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与重现

　　
　　剑鸿
　　僵硬的记忆，等待一场拥抱。那样它就会在时光的沉埋中醒转，看见一群奔跑的少年，一个瘦小的老妇在梧桐树下守着卖小菜的摊子。他们是静止的，模糊的，沉淀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多年后的某个时刻，会让人痛。苏醒的记忆，定格在赣江边一个叫荷蒲的小镇附近，说得确切些，是一条1公里左右的老街，它向田野延伸的部分，连接着一个约100亩的中学校园，包括一个叫唐家寨的村子，一片茂密的树林，一些在岁月无声流淌里逐渐模糊的脸孔。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像七彩缎，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我踏着校园广播的旋律，用调羹敲着搪瓷碗，跑在汹涌的人群里。生活怎么看都像一场赛跑，而不是一团麻，更不像一幅画。挂在食堂门廊上的铁块被朱和孙用榔头急促敲响时，就到了下课吃饭的时间，校园广播也随之响起。广播安装在三层教学楼的一角，高亢嘹亮的歌声，越过低矮的瓦房，穿透单薄的屋瓦和墙壁，扩散到校园每一个角落，甚至飘散到很远的地方，抵达空旷田野的深处。有几次体育课，我们远远跑到稻田里去徜徉少年思绪，几乎忘了还要返回学校，是广播将我们召回。那种渺远而悠扬的歌声，现在似乎还能听到。
　　朱和孙是学校的敲钟人兼理发师，小眼睛，方脸膛，总是嬉皮笑脸。在我看来，他很不合格，理发既没水平，敲钟也很无赖。刚进荷蒲中学的时候，朱和孙在校园的冰棒厂做事，冰棒厂有半个教室那么大，夹在一排平房中间，左边是年轻教师的宿舍，右边是女生寝室。热天里，学校会给我们发些冰棒票。我喜欢和生活委员任连刚一起，踩着飘落的梧桐叶去领冰棒，从潮湿凉爽的冰棒厂走出来，梧桐树下的阳光芬芳、温馨。后来冰棒厂关掉了，朱和孙改行做了敲钟人和理发师。他给我们理发时，总是一手按着我们的脑壳，一手用理发剪剪头发，不停和我们聊天。他说他会算命，说这个同学耳朵大得像刘备，以后会当官；说那个同学头上有两个旋，以后会发财。有一次，我也要他算了一回，他说我今后有福气，能娶到一个好老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鼻子长得正。尽管都是好话，但我们还是嫌他第四节课的下课铃敲得太晚，背地里叫他癞痢和孙。他头上有几块疮疤。
　　随着朱和孙敲响的铃声，人群像放开闸门的洪水，从每一间教室涌出，沿着一条斜斜的坡路，迅速而均匀地倾泻到校园中央的空地。空地上有两排梧桐树，每棵树下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这是我们的露天食堂，北面是一栋三层的教师宿舍，东面是经常冒出滚滚浓烟的厨房，西面是男生宿舍，宿舍后面是操场和三颗大樟树。每个班由两到三个值日生从食堂抬出饭桶，提一个铝制菜桶，负责给班上的同学打饭打菜。饭桶和菜桶上都用红漆标明了班级。这种特有的制度，无形中成为测试性格和友谊深浅的隐秘仪器。打饭的饭筒和舀菜的勺子必须掌握力度和分寸，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饭菜可吃。太松了，排在后面的人饭菜不够，太紧了，前面的人会说值日生私心太重。轮到任连刚值日，对和他关系好的人，饭菜总是多些。他喜欢吃肥肉，勺子经常绕过那些大块的肥肉，貌似不经意，但排队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冒火，寻思着哪天自己值日也给他来这一手。有一次，学校吃红烧肉，任连刚一心只顾菜桶里的肉，结果一粒饭也不剩，他端着一碗肥肉，踢出一脚，饭桶侧翻，滚出老远。
　　下雨天，用餐地点会转移到教室前的走廊。除此之外，我们一般围着空地上的梧桐树吃完饭，然后洗碗回教室。学校的饭菜质量特别不好，多年之后，这仍然是我们的共识。饭是用木甑蒸的，干巴坚硬，里面经常混着米虫和老鼠屎。菜的种类也不多，每星期吃一次红烧肉，萝卜干和榨菜丝出现的频率最高，有时连吃一个礼拜，让人一闻到就倒胃口。水煮白菜半点油腥也看不到，老远就有一股猪食般的焦糊味和菜腥味，菜里经常发现头发、木屑之类，还有人发现过油盐虫、蚯蚓，某个班级居然在菜桶里舀出一只死老鼠，成为震惊全校的恐怖事件。换在今天，这种事情可能会成为新闻热点，但对我们来说，只是留下一些感慨而已。饭后的空地上，到处倾倒的米饭和菜，被鞋底踩踏得粘滑，污秽，散发着馊臭味。有附近的村民，专门挑着潲桶跑到校园来捡拾剩饭剩菜，一桶一桶地挑去喂猪。遇到这种情形，我经常端着白饭走到水龙头前，放一些水，扒完了事。我由此害上了胃病，也总是希望父亲多给些零花钱，希望那个卖菜的老婆子常来。
　　买小菜的老婆子是周建军的奶奶。周建军坐在我的后排，他家就在校园后一个叫沂上的村子里，走读，每天跑来跑去，很少听他说起他的奶奶。到了吃饭的钟点，老人会挑着两个装满清水豆腐的塑料桶准时到达校园门口。我们匆忙地打好饭，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向小摊子，围着老人争着递钱递碗。老人一手接钱放在旁边的角箩里，一手拿铁勺一勺一勺地向收好钱的碗里舀豆腐。豆腐汤里虽然没有肉，但飘着油点和葱花，倒在搪瓷碗里，饭也香甜，不消几口，就全部进了胃。现在想来，正是这个不起眼的老人，在初中的三年里，为身体提供了一些必须的营养，让我们像葡萄一样饱满，串高。这个老人有时还提着一篮子猪油饼来卖，或者挑着箩筐到校园里扫梧桐叶。即将毕业的那年秋天，我见她挑着两担梧桐叶蹒跚走出校门，就再没见过她，几天后，我们听到后面的村子里传来唢呐声，第二天周建军的胳膊上戴上了黑纱。
　　端着饭碗走向教室或者寝室的人，一定带了菜罐。周爱生是独生子，带菜的时候多，我和他同桌又同铺，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我们简直好到了穿一条裤子。曾贤军的姐姐在镇上银行工作，经常骑着一辆轻便自行车来给他送菜，亲热慈爱得像他的母亲。有一阵子，我对有姐姐的人艳羡不已。他们罐子里的菜，总有我的份，吃到不好意思时，我也会向母亲诉说学校伙食差到了什么什么程度。在某个星期天的下午，母亲就会煎好一碗小鱼干，或者炒一盘肥肉萝卜干，用罐子装好让我带到学校，我借此也在众同学间慷慨一回，算是友谊的回报。那时我以为纯洁的友谊可以长达一辈子。但初中毕业后，曾贤军就到随着他父亲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联系。周爱生和我一起在县城工作，各自忙的时候多，偶尔聚一聚，喝点啤酒胡扯一通，喝到眼睛发红时，也会说起荷蒲中学，说起那个卖小菜的老人，还有用搪瓷碗抢水的经历，然后哈哈大笑。
　　我用过的搪瓷碗，是家里唯一容量较大且经久耐用的器皿，也是我考取初中时父母颁发的奖品。事实证明，这只搪瓷碗在初中三年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是表面搪瓷脱落干净，最终沦为家里的鸭食盆。我对初中时代的抢水场面记忆犹新。教师食堂后本来装有一排水龙头，但多数锈死，或者坏掉，水池边沿长满滑腻的青苔，我们需要水的时候，龙头里拧不出一点水，不需要的时候，却滔滔不绝，像一个个喷泉。因此，食堂前面两个水龙头成为全校学生唯一的洗碗处。饭后半小时之内，很多人蜂拥到这里，争抢局面不可避免地发生，无序、喧闹、叫嚷、混乱，夹着着争吵和叫骂，有时还出现碗影翻飞，乒乓作响的打斗场景。多年后的今天，我还相信，这些场景在很多人心里印象深刻。这孕育了我们对胜利的崇拜，人的品行和个性在三尺水池边集中呈现，刚强、孱弱、退缩、谦让，还有手腕的力量、选择角度的智慧、对有利地形的占据。
　　只在一种情况下，我会保持一种优雅的风度，不去参与混乱的争抢，就是校园广播站那个女孩在场的时候。她是三班的文艺委员，母亲在乡政府工作，住在学校的广播室里，负责播诵广播稿，声音清润，普通话标准，穿很少人穿的连衣裙，干净，优雅，轻盈，如一枝清水中的芙蓉。每次和她面碰面走过，我心里都会泛起莫名其妙的感觉，如水面吹过涟漪。三班的音乐课，刚好是我们班的体育课。听着她领唱电视剧《乙未豪客传奇》、《雪山飞狐》、《封神榜》里的插曲，我的神思经常飞到老远。那些恬静、单纯、简洁的念想，培育了我对女性美的欣赏和敬慕。人生也许真的有着某种预设，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她会成为我的妻子。
　　我们有两个共同的老师，一个教政治，带一副老花眼睛，上课的时候，毫无表情，右手端着书本，手臂伸得笔直，一字一句从头念到尾，声音干涩悠缓，像夏天风扇转动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他上课的时候，多数人会走神，有人说悄悄话，有人传纸条，也有人偷看武侠小说，他也不管，抬着头念，念完下课，他因此获得一个闻名全校的绰号——走神老头。还有一个老师，教生物的，桃核脸，喜欢骂人，谁回答不出他的提问，他就说：这个同学，在家里一定吃多了“锅蓝皮”（锅巴），要不然，脸皮不会这么厚。有一次，我回答出了他的问题，以为他会表扬我，但他只是叫我坐下，说，这位同学吃的“锅蓝皮”比较少。于是，我们都知道吃多了“锅蓝皮”会变得脸皮厚。有些女同学被批评了，下课后就扑在桌子上呜呜地哭。
　　
　　我的政治和生物两科成绩都不错，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并不是成绩最好的。最好的是阮鹤，他父亲是干部，母亲是教师。开学第一天，他母亲就来到我们的寝室，为他铺床叠被，告诉他鞋子怎么放，衣服怎么摆，还借来装订机在他的床头订上几张报纸。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母亲正在乡下的地里劳动。后来，我和阮鹤成了好朋友，我一直试图努力去赶超他，赶超他的成绩，也赶超他的生活，我逐渐成为一个人生的赶路人。再后来，阮鹤被保送到县城中学，之后又考上了上海的某所名牌大学。我知道有些事物永远也赶超不了，必须踏实坦然地去面对。学校要交钱时，父亲总说，你要好好读书，莫要浪费了钱。有一年开学在即，但家里的花生还没卖出去，交不出学费。为此，我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和两袋子花生来到县城，在喧闹的街道守了半天，终于遇到一个买主，她说要是花生米就好，价钱高一点也没关系。于是我和母亲一起坐在街头开始埋头剥花生。看着眼前晃动着的各式各样的脚，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当我带着钱报好了名，捧着新发的书本时，心中莫名涌上一股感觉，鼻子发酸。
　　校园生活并不像大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枯燥。它像一个魔盒，经由我们的手自由打开，会释放出许多属于那个时期特有的快乐、忧伤，还有阳光。
　　阳光洒满油菜花上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些东西会悄悄发芽，向往田野，向往外面的世界。有两个地方最吸引我们。一个是小镇老街。一个是唐家寨的树林。中午吃过饭，我们一起跑到小镇上，买作业本或者圆珠笔都只是借口，这些东西学校的小卖部都有，真正的目的是看世界。当然，也想看看我们的师母，师母是语文老师的妻子，在镇里的供销社工作。我们走进供销社，售货员穿着时髦的衣服坐在柜台后面打毛线，却不是师母。玻璃货柜里摆着琳琅满目的各种东西，我们一个一个地仔细看过去，连环画、糖果、费翔的磁带，各种式样的钢笔。阳光在我们背后形成一道神秘的界限，寂静地照着宽大的门廊，门外走过各种身影，骑自行车的，挑担的，推小车的，提菜篮的，像一个个幻影。他们经过铁匠社、粮站、菜市场，镇子外面的码头和许多条小路。师母有时来到学校，和语文老师手牵手地走在校园里，他们的双胞胎儿子跑在前面，我走过他们的时候，闻到师母身上的香水味，看着他们脸上带着微笑，安详、娴静、灿烂。我忽然感到，那是人生。
　　校园前面有一个村子，叫唐家寨。但村子里并没有姓唐的，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深处掩着十几户人家。晚饭过后，我们卷着书本到林子里，有时一个人默读默记，有时候几个同学相互问答。更多的时间是在树林里游走漫步。如果灌木丛中突然跑出一只野鸡或野兔，漫步就演化为一场追逐。那时电视里正播着《雪山飞狐》。胡斐和袁紫衣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很多人在晚自习时偷偷跑到唐家寨去看电视。任连刚是去得最多的一个。有一天正是化学老师李院儿值班，他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常叫我去他宿舍批改作业。他的房间里亮着粉红色的氖灯，几个年轻老师和他一起聊天，说一些抱怨和气愤的话，我在旁边听着，虽然不太懂，但知道抱怨的态度不适合最好的人生，只会让自己受伤。我虽是化学课代表，那晚也跑了出去，刚好碰上胡一刀和苗人凤大战。回来的路上，任连刚一直说胡一刀死得太冤，还悄悄告诉我已经和一班的一个男生约好：星期五中午到唐家寨单挑。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抢篮球。我说事闹大了会被开除的。他说开除就开除，实在咽不下一口气。回到寝室的时候，已经很晚，月光明亮。
　　寝室是由教室改造的，十几张木床排成一排，地上凹凸不平，松土上的洞里常有老鼠出没。一天晚上，有人翻开被褥时，大叫一声，说是有蛇，于是，恐怖氛围迅速而无形地扩散，有人拿着手电筒搜寻了半夜，并没有找到蛇的踪影，我们在惊惧中度过了一晚，房梁上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一夜没关。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完全忘了这件事。晚自习后，依旧在木板床上大闹天宫，睡在上铺的人翻跟斗，扳手腕，练鲤鱼打挺，睡在下铺的就用脚踹木板，叫他们轻一点。住在隔墙的工友被吵得睡不着，就使劲捶我们的门，说，流氓，流氓也有睡觉的时候。“噗”，不知是谁，用嘴巴放了个“响屁”，大家哄堂大笑。任连刚约定比武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寝室里集体讨论比武事项，有人说算了算了，有人说那个家伙太嚣张了，要教训教训，也有人呼呼大睡。第二天中午吃完午饭，任连刚真得和那人手拉手来到唐家寨的一块空地，脱下衣服就扭打在一起，全校几百个学生随着他们一起走出校外，正当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知哪个叫来了老师和校长，将他们拉开。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任连刚回到寝室时浑身是汗。
　　直到现在，我还对校园的冬天怀着深深的恐惧。生满冻疮的手脚经常痒得无处可放，每天早晚洗脸刷牙还要经受冷水的煎熬。寝室里有几块玻璃坏了，冷风直吹我的头顶，我专门从家里拿了几块油布，花了一个下午才堵住。1991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雪，气温低到零下八九度，很多桔树被冻死。冰雪融化的那几天，教室像一个冰窖，我坐在门口，门缝中吹进来的冷风灌进裤管，双脚完全失去知觉。下课和大家一起挤墙角，不知哪个家伙一脚踩在右脚的冻疮上，连皮带肉掉下一大块，溃烂的疮口直到第二年开春才弥合。随着中考的即将到来，我们开始进入一种更为沉寂的状态。对于我们来说，学习，也许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不在成绩单上前进，就会滑向广袤幽深的田野，没有退路。
　　时光真快，当汽车载着我们一路颠簸，到几十里之外的另一所中学参加中考时，时令已是夏天，空气中躲着无形的火。那几天里，每一场考试过后，都感觉肩上卸下了一个担子，天气多了一层凉爽。很多人考完后，总有大人围着送东西，问这问那。而我知道自己的父母不可能老远跑过来，也不愿意被人追问考试情况，所以也没去指望。对于那次考试，我唯一的记忆就是作文题目《当五星红旗在我心中升起》。当时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已完全忘记。但我还记得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中升起的，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渴望。
　　考试结束的那天，学校没有安排统一回家，我和几个同学中途分手，各自走向自己的村庄。天色向晚，田野变得幽暗，风雨突来，我在风雨之中推开家门，已是晚上八点。我们就这样被时光吹散，没有拥抱，没有握手，也没有留言。多年以后，当我心血来潮，和妻子从城市返乡，再度回到校园的时候，物是人非，那些消逝多年的事件和面孔，仿佛就漂浮在熟悉的背景里，鲜活地重现。眼前的一切，成为心灵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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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帖最后由 剑鸿 于 2013-12-29 16: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