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

我走进那个院子时，一个中年微胖的女人侧身蹲在井边洗衣裳，身子缩成一个弧形，仿佛就要弹到墙外去——我为这个念头感到好笑。箱子“咔啦”一下撞在高大的木门上，她忽地转过身来，脸上很快堆出笑容。

“小女子，你租房子是不是？”

我说是。

她领我去了最里边的房子，那间房子正好在转角的楼梯口，又一道大门将它藏在里边，如不打开这道门，将很难发现这里还藏着住户。

房子是清新的，女房东刚刚拖了地，洒了空气清新剂——菊花的香气。

我的性格一定与“躲”字有关，竟然一点不砍价地租了这间房子。

于是，房子每天要开三道门。大门，二门，三门，我给它们取了这些名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躲在第三道门里，除了上班的时候要跨过那些门槛。

房子的后面有一片竹林，竹林的左边，是一条泥泞的烂路，下雨天要脱了鞋子去走。我最爱在雨天出门，打一把有钩的伞，将鞋子脱来挂在钩子上，专门去走那条烂路——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去走。

后来那条烂路被填平了，便再也不去。

房东的女儿比我大十岁，那时，她二十九岁，每天被她的母亲领着去相亲。她叫什么呢？好像叫小红，又好像叫小雪。

她每出去一次，都要打扮一下，脸上没有笑容，那打扮也不是她的意思。到了二十九岁不结婚的女人，好像是多羞耻的一件事情。她的母亲拖着她，非常苦恼的样子，仿佛一个水果贩子，面对着自己熟透的果实没有人想买而难过。

女房东去给她的女儿测八字，其他一样都不看，单看婚姻。那位算命的老瞎子（或者没瞎），眼皮一闪一闪地告诉她，你这个女儿，婚姻的缘分还没到，不过也快了，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过了一年，房东的女儿嫁出去了，那个人有房，有车，有钱，虽然没有貌。

嫁人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挑来挑去，最后挑的是房子车子和钱。我在又一条泥路上走玩的时候，房东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回门来，开着车，从我身前晃过去了，她跟我打招呼，脸色有些复杂。她旁边坐着的男子，胖乎乎地夹在座位里。

是夏天了，院子里有一棵树挂着许多“胡须”，房东的女儿回来度夏，她的丈夫也来了，这个胖胖的男人，他将挂着的树须子一条一条剪去，仿佛那树是他自己，那胡须是他的胡须，非剪掉它们不可。夏天过去的时候，树仿佛要死掉，却还是撑了过来。

有人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也许是吧，房东的女儿逐渐开朗了，她三五成群地约人打牌，然后购物，逛街，四处游玩，回家时，手上总会拧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她喜欢穿一双高跟鞋，木底子，走起来踢踏踢踏响，仿佛一个非常贤淑的日本女人正迈着碎步从院子里走出来。每到她回家，如果我站在二门口，正仰头上望，她的母亲若正巧站在楼边，便会甜蜜地笑着和我招呼，小女子，你要不要来尝一尝我幺女子买来的橘子？我说不，她再甜蜜地笑着回去。

成都的冬天，我是在一个煤炉子旁边度过的，此地的人没有烤火的习惯，使初来的我感到不适应。他们抱着热水袋，走哪里都捂着它，不抱的人也有，耳朵上戴着一个绒绒的罩子，帽子也是，衣服穿了很多，从头武装到脚，那笨重的模样，有几分寒迫的窘态，看着像一个雪天出去狩猎的人——什么也没捞着时的样子。

趁着一个傍晚，自己匆匆跑到街上，抱了一个袖珍型的煤炉子回来。女房东站在二楼嘻嘻笑着，她戴着一双白手套，凑到嘴边哈出一口白雾，那白雾，就像蒸饭时揭开锅盖冒上来的烟雾。

“有那么冷吗？”她问我。

点一点头，挤出一个“冷”字。身后的木门吱扭一声自己关上了。

我租的房子是一个小得有点可怜的笼子，喜欢它的小，喜欢像鸟一样挤在窝里。一个人的房间不必太大了——我对所有来观看房子的邻居说。大的房间会令我感到空寂和一无所有，真奇怪，我竟然会有这样怪异的想法，事实上又确实是这样的感觉。以前也租过大房子，却常常站在大房子里不敢说话，说多少话，大房子都让它从空空的角落或窗口飘出去，小房子不同，话像花瓣一样，仿佛都满满地粘在墙壁上，或者，插进一只新买的笔筒里——这像是聊斋故事。

煤炉子不能放在小房间里，于是，我将它摆在二门拐角的楼道旁边，一个人躲在二门里烤火，想来又温馨，又凄苦。

卖煤球的人，我们叫他“煤老坎”，他总会估量着我的煤球快要用完的时候，轻轻推开二门的半扇门板，露出一个刚刚够他脑袋伸进来的夹缝说，小妹子，你的煤圆儿快用完了吧？捡五十个不？——他给煤球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煤圆儿。

我说捡。然后他很快地赶着去推板车过来，将黑透了的手套戴上去，把煤球一串一串地码放在小房间的角落。煤老坎穿着青蓝色布衣，一双布鞋，裤子与衣服一个颜色，正好搭成一个套装。卖煤球的人，好似都是一个模样，一种装扮，如果他走进街巷去卖煤球，我会认不出他，或者认为每个卖煤球的都是他。所有的人，都长着一张面孔吧？——我摸摸自己的脸，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煤老坎接过二十五块钱，走了，黑手套取下来塞进裤子口袋里，长长的挂着，像两条狼狈的舌头。

房东很少下楼了，入了冬，她便躲在二楼避寒，仿佛一条懒蛇，只在吃饭的时候滑出门，吃完又滑回洞里去。她的女儿也很少再来，仿佛又是一条年轻的懒蛇。男房东不一样，他会在冷天去跑步，穿一身薄薄的单衣，跑完顺便采回每天要吃的蔬果。

烤光了一百多个煤球，天气逐渐缓和了，阳光从大门里穿进来，再穿过二门，于是我坐在煤炉子边，脚下就会多出两束阳光。阳光将我托着，像托着一片纤薄的云彩。

游子，你回家吗？——阳光仿佛在说话。我恍惚地回——家在山上，家在山上。

女房东频繁地下楼来，应该是阳光将她牵下来的，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她常去院子背后的竹林小憩。在那片竹林里，老竹子没什么变化，好似所有老去的植物都一样（包括人类），他们不分春夏秋冬，眼里没有时间流淌的痕迹，所以死才成为一个谜——突然那个人死了，或者那棵竹子身上背满了黄叶，这个谜底才破晓。

新竹子是不一样的，女房东喜欢新鲜的竹子，那些嫩竹叶，好似琴弦上拨弄古典音乐的手指，那分气韵，全都演绎在春风里。她搬着竹椅子躺在竹林下，不说话，不需要说话，能在平静的春风中做一个香梦，比在黄昏看一出落日有意思。这是人和自然的缘分，也是女房东和竹林的缘分。

我很少去那片竹林，听说竹叶上常常挂着泪一样的露水，每个清晨都粘着，日出才落去。

我去了远一些的地方，骑着矮小的二手自行车，因为刚学会骑车，车头总是晃来晃去；骑到火车站后面的小坡上，人突然多起来，我犯了临时神经病，看着前面的自行车轮子转得好看，想着去擦他的车轮，我想知道这样擦上去会不会摔倒，按照平时骑车摔跤的经验，车子在后面擦着轮子，前面的人不会摔，那后面的人呢？我此时就在后面，很想知道这个答案，于是擦上去，一点，一点，慢慢地擦上去——“卡塔——”，车子散了架一样倒下去，我落到地面，一声闷响。前面的人根本不知我擦了他的车轮，平静地蹬车远去。

这是我自己闹的惨痛的笑话。跑到街边买了一块邦迪，坏笑着贴在手腕上。

火车站离住的地方有很远的距离，却只有这一条路熟悉，试过去其他的地方，每一次都是狼狈地迷路到天黑才找回去。我的个性，就算是迷路了，也不会跑去问人。这里叫什么名字，一点也不熟悉，只喜欢它有一段废弃的铁轨可以走着玩，便每个星期天都来。

铁轨的尽头我从来不去找，就像看到的水，从来不去找它的源头。我从铁轨中间走上去，一直走到一片菜园，然后，被那些比我还高的菜花淹没。菜园旁边是居民小区，每一个小区的门都背着菜园开，我就躲在这些房子的背后，稳稳地藏在这里，好似一只蜜蜂。那些房子的窗口是半开的，偶尔伸出一只脑袋，或者一只手，脑袋上的眼睛半眯着，他明明什么都不看，却要将它递出来，仿佛只是为了给脑袋透气；那只手也是，放出来不为了招呼谁，也不做再见的表演，只是往那个窗户晃一下，很快又收回屋里去。

我是这些房子的偷窥者，当然，我看不到它们的内心去。除了从那些门里走出来的人，等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向街巷，我才侧着耳朵听——旧瓶子一毛，旧报纸五分，破铜烂铁等下说价钱。

我认识了一个人，就在这所房子里，他走出来，双脚踏上铁轨，远远地看着我笑。我避开他的笑。直到他跟我说话，我应他一句，就算做了半个熟人。

他突然带来了几个朋友，三男两女，他们快快地走着玩，走累了就做在一起说话。有朋友是一件好事情，我没有，却不感觉难过。他们一定同情我了，故意跑来和我说话，有时手里拿一把菜花，有时什么也不拿，急急地跑来坐在旁边，傻说，傻笑。

他姓白，我不记他的名字，只喊他小白，这像聊斋里的一个名字。喊完之后觉得——他是一只男性的狐狸。

小白刚来成都不久，还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小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沿着车站旁边的栏杆或墙壁，看那些高高贴着的招工启事。招工启事里没有一个工作适合他。跟着他一起的朋友，都是他的同乡，也和小白一样没有工作。

是在一个下午，我独自走在铁轨上，小白没有来，不，他后来来了，邀请我去他们租住的房子认一下门。他说，以后想去，可以随时去。

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没有我的朋友，你也不算。我看一看他的脸，那张与“白”字全无相干的脸，满是真诚和热情。

小白的房间在六楼，是这所房子的最高处。楼梯很窄，转角的地方贴着小广告，有介绍工作的，也有治疗疾病的，仿佛小广告只有贴在楼梯边才会有人注意——爬楼梯是一件累人又枯燥的事情。

房子底下是菜园，菜园里隐藏着我每天要走的铁轨，我躲在菜园里，却不知道楼上住着小白——假如他不下楼，假如他不去走铁轨。

房间里坐着小白的朋友，有两架床铺，女的在一边，男的在一边，中间用一块花布隔起来。这是一所男女共用的房子。煮饭也在房间里，在那个小角落，用几块破砖撑着木板，木板上放着一只大号的电饭锅，筷子用削去一半的矿泉水瓶子装着，菜刀明晃晃挂在墙壁的钉子上。没有看见蔬果和米，仿佛厨具只是一个摆设，仿佛他们的胃与粮食无关。

凳子是没有的，来客一律请坐到床边。衣服扎成一捆，用一条细绳子拴来挂在墙上，散着的几件放在床头当枕头。整个屋子的寒酸，全都化在坐着的几个人的脸上了，他们尴尬地想解释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好热情地招呼我。

坐吧，坐吧，不要客气——两个女生红着脸说。

我没有入座，跑去站在窗边，也把脑袋伸出去，手也伸出去，一起伸出去的两样东西，无法看清楼下的菜园，当然也看不见废弃的铁轨。手里什么也抓不住，包括风，也轻松就从指缝里穿出去。

——六楼是一个空壳子，人是虚无的形状，屋里所有能呼吸和不能呼吸的，都只是壳子里的幻象。

喝了一杯热水，告辞了屋里坐着的几个人。小白将我送到楼下，笑一笑，转身上楼。

我又回到自己的住所，从大门走进去，推开二门，走入三门，将门闩上锁。

将门闩上锁，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我本身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却自然地这么做了，仿佛有什么东西要随着我流进三门里，而三门是个清静地，我不愿扰乱三门的清静。

三门是无法清静的了，自从走进六楼的房间，看见那些麻雀一样的人，以及那些装着石子的胃，三门里就时常闹鬼。我半夜醒来，有时醒不来，挣扎在一场噩梦的漩涡里。

又是一个微雨天气，我忽然想去走铁轨，骑车路过火车站后面的菜市场时，看见卖苹果的人担着挑子走路，他的草帽的影子，斜斜地落在苹果的脸上，使它成了一只花苹果。

“我要买六个苹果。”我拦住卖苹果的人。他摘下草帽，擦去汗水，才慢慢将竹筐放到路边。

六个苹果——六楼——六六大顺，好吉利的数字。小白住在六楼，可能就是缺少六个苹果，才不大顺。

绕道买了两斤猪肉，原本是给自己的，却突然不想将它带回三门里。

上了六楼，那个空壳子仿佛彻底空了，敲了半天门，没有人来替我开。将猪肉和苹果放在门口，转身下楼。一路瞎想，觉得这种做法有点过分，好似在伤着他人的自尊。只是这么想，并没有折回去拿东西。

余下的时间只在三门里度过，铁轨走够了，六楼又不敢去。闲着无事，便将自己冬天烤黑了的煤炉子抱去井边洗，女房东哈哈大笑，拿着一把芭蕉扇，站在二楼阳台的边角，长长的将笑声扇到井边来。

“小女子，我还第一次见人洗煤炉子呀，反正是要黑的，你洗它做什么呢？”

反正就要洗，你管我做什么呢？说完就后悔，赶紧赔个笑脸。

再去走铁轨，已经是秋天了，时间比我的自行车轮子转得快。六楼上的小白，明明不是我的朋友，却突然站在菜地里高高往上望。那个窗口静静的，好似里面从来没有人住过，我认识的小白，可能真是一只男性的狐狸。

你一定看多了聊斋——我嘲笑自己，将身子又掩进菜花里。往下一蹲，发现原本浓密的菜园只剩一片枯干的菜杆子，哪里还能藏住人！赶紧站了起来。

铁轨像蜈蚣的骨头，尽头就埋在一堆泥土里——当菜园不在了，铁轨的尽头才露出来。而我喜欢的是菜园。

我刚要转身，却看见小白站在那里，就在铁轨的尽头。他慌张地跑过来，说不出话的激动。

你去了哪里？我找了你一个夏天。他说。

三门里。我笑着说。

我要走了，车票买在三天后。我的朋友也一道回去。这是我的地址。

小白将一张折好的纸条塞给我，如同他第一次送我下楼那样转身回去，只留给我一个笑容和背影。我没有喊他。忘记了说“再见”。

不是忘记说“再见”，而是不会再见。

回到三门里，那张纸条一直躺在桌上。夜间才打开来看，上面没有地址，只有几段小字。我没有看清楚这些小字，它们罩着一层雾。

三天后，我坐在井边继续洗没有清理干净的煤炉子。女房东依旧站在二楼上。她的女儿又来了，站在她身边，挺着大肚子，肚子里装着的仿佛不是婴儿，而是一场缘分，即使最初她不喜欢这份安排，逐渐也成了习惯。那“缘分”看上去多么饱满，像一个圆满的月亮，她的手游走在“月亮”上，仿佛一片轻柔的云彩。

圆月时分，我比女房东跑得快，搬了椅子躺在竹林下，听风，赏竹，看月亮。女房东也不示弱，就躺在我的旁边，她什么也不看，平静地打着呼噜。

看到累了，将目光收回，却正好撞见竹叶上泪一样的露水，在清幽的月光里，闪闪发光。

我恍惚地说——那不是露水，那不是月亮，那是一场又一场短暂的缘分，此时还在，日出便要落去。

——打呼噜的女房东，她的呼噜声就像一把沙子洒进月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