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

老爸去世三年了，三年间，总想写点什么，但是坐下，心思翻腾，万千感慨，为老爸的一生，也为很多人的一生。只是在电脑上敲下“老爸”两个字，便再也写不下什么。大脑里思前想后了很多东西，老爸的一切浮现脑海，就是不成系统，不能成文。

我自来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我相信一切故去的人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们都是靠另一种我们不了解的存在方式存在着。我们相互之间并不能够交流，但是能够理解，我相信它存在着。很多次在睡梦中梦到老爸，都是梦到他活生生的在我的周围，嬉笑怒骂就如生前一样。所以，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的写他，老爸都会看到的。 老爸是纯粹的农民，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他以为自己是文化人。老爸喜欢文化人，琴棋书画都喜欢，会吹箫，一首“苏武牧羊”吹得有板有眼。不过，只听到老爸吹过这一曲，据说是跟爷爷学的。老爸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当春节，老爸总会为左邻右舍写春联，一张一张贴在门楣，帅气漂亮。我曾经下决心跟老爸练习毛笔字，但练不成，我写出来的字是那么难看，最后只得做罢。据老爸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一年，我们家是从沈阳跑回来的，只把伯父一家留在了那里。具体我们原来就是关东人，还是大早先是关内人去闯了关东，然后又跑回来的，老爸从来没有说清楚。他只是说，我们就是少数民族，我说有什么证据？老爸说，你看我们的小母脚趾头指甲都是两瓣的，这就是证据。我脱了鞋，举着脚看，还真是，我的小母脚趾头指甲真是两瓣的，两只脚都一样。这算什么证据？我不得而知。 总之，日本鬼子把爷爷经营的杂货铺砸了抢了，一家人在关外混不下去了，只能一副担子，挑着跑到了关内。后来老爸对我说，多亏了日本鬼子抢了我们的财产，要不给我们划一个地主富农小业主啥的，我们就被整惨了。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但是确实有一些道理。不过，虽然我们是贫农，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但老爸大小运动还是没有少挨整。 老爸十七岁就当会计。原来是生产队会计，后来去了公社，再后来是企业，基金会。会计就得接触财务，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四清运动，大小干部都得“上楼”过筛子，别说是有经济问题，就是没有的，也得被人拔下一层皮来。那时候的中国人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特别好斗，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人整人很是厉害。公正的说，那时候的干部不像现在的干部，逮住一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坏蛋。五几年还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还提倡无私奉献，很少有干部贪污腐化损公肥私，要说人人挨整，人人都是坏蛋，没有人相信。但是人心就是这样，善恶在人的心里各占百分之五十，在一定的环境下，恶的出来了，就全部反映的是恶的了。 老爸“上楼”的时候我还刚刚记事儿，懵懵懂懂记得“上楼”就是住在楼上，吃饭有人管。天天开会。记得那年冬天，大队给派来一个“贫协主席”，每天早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妈妈刚刚把火盆生着了放在屋地下，这家伙就进屋了，一边烤火一边劝妈妈帮助老爸交代问题。我们烦死了他，也记下了这个仇。到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来路上看到这位“贫协主席”的儿子在大街上欺负弟弟，当时我手里正拎着一把小镐，二话没有说，冲那小子就过去了，“贫协主席”的老婆见状，带着她儿子就往家里跑，随后“咣当”一下关上了大门。我无处泄愤，用小镐差一点将她家大门刨烂了。后来，“贫协主席”的老婆逢人便说，老肖家一群小子，就数老大混账！那年冬天快过年了，熙熙攘攘来了好几拨人，都是鬼鬼祟祟的样子，这个对妈妈说，某某交代了，你就告诉他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一起吃了一顿饭；另一个说，又有人承认了，你就告诉他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分了几斤鱼。就这样，妈妈利用给老爸送饭的机会，告诉老爸都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这样好跟“四清”工作队的口径一致。很快，爸爸回家来了，家里的一棵老榆树和三间东厢房被卖了进行“陪退”。当时我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对爸爸有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记得，老爸很少说话，并且开始喝酒了 记得我们家有很多旧字画，是爷爷当年靠了一根扁担挑回来的，老爸视为珍宝，只是每年春节几天，老爸从一个旧板柜里捧出来，一幅一幅地挂在正房屋的墙壁上。我记得，除了窗户一面，三面墙几乎挂满了。老爸称其为“晒画”。我只记得有明朝唐伯虎的画，有清朝刘庸的字，有纪昀为刘庸画的一幅画，其中刘庸罗着一个锅子背，在地上忙活着锯锅呢，其他的都记不得了。“晒画”期间，老爸洋洋自得，逐一欣赏，比过年吃肉还过瘾。我家的右山墙上挂着一个“扑腾腾儿”，我也不知道这个称呼对不对，就是按照老爸当年的叫法琢磨出来的。就是一个空竹子管儿，头儿上按了一个玻璃吹出来的葫芦形状的东西，玻璃极薄极薄，用嘴一吹，发出“扑腾扑腾儿”的声音。“晒画”的几天，老爸摘下“扑腾腾儿”，吹几下，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挂回去，我们想碰一下儿，门儿都没有。有一天我们兄弟几个放学在家，老爸老妈上班去了，我正在锅台上贴苞米面饼子，突然听到屋里“扑腾”一声脆响，跑到屋里一看，老爸的“扑腾腾儿”在两个弟弟手里捂着，上面漏了一个核头大小的窟窿。我大惊不已，急忙从弟弟手里接过来，爬上柜子，将窟窿朝里挂在了墙上。之后哥几个心照不宣的跑到院子里去了。那一年，是文革的头一年。 大概是我上五年级的时候，突然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兴奋不已，拎着书包跑回家，往炕的角落一扔，开始海边野地里疯玩儿去了。那时候老爸每天都很晚才回家，说是公社要开会，要等着接受最高指示。一天老爸回来后，和老妈神秘地交谈了一阵，然后将珍藏的字画从柜子里拿出来，随便竖着插在一个花篓里，急忙抬到堆放柴草的棚子里，用柴草盖好，才气喘吁吁地地回到屋里，见我还没有睡着，千叮咛万嘱咐对我说：“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挨批斗的。”我吓得一机灵。第二天，我们家的单瓶，帽筒，茶杯，反正是一切瓷器的家什，全部变成了红颜色，而且，都被老爸写上了最高指示。看着老爸漂亮的毛笔字，反倒觉得比原来那些花花草草好看得多了。至于那批字画，还是在文革最紧张的时候，被老爸塞在灶火坑里当柴火烧了，这让我一直耿耿于怀，肝儿疼不已。 老爸加入红卫兵组织了。那天，老爸左胳膊上带着一个红袖章，上面很醒目的“红卫兵”毛体字，很是威风。可是没过几天，老爸自动将红袖标摘了下去。原来，老爸被告知因为海外关系，被取消了红卫兵资格。这对爸爸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来，爷爷在沈阳经营杂货铺的时候，娶了一房大奶奶，生有一位姑姑；由于大奶奶没有生下儿子，爷爷又娶了一房奶奶，生下伯父、老爸和一位姑姑。问题就出在老爸那位同父异母的姐姐身上。老爸那位姐姐嫁给了一位在天津铁路工作的铁路工人，其身份是三青团团员，国民党党员。那个年代，国民党掌握政权，年轻人追求进步，加入组织，就和我们现在年轻人要求加入党团组织没有什么两样。我那姑父也是一位老实厚道的人，虽然在各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但一生默默，是一位好人。关键是我那姑姑生了一女，就是我的表姐。表姐嫁给的这位表姐夫，身份就有一份传奇了。据说，表姐夫东北人，家庭出身地主，刚解放那阵儿，东北对待地主的政策是“无情斗争坚决打击”，表姐夫的家人都被杀害了，只有他和弟弟跑了出来，幸免于难，流落内地。后来，兄弟两人也跑散了，哥哥和我表姐成了亲，弟弟一直下落不明，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才在台湾发来一封信寻找亲人。那时候海外关系这还了得，从此一家人备受折磨，吃尽了苦头，一直到了文革结束，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得见天光。老爸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而且多少年来，一直被党组织拒之门外。到后来，老爸也就失去了加入党组织的念头。 我们村里“停课闹革命”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吧，就又轰轰“复课闹革命”了，反正我们已经闹够了，玩够了，也向往了上课的日子，就想赶羊一般，在某个角落翻出了书包，纷纷上学去了。学校也成了军队编制，编成了“连、排、班”建制，当时我是“指导员”还是“副指导员”？记不清楚了。这一个时期，老爸已经到了公社当会计。给我的印象是老爸经常不在家，而是“出工”。“根治海河工程”，“八三工程”，反正不论是什么工程，老爸都去。那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得俩眼睛发蓝，见到屋里跑一只老鼠也想抓住吞进嘴里去。蛤蟆、螳螂、耗子、知了、蚂蚱……抓来就烧着吃，那天看到有人谴责中国人什么都吃，那一定是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儿的人。俗语说，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人饿急眼了，不吃就得饿死，你吃不吃？有一个段子说：“有翅膀的不吃飞机，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两条腿的不吃活人，一条腿的不吃铁钉”，一点不假。那时候，我们最盼望老爸回来，他回来了，就会带回他舍不得吃的馒头之类，让我们饱餐一顿。工地的馒头大，就像我们睡觉的小枕头一样。看到我们吃饱了，老爸就给我们讲故事，老爸的故事层出不穷，我记得的很多故事，全部来自老爸之口。老爸的记忆力极好，四大名著其中的章节和诗词歌赋，总是信手拈来。后来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具是受了老爸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时候，还偶尔的练习软笔书法，临摹的毛体《满江红》贴满老家的四壁，老爸总是看着合不拢口。但我知道，我的字只能贴在自己家里哄老爸欢喜罢了。开了门，让人笑掉大牙。 老爸喝酒。他欣赏李白喝酒的样子，欣赏古典名著里古人喝酒的样子，所以他也喝，他在寻找古人醉酒后的感觉。一天三顿，一顿三两，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来不间断。其实老爸酒量不高，就三两左右，是我们哥几个喝酒的零头儿。但是，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老爸从来不服输，一盅一盅和我们干。醉了，就开始骂人，骂贪官污吏，骂不平的世道，骂睏了就睡，睡醒了才上班。但是老爸从来敬佩老毛。后来我说，那个时候，你挨整，挨饿，吃不饱穿不暖，现在要啥有啥，到底儿哪个好。老爸醉眼迷离地说：还是毛主席好。有一次我下乡到我们乡，乡头头儿对我说，你老爸那天在酒桌上骂了我一顿，你得说说他。我说，是你大还是中央领导大。他说，那还用说，当然是中央领导大啦。我说，那你就别说了，骂你是官儿最小的，你不吃亏。这位头头儿大笑道，你和你爸一样！ 有人说我和老爸一样，这是我的自豪。老爸干了一辈子的会计，经手过数不清的钱财，但是我敢说，老爸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挨饿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家后院就堆放着生产队晾晒的白薯干，小山一样，装一袋子都没有人知道。那时候老妈吃野菜吃的浑身水肿，我们瘦得皮包骨头。老爸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你们谁也不能去后院，免得让人家怀疑。听了老爸的话，我们连后门都不敢开。这就是老爸。我还是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报社要单独建账，我们把老爸请来。老爸摊开我们新买来的账本，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记住，在账面上出现一分钱的贪污，都不可能逃过别人的眼睛。我不信，我说，那么多的人都贪污了，做账做得天衣无缝，谁看得到呀。老爸瞪了我一眼，说，天在看！我激灵了一下，没敢再接着说。 老爸真的成为“老爸”了。由于年龄大了，基金会垮掉的那一年，他退下来了。老爸干了一辈子国家干部的工作，也没有混到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退下来的那一年，老爸无所事事，他不玩牌不赌博，无节制地喝酒，没有黑夜白天的看书，然后就是睡觉。我记得老爸打电话要我给他买四大名著，我就把我的一本新的《三国演义》先拿给他看，隔一个星期我回家，见到书已经翻碎了。鉴于此，我便托朋友为老爸找了黄金海岸一处疗养院看房子的活儿。这样，老妈也能随着老爸住在那里。海边诸事还算方便，就是到了旅游淡季生活寂寞无聊，但这正合了老爸的性格脾气，他除了定期打扫疗养院的房间以外，就是去海边骑骑自行车，然后还是看书喝酒。有一次老妈打电话对我说，你爸身体越来越不好，很多事情已经记不住了，你们要劝他把酒忌了。借着给老爸检查身体的机会，我和医生做了一个套儿，谎称他的身体再喝酒就会不断恶化。老爸答应忌酒，回家后真的不喝酒了，也把抽烟降到了每两天一盒的限度。但是，一次老妈打电话告状说，你爸还是喝酒。我说不是不给他买酒了吗？老妈说，他不会偷着喝吗？老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萎缩，我们只能辞退了黄金海岸的活计，回家休养。 不久，老爸的前列腺患又出现了问题，最后不得不疏通手术。手术很成功，老爸高兴地像孩子一样，让我们推着轮椅在医院的走廊里来回遛弯儿。老爸自从由黄金海岸回来，和老妈住在三弟的食品厂里，老妈身体好，将近八十的年龄了，耳不聋眼不花，天天下车间干活。如果不让她进车间就跟打架一样。但是老爸的身体却每况日下，吃饭很少。有一次我们回家看望他，见他拿筷子夹菜都不稳了，他说要喝酒，老妈竞拿来了矿泉水，为他倒在酒杯里，老爸喝了一口，赞：好酒！ 有的时候，老爸会突然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城里。老爸说，你姓啥来着？我说，我是你儿子，老大。老爸摇摇头，然后喃喃自语一些杂乱的、和农村老家有关的人和事。我知道，老爸脑萎缩和他酗酒有关，在老爸的记忆，已经没有眼下，只是想到并不遥远的、他曾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家了。老爸住院的日子里，意识是模糊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是无意识的服从。两个月后，医生说，老爷子是并发症，已经不可能创造奇迹了。在老妈的坚持下，我们将老爸送到了老家，落叶归根。我们哥四个轮流陪伴，每天只是用注射器往胃里注入一些牛奶和水来维持生命。无论我们说什么，老爸都无动于衷。偶尔，我们握着老爸的手，他会稍稍用力一下，我们都会兴奋不已的喊：妈，我爸有知觉了！ 2011年8月2日，老爸终于像一盏灯一样，灯油耗尽，熄灭了，终年73岁。老爸去世后，我一直生活在自责里，恍惚觉得，如果我坚持老爸留在医院治疗，也许老爸就不会故去；如果我更早地让老爸忌酒，老爸就不会患上脑萎缩，如果……很多如果，让我后悔不已。前几天上麻姑节，看到老爸坟头已经是荒草萋萋了。点燃纸钱，我对老爸说：爸，我给你送钱来了，秋天凉了，您保重！下辈子，我还想做您的儿子，一个纯粹的农民的儿子。我知道，老爸听得到。 20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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