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征文作品】编号98 花雨 冬 至

冬至

    一

    周六去看父亲，我在厨房做饭，父亲坐在餐桌前隔着厨房门跟我说，张海山张大爷你记得吧？他老伴前几天去世了。

    每次我回家父亲都会和我说一些事情，说得最多的是他的老乡。说是老乡，也是战友、同事、朋友。伊尔施不是他们的故土，他们的故土在江苏，离伊尔施差不多两千公里。这里，只能算是子孙的故土。百年之后埋在哪里，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常议论这个话题，但一直没形成决议。

    我记得张大爷，他家后窗户正对着我大姑家大门。他大女儿叫怀俊。这个名字我念念不忘，气恨父母怎么想不出这样的名字给我。

    父亲说这个消息时，没有太多感伤，我暗自思想缘由。我知道父亲和张大爷平时走得近，关系很好，对张大娘去世如此轻描淡写有点不合常理，但在父亲后面的话里我找到了答案。

    原来，张大娘12年前做了肠癌手术，之后，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肾病等好多病都上身了，一直卧床。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躺着不动的缘故，不往长了长，一昧横着长，155厘米的个子，200多斤。孩子们忙生活，一直是张大爷照顾她。每天喂三遍药、做三顿饭、喂三顿饭、清洗人造肛门、为她翻身……张大娘活得难过，张大爷伺候得辛苦。到张大娘去世，张大爷已经变成一个干巴巴的老头儿，50斤肉熬干了。

    我不敢往前赶话，怕父亲多想，父亲毕竟也85岁高龄，周遭环境太差了。他的棋友、牌友一个个离去，近五年，老伴、妹妹、两个亲家相继离世，那一座座墓碑就像一座座高山立在他眼前，挤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离去的让他难过，活着的让他难心。

    1959年4月，父亲和他的战友从锦州四十军退伍，随部队集体支边到阿尔山，成为林业工人。远离故土，在几千里之外安家落户，举目无亲，老乡、战友都成了亲人。父亲常跟我提起的那几个人，成了他们的至亲。他们都住在伊尔施棚户区回迁楼，那个小区没有名字，他们就叫它棚户区。父亲要不是提前搬到乌市，也会和他们一起回迁到棚户区。现在看来，父亲更愿意那样。父亲离不开那几个老哥们，和他们在一起，他才觉得自然，不拘谨，这也是父亲开春就去，上秋才回的原因。

    二

    当兵时郭大爷是班长，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在部队入党的。他本来不想到东北来。他的年龄最大，当兵前结的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父亲也有家室，父亲转业时我哥两岁半。但父亲和他不一样，父亲不想回老家，他不想务农，他不想再过穷日子，希望有所改变。

    郭大爷最后还是随大部队一起到了东北。东北只是相对于南方而言，父亲他们是到边防前线阿尔山支边。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物质搞建设，木材是其中一项重要物质。这些战士成为新中国又一批建设者和守卫者，一锯在手采伐，一枪在手戍边。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因为人口多，房子住不开，父亲在东大甸子盖了新房子，新房子在郭大爷家北边，和郭大爷家成了邻居。郭大爷家郭大姐长我10岁，长得好看，圆脸，白皮肤，大眼睛。生产队一开会，父母就把我们姐妹送到郭大爷家，让郭大姐照看。郭大姐把我们姐几个还有她妹妹弟弟都拢到炕上，给我们讲故事，讲的什么故事我一点都记不清了，当时能不能听得懂我都不确定。那些漆黑的夜晚成为郭大姐留给我的唯一记忆。

    郭大姐结婚后，回了老家，在南京一个法院工作。人大概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很多江苏人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有的是全家都回去了，有这一半那一半，郭大爷家就是。郭大爷退休后就江苏、东北来回跑，像个候鸟。前年，他回江苏前到乌市看望父亲，托哥去车站买车票，我们才知道这么些年他来回走都是坐硬座。那年郭大爷已经81岁了。我哥把两张硬卧递给郭大娘，告诉她上车可以睡觉时，郭大娘连说好几遍：乖乖，这可咋好呢。

    今年，郭大爷没回江苏，他回不去了。夏天他摔了一跤，身上没有伤，但是走路有点跟头把式的，好像脑子出了问题，思维和反应跟不上了，就像子弹卡了壳。儿女不敢让他自己出门。曾经很威风的郭大爷威风不起来了。

    郭大爷当民兵连长时，在生产队大院里训练民兵时威风凛凛的。身着草绿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腰系褐色武装带，武装带上别着手枪。民兵们都崇拜他，不知道是崇拜他的枪，还是崇拜他的人，反正都听他的。训练的内容就是向左、向右看齐，齐步走、正步走之类的。民兵经常训练，一训练我们就去看，有的孩子还跟在队伍后面走。

    父亲说郭大爷一直就和别人不一样。一次部队号召捐款，大家都捐2块钱，他捐20块钱，差不多一年的津贴。父亲说，你说他怪不怪，真不知道他咋想的。但是他的壮举受到首长的表扬，后来还入了党。转业到了东北，郭大爷被分到山里伐木点，他一看啥啥都没有，不累死也得被冻死，又听说我父亲分在了条件稍好一点的木材加工厂，当即不干了。找局领导，提条件，一是把他调回伊尔施，二是给他分房子，有一个条件达不到，他就回老家。当时郭大爷属于又红又专的积极分子，为了留住这个人才，局里不仅满足了他提出的两个条件，还给他提供了其他生活用品，才稳住了他那颗浮动的心。

    但是他这颗心一直浮动着，没安定下来。他既挂念那边，又放不下这边。他的一生被这边和那边撕扯得零零碎碎。他感伤地说，哪儿都不像家啊。郭大爷在江苏没房子，回去是租房子，或是给外出打工的亲戚看房子；东北这边的房子，前几年棚户区改造拆迁了，回迁房写的孩子名，回迁款也没见着。住在儿子家，总感觉不像自己家，不仗义，心里不踏实。我想起一句老话：不管到啥时候，手里要攥点“过河钱”。大概郭大爷因为手里没有“过河钱”，心里不踏实，才不安定，才大南大北几千里的来回跑。

    郭大爷和郭大娘都不会用手机打电话，勉强能接电话。原来父亲时不常的给郭大爷打电话，自打郭大爷摔了一跤之后，也不怎么打了。父亲说，电话里和他说话对不上点儿，你说东，他说西，有时他自己胡乱说一气，听不清说什么。完了，这人是完了。父亲唉声叹气。

    三

    邹叔是我哥的干爸。小时我哥一直干爸干爸的叫，长大不叫了，改叫邹叔。我听父亲讲过“干爸”的来历。

    1960年春天，父亲接到家书，得知他大哥、二叔、三爷、四爷都在同一个月去世，他祖母、父亲、岳母病倒床上，母亲、婶娘、嫂子各带儿女共8口人去苏南逃荒，在家的三弟和两个妹妹忍饥挨饿，三岁老弟送人抚养。得此讯息，父亲心急如焚，带上家里所有的积蓄赶回老家。一到家赶紧买米买面，给祖父看病。带去的钱、粮票18天里所剩无几，父亲知道这样下去，不仅支撑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大家都性命难保。父亲不敢久留，无奈之下，只好狠心撇下病重的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妹妹回返东北。父亲买完汽车、火车票已分文不剩。坐上回东北的火车，父亲急火攻心，双目失明。车上都是逃荒的人，父亲一家人没有车座，挤坐在过道上。没出过远门的祖母看着已经看不见东西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泪流不止。坐在边上的小伙子忍不住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听那声音是江苏口音，便和他说了实情。小伙子就是邹叔，也是江苏人，也是和他们一批转业去东北支边的，被分在了红建队。这次也是回老家办事。他听了父亲的遭遇，很同情，安慰父亲说，老哥，你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一路上，邹叔买吃买喝，细心照顾父亲一家老小。父亲说，你这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答。邹叔见父亲那么诚恳，就说，你不是有个儿子吗，就让他给我当干儿子吧。当时，邹叔还没结婚。后来邹叔有了3个儿子，但他一直把我哥当大儿子。

    邹叔在基建队工作。基建队是修路的。开始修路全是人挑土筐运土，后来基建队买了推土机，邹叔就成了第一任司机。

    我工作在异地，再见到邹叔已经是四十年之后了。邹叔因痛风到兴安盟医院看病，他小女儿陪他来的。我看到他的脚指骨节都变了形，关节都鼓出来，像一颗颗算盘珠。他说脚疼得走不了路，睡不着觉，医生建议手术。

    母亲病重住院那年，邹婶突发疾病去世。邹婶突然离世，邹叔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生活的大厦塌了一半。我母亲在邹婶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去世了，邹叔一瘸一拐来送母亲。去年夏天，父亲回伊尔施，去看邹叔，他竟然双目失明。父亲问他怎么会这样，他说他也不知道，眼睛就一点点的看不见了。后来父亲得知邹叔大儿子三个月前突然脑出血去世了，才知道这可能是导致邹叔眼睛失明的直接原因。

    邹叔本来是自己过的，眼睛失明之后，无法生活，小女儿搬过来和他一起住。本来就50多平米的房子住3个人显得很拥挤。邹叔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房间里，房间有一张床，床边有一个电视，电视旁边有个桌子。房门对着卫生间的门。邹叔的小女儿开出租车，女婿打工，白天就邹叔一个人在家。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邹叔就一个人坐在床边，一坐就是一天，就那样一天一天的坐着。父亲回伊尔施就时常过去陪他，他总说的一句话是，就是眼睛不好，就是眼睛不好，要是眼睛好就好了。父亲看不出他的悲伤，也看不出他的希望。父亲给我看他拍的照片，我的眼泪没忍住，流了下来。

    父亲说，和他们比起来，我在天上。我希望父亲在天上，希望父亲即使到100岁，还能走路，能说话，能看得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