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脚三哥——一个农民的生存史

三哥又做了新屋。新屋矗立在村子东边的腰头上，紧邻着绿油油的菜地和庄稼。装修一新的三层小楼，琉璃瓦，瓷砖墙，屋内的设施、家什、物件等，大都由儿子、媳妇从网上邮购而来，与城里人家没什么两样。
在乡下，这样的新屋多起来了，人们也是见怪不怪。但是，三哥的新屋做起来，村里人却说，三哥真有福气，儿子也够争气，要不是天照应，怎么能做出这么华丽的新屋来！
我也曾经这样想。我的先祖，我的父亲母亲，如果真的在天有灵，他们或许意想不到，三哥也能有超出他们想象的今天吧？

1
我回故乡为三哥和侄子贺喜，进村却直奔了老屋。那是一间长不过二丈七，宽不过一丈二，梁木结构的老古董。老屋历经二百余年风霜，如今早已人去楼空，屋顶的青瓦渐渐零落，所有的梁栋皆在腐朽，屋内所见一片荒废，破败，行将坍塌不在了。
永远记得在老屋里度过的时光。接生婆把我们兄弟六人一个一个从母亲的肚子里抱出来，我们兄弟便在这里与贫苦相伴。抱养的姐姐叫秋香，也是我们中的一员。60——70年代，我们一天一天大起来，这间老屋就显得太小了，连睡觉的地方都难安顿，父亲就亲手打制了一张新木床，在前厅搭一个铺，带着弟弟们睡在厅堂里，母亲则用那张从祖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老木床，带着姐姐睡在后屋，我则随哥哥们爬梯子，在楼板上铺一层稻草，睡在草席上。那些年，我们全家九口人，一起吃糠咽菜，心里盼望着日子好起来，富起来，但是，富起来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母亲更是盼望做一间屋，好让儿子们有地方住。然而，日子还是一年一年地穷着。当父亲从分宜县买来34根旧房料，搭成木排，顺着袁河运回家里，准备起屋时，家又被抄了，旧房料也被没收了，母亲做一间屋的愿望，到底还是落空了。
常常想，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朝着希望而去，却又总是陷在贫穷里打转转。记得父亲隐约说过，我的先祖给后人取名排辈，八代上下的排序为：“元亨和贞，富贵长远。”可见，先祖多么期望后人们能够富贵发达，悠悠长远。然而，现实总是那么违背人意。先前，不知是我的天祖还是高祖，他们似乎是富过一阵的，传说有数十上百亩土地。然而，有一年秋天，地里的稻子刚刚割下来，突然一阵瓢泼大雨，把割下的稻子都浇透了。第二天，太阳出来了，稻子刚要晒干，准备抢收时，却又是一阵雨。如此反复多日，稻子便在地里发芽。为了减少损失，祖上命人乘短暂的天晴时间抢收稻谷，不想，泥泞的田塍小路寸步难行，有人将稻子铺垫在小路上，以方便行走，而辛勤的农人一脚脚踩在稻子上，却看见稻子里渗出一滩滩“血”来。人们被“血”吓倒了，害怕触怒了米谷精，自此再没有人敢去收稻，以致颗粒无收，家道于一夜间便败落了。我的曾祖父好像也是奋斗过的，民国初时的1920年，曾祖钢贞曾做过广东潮梅善后处洪兆麟任命的参议官，可惜此后不知所终，而且尸骨无存，有功还是有过，终是无从稽考。至于祖父以下，我们三代都熬过了无数的苦日子。祖父名学富，可是没有富起来。祖父说过，他是依靠家里的“布业工会”，即祖母、姑姑、以及做童养媳的母亲，每天不停地手工织布，布卖出去才有几粒米下锅，一朝卖不出，便只有野菜充饥。父亲名才贵，也终是没有贵。他去学了木匠，也去学了篾匠。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把斧头、篾刀挂起来，做了乡里的农会主席。合作社时，父亲自学珠算，自此做了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大队的会计。兢兢业业大半生，家里还是既不能富，也不能贵。
通观祖、父以降，我家祖、父二代，似乎都辜负了祖先“富贵长远”的期望。
诸君，不要误会哦，我这不是暗示三哥发达了，富贵了。他始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是想说，我们兄弟六人中，三哥自身的条件是最差的。讲真，小时候，我和三哥形影不离，我也不曾看出，三哥能把日子过得怎么样。

2

三哥原是其貌不扬。村里的人说，他既不怎么像我父亲，也不怎么像我母亲，倒是像极了祖父。祖父1950年就不在了，三哥生于1957年，祖父长什么样，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仔细端详，三哥的颧骨有点高，皮肤有点黑，下巴有点尖，背还有点驼，最要命的，他那天生的一双平板脚，走路都不怎么稳。
三哥的脑筋也不够灵光。启蒙时，我们在众厅（祠堂）里上小学。周末，众厅里空寂无人，我一个人进去玩，见土砖砌成的老师办公室放了许多粉笔。三哥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进去拿几支粉笔呗。三哥也不过过脑，蹭蹭蹭就爬过墙去，拿起一盒粉笔就往门缝外塞，左塞右塞，怎么也塞不出。他的脑子也不知道急转弯，还是要翻过来、倒过去塞。突然，一位女老师来了，大声喊：“捉贼”，众厅里便围了很多人，羞得三哥不知所措。
三哥从小不太会读书，成绩总是倒数，而且还有些吝啬小气。别人玩东西，玩过就丢弃了，他却收藏起来，教别人羡慕不已，却又不许别人碰。他有一个小“宝盒”，都是些铜坨坨铁坨坨、美丽好看的鹅卵石、带花芯的玻璃珠子、古代明钱、铜壳子……文革那些年，他喜欢收藏伟人的像章，金属的、瓷质的都有。他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裹它们，藏匿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有一次，他把那些像章拿给我看，我想要一块，他硬是不肯。那时，我把他视作顽固的小心眼。
不过，三哥也有一些奇怪的能力。父亲一心忙于大队会计上的事，早年的木工斧头、凿子、刨子，早已弃之不用，三哥却拿起来乱劈、乱凿、乱刨，居然能制作一些鸟笼之类的东西。他也没接触过电工，家里的电灯坏了，他竟敢查保险，拆电线、捏弄电灯头，且往往能让电灯亮起来。
1968年冬，大哥当兵去了。咚咚锵锵的锣鼓将大哥送去了广西。同年冬天，二哥疯了。二哥在地里锄着油菜，忽然就失态，其它世事都不知，只知道拔头发，吹头发，一边吹一边喊：“猪鬃！狗鬃！”父亲送他去了长沙的精神病院治疗。自此，三哥便成了家里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那时他不足十二岁，却接管了家里一切的粗活重活——井上挑水，山里砍柴……自留地里的瓜果熟了，他还要挑到临近的镇上，或者四十里外的新余去卖。常常，他披星戴月出发，扛着夕阳回家，到家时，那双平板脚便痛得不行。据他自己说，回家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完最后一里路的。最难过的是冬季。我们家地处平原，冬天缺柴烧，三哥常常扛了扁担，拿了柴刀，到山里去砍柴。砍一担柴，去三十余里，回三十余里，一到家里，三哥的脚就无法动弹，痛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
母亲心疼三哥，担心他将来扛不起一个家。正好，镇上来了几个摆摊卖藏药的人。人们第一次看见藏人，纷纷围拢去观看。，母亲找上门去，问三哥的脚能不能治。那些人说，可以治的。然后给买了一些虎筋，又或者是鹿筋，说是用黄酒泡着喝，准能好。可是，三哥把那些虎筋、鹿筋吃掉了，脚也不见脚好转。正好，村里来了几个浙江来的棉花匠，母亲就托人说合，让他去当了学徒。
如果按照母亲的安排走下去，专职做一个棉花匠，三哥此后的人生或许不会很辛苦。试想，一个乡下人，有一门手艺，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还可以游走四方弹棉花，多少能吃到一些香的辣的，养家糊口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三哥也是时命不济。1975年，二哥在柘林修水库，精神再次失常，三哥又被叫去顶替二哥。此后四年，三哥在柘林修水库，28元钱一个月，还要交生产队8元。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柘林水库竣工了，三哥也戴回了一块崭新的钻石手表。他说，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90多元呢。
三哥把手表戴回家，引来了家里父母兄弟的不满。二哥尤其反对。家里那么穷，怎么能拿钱买手表？他戴手表，凭什么？结果，折中之后，手表归了我。那是1979年秋，我考取了大学。二哥说，手表归我戴最合适。

3

印象中，父亲母亲一辈子只做过两间屋，也是长不过二丈七，宽不过一丈二，而且都是土胚房，与老屋并排而立。其中一间做于1978年。那一年，解放思想的春风刮起来，队里的养猪场关闭了，猪舍也被拆了。母亲带着恢复了身体的二哥，到猪肠去扛木料。队里的人来阻止，母亲像一位女英雄，怒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邓小平都出来了！这些木料本来就是我家的，我扛回去，谁敢拦阻！来阻止的人没辙了。另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做的，我记不清了，大约是我读大学以后吧。
三哥本来由父母早早安排了婚姻。姐姐秋香，本是地主的女儿，她们有八姊妹，姐姐是其中是最小的一个。1958年，地主家养她不活，悄悄把她送到了我家。父母的意思，让她做三哥的童养媳。可是，1981年，姐姐去萍乡卖菜，为了省钱，她偷爬上了火车，回家途中，不幸被火车压死了，也是不见尸骨，只在铁路上找到一根扁担。那年她二十三岁。
大约是1984年，三哥终于结婚了。母亲不遗余力，托媒给他找了三嫂桂芳。过去的青年人，结婚即意味着告别大家庭——分家另过。
三哥分家时，土地责任承包已好几年了。当时的情形，土地承包既已落实，死去的人不能及时腾出土地，新娶的媳妇也就不能及时分到土地，他们夫妻二人，便只有三哥一个人的责任田，约一亩二分地。村里的人以为，三哥凭着一双平板叫，怎么能把地种好，地种他差不多。可是，三哥并非等闲。他用这点地种水稻、种棉花、种蔬菜……三哥的思想挺简单，只是想多打粮食，多产棉花，多种菜。三哥同时得了父母最早做的那间屋。那是大哥让出来的。大哥退伍后，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结婚后又自己做了新房，他就把那间房子腾出来给三哥结婚用，三哥便得了福，算是“居者有其屋”了。
很快，三哥生了一个胖小子，叫我给他取名字。我叫他晖，朝晖灿烂的意思。
1989年，三嫂又怀孕了。三哥想把孩子生下来。传统观念里，一个家，儿女双全才算完美。三哥的潜意识，自然想再生一个女儿。可是，家里还是那么穷，又是非常时期，计划生育极严，罚款怎么办？三嫂到处躲藏，却又无处藏身。母亲想到了我。那一年，我被调往赣西北山区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已经29岁了，没有恋爱，不知道对象在哪儿。我很想赚钱找老婆。可是，48元钱一个月，所有的积蓄连一套家具都买不起，谁肯嫁给我？正好，我想方设法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小的餐饮住宿店。我把三哥三嫂接过来，教他磨豆腐、做馒头包子，让他们帮着看店。可是，店子亏了，我连三哥三嫂的工资都付不起。几个月后，我调回县城。转店的时候，我把磨豆腐的机器让三哥带回家，算是抵他的工资了。
不知三哥哪里修来的福，这次又生了一个胖小子。我给他取名叫昕，阳光升起，必将辉煌。得了双儿，三哥应该是欢喜的。可是，欢喜的同时，却有几千元罚款的窟窿，不知道哪儿抓钱来补。要知道，四口之家，三哥仍然只有一亩多地。他种粮食，可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粮食的产量，即使达到了极限，也还是不够吃，更无从谈经济上的增收。他也种菜，巴不得一分一毫的土地都利用起来，于是见缝插针，种各种各样的蔬果。然而，菜种得再好，还要能卖好价钱。那个时候，粮食和蔬菜往往很贱，三哥的日子，天天捉襟见肘。我暗自担忧，三哥三嫂这辈子，恐怕只能做牛做马，好日子怕是与他无缘了。至于三哥怎么想，我无法知道。我猜，他应该是，也只能是更有方向感，更有使命感了吧。
然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它为人潜能的发挥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平脚拙讷的三哥，也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将他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他拾起学过的手艺，卖力地弹棉花。秋冬季节，农事已闲，乡亲们要换新棉被，还有那些娶新媳妇、嫁女儿的，都把白花花的棉花送过来让三哥弹。三哥在家里拆两块旧门板架起来，戴上口罩，将棉花铺上去。一个人，一把弓。家里响起了古老的声音：“蹦蹦蹦、恰恰恰……”不停不歇。每年的每年，伴随着秋风和朔风，三哥狭小的屋子里，弹棉花的弓调从清晨响到黑夜，“蹦恰恰、恰恰恰……”单调而乏味，起伏而又有歌吟的味道。最初，三哥每天能弹一床被，人家要得急，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最多也只能弹一床半。都90年代了，加工一床棉被才2元钱，后来慢慢涨到2.5元、5元、10元、20元。
三哥弹棉花的时候，三嫂除了带孩子，其余的时间不是下地种菜，就是到镇上卖菜，萝卜、白菜、洋葱、大蒜、还有芹菜……
三哥也不遗余力地磨豆腐。弹棉被有季节限制，磨豆腐却没有。他把从我那里得到的那个磨豆腐的老机器搬出来，除去锈迹，清洗干净，干了起来。春夏秋冬，天还没亮，他就做好了一锅豆腐，一部分舀进豆腐框，制作豆腐块，一部分舀进水桶，挑一担出门，沿街串巷，不停叫卖。三哥不甚高亢的嗓音犹如时钟，每天准时穿破清晨或浓或淡的雾：“卖——豆腐花嘞……”高低起伏的腔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走于清晨的天空，直至飘向远方，飘至别人的村庄。当时，一块豆腐几分钱，一碗豆腐花也不过两角钱。卖完一担豆腐花，三哥把豆腐块留给三嫂在家里卖，然后扛起锄头下地。
那年月，在乡村做豆腐，几乎没什么利润。三哥做了二年，吃不消了，不得不歇业。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三哥不贪横财，只想老老实实赚苦力钱。不做豆腐了，人显得有些空闲，有力没处使，三哥就绞尽脑汁，跟人去学养鸭。当年，我们村有一个天然莲塘湖，年年满湖的荷花，叶绿花红，鱼虾成群。还有一个天然的“下湖”，是千百年来的低洼湿地。莲塘湖里的水，顺着一条人工渠道排往下湖，下湖七弯八曲，再顺流南下。肥沃的田地靠它排涝，靠它抗旱，也是养鸭的好去处。三哥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以传统方式养鸭人的养鸭人，最多时养了三百多只。为了养好鸭，他每年要买几千斤谷子，随时储藏在家里。无论阴、晴、雨、雪，三哥都早早地将鸭子赶出去。晴天戴一顶草帽，雨天戴一个斗笠，再披一件尼龙雨衣，背一袋谷子，拿一根鸭杆。三百多只鸭子沿着莲塘湖、下湖一路觅食，三哥一步不离地跟着。烈日当空、暴雨倾盆、雪花飘飘，都是这个样子。到了中午，他将谷子撒到浅浅的湖泊里，让鸭子饱吃一顿。这时候，嫂子送饭来了，他狼吞虎咽的吃下饭，让嫂子把碗带回去，继续看鸭。至夕阳西斜，他又把袋里的谷子撒空，让鸭子们欢腾着在湖水里抢吃。暮色苍茫，鸭子们已“吃饱喝足”，三哥聚拢鸭子，驱赶着走向青烟袅袅的村庄。
晚上，三哥还经常要倒鸭棚打预防针，一只一只地打，直至夜深人静。
三哥说，鸭子产蛋，一般达到七成很不错了，九成的极少。深冬十一二月，是产蛋的高峰期，等过完春节，鸭子产蛋的少了，他就把鸭子全部卖掉，准备春耕。晚稻插完，秋风渐起，三哥重新再养一批。他养鸭子没算过总账，赚钱，应该是赚了吧，可是不多。

5

三哥以近乎原始人的精神，顽强地奋斗着。他的愿望、目标，极其朴素，吃饱、穿暖、儿子们读得起书、全家不生病……然而，他隐隐觉得，这个目标看似触手可及，却总是差着那么一点儿。
1990年代末，改革开放更深入了，曙光也似乎是越来越近。明显的是，许多古老的赚钱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纷纷涌向城里找活路。三哥也一样。除了冬天在家里弹一弹棉被，他都要到镇上、市里去找零活挣钱。街道绿化的挖土植树、市政工程的开壕挖沟，建筑工地的搬砖挑瓦、扎钢筋、搭脚手架……样样都干。旭日朝霞、细雨薄雾、银霜白雪的早晨，三哥侍弄完稻田、菜地，回家喝一碗粥、吃一碗白米饭，然后换一身破旧的衣服，戴上草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咿呀咿呀，赶到镇上或市里干活去。
不知不觉的，三哥两个儿子渐渐大起来，那间长二丈七、宽一丈二的房子就显得小了。他们一家在屋里吃，在屋里住，还要在屋里养猪，养鸡……早已拥挤不堪。三哥想做一间大房子，既为自己，也为孩子。以他的计划，房子要建二层半，一层自己住，二层老大住一边，小儿住一边，半层放零碎，晒衣服……这样，儿子将来可以娶到媳妇，自己方便含饴弄孙。
从前，农村里做房子虽然不易，却也花不了很多钱，几百上千即可开工。材料很简单，黄泥、沙石、石灰、土砖，木料等等。工钱也不须多花，一声吆喝，本家族人，远亲近邻，原生产队的社员，都来帮忙，可以管饭，也可以不管饭，你做屋我来帮几天，我做屋你来帮几天，所以更不管工钱。这时不同了，做什么都要花钱，泥工更是要19块多一天。三哥家里没什么积累，宅基地一批下来就开工，开工了也不多请小工。他到建筑工地干了这些年，已经熟悉了工地上所有的活计，凡事就自己来做。这第一次自己做屋，整个房子，每一桶砂浆都是他夫妻二人搅拌的，每一块砖头都是他夫妻二人挑上去……好不容易做完第一层，没钱了，工程停了下来。
正值此时，大儿子晖初中毕业，普通高中录取了他，他不去，师范学校也来通知了，他也不去，非要去学裁缝。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好高骛远是不行的，学手艺是学过日子的本领，比读高中、师范好。又二年，小儿子也觉得自己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闹着学手艺。三哥满足了他们，给老大找了裁缝师傅，送老二去学厨艺。
然后，三哥一门心思想要把房子做起来。照例干好家里的力气活，再去镇上谋取来钱的苦力活，家里其他事情交给三嫂处理。好不容易积攒了7000元钱，正准备重新开工，将房子做起来，姨兄却邀他去海南种菜，说，一定能赚钱的。三哥带着钱去了，租地、请菜农干活、买肥料、买农药……恰逢那年，海南干旱少雨，打井花了不少钱，水还是不够用，又要不停地买水浇地……钱终于亏空了，血本无归，他就这样挫败而归。
然而，生活不允许三哥烦恼颓丧，他回到家就去市里揽混凝土搅拌的活。那时的工钱涨到110多元了。他白天黑夜、黑夜白天，没日没夜，拼命攒钱。半年下来，又积攒了8千多，于是重新开工做房子。
三哥前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花了近4万元巨款，二层半的房子总算是起来了，可人也累得不行，还债台高筑。他心里清楚，巨额的债务，如果靠地里的收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清，于是产生了南下的念头。三哥要南下，问我，我是支持的，毕竟，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在深圳，晖在服装公司做中层管理，昕在一家餐饮店当厨。他和儿子们商量，大儿子说，爸爸妈妈的确是累了，想怎样都行。
三哥在亲戚的引领下，和三嫂到了深圳的罗湖，辗转在市府、海关、国信证券……做清洁工。那年大约是2001年。慢慢地，三哥从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一直干到了领班的职位，工资从八百涨到2千多。三哥三嫂不仅干清洁工，一有空闲，他们还去附近的机关单位，大小公司洗地毯。时间久了，他们不用自己去揽活，附近的单位，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他们。因为，他们既勤快又利落，所洗的地毯既干净又符合标准，而且挑不出什么毛病，于是，他们几乎垄断了附近的洗地毯的业务，额外赚了不少钱。五六年下来，他们很快把家里的债务还清了。
……
6

时间如白驹过隙，三哥说老了就老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然而，三哥虽历尽艰辛，毕竟换得了苦尽甘来。满六十之前，三哥的大儿子晖，已做了服装公司产销线上的主管，工资拿到了八九千，娶了湖南常德的媳妇；二儿子昕，也带回一个湖北的女孩，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餐馆。他们还没来得及办喜宴，三个孙女就纷纷呱呱坠地了。
三哥三嫂回了家。他们不再打算出去赚钱，一边继续种地，一边帮儿子们带孩子。他又一次开了村里人的先河，买来一台小型拖拉机，耕田、耙地，碎土坷垃。把本钱赚回来，他就给乡邻们义务耕地。他希望儿子给他生两个孙子，儿子们却说，得好好计划才行。
转眼间，大孙女八岁了，小孙女也先后上了幼儿园。三哥每天早晨起来，先去侍弄菜地，三嫂便喂鸡、养鸭。早晨，朝霞升起，三哥回家，三嫂已做好饭菜。吃罢饭，三哥骑一辆摩托车，送大孙女们去镇上读书，送小孙女进幼儿园，回家再和三嫂一起下地摘菜，到村口把菜卖给小贩。傍晚，夕阳的余晖中，三哥骑着摩托把孙女们接回来。
2017年3月，三哥的屋前屹立起一栋崭新的楼房。这是他大儿子出钱，交三哥打理，用几个月功夫做起来的新屋。这新屋，比三哥自己的房子宽敞了不少，也气派了很多，总共花了40多万。
做竣工酒的这天，三哥的儿子晖和昕都回来了，媳妇们也都回来了。他们很低调，只办了五六桌酒席，一为补办晖的喜宴，二为庆贺华夏落成。一阵烟花爆竹响过，兄弟、亲友们一家一家都坐齐了，只有二哥没来。二哥已于八年前故世了。
喜宴毕，我在三哥的房屋里转悠了很久。我想找到三哥那把起家的弹棉弓，却始终不见。一转身，猛然看见三哥满面笑容，一手抱着小孙女，一手牵着二孙女，大孙女欢蹦乱跳地跟在后面，他们欢天喜地的样子，让我心里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