,就像我去过扬州,去过瘦西湖边,而我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表达的机会,或者说找不到让它们进入到我的写作中的方式。写作是一种缓慢沉淀和浮现的过程。我几乎就是不旅行,“不旅行”即是那种铁轨旁的安于现状的生活,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旅行”是我在长江北岸的小城里最安宁的状态。而有压抑就有迸发,有厌倦就有新奇,写作这种类似于旅行的行为帮助了我,我在写作中完全可以体验到一个旅行者的快乐,写作之途同旅行一样充满了新鲜感,这成为我无法放弃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然后是时光。“与火车有关的事”都是一些与时光有关的事,坐火车旅行在我看来是体验一段难得的慢时光,我太喜欢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布托尔的那部长篇小说《变》了,一个中年男子在一节车厢里所度过的短短的20个小时的行程,却展现了他缓慢而漫长的动荡一生。我珍惜在火车上度过的时光,15年前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整个夜晚都在倾听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而白天我观察车厢里形形色色的人,眺望车窗外不断向后闪过去的风景,端详那些陌生的小站。写作可以使时光慢下来,在写作中做一个回忆者,坐在车厢里的回忆者,我所认为的岁月的幽暗就像火车穿过隧道时那样,虽晦暗但前方总有炫目的亮光,给人带来慰藉和希望。我在一个小城的生活太长久了,并且仍将继续居住下去,就像巷子里的那棵长在水泥墙上的泡桐树,已经和这里的房子、这里所有居住者的气息交融在了一起。我最经常的幻觉是感觉自己像是坐在车厢里,冷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时光动荡,岁月无常,需要铁轨的那种稳固和坚定,我写过拆迁时的焦虑,也写过母亲得了帕金森病的手的颤抖,而更多的时候我保持了那种巨大的安静、克制,火车向前,永远向前,在我热爱的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中,我记下了“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醒目的一句。
我是写诗的,并且写了很多年不能停止,因此我的这些不分行的文字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诗的印记。所以“与火车有关的事”也是与诗歌、与语言、阅读、沉思有关的事。在我写不出诗的时候我写散文,散文更像是一种漫步。肯定有一些诗歌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通过散文我借以表达,写诗的人总是对语言格外敏感的,对语言尊重并且认真履行的,所以在我的散文中肯定有一些可以当做诗来读的句子,我写的散文正是被诗歌冒犯的散文,允许语言可以像诗句那样流淌的散文。所以最后是诗意。长久以来,“诗意”一词被很多人误读为“浪漫”的代名词,而诗意的散文也往往被狭隘地界定为浪漫的抒情散文,我的这些不分行的文字恰恰缺失了浪漫的因子,而诗意之美仍旧可以呈现在散文中,那是些蜿蜒起伏的句子,敞开澄明的生活场景,绵延不绝的情绪,冷静客观的思索和叙述。我向往的散文有一种敞开、通透和自省,就像我们描述的事物本身。我写《蟋蟀叫着》,我不写蟋蟀的叫声如何动听,也不写秋夜的闲情雅致,我写与蟋蟀相关的人的居住真相和秘密,我写《扔一只狗但它又回来》只是想传递一种怀念的气息,我写《观察雪人》,希冀借此触及黑鸟、稻草人等等更多的一些与“雪人”有关的事物……
火车前进,火车就像我们写作自身。火车启动了便很难立刻停止,火车那巨大的惯性。有一种写作的惯性,它是可以影响我们创造力的惯性,在惯性的写作中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停止下来,重复自己是可怕的,写作的难度正在于一个写作者因重复自己而陷入的困顿。这么多年来,我写的散文少得可怜,我不是那种可以随时写得出东西来的作者,事实是,我随时处于决定“不写”的状态,是那些经由我写出并脱离我而去自在呼吸的作品勒令我不写,不要再重复一个它们自己,它们不是整齐划一的绿化树,它们渴求有一树的繁枝、别样的姿势,就像旷野里那一棵棵孤立无援的野树。
(原载《青年时讯》2012年11月16日阅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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