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暗处的蛇（修改稿）

   
   还没有到端午天就热起来，母亲开始催促家里的每一个人，快去把房屋前后的杂草除掉，都要亮出来，蛇要出洞了。

    老家位于摩天岭脚下的山谷中，属于岷山山脉，植被茂盛，物种丰富，不仅有熊猫、羚羊等珍稀动物，还有令人退避三舍的各种蛇类，常见的有乌梢蛇、菜花蛇、竹叶青蛇。蛇钻洞，出洞后一般也在杂草中偷偷地梭行，看不见但听得见。没有风只要听见草中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呈线性由近而远，那必定是蛇了。

    村里很多小孩子都不怕蛇，三五个一伙专门拿着竹竿捅蛇洞，打死了蛇挑在竹竿上耀武扬威地在村里招摇。

    母亲特别怕蛇，家里人对除杂草都很积极。割草之前，还要用雄黄架起柴火熏一熏。那可是真熏，火盆上放一大抱松枝，一大包雄黄都要撒完。松枝噼里啪啦地燃起来，空气中，松枝的微香和雄黄的微臭混合后形成一股难闻的气味，引得人接二连三地打喷嚏。熏过后，母亲似乎还不放心，她拿了一根长木棍又一路扫过去。过路的人停下来，边打喷嚏边笑话母亲，哪里有这么怕蛇的人，你看人家曹家那几父子，到处打蛇炖了吃。

    等过路的人走远一点，母亲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小声说，心狠手辣的人啥子都吃得下去，人肉也敢吃。

    母亲对住在公路上的曹家一直有很大的意见，从她年轻时甚至小孩起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从小我就记得她多次警告我和哥哥，离那一家人远一点，没有一个好人。我长大一些后，母亲断断续续给我讲了很多年前的一些事，讲得并不平静，特别是说到曹家，我都能感觉到那一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半分的恨意。

    小学在镇上，从村里去小学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要穿过一片水田，越过一条小河，还要走过一段山谷。别的孩子都有同伴，只有母亲是一个人，陪伴她的只有山里的微风和鸣叫的小鸟。母亲的小花布书包里装着一个瓷盅，那是外婆给她准备的午饭，玉米面做的干饭和一点腌菜。她想走得早一点快一点，争取走在曹大福的前面。曹大福是生产队长的儿子，和母亲一个班。

    夏天，山里的草树都绿了，太阳赶在母亲上学前就冒出了山头，蛇也出洞得早，在路边的草丛中窜来窜去，偶尔还会长长地横在路中间。有时候，走得再早，都会被曹大福堵住。那个剃了光头的大个子一边跳着喊母亲“狗崽子”，一边把手里的蛇往母亲身上扔，吓得母亲转身就往回跑，一口气跑很远，瓷盅里的玉米面干饭撒出来，落在书包里，落在书本的缝隙里。村里的蛇太多了，水田里有，小河里有，山谷的坡上也有，有些花花绿绿的，有些乌黑乌黑的。母亲的夏天，每一天，每一段路都走得提心吊胆，她要盯着路，还要防着人。等到曹大福那一伙走远了，母亲才又折回去往学校跑，等到她满头大汗地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时，一节课就要上完了。

    小学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母亲却打死也不去读书了。她的班主任，一个好看的女老师还到家里来动员过，女老师说，再苦也要忍住把书读下去，总归会有用的。可是当母亲哭着说她也想戴红领巾时，女老师沉默了。母亲羡慕同学们戴在脖子上的那一抹红，也羡慕他们敬礼时那一只高举的右手。直到小学最后一年的六一，母亲也没有机会举起她的右手。

    曹大福也没有继续读下去，他没有考上初中，当上了村里的记分员。

    母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这成了外爷外婆最烦恼的一件事，他们日夜都在想着怎么把母亲保护好。隔三差五的晚上，都会听到有人在门外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还会推门推窗。外爷外婆在家时，母亲跟外婆住在一间屋里，最担心的是那些只留母亲一人在家的夜晚。外爷会去“开会”，成为会议的中心，外婆也要去陪着一起接受改造。母亲说，外爷外婆会把家里的窗户用铁钉钉死，里面打不开，外面也打不开，叮嘱母亲把大门用门栓别好，再用一个大木棍顶住，外面的门锁好钥匙带在外婆身上。外婆外爷去开会了，母亲不敢睡着，听到屋外的窗户被人摇晃得哗啦哗啦地响，不敢大声呼吸，死死地盯住窗缝，脑子里都是一些扭曲的蛇，曹大福捏在手里，朝母亲嘿嘿地笑。母亲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盯着。生怕从窗缝里爬进来一条丑陋的可怕的蛇。夜半后，外婆扶着外爷回来了，母亲没有把窗外的事告诉他们，只是倒上热水，帮外爷清洗。

    那样的日子，母亲过了很多年。每一年的夏天，都是山里最美的季节，也是母亲最提心吊胆的季节。

    母亲十八岁那年，和父亲结婚了。外爷外婆没有提任何要求，他们看重的是父亲的成分---雇农。有了这个身份，母亲嫁给父亲比呆在他们身边安全。

    母亲嫁给父亲后依然怕蛇，一到夏天，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好在，父亲不怕蛇，他经常说，蛇有什么好怕的，就是看着丑陋恶心人。

    父亲是个初中生，用母亲的话说，“多喝了几年墨水”，和母亲结婚前，就成了镇上小学的代课老师。他比母亲年长四岁，住在母亲上学必经的一个村里。听父亲说，他经常看见小时候的母亲一个人从他家门前的稻田边的小路经过，两条长辫子垂在背后，低着头急匆匆地走路，也看到过母亲被曹大福一伙坏小子欺负，心里很可怜她。母亲听到这里就会生气，连父亲一起骂，都不是些好东西。

    我长大到可以做母亲的朋友时，她告诉我了很多私房话，她说，那些年，砸她家门和窗户的就有曹大福的父亲，那个老不要脸的烟鬼。

    父亲在镇上教书，母亲在村里的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曹大福也结婚了，娶了城里下乡的女知青。女知青姓范，倒是经常想跟母亲接近，要母亲教她浆洗缝补，只是母亲不太搭理她，她说，总归是曹家的人。生产队会组织人割稻田坎上的杂草，这样的农活女人一般不会去，都知道草丛中隐藏的不仅仅有野鸡还有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蛇。父亲大多时候呆在学校，母亲只能排在一群男人中间去割杂草。有一次，母亲左手抓住一把草，右手上的镰刀一使劲，她说，她感觉得到刀被“挡”了一下，再一看，左手的杂草里裹着半条蛇，吓得扔了镰刀就跑。那一天的工分曹大福只给母亲记了一半，母亲更不愿意理会范知青了。

    可能受了母亲的影响，以前看见叼着烟斗衣服斜批在肩上的曹大福，我也没好脸色，遇到他热情地问东问西，我总是淡淡地应付几句。倒是家里的两个哥哥，小时候和曹大福的几个儿子打成了一片，一起上学一起逃学。

    母亲说，曹大福来求过父亲，八十年代，他的知青老婆带上最小的儿子回城后一直不肯回来，他请父亲写一封信，说说家里没娘孩子的可怜，请范知青回来。母亲先是不肯的，她说，一报还一报，坏事做绝了，活该。但是，她看到曹大福身后跟着的两个留着鼻涕的孩子后，心软了，又对父亲说，那就试试，写得好一点，回不回来就看她自己了，娃可怜。

    我读初中后，母亲开始担心了，她会叮嘱两个哥哥，要保护好我。有一年的暑假，镇上邮局通知，有一封我的信。我还记得那个信取回来的下午，大哥刚要把信给我，被母亲一把夺去，“刺啦”一声就撕开了信封，那时我才读初一，还不知道捍卫自己的隐私权，只是好奇母亲怎么比我还着急。那封信不过是学校号召我们给云南麻栗坡的战士写信后的一封回信，母亲仔仔细细看过后才放心地交给我。她说，要好好学习，能走出去就好了。初中毕业那一年，有同学想要和我合伙在校外租一间房子便于晚上复习功课，母亲始终没有同意，她说，不安全。那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和话，多年后，我成为一个女孩的母亲后才深知其意。

    村里很多人家条件好起来后，开始修建新居。我家从外曾祖父就开始居住的房子虽然也经过了几次修葺不再破旧，但是母亲还是想重选地方新修房子。她说老屋后面是树林前面又是竹林，夏天一到总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窜出一条蛇来。母亲的话我信，我在家里也被蛇吓过。

    一个暑假的一天，天热得很，母亲把木楼上的粮食背上背上地翻晒。老家的老房正中那一间要预留一小间的面积出来当做一家人闲来无事时的休闲处，类似于现在的阳光房，那时叫“燕儿檐”，我就在燕儿檐下搭了桌子板凳写作业。好长的时间没下雨了，屋外的黄泥巴院坝干燥得走上去都烙脚，父亲栽种的美人蕉是开花了，但是都焉哒哒地耷拉下来。我边写作业边听母亲对父亲说，秋天打了谷子，价钱好就多卖一点，买台电视。我暗自高兴，这下再也不用去隔壁看电视了。心里想得美滋滋的，耳朵里忽然传来“啪”的一声响，很重的一声，那种东西从高空中摔下来的声音，很响亮，惊了我一跳。抬头一看，连声喊：妈，妈，蛇！边喊边站起来就跑到屋里去了。一条蛇，很大的一条蛇，从屋檐上掉了下来，直接摔在院坝里，估计也摔痛了，在地上不停地扭动，吓人。母亲脑袋伸出去看了一眼赶紧把眼睛闭上，喊着父亲，好大一条，快去把那个东西挑走。母亲平时连“蛇”这个字都不轻易说，好像一说就到眼前一样，她一说那个东西，家里都知道说的什么。父亲说，这条蛇肯定是在房背上撵老鼠，难怪先前听到瓦响。母亲就开始抱怨了，说父亲熏雄黄没熏够时间，随随便便地不当一回事。我也说，要是我恰好在院坝里，那条蛇恰好落到我身上，那还不把人吓死。父亲又说，房屋里有蛇老鼠才会少，不然楼上的粮食早就被老鼠祸害得不成样子了。最终，还是父亲拿了竹竿挑走了那条蛇。

    母亲还有一个意思，重新选了地方修房子一定要远离曹家，越远越好。新居选在了公路下的地里，和老屋隔了一片桑田，那片桑田也把曹家隔在了视野之外，母亲很满意，走路都轻快多了，那时，曹大福已经生了重病，据说是因为抽多了叶子烟，肺部出毛病了。

    但是，母亲没有高兴几天，曹家也开始选地准备修新房，一选就选在了公路上他家的地里，和我们的新家隔了一条不到六米的公路。母亲很生气，那时新居的地基已经夯实了。父亲安慰她，哪里用得着躲啊，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年代了。

    母亲给我聊起这些事，也是摇摇头，说，都是命

    新屋，我们帮母亲选了一间卧室，靠近前面的院坝，宽敞明亮。我们想把窗户留得大一些，屋里的光线好一些。母亲不同意，她还是要那种老式的可以装插销的窗户。夜晚，窗户一关，插上插销，拉好窗帘，外面的那个世界就与母亲无关了。

    时光的流逝最为公正，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七十年代过去了，八十年代过去了，千禧年来了，一年又一年，村里母亲那一辈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老年人。曹大福没等到搬新家就去世了，范知青也老了，爱整洁的她喜欢用黑色的发夹把耳边的短发别起来。她知道我母亲不喜欢他们一家人，很少跨过公路到家里来走走坐坐，看见我和哥哥们回家了，也只是站在自家的门前招呼一声。

    我不讨厌范知青，我们还能聊上一会儿。她也是那时的初中生，喜欢和我聊聊国家大事，还感慨，怎么也想不到，她一个城市里的女孩会在这个穷山沟里生活一辈子。她说，也怪你爸爸，要不是他写的那封信，我也不会再回来。我们也会聊到母亲，聊到母亲的病。母亲有风湿病，一到下雨，膝盖就疼得厉害，范知青也多次看见我们接母亲去城里看病，她告诉我，母亲是年轻时苦吃多了，湿气入骨，还是要祛除湿气，多喝几碗蛇肉汤就好了。

    哥哥们和曹家的几个儿子关系也不错，他们炖蛇肉时我也会跑去看热闹。

    曹家的院坝很宽，没有硬化，只是浅浅地铲平整了。院坝左边有棵樱桃树，树下有一个用石块垒起的灶，灶上吊了一口漆黑的鼎锅。据说，蛇肉不能在厨房的锅里炖，以防藏在屋顶的蜈蚣掉到炖蛇肉的锅里坏了一锅汤，院坝里的那口锅就是用来炖蛇肉的。我看过曹家二娃剥蛇皮，一条菜花蛇吊在树枝上，我还没看清楚，甚至没听到响声，曹二娃后退几步，一张蛇皮已经剥下来了，树枝上只剩下了一条白带子。我隔得远，又想看又害怕，上去几步又后退几步，始终没有靠近。蛇肉好像没有脂肪，炖出来的汤颜色雪白一点油花也没有。村里的人闻到香味了会有人拿来瓷碗，舀一碗回去全家都喝，蛇肉汤养人。有一次，大哥也舀了一碗，回家告诉母亲，这是鸡汤，野鸡。母亲看了看，摇了摇头，说，野鸡汤没那么白，快点端走，端远点。

    我也是在镇上读的小学，那是母亲读过书的地方，要走过母亲走过的桑田，小河，山谷。只是我不是一个人，同路的有哥哥，也有村里的其他同学。路上偶尔会碰到一条蛇，有时候是菜花蛇有时候是小青蛇，男孩子们会拿起棍子去打蛇，我远远地看着，有点害怕也不觉得十分害怕。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和母亲是同学多好，我们会一起上学，一起穿过那片水田，越过那条小河，走过那段山谷，我会拉住她的手，告诉她，不要怕。

    母亲出生于1950年，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满脸的皱纹，一头的白发，牙齿也掉了好几颗。一立夏，她第一件事依然是清除杂草熏雄黄，那时候的她脾气暴躁，父亲稍微慢一点她都会大声吼起来。即使是炎热的七月八月，母亲也会披一件外套，她说，总觉得后背冷飕飕的，就像有一条蛇随时在暗处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