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而去

　　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赶上初春的第一场薄雪。自清晨至午间，犀利的朔风像小提琴E弦高把位上面的演奏，演奏者又是那样的技不如人，那种尖利的高鸣像无数根坚硬的钢丝，把今春的酷寒和去冬的酷寒串联起来。
　　早春的河边，水纹优美的沙地。
　　河水在上一个秋天泛滥的时候，把浮沫带到这里。河水退去，浮沫留下变成沉滓，在沙地上散乱无序地堆积着、铺排着。水纹和沉滓是一种让人触目惊心的提示：河水曾经暴涨过，以后还会暴涨；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以后还会是一片汪洋，这里不会有长久的生机，这样的灾难性过程会是循环往复地发生的，虽然现在并没有出现那种巨变的局面——正由于现在没有，正当初春的时候，生机寥落的沙地上，一株蒲公英探头了，它就是刚刚睁开眼睛的那个生灵。毫无疑问，去年秋天最后一场洪波涌过之后，在凌乱且污秽不堪的浮沫里，蒲公英的一粒种子随同浮沫在这里沉积，存身于越来越干缩、越来越荒寂的沉滓。现在，它发芽了，破土了，长出了最初的两片叶子。
　　幼苗实在太小了，但确实是蒲公英的。在寂寥的河边沙地上，这样一株小小的蒲公英幼苗根本算不得什么，它微弱的嫩绿色根本不能改变河边沙地的萧瑟与荒疏，沙地冰冷的灰色调显得冷峻而威严。毫无肥力可谈的沙地上，那么一株微小的蒲公英小苗实在太贫弱了，看上去它好像根本没有能力抵御早春河风吹拂下严厉的酷寒。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小苗背负的生命负担太沉重。小苗显得弱不禁风，它就那样不停地摇动，或者不停地颤栗，像一个衣衫单薄又置身于冷风中的人一样瑟瑟发抖。这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沙地对小苗是毫无呵护可言的，而小苗的自我成长环境又是那样的险阻重重。
　　从人的价值观出发，没有谁愿意选择这样的环境去求得生存，如果偶然或者不幸有这样的生命被放置在类似的环境中，这样柔嫩、纤弱的生命一定会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眷顾，因为人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里毕竟还有人性、道德这些东西，人还有起码的同情之心和怜悯之心，处于险绝境地的生命总会考验人的道义良知和人性原色，灾难性的人性事件总会召唤出人性与道德的身影、会受到人性温暖的关顾，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的基本精神依靠和最客观的理由。然而，沙地上没有，蒲公英小苗无法享受到那些，它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必须由它自己来处理、来应对，它所凭靠的完全是它自己的生命本能，而生命力又是隐形的东西，生命总是悄然发生又悄然成长的事情。每个生命有机体都是它自己的监护人。
　　沙地水纹，干缩的沉滓，这些也许饱含着一定的美学元素。在人的观念世界里，蒲公英小苗所包含的意义主要与生命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相关，它本身并没有诗学意义上的抒情动机，也没有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之争，它的存在主要是也仅仅是自然法则的存在和表现。不过，人却是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思维主体和感性化程度很高的抒情主体，两者的碰撞与相容又催生出伦理价值观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蒲公英小苗，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就这样被引发出各种价值观来。
　　很卑微的生命通常是很少受到人的更多关注的，一旦被关注了，那种生命就不再卑微，而关注者反而感到卑微起来。
　　纯粹物理意义上的东西只能算作物质运动的遗迹，在人，却成了高度符合人的价值观的最好警示。作为遗迹，沙地，水纹，沉滓，蒲公英小苗是对时光过去形式的自然记录，诗意的情景和灾难性的遗迹相互并存。水纹是等距离的平行曲线。越靠近河边，水纹线条就越密集，表明时间事件的发展曾在这个阶段开始减速，河水回落的速度开始减慢、力度开始减弱。蒲公英在沙地上所处的位置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作为柔弱生命的个体，蒲公英的种子无法对自己的确切位置作出任何主动选择，它的停落过程是它在大环境中被选择的结果。它停落了，它的生命之旅从此开始。
　　在春天发芽、破土、长叶。蒲公英的成长凭靠的是沙地这个物质性的依托，是阳光，是水，是风。环境的险恶状况它是概然无知的，停泊某处，前景如何，它都是无法把握的，它只是按照它的生命遗传基因所设定的程序在完成它的生命过程，因而，如果一切都正常发展的话，它一定会开花，结出种子，然后再次抛撒出种子，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它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不管它知道还是不知道，这株蒲公英都将按部就班地做好同一件事，那就是在下一次河水暴涨、淹没沙地之前迅速生长，开出灿黄的花，长出白色的球状的种子结合体，然后让种子乘风飞到四面八方去。
　　水纹优美的沙地柔软、平缓，在短时期内，蒲公英的生存环境是平安的、优越的，但在大跨度的时间流程里，它的处境极其危险，是万劫而不复的。它和上一次河水暴涨时留下的沉滓在一起，下一次河泛来临以后，蒲公英和暂时滞留的沉滓将会成为新的浮沫而继续漂流，它的生命的未来是不可预知的。
　　与河流相关的故事无一不是悲壮的、苍凉的。推而广之，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命运与一株蒲公英的命运何尝不是相似的呢？
　　尼罗河岸边的金字塔下面镇压着奴隶社会形态相当成熟的法老时代，狮身人面像掩藏着冷酷残暴的精神禁锢格局，人兽合一，也许就是一个刻意的暗示：人的自然野性的贪婪、残忍和人类社会文明结果的柔弱的美善热度是相互并存的；两河流域古老的文明在风平浪静之中突然遭致异族的冲击而毁灭；大西洋上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未能幸免重大的地球地质灾害的颠覆；玛雅人留下的神秘符号没有来得及向后人透露他们更多更详尽的文明信息就销声匿迹；数百年的殖民统治让美洲大陆原著文明的延续忽然断绝；开创了东方人体美艺术造像之先河的犍陀罗时代也没有能够挽救古印度佛教文化走向衰落的败局；莱茵河畔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发出的隆隆之声赋予人明确的社会本质，但同时也阻绝了人类神话时代和宗教时代淳朴的人性在大自然和宇宙面前的敬畏态度和童贞心态；《诗经》所记录的“歌诗”时代，古老先民们从平民到贵族都能大胆参与“诗言志”活动、并大放人的个体情怀的温暖局面，被日渐兴起的儒学观念所限制、所瓦解。到了两汉以后，自然生命的热情终于不免被礼教的冷水所浇灭……“盛唐气象”中，社会文化闪耀出最有亮色的人性光芒，却又在未能预料的藩镇割据削弱王权之后的凄风冷雨所湮灭；拘谨而呆板的两宋时期，文化命脉因为封建政权的“家天下”桎梏的摧折，社会总体心理倾向极其保守，而政治观念和权力意识又过于强硬，后来兴起的“理学”让本就固步自封的群体意识更加寸步难行。在整个宋代，一方面，封建主们编织起阴冷生硬的“礼教”藩篱，另一方面，宋词的勃兴又将这种病态社会心理推向更加严重畸形的地步，从而形成了相当脆弱而保守的民族心理。结结巴巴、磕磕绊绊的长短句，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诠释了宋人内心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软弱和卑微；明代皇权的非正统资历使得王权拥有者们对王权本身怀有更加深刻的恐惧，相比之下，拥有正统阀阅资格的朋党（主要是阉党）就对皇权开始公然的侵凌和挑衅，甚而至于将其玩弄于掌股之中。明王朝内心的恐惧所致的“海禁”政策在百年以后的清朝再次推行，女真人的游牧文化心态相比较于农耕文化就显得更孱弱，他们不想看见外面世界的强大和发达，他们就用“海禁”政策将自己“深藏”起来，就像鸵鸟在遭遇攻击时仅仅把自己的脑袋埋进沙土里……
　　即便如此，文明和文化的花朵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努力开放。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天宝”两个辉煌时代，明代的自然科学启蒙气象和首次大规模出洋远航催生的国际交往，大清王朝吸取元代的深刻教训而慎重对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这些，曾经都像河边沙地上的蒲公英，尽管过去不久的毁灭性的灾难在不久以后还将发生，但在尚未发生的时候，该发芽的还在发芽，该生长的还在生长，该发达的仍在发达，这种阶段性生发、勃兴的最高价值就是不断助长文化和文明的种子并使其尽量成熟、丰硕，以此保证在下一轮的流散过程中让一部分种子幸存下来，找到适宜的气候和栖息地进而再次生发。
　　文明和文化的延续是“太平盛世”存在过的最好证据，反推之，在“太平盛世”里，文化和文明将会得到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休养生息、来发展壮大，并如篝火和阳光一样照亮人的眼睛和心灵，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生命的物质性生存和物质性延续，让人类对自己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让人得到快乐和幸福。当再次遭遇社会动荡的时候，人们可以怀揣这些文化和文明的部分记忆和真实存在体应对时变，安抚心灵，校准精神走向，寄希望于并不确定但相信有的风和日丽的太平日子。
　　完全丧失生机的沉滓终会腐朽，会被风吹走，会被流沙掩埋，而诸如生机尚存且在蓬勃而发的生命，它们除了尽享生命的欢愉之外，它们还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它们一定要凭借风力播撒自己的种子，让它们尽力分散、尽力远行，去应对千难万险，去做生与死的抗争，去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热土，再发芽，再破土，再长叶，再开花，结出健壮而丰硕的种子，让生命延续下去……
　　20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