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记

                                                                  一

      已是正月，红色的对联和鞭炮声证实年还没结束，寒意仍未褪去。婆婆躺在炕上，声音微弱地说，给我沏点豆奶粉。我拿起杯子，先用温水把奶粉融开，摇了摇，又放些热水。温度能喝时，递给婆婆，她慢慢坐起来，小口啜饮着。我安静地看着她，

      去年十一月，婆婆说肠道不好，几次到县里的医院看，吃了西药吃中药也不见好。后来我带她去中医院让同学帮忙，同学找院长亲自给她做肠镜检查，还嘱咐两遍，这是我同学的亲人。

      肠镜室外，婆婆来回走动，很紧张，我不时地安慰她。我们对面是个躺在轮椅里戴帽子的老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有腰部挎着透明袋子里的液体，在窗子斜射进的光下，刺眼。一会儿，大夫叫婆婆进去检查，她拘谨地走进去，我扶着她，躺在床上，她蜷缩着身子，大夫让她往上点，她小心地挪了挪，瘦小的身子任凭大夫发落。我站在门外，把恐惧，担心，紧张，往大脑里塞了塞，口罩拉紧，思绪和整个身体被罩住，想和医院的气味隔开。婆婆做完后，院长说有一节肠道没看清楚。可没强调必须再做一次，最后按肠炎开药，说着注意事项。

      药吃到正月初五，一向勤快的婆婆什么都做不动，仍然不想吃饭。我们想带她到承德市附属医院看病。因疫情，要先做好核酸检测。那天是整个正月最冷的一天，八点，我们就到县医院的核酸检测点，人很多，队伍长而嘈杂，四周的雪被太阳反光后有些刺眼，我们在雪地里不停地搓手跺脚取暖，四周是枯黄的山野，我们的心收得很紧，不知婆婆的病情会怎么样。

      初六，我们在附属医院候诊，看病，检查，验血，忙完已是一点多，心电图要等下午两点才能做。于是，我们先去街上吃饭，今天是婆婆的生日。每次在家，我们都做很多好吃的，买个大蛋糕为她过生日，现在只能吃碗面，加个鸡蛋，我们努力营造气氛，让她开心一点。可婆婆吃了半碗面，就脸色凝重地说，不想吃，也不觉得香，我这病还能好吗，来回跑太麻烦，真不想治了，怎么就得病了呢。从不出门的她，二百多里的路程，已返往四次了。颠簸让她很疲惫，不停地叹气。

       下午，验血结果出来时，老铁拿着单子，再也没有了笑容，他的脸色，能拧出水来。单子上一项检测结果的正常值应在0----5的范围内，而婆婆的指标竟高达二百多。他偷偷和我说，结果不好。我天真地以为没出病理，那些都不可信。我夺过那张单子想把它撕了。可那是真实的，能改变吗？自从婆婆不舒服后，老铁就开始百度相关病情，也许他心里早就清楚，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晚上，老铁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转过身，和我商量陪床的事。我说你要上班，妹妹家里有两个孩子，还要跑出租，我没开学，应该陪床，不用担心。老铁沉重地说，很可能是结肠癌，哎，折腾好几天，也住不上院，你就辛苦些吧。

老铁转过头，偷偷抹把泪。

                                                       二

      正月初九，我们在附属医院等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能让婆婆临时休息，晚上我和小姑子也能住下，就在离医院不远找了家快捷酒店。

      四楼的房间不知多久没人入住了，雪白的地板还残存着夏季的虫尸。不知铺盖是不是也保留了夏季的霉味。就这样吧，人累时，管不了那么多，胡乱躺下，一会儿我就入眠了。半小时后，被仲春带来的灼热唤醒，满头是汗。我们正说着拉不拉窗帘的问题，突然被手机铃声终止，是姨妹打来的电话。

      姐，还在附属医院吗，我妈出事了，县医院不收，在送往市医院的路上。我问怎么回事？她急促地说，二舅家大哥开三轮车拉着大嫂，我妈和爸去串门，三轮车翻了，大嫂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没了，我妈重伤，我爸和大哥轻伤。我大脑顿时懵了，脑海里不断浮现姨妹讲述的场景。

      九点左右，二舅家大哥兴冲冲地，喊隔壁的老姨一起去串门。三轮车停在老姨家门口，老姨和老姨夫换了干净衣服，坐进三轮车，大嫂坐在副驾驶。这么多年，大哥大嫂过着夫唱妇随的小日子，虽无大富大贵，但很和睦。每次出门，大嫂都会嘱咐大哥，好好开，慢点。

      三轮车在弯弯的山路上，行驶速度较快，风驰电掣的感觉让大哥特别威风，带劲儿。可是，在一个拐角处，大哥没踩住刹车，突然失控，他急呼一声，车顺势冲到路下。大嫂没任何束缚，被甩出好远，又被车砸了一下，坐在车外沿的老姨压在车下，老姨夫和大哥摔了出去。

       我在宾馆的床上，再也躺不住了，估算着拉老姨的救护车快到了，就穿好衣服，下楼。我们到了那里，老姨刚被送进急诊室。姨妹在里面照顾。我们只能站在急诊室外，猜测着老姨的伤势。来住的人急匆匆地，彼此擦肩。这时老姨的大女儿，神色匆忙地走出来交费，我们赶紧上前搭话，保安不停地拦截，生怕我们闯进去。姨妹急促地说，大夫正在缝针，面部划开个大口子，看了县医院拍的片子，说没大碍，一会儿做CT，看看颅内是否出血，没出血的话，还得回县医院输液养伤，大夫说没床位。姨妹的眼睛肿胀着。
一会儿，老姨被推出来做CT。我急忙走上前抓住老姨的手，她脸肿的很高，眼睛也睁不开，吊瓶已被撤下，头部仍有血渗出。我喊，老姨，老姨，我是谁啊。她微弱地说，晓娥啊，又让你们惦记，咋都跑来了。我说，别着急，好好养着，没大事，皮外伤。看到老姨大脑清醒，语言表达明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推着老姨赶往CT室的路上，有个人凑到身边小声问，想做加急CT吗，先做先出结果，一百块钱就可以。我用眼睛斜睨着他，喊着，让让，急诊。那人无趣的离开了，老姨被几个妹夫抬上CT床。

      把老姨送回急诊室，知道她没什么大碍。我就陪老铁去三楼，取婆婆的检查结果。


                                                              三

      老铁把二维码伸进自助机的小窗下，羸弱的光线读懂了黑白相间的方形条码，凌乱的、密密匝匝的图案好像在诠释着什么，那语言也只有它能懂。屏幕上显示一行大字“正在出单，请稍候”，几秒钟，自助机开始响动，一张有CT结果的单子，轻飘飘落下来，轻的像树叶，像鸿毛，上面的每个字却承载着人的命运。

     我们急切地读着上面的每行字，揉了揉模糊的眼睛，看懂了字里行间的内容，结肠，肾上腺，肝部有阴影。老铁的目光有些呆滞，拿着单子径直走着。血液检验报告出来时，他已预感不好，但不能确定。CT单子已经确凿了病情。他差点撞在前面的门上，我提醒着，主治大夫在三楼。

      三楼很多人，他们坐在冰冷的座椅上，座椅像自助取单机一样，冷漠，无情，却尽职尽责。我们穿过人群，耳畔已听不到嘈杂的声音，脑海中一直盘旋着那一行致命的字。大夫拿过单子，语调沉重，住院，结肠切除，赶紧办住院手续吧。我扶着老铁趔趄的身子，几天的奔波，他消瘦了很多。

      我不停地安慰，咨询了几位医生朋友，这病做了手术就没事了，以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活到八十多岁都没问题。老铁抹了抹眼睛，没说话。

      我们一边下楼梯一边说话，我不停地看手机，看咨询朋友回复的消息，老铁走的比较快，把我撇在后面。我顺着楼梯一直往下走，走着走着，到了底层，找不到老铁。里面每条纵横的路，都是死胡同，每道门都上了锁。我来回转了几圈，仍没找到出口。这时，前面的门上出现两个字“太平”，我顿时惊了，倒退了几步，赶紧转身，心空空地，一身冷汗。四周静的出奇，冷嗖嗖得，大脑如同墙壁一样苍白，但有各种幻境，那些蒙着白布的人是并排还是上下床式的摆放，他们会不会像电影里演的坐起来等想法兀自冒着。赶紧拿起手机，带着哭腔给老铁打电话，接通后，眼泪止不住地流，可是他已到大门口。

发怔的我擦了擦眼泪，看着旁边楼梯，对，我是从那儿走下来的。我仔细看墙上的箭头，我小心地按标识方向走向上一层楼梯。

                                                               四

      晚上九点，老铁帮忙把住院用品送到电梯口。保安跟在身后，又重申一遍，只许一人陪床，陪床的要做两次核酸。电梯载着我们两人和一堆用品。笨重的电梯扭动着肢体，里面静的出奇，电梯上写着超重的斤数，数字在眼前晃动，我瞪着眼睛，二百多斤，很轻。心里想着，诺大的医院，生命显得无足轻重。
     
      胃肠科八层二十三床，我把婆婆安置好，分三次把物品运进病房。白色墙壁上悬挂的空调，使劲释放温暖，驱赶着残冬的寒冷，输液管里的嘀嗒声被病人们的喘息声吞没。婆婆静静地躺在白色床单上，进食很少的她，十分瘦弱，昔日里强壮的肢体逐渐枯萎，她眼睛微闭，一路的折腾，呼吸急促，我安慰着说，睡一会儿吧。病房里已住进五个人，婆婆是第六个，正好住满。

      婆婆的床位临近窗子，八楼的阳光充足，高层的玻璃把寒冷挡在窗外，余温在床上徘徊，婆婆沐浴着阳光，房间内的空调让她有些燥热。因高血压她一直吃阿斯匹林，需停药一周才能手术。每天的等待，与房间内日渐升高的温度，让人急躁。我们在楼道内散步，从一头到另一头八百步，尽头的楼梯口有一道上锁的门，防止疫情期间人员接触，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道门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分开，里面是病人和陪护人员无处释放的情绪，外面是阳光普照的远方，远到近在咫尺却无法触及。我把脚步调整成和婆婆一致的小碎步，慢慢挪动着，尽量不产生噪音，不干扰别人。光有时落在身上，有时逃的好远。我们不停减少衣服，来迎合白色环境中的暖意。

      婆婆喝着清淡的鸡汤，她小心地吞着没有味道的汤食，这是专门为病人定做的饭。病房里每个人都努力和疾病作斗争。旁边床上是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住院四个月了，因糖尿病伤口不好愈合，他又不停地抓挠，所以一直不能痊愈。他不时地劝说婆婆，病人就这样，急不得，慢慢就适应了。我也和婆婆说，要坚强，有和疾病作斗争的心态，从气势上吓倒它，再积极配合治疗。婆婆抬头环顾病房里每个病歪歪的人，目光流露出坚定与自信。

      手术终是折磨人的，婆婆明显虚弱很多，因为手术前后不许吃东西，只有输液管里粘稠的营养液在血管里流动，供养身体的每个器官，为了多吸收一些葡萄糖，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在她胳膊上通一条粗管，每天四袋营养液通过管壁吞咽着。

      做完手术已是住院的第八天，小姑子接替了我。

                                                                      五

     小姑子说，大夫通知还有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我们做着婆婆出院的各种准备。

      凌晨五点多，天色刚见白，几天困乏的我正睡得香，朦胧中听到老铁急声喊，起床，军子出事了。军子是我小姑子的老公。

     我们开车，在弯曲的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才到小姑子家。走进院子，已是六点半。静悄悄的小院，被雾气笼罩，很压抑。门半掩着，掀开门帘，一股煤烟味直窜鼻孔。这时二叔从屋里走出来，说他们刚走，送半壁山医院了。老铁立刻打电话，知道他们又在去往遵化的路上，于是，我们继续出发。

     老铁情绪还没调整好，母亲住院，奔波，焦虑，恐惧，担心，失眠。今天本想去修车内的风扇，开冷风，冒出的是热气，风扇坏了。然后周日休息一天，周一接婆婆出院。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天阴沉，挤着雨点，雨刷笨拙地扭动，恍若在提醒我们，别慌。导航不停地说，本路段八十脉，当前车速一百，前方拍照。老铁调整着车速。突然用手拍方向盘说，坏了，今天单号车限行。

     停车场爆满，我先下车，扫码，查看行程卡，直奔急诊室。里面的床位满满的，我问护士，刚有个中毒的病人在哪儿。她说，在里边。我拨开一个又一个围帘，在最后的床位，看到军子。

      他躺在那儿，鼻孔和臂弯分别插着输氧和输液的管子。脸色蜡黄，嘴唇干的爆了一层皮，边上有吐痕。他已无力移动自己失去感觉的躯体，大声叫他，眼睛“努力”才能睁开，然后又无力地合上。我扶住输液的胳膊，用湿巾擦拭他嘴角的污垢。大夫走过来，说做核酸，棉签插进他鼻孔时，他眼角渗出几滴泪。一会儿又抽动脉血，这时四肢已有知觉，身子不停扭动。我说别动，抽血呢。他听懂了，安静下来了。这时护士大声说让开，让开。又一位病人推进来，身上很多青紫和栽倒的土渍。此时凌晨八点多，急诊室的病人已满。

       军子做CT时，他爸无奈地说，早上五点多，见那屋灯亮着，以为出车，没理会。一会儿我手机响了，军子媳妇说那爷俩咋谁都不接电话呢，咋回事啊。我到他们的屋子，叫谁谁不应，军子胳膊腿发硬。他哽咽了一下，继续说，军子媳妇的电话太及时了，不然人真没命了，这日子咋过啊，我多添几块煤球干啥。

      我一边给小姑子汇报平安，一边推着军子走进高压氧舱。她早上急得没吃饭，现在头晕，我不停安慰着。

长条椅上，十几人的“呼哧”声充满房间。那些人的目光扫过来，落在我们身上。有人说，煤球熏的吧，吸氧的都是。我说是啊，他是幸运的，保住命了。那人又说，我们村，大队发的煤球；我妹她们村，规定必须买煤球；听说别的省禁烧。大家都不作声。

       舱门关上了，需两个小时。每个人都恢复了原样，他们斜靠着椅背，咳嗽的，发困的，憋的难受大口吸氧的。

我走出氧舱，躲进车内，玻璃已被雨水洗净，我望着窗外，雨越下越大，拉伸着我的记忆。


                                                                 六
   
      九年前，母亲在电话里和我哭诉，四岁的孙子发烧眼睛就会发直，昏厥，那是老吴家的根，可不能出事啊，不然怎么对得起你去世的父亲。母亲在电话那头早已泣不成声，自从父亲去世，我便挑起了家里大小事情。

      同学帮忙联系了北京一家儿童医院的癫痫科。

母亲带着孙子从百里之外赶到我家，我帮他洗澡换好干净衣服。不停地嘱咐着，拉紧大姑的手，别理陌生人，一定要听话，走丢了就永远找不到妈妈了。大侄儿瞪着懵懂的大眼睛，一脸茫然地点头。

      凌晨五点，夜色还未完全褪去，寒冷打着衣襟，我和大侄儿已在公交站排队。去北京的人很多，我们在人群中那么渺小。我不停地默念，望京西下车，跟着人群去地铁站，坐十三号线换乘三次，再东十四条下车，往东步行五百米就到了。我把路线复制到手机记事本中。手机在我的手心中被攥地出汗。那是我第一次坐公交，赶地铁，只身前往北京，内心充盈着七上八下的慌乱。

      车缓慢的行驶着，和我的心情刚好相反，两个小时后，到达望京西。我拉着大侄儿，手机一会儿放进口袋，一会儿拿出来看看地址，心里想，千万别走错。拿出来，放进去，来回有四五次，突然“啪”一声，手机掉在地上，我心里一惊，出一身汗，蹲下身捡起来，一看屏碎了。还好，同学有旧手机帮我救急。

      陌生的大城市，陌生的面孔，拥挤的人群，我领着大侄儿楼上楼下穿梭，不敢有一丝马虎，生怕把老吴家的根弄丢。脑电图，脑CT，买药，复查，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奔波着，直到大侄儿康复。所以，医院于我并不生孰，甚至心里早已产生对生命的敬畏。

      窗外的雨，让初春的万物已经散发出暖意，沾在行人的发梢，肩头，偶有零星的雨丝透过缝隙，落在我身上。

                                                              七

      婆婆出院了，我们举家出动，开车二百多里接她。不善言谈的公公高兴地嘴停不下来，他已经一个月没见到婆婆了，我看见他眼里泛光，还不时用手擦拭。

      我们刚走进医院大门，看见小姑子搀扶婆婆老远站着。在房间里闷了一个月，婆婆脸色苍白，但精神很好。她强装笑颜地说，太想家了，昨晚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只鸡还活着吗？狗没忘了喂吧。眼睛看着公公，自己好好做饭吃吗？眼神露出怜惜之情。公公是被婆婆伺候惯了的。

      院里的狗听见大门响动，“汪汪汪“”地叫着，直到看清是自己的主人，才停下来，低头在地上拱着，尾巴摇来摇去，不时发出哼唧的声音，撒起娇来。婆婆见鸡在地上溜达，用手摸摸杏树刚长出的芽苞，喃喃地说，要开花喽。一只在院里觅食的喜鹊，赶紧逃到院墙上，一只眼睛斜睨着，身子在风中晃动了一下，看着每个熟悉的身影，它放下防备，不再怀疑和恐惧，停留一会，鼓着肚皮打了个弧形的旋飞走了，还不时地回头致意，喳喳地叫声特别清脆。火炕早被公公烧热。他起身又去钩了钩炉火，一家人井然有序地忙着自己的事情。

      婆婆躺在温暖的土炕上，她不懂化疗是什么意思，更不知化疗有多难受。我们告诉她，以后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