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失的芙蓉

　　
　　她是我下乡第二年来到青年点的，瘦小，文文静静的，像一个小妹妹。她的名字很特别，叫蓝芙蓉，大家都叫她芙蓉。
　　她年纪不大，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为什么这么小的年纪就来到这里，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我们不知道。问她，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看样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她不肯说，我们也不忍心再问。
　　在我们这些已经在农村奋斗了将近两年的知情看来，她的确是有些小了。白白净净，文文静静，瘦瘦弱弱，她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干那些粗重的农活呢。
　　第一次出工，就让那个给我们分派活的老农犯了难。专门负责给知青们分派农活的，是一位五十四左右的老农，人虽然长得粗粗拉拉，却是心地善良。他看到芙蓉站在那里，羞羞涩涩，像一株刚刚破土的幼苗，水水灵灵的，弱不禁风的样子，不禁有些犯难，围着她转了半天。最后，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道：“要不，让她和你一块跟车送粪吧，她算半拉工。”我点点头，给多少工分，其实我并不在乎，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应该得到我们的照顾。
　　派活的老农走到她身边，指着我说：“你，就跟他一块干活吧。”她立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脸上灿烂着，又蹦又跳地向我这边跑来。其他的知青们这才放下心，纷纷拿起农具，出工了。
　　在农村里，跟车送粪，算是一个很轻松的活计了。一辆马车，一个负责赶车的“老板子”，我，还有芙蓉负责装车，卸车。每天送几趟，要看路途的远近，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这种车在农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一付车棚，长长的车辕，套上两匹或者三匹马。车的前后两侧都有一块伸出的木板，供人乘坐的。赶车的老板子坐在前头的“里手”处，手拿长长的鞭子，吆喝着牲畜，负责驾驶。那时候，农村一般的生产队，不过三两辆马车，赶车多少也算是一个技术活，不但轻快，还多少有些实惠。出门进城，买进卖出，或者村里谁家用一用车，都少不了老板子的好处，所以，农村的老板子，一般都很“牛”的。
　　但是，我们跟车的这位老板子，对我们这些知青却很好，从不欺负我们这些不懂农活，有没有什么力气的青年人。他常常说：“这些还不懂事的孩子，这么大一点就离开父母，来到这个山沟里，也怪可怜的。”能照顾的时候，他总是想办法照顾我们。和我们在一起，芙蓉很开心，说说笑笑，一天里快快乐乐。
　　她的声音很好听，就像她清清秀秀的身材，很迷人。她说话从不高声大嗓，就是在刮着风的田野里也是如此，但却总是那么圆润，那么柔和。她说一口有别于我们当地的，地道的北京话。这使我们对她的身世愈加好奇了。可是，每当说起这个话题，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她的目光就会有些忧郁，脸上也现出茫然的神情。
　　她的力气很小，可她从不知道偷懒。装车、卸车的时候，总是抢着干。车老板子就会冲着我喊叫：“你一个大小伙子，偷什么懒，还不快点，活都叫小丫头干了。”我就生气地把她挤到一边去，她则一边笑着，又跑到另一边，一锨一锨照样装车。卸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两个站在车的后边，将车帘子敞开，一边一个，马车走走停停，我们就一堆一堆将车上的粪卸下来，她一点不比我少干。
　　说实在的，那时的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三个人，一会儿就装满了。把车帘子围好，固定住，扫一扫坐板上的粪土，坐上去。车老板子一甩长长的鞭子“啪”挽起一个鞭花，马儿们就驾起车，顺着山路，朝田野走去。我和芙蓉坐在车尾巴上，一边一个，悠悠地坐着。深秋的风顺着山坡吹着，很温暖的太阳从头顶照过来，感觉很惬意。芙蓉小声哼起了歌曲，随着山风飘荡，是那样温情、美妙。车老板子听得痴了，抱着鞭子，咪着眼，好像睡着了。马儿们停下脚步，在山坡低下头，寻找路边那稀稀落落的枯草。我急忙喊着“车，车。”老板子“机灵”了一下子，像是刚刚从梦中醒来，嘿嘿笑一笑：“这丫头，唱得比收音机里还好听。”说着“啪”甩了一个响鞭，车又继续前进了。
　　芙蓉有些不好意思，说道：“老在这车上坐着，晃晃悠悠的，睡觉的时候，都在晃呢。”
　　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劳动，休息。休息，劳动。简单的日子过得很快。
　　城里的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青年人，读完书之后，自然也要回到农村，好好劳动，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我们这些从城里的来的，叫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而那些原本就是农村的青年，叫做“回乡知识青年”。我们青年点建在村外一个山坡上，离学校很近，距离村子则相对远一些。我们的生活很封闭，除了劳动休息，基本不到村里去，和村里的青年没有什么来往。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青年，与本地的青年似乎有一种自然的隔阂，有一种明显的距离感。不知谁比谁感到更优越一些，可能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友好。
　　那时，农村虽然很闭塞，但政治形势却不太平静。不知为什么，忽然间上上下下的大小干部都换成了年轻人。我们所在的大队书记也换成了刚刚回乡的年轻人，这些人不太重视农业劳动，却热衷于政治宣传。农村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阵地，自然的广播了。为了加强广播宣传力度，他们想找一个更好的广播员来替代原来本地的人，于是，他们自然想到了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知识青年，自然想到了芙蓉。
　　调动命令的下达很正式，由大队下达到生产队，由生产队下达到青年点。接到这个很郑重的所谓调令，芙蓉并没有现出多么高兴的样子。她来到这里时间并不长，一切还都不熟悉，她好像并不愿意离开大家，独自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虽然并不太远。我们则为她感到高兴，以她的身体素质，实在不适合继续干农活了。冬天马上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春播，是很累、很苦的，她无论如何都吃不消。如果每天放放广播，播一播大队的通知，基本上是很清闲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啊。
　　我们都极力鼓动她去，给她讲担任广播员的好处和重要意义。其实，那个时候，决定权并不在我们青年点，也不在芙蓉的手中。愿意与否，都必须服从。
　　到大队部报到那天，芙蓉提出要我去送她。
　　大队部在村子的另一边，从青年点到大队部，正好穿村而过，有个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大队部是一个很宽敞的院落，几间砖房坐北朝南，很豁亮。房子的正前方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一面国旗迎风飘扬，为这个院落平添了几分威严。房脊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高音喇叭，每天的广播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走进院子，敲开大队部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年轻人。我有些意外，看模样，似乎比我还小一些。不用问，他就是新上任的大队书记。我们相互打量着，瞬间就明了了对方的身份，我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了对方那种不友好的态度。他转向了芙蓉，笑了，说：“欢迎你来大队部工作。”说着，伸出手来。我看见那是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细腻、白皙，与农民的手截然不同。
　　我有些尴尬，对芙蓉说：“你们谈，我先回去了。”
　　芙蓉迟疑着，看着我，不知应不应该去握那只伸过来的手。却被书记一把握住，拉着向屋里走去。
　　芙蓉从此每天早出晚归，天刚蒙蒙亮，就到大队部去，打开广播，开始一天的播音。天黑了，才回到青年点。她与我们大家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没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可是，自从她开始播音那天起，整个村子似乎都变了一个样。每天清晨，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她就会用那轻柔、悦耳的声音发出第一声问候。村里人就在这一声亲切的问候中，起床、洗漱、做饭。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舒缓的晨曲也慢慢响起，院子里的牛羊也发出咩咩的叫声，村子从熟睡中醒来了。村子里的大人们很是自豪，逢人便说：我们村里的广播，比那中央广播电台的都要好。孩子们则模仿着她的播音，读书，说话。学校的老师们也感觉到了压力。为此，大队书记还受到了公社的表扬，说他政治工作做得好，知识青年工作做得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我们也为芙蓉感到高兴与自豪。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每天劳动，休息。想的是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样才能扎根农村一辈子。她每天照样早出晚归，用柔美的声音陪伴着我们干着繁重的农活。对于未来，我们并没有什么奢望。
　　一天，吃过晚饭，芙蓉忽然找到我，说有话想对我说。干了一天农活，累得要死，看看已经黑下来的天，对她说：“有什么话，就说吧。”
　　她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不吱声。
　　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推着我：“叫你去，你就去嘛，干嘛这么不情愿。”
　　此时已经到盛夏季节，白天刚刚下过一场透雨，凉爽的微风吹着，感觉很舒畅。远处学校早已经放学了，偌大的校园笼在一片黑暗中。远处，山坡下的村子还有点点的灯光，不时有犬的吠声传来，整个村子显得幽深、幽静。
　　我们就在青年点对面的小树林边上，找了几块石头坐下。月亮出来了，星星也闪烁起来，地面比先前明亮了许多。风好像也大了，看见树叶有些晃动，发出细碎的响声。芙蓉在我的面前坐着，看着那些在树枝飘摇的树叶，似乎在沉思什么。
　　“你不是有话想说吗？”看见她半天不说话，我忍不住问道。
　　她扬起了脸，清幽的月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明净、圣洁。黑黑的头发，圆润的肩膀。都被月光映照着，像是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银光，既朦胧，又立体，像一尊雕塑。她的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圣洁的美。然而，我却分明感觉到一种来自她内心深处的忧郁与落寞。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这么仔细端详过她。在我们的心中，她就是一个文文静静，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妹妹。现在看来，她已经是一个藏有很重心事的大姑娘了。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世吗？”她忽然轻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看着她，半天没做声。
　　“算了，等过几天再告诉你吧。”她似乎在自言自语，没等我说话，摇着头，又不吱声了。
　　关于她的身世，虽然她从未和我们任何人说起过，但她这么小就离开父母来到这里，从她的言谈举止，从她那一口纯正北京口音的普通话来看，她肯定和我们这些从塞外小城里来的知青不一样。我和同伴们私底下也曾经议论过，感觉她的心里肯定有许多不愿意与人诉说的东西。因而，我们对她就有一份格外的关照。
　　晚风一阵阵吹来，吹拂起了她鬓边一缕短发，飘逸着，划出优美的线条。她顺手捋一捋，掖在耳边，好像漫不经心地说：“今天大队支书找我谈了，要我搬到大队部去住。”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
　　“他说我每天起早贪黑，怕路上不安全，也辛苦。”她回答道，仍显得漫不经心。
　　“路上不安全，在这里？。。。。。。你答应了？”我一时有些语无伦次。
　　她摇摇头：“没有，想和你商量。”
　　“那你自己怎么想？”她依旧摇摇头：“不知道。”
　　其实，我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以我们知青的身份，是难以拒绝这个决定的。那个时候，一个大队支书，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
　　晚风带来了一丝丝凉意，夜已经很深了。我们无言地相对坐着，被一团团黑暗包裹着，心情有些压抑，感到无话可说。
　　芙蓉终于还是搬到大队部去住了。虽然一个在村子的这头，一个在村子的那头，毕竟还是相隔了一条长长的村子，少了许多见面的机会，无法知道她最近的情况如何。
　　一天，青年点里的几名女知青议论，说在大队部看见芙蓉了。她人比原来削瘦了，脸色也憔悴了不少，不知她怎么了。大家听见了，都很担心，准备过几天去大队部看看。
　　这一天的清晨，很例外地没有听见芙蓉那柔美亲切的播音。大家忙着洗漱、吃饭，没有往心里去。中午，仍然没有听见广播的声音，大家奇怪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几个人到大队部去看个究竟。
　　大队部空空荡荡，门都紧锁着，找遍了整个院子，也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感觉到有些不妙，可是一时又不知怎么办好，谁都没有了主意。村子里的人们也都觉察出了事情，纷纷到青年点询问。她们很关心芙蓉，非常喜爱那个温柔美丽的播音员。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传出来。大小干部都躲起来了，谁都不愿意站出来说点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给出答案。附近公社的青年点也派人过来，询问情况，其中就有部分来自北京的知青。传言越来越盛，说法越来越多，一时间沸沸扬扬，一个平静的小山村，再也无法平静了。眼看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芙蓉仍然杳无信息，可还没有人出来澄清事实。知青们按耐不住了，商量着，到哪里去讨一个说法。
　　这时候，上边忽然来了许多人，有公社的，还有派出所的。他们进驻到青年点，不准青年点的人随便出入了。给我们的解释是那个大队支书已经被逮捕，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能会受到严惩。至于芙蓉的下落，说是正在寻找之中。可是，芙蓉为什么忽然不见了，没有人来回答，留给了人们充分的想象空间。
　　从此，芙蓉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落何方。就像一枚凋零的树叶，不知是被风吹着，天涯飘零；还是被那些枯叶覆盖，已经融入泥土。我们这些身处异乡的知青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温柔可爱的小妹妹忽然消失，不知所终。却无法，无奈，更是无言。
　　我们几个热血男儿，曾想偷偷回到城里，到城里讨个说法。可是，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山村，想要偷偷回城，又谈何容易。况且，那个时候，“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开展的如火如荼，即便回到城里，又将如何呢？我们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唯有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在我们中国，无论任何事情，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一个“拖”字。新闻，拖旧了；热点的，拖冷却了；无论有多大的热情，都有一个疲劳期，一旦进入了这个疲劳期，所有的问题，都会慢慢消散，自动解决。芙蓉的突然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们越来越少提起她，她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很快就忘记了那个曾经带给村里人无数个愉快早晨的播音员。孩子们不再模仿北京口音的普通话读书，说话，学校里的老师们似乎没有了某种压力，小小的山村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社么似的，恢复了很久以前那种死气沉沉的样子。
　　只有我们这些亲历了失去伙伴的知青，好像有一个刻骨的痛，永远搁在了心上。
　　2013-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