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乡村

我所说的故乡，主要指的是马颊河边那个小村庄。

近些年来，那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村外走走，常常产生一种奇怪的陌生感，有时觉得我都快要认不出它了。我知道，数十年来，乡村的嬗变一直在进行着。这种变化大抵是悄然发生的，无声无息，甚至平淡无奇。生活于其中的人，可能会更加浑然不觉。然而，一俟二三十年，甚或四五十年过去，偶然有那么一天，机缘凑巧，你得以块处一室，或者独自行走在田间阡陌，一直躁动的心开始平静下来，回想起以往的生活，当年的饮食起居，穿衣戴裳，屋舍墙垣，锄镰锨镢，犁耧耢耙，牛羊驴骡，猪狗鸡鸭，以及邻里亲朋，家长里短，林林总总纷至沓来，此时此刻，你不会不惊异乡村变化之巨大。

乡村当然是向好处变的，向富足变的。人们藉此逐渐摆脱了赤贫的状态，渐次获得了温饱。即使乡亲们的日子仍然过得参差不齐，有不少人仍然困顿窘迫，然而，较之三四十年前，那种彻头彻尾的一穷二白，那种毫不夸张的家徒四壁，那种年复一年永远无法摆脱的对饥饿的恐惧，人们定然会因为拥有了今天的生活而倍感忻幸。

这当然是一个奇迹。

然而有一得必有一失。取得任何一项成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势必付出相应的代价。人们告别了数十年前那种贫苦无告的日子，与此同时，与那段生活相关联的旧事与旧物，精巧的与笨拙的，优美的与忧伤的，可喜的与可悲的，可敬的与可笑的，都已经或者将要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当然，对于已经进入今天生活的人们，对于他们今天家长里短，那些东西既可有可无，也疏阔无当。古老的辘轳、石磨以及络线墩子之类，既做不了屋舍，也代替不了米粮。不过，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每当念及那些旧事物，内心总有一种难掩的亲切与温暖，对于它们即将消失的命运，又有一种浃髓沦肌的痛切惋惜。那些东西，以及与那些东西相关联的生活场景和人生趣味，都要永远地消失了。

当年吾村曾有一道用黄土夯筑的围墙，村里人称之为寨墙。寨墙辟有寨门，晚关而早开，以为设警备盗之用。村子本来不大，所以止设东门、西门和南门。我幼小时候，寨墙的残垣还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而寨门则只剩下阔大豁口。然而作为地名，却一直活在村上人的话语中，比如某人家住在“东门里”，某事发生在“南门外”，去某地须先“出西门”，然后左拐或右拐，等等。如今村子已经扩展到寨墙之外，这些地名也很少听到再有人提起了。

村前就是著名的池塘，有一条村路从池塘中间穿过，向南延伸。村南约四五百米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其实那是1950年代后期开挖的泄洪渠，名曰卫康渠，是给卫河分流洪水的。吾村的人固执地管它叫“河”，于是由这条河衍生出一系列地名：村路过河时有一座木桥，我们就叫它“桥”；出西门不远，左拐上公路南行，河上又有一座桥，白灰青砖砌就，形制较大，拱洞也多，我们叫它“大桥”。从此，河之北的土地叫做河北地，过了桥就叫做河南地。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帮割草拾柴小孩子，河南地已经是很远的地方了，而大桥以西的河南地，则更是我们活动范围的极限。过了木桥南行不远，就是一片窑洼地，那时候砖窑还在，高高地耸立着，残破的房屋以及房屋基地，散布在砖窑的西北侧，周围是杂草丛生的废弃地，散乱着砖块和煤渣。村路因为砖窑而绕行，形成一段弧线，然后又径直向南延伸，直达邻村的土地。这段弧形小路并不起眼，却有一个极响亮的名字，那就是“辘轳把儿”。这地方距村子不过两公里，对于一个平静单纯的村庄，那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了。小儿郎平时相互夸耀，就会说，某次拔草，一直到了辘轳把儿那边。其他人立即刮目相看。由村子到砖窑的路，以前一直在沟子里，这就是那一带乡村中习见的路沟。自从有了那条小河，以及河上那座木桥，村路便升到了地平面上，路沟也开始种上了高粱和苘麻。

在村子上，吾家家境平平，人多，能干活儿的少，日子过得很是艰窘。家中有些略略值钱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拿出去换高粱瓜干了，唯有一架织布机和一块捶布石，因为先祖母的坚持而保留了下来。先祖母陈述的意思是，人生在世，吃的好点儿赖点儿，倒还在其次，衣服却总是要穿的，所以这织布机和捶布石必须留下。那时候，先祖父先祖母年事渐高，家里的事里里外外都由家父家母打理，先祖父祖母对家父母的决定，一般不持异议，然而但凡先祖母开口了，家父家母少不了要慎重考虑，所以，这两件东西终于还是留下了。

对这架织布机，我是再熟悉不过，我至今仍然可以想象它的形状、色泽甚至气味儿。它并不簇新，甚至可以说比较老旧，比起别人家的，似乎也不够伟岸。它就那么旧旧的，弱弱的，不大起眼，却让人感到踏实又温馨。对于当时的乡村人家，织布机并不是天天要用的东西。那年月，虽然地里大片大片种的尽是棉花，而每人每年所能分到的也就一斤二斤皮棉。一家人十口八口，即使不絮棉衣棉裤，全都拿来纺线，至多能修成一机两机的布，用不了十天八天，也就织完了。其余时间，间或有邻居借去用用，多数时间里，都会放置在空房子里，甚至柴草棚里。那种织布机的个头很大，又不能折叠，放在室内，特别占地方。不光吾家，村上的织机大都是这么放置的。

吾家织布机的归宿，说来也很渺茫。先是先祖母于70年代末辞世，家里就少了一个关心这织布机的人。进入80年代以后，先是年轻人，后来并中老年人也不大再喜欢穿自家织的粗布，织机也就受到冷落。忘记是哪一年了，织布机被某一位邻居借了去，用完之后，接着又被另一位乡亲从他家借走，如此一重一重的转借，不知借了几重。因为家里不再织布，讨回来也闲置无用，还占地方，就没人着意索还。对方似乎也不再把此物当一回事，这样三年五年过去，连家母也慢慢忘记这织布机落到谁家了。如今事情过去近四十年，村子上可能已经没有了织布机这种东西，先祖母特别留意的那架织布机，不知道在那位乡邻家里朽坏，然后被劈成木柴烧掉了。

纺车么，吾家也有两架，一架先祖母使用，一架由家母使用。冬天里，到了晚上，两个屋子里都将响起嗡嗡的纺线声。那时候，先祖母患目疾，视力不大好，但她老人家仍然能够凭经验和感觉，接上断掉的线头，一直纺到深夜。纺完一年的棉花，纺车就给收起来，倒挂在空屋的墙上，等来年从队上分到皮棉，再取下来使用。纺车这个东西，村上几乎家家都是有，所以一般不必借用。因此，吾家的两架纺车，以及与此相关的，长长短短磨损不一的锭杆儿；先祖母用秫稭或者细榆枝拧成，一串挂在墙上，纺线时固定在纺车脚丫儿上，供锭杆儿插入其中旋转的“锯子”；像砖头一样厚重，两面都靡得光滑的磋板等等，如今也都消失了。

地排车出现之前，队上送肥拉货，或者收割庄稼，用的是一种笨重的四轮车，当时我们叫它“四五头”车。后来想想，似乎应该是“四轱辘头”车，那个“五”字，应该是“轱辘”二字的连读。轱辘者，车轮也。四轱辘头车的四个轮子，全是木制的，没有轴承，轮毂直接套在车轴上。车箱则方方正正，木头厚厚重重。这种车子，人力是奈何它不得的，总是须用牛骡牵挽。由于没有转向设计，所以拐弯硬拖常常很吃力；四个轮子固定在车箱上，不能如地排车一端翘起，卸车也很麻烦。正因为如此，地排车一经出现，就极其自然地取代了它。

四轱辘头车已经消失多年了。然而，时至今天，我仍然时时记起它那宽厚的车帮，以及上面深刻的木纹。向午或者傍晚时，随父母下地回来，有时会被允许坐在牛拉的四轱辘头车的车帮上，或者车箱里，摇摇晃晃地回家。有一件事我至今依然印象清晰，坐在四轱辘头车上缓缓行走，只要你闭上眼睛，就会觉得车子在向后行驶，睁开眼睛看时则又复前行。再闭上眼睛又觉得它在倒行，如此反反复复，屡试不爽。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这来来往往的牛车，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地安适。

除此之外，秋末时节悄悄在街头出现的缚笤帚的，里脱着长长尾音吃喝的锯盆子锯碗儿的，隔上几天就会出现的手摇铜鼓的酱菜货郎，深冬时节来在大街上支炉的游动铁匠铺子，缠糖稀的，卖燎货的，等等，这些人和事，都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而且它们将永远地消失了。

这类东西，如前所说，对于我们当今的生活，没有直接的意义。这一点没有人表示异议。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这些旧事旧物曾经与一方人的具体生活密切关联，与这个族群的漫长的历史相关联。这些看似古旧的，琐碎的，简陋的，笨拙的，疏阔无当的事物，其实凝结着这一方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先民们为了温饱和富足，为了生存与发展，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努力着，繁衍不息，他们的苦难与艰辛，顽强与坚韧，勇气与智慧，梦想与挣扎，无不凝结于这些旧事旧物之上。时至今日，在这些东西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将其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进行观照，就会透焕发的令人惊异的美，略如古色斑斓的青铜鼎簋。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在它们上面，凝聚了先辈的生活，以及先辈的创造。这应该属于人类社会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对它视而不见。

乡村旧事旧物，是一个浩瀚的海洋。它们消失得非常快，我们打捞的工作远远不够。自己做的也十分有限。对此，我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