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几句散文

       个人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像好的音乐一样内部具有强劲的动力和张力，并且情深意厚耐咀嚼，而要达到这个效果行文则要含蓄和节制，保持较长时间的蓄势待发的状态，这样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能自然地积蓄起情感并产生较大的期待，也只有这样读者最终才能在情感上达到较强烈的体验和高潮。一旦情绪泛滥就立马落于下乘，归有光之所以称为明代散文第一人，他的《项脊轩志》之所以被誉为感人至深的名篇，与他含蓄节制的文风有莫大关系。很多人都认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不如他的《背影》，也是因为前者不如后者情深，而《背影》又过于伤感，情绪不太节制，不够完美。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天才世所罕见，但音乐界对他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就是因为他的音乐太伤感了比较滥情，不耐久听。散文也是如此，纵观文学史，在公认的散文名篇里就极少有那种抒情味很浓情感很张扬的文章。

       过于强调语言的新奇、陌生化来吸引读者是肤浅的，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的观点颇值得商榷。韩愈喜用拗句，并没有让他的诗歌和文章增色多少；公安派的浅率俚俗虽遭竟陵派非议，但竟陵派提倡的幽深孤峭的语言风格也没取得多大的成就，反而是归有光自然质朴的语言更令人称道，代表了明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说语言是一件旧棉袄，这种工具式的理解，是对语言本质的错误解释。我们的语言有无穷的潜力，“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好的散文不是词语形式的创新，而是丰盈的心灵的自然流溢。其实汉语发展到今天已具有几乎无限的表达能力，何况丰富的社会生活还在不断地丰富它。文学的作用其实不应当在语言的新奇上越俎代庖，应该集中于美和思想的追求。

      俄国语言学家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各布逊对诗学的特殊贡献是这一观念：“诗性首先存在于某种具有自觉的内在关系的语言之内。”语言的诗性功能“提高符号的可感性”，吸引人注意符号的物质性，使人不把它仅仅作为交际的筹码来使用。在诗性语言中，符号与它的对象脱了节：符号与所指者的正常关系被打乱，这样就使符号作为自身有价值的对象获得了某种独立性。比如说李商隐《锦瑟》中的一联：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前一句本来是以明珠悲泪来象征自己怀才不遇的怨恨，后一句则是用“蓝田日暖，良玉生烟”这一为当时形容诗歌境界的习语来表达自己的才华，但吸引我们美学注意的却恰恰是诗句表面上的物质上的意思层面和精妙的遣词用句，这一层面的直接呈示与其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水乳交融在一起，就形成了诗歌极美的意境。在诗中为了突出语言的物质性，诗的语言常常具有歧义和暧昧的特点，但散文与诗不同，它主要的作用在于传情达意，是用来交流的，那么明晰准确晓畅的语言似乎更为适合，语言的物质性在这里并不重要，甚至语言如果能变得如此透明让人意识不到它的物质性似乎更好。

      散文创作中如果要运用意识流的方法，则语言要尽可能明晰，但思绪的层次感一定要很丰富，这样才能营造出意识流手法那特别的意境和深邃性。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观察任何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必须首先把“结构”概念放在时空概念之上，历史的时间结构并不是连续的和历时的，更谈不上有先有后的必然顺序，而是相互间隔和断裂的。时间的结构实际上也是人类心灵运作的模式，因此，时间结构基本上是共时的，而且时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主观精神状态的影响。所以文学中意识流的运用也主要是揭示心灵的“结构”，这样思绪层次的丰富性才能保障所呈示的心灵结构的完整性。

      心灵的自由对艺术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艺术又必须通过某种物质的媒介和某种形式结构去表现，这就是一种限制，艺术是自由的心灵与物质媒介和形式结构的对抗和交融中形成的矛盾统一体，一句话，艺术是带着镣铐的舞蹈。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在创作时是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