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在向阳的那段岁月

     放学以后，我和熊为萍在河堤上坐着，熊为萍说我借给她的书真好看，叫我再拿几本给她。我说我爸爱书如命，如果知道我偷偷把他的书往外借，非骂死我不可。熊为萍看了我一眼，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原来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通过借书这件事，我发现其实你比我还要笨。“我笨？”“你当然笨了！”熊为萍意味深长地说。那你说说我怎么就笨了？我啐出叼在嘴里的那根枯野草不服气地问到。熊为萍说，你还别不服气，你这样一下子五、六本，五、六本地从家里搬书，而且书又那么厚，这样拿书肯定早晚有一天会被你爸发现，你难道就没想过一本一本去拿？比如我还你一本书，你把它放回原处，然后再悄悄拿一本出来，这样书架上的书每次只少一本，就算你爸是火眼金睛，也很难从那么多书中一下子察觉少了那么一本！经熊为萍的这一点拨，我还真觉得她说的有些道理，但我嘴上却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逮住挨骂的又不是你！干我这种地下工作容易吗？姑且拿一本逮着了是挨骂，多拿几本逮着了也还是一样的挨骂，反正横竖都是要去冒同样的险。熊为萍听了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可过了一会儿，她又满脸严肃地说：其实，我真不希望你被挨骂，你挨骂，我心里会很难过。看到她一脸紧张的样子，我有些感动。我说，放心吧，我爸还没发现呢，等我爸不在的时候，我就把你想要的那本《聊斋志异》拿出来给你看。
　　我把熊为萍送到胡同口，自己直接回家了。刚走到门口，我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迎了进去。我妈焦虑地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你爸都等了你老半天，她一边说一边朝书房噜了噜嘴。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难道我拿书的事情已经被我爸发现了？我犹豫了片刻，不得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走了进去。我爸听到推门的声音，便从书桌上抬起头，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叫了他一声，就规规矩矩站在原地。我妈招呼我坐在她旁边的那把泛黄的藤椅上，然后蹙眉问我爸：文轩，儿子才十七岁，当真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爸摇摇头说：没有了，上面有指示，所有教师子女都得上山下乡去锻炼，去体验生活。我是一校之长，在这非常时期，我哪能去带这个头！我妈叹着气红着眼圈慢吞吞地出去了。听到我爸的回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当时不知道上山下乡对我意味着什么，但那时我心里只有一种真切的、一种实实在在被释放的感觉。我妈出去后，我爸就给我交待了一些事情，然后要我尽快去收拾好自己的衣物，可能最迟两天就要动身。
　　果然，两天以后，一大清早，一辆吉普车就把我和杨一鸣、帅小北还有两个比我们年纪稍大一些的男青年一同载走了。到西坝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过。我们刚一下车，一个头戴粘窝帽，年纪约莫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西坝公社向阳大队的队长，专门带二担子他们几个来接应我们过去。队长先请我们在人民供销社下办的红星面馆吃了碗面条，然后吩咐二担子他们帮我们挑行李。我们开始执意不让，可队长说，我们可能会吃不消，山路不像县城里的路那样宽敞平坦，七弯八拐的还要爬破上坎，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他还告诉我们说，至少还要加快步子走上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赶到向阳大队。我们听了不由得乍起了舌，后就没再坚持了。二担子笑嘻嘻地接过我的行李，其它几个社员也分别接过帅小北和杨一鸣他们的行李挑着在前面走，队长落在他们后面，我们几个知青则吵吵嚷嚷尾随在队长身后，一会儿向他打听这是什么树，一会儿又向他打听那种是什么草。
　　我们几个从出生到长大，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县城，突然来到这偏远的地方，走上这羊肠小道，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劲儿，杨一鸣他们也和我一样，时不时地哼两句歌调子，帅小北听到几声杜鹃鸟的叫声，竟簒改起徐志摩的诗，然后满怀深情的吟诵起来：哦！杜鹃，你这多情的鸟儿！你终宵唱着，在夏前深处，仰望着流云……。队长回头呵呵地笑着说，你们城里人就是有学问，不光人长得斯文，就是随便说上几句话，都是文绉绉那么好听。我们一行人都笑了，二担子他们也回过头跟着嘿嘿地笑，帅小北却被大家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们一行人走到向阳大队时，天已经完全暗下了来，队长安排我们先在他家吃了点玉米汤粑，然后再带我们到离他家不远的公房去住。我和杨一鸣、帅小北因为早就认识就主动要求住在一间，刘国栋和王满军他们俩也乐意住在隔壁的另一间。我们铺好床，去刘国栋他们寝室道了声晚安就回来躺下了。帅小北兴奋地在床上翻了个跟斗，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我妈知道我要到农村来锻炼，头两天就把眼睛哭肿了，她不知道听谁说农村又苦又累，完全不是人能呆的地方。杨一鸣也说：就是，我妈也一样，其实我觉得农村也挺好，鸟语花香，多有情趣啊！帅小北思忖了片刻后说：我觉得有心怀叵测的人在使阴谋，谁说农村不好了？我看它不光好，而且还好得很哩！我们仨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咻吵到半夜，所有的疲惫都被这种新鲜劲扫得荡然无存。后来帅小北他们都睡着了，我听到杨一鸣还打着轻微的鼾声。可我躺在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起我们在队长家吃汤粑时帅小北站在毛主席画像前念《语录》的情景。当时汤粑刚端上桌，帅小北就满脸严肃地站到毛主席画像前，他振振有词地念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最后我们也在他的带动下跟着他一起无比忠诚地念了最后一句结束语：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你啊！忠于你！念完，帅小北就一声不吭地端着碗扑嘟扑嘟连嚼带喝地吞吃着碗里汤粑。我躺在床上不由得想发笑，但我克制住了。记得熊为萍说过，我不笑时脸上有一股男子汉的气慨。我喜欢听熊为萍说话，熊为萍在学校里人缘很好，她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接到下乡的通知后，我去找过她几次，本想把那本《聊斋志异》给她看，可每次去她家时，她家的房门都紧闭着。后来她家的邻居告诉我说，熊为萍的外婆生急病，她们一家子连夜赶过去了，可能要过几天才会回来。我只好在她邻居家留了张字条，说到了新地方我就写信告诉她地址，叫她保重。
　　第二天早晨，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帅小北他们已经在外面梳理洗漱，村里的二担子和另外一个社员扛来半袋大米和一袋红薯，还有一些泛黄的麦麸，说是队长吩咐给我们送来的。二担子还说，队长叫我们洗漱后到他家去吃早饭，午饭就自行开火解决。我们在队长家吃完面团后，队长便对我们几个人进行了分工。帅小北和杨一鸣他们四人由队长带着暂时分到突击小组，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扛着锄头去挖地，准备春季春种。我则分到后勤小组，每天和二担子一起把村里的几头耕牛牵到坡上去放，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把栏里的牛粪运到大队里的化粪池。队长分工完后，帅小北就盯着我嘿嘿地坏笑，我有点不乐意，便要求自己也要去突击小组挖地。队长说，放牛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牛冬天身上长不上肥膘就无法春耕，更没有肥料种出粮食。我嘟囔了两句就没出声了，因为我想起自己在临走时我爸对我的再三嘱咐，我爸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上面的号召，你去了要好好服从地方上的安排，不要挑肥减瘦，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队长见我没异议，就叫二担子过来，说以后我就交由他负责，二担子盯着我乐呵呵地笑了。
　　分好工后，二担子就带着我到牛栏里把所有的牛都赶出来。牛上路后，他就跑到最前头，骑在那头壮实的牯牛背上。二担子叫我也骑在最后一头牛的背上，他在前面带头，我在后面收尾。可是我从没骑过牛背，看到它们圆滚滚的肚皮，和一对像弯刀一样的犄角，心里多少有几分惧怕，但我又不好把这话说出口，便只好怯生生地拿根鞭子不远不近地跟在牛群后面走。那些牛还算温顺，也不欺生，它们时不时地回头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瞟我两眼，并没有对我表示出什么不友好的举动。看到它们一路循规道矩顺顺当当地跟着二担子朝前走，我就有了去接近它们的冲动，我开始冒着胆慢慢试着去触摸它们，不是快速捉一下它们的尾巴，就是晴蜓点水般去摸一下它们鼓起的肚皮。二担子叫我不用害怕，他说这些牛都是他调教出来的，他叫它们往东，牛们就不敢往西。二担子还说一般人制服不了的牛，只要一见到他，就会变得规矩起来。我当时笑了笑，觉得二担子是在说大话。
　　二担子神气十足地坐在牛背上，他一边吆喝，一边还时不时地扭动着自己的胳膊，我不紧不慢地跟在最后一头牛的后面东张西望。头一天到达向阳大队时，天色已晚，没有机会看清村子的面貌，趁赶牛到坡上去放的当儿，我才看到我和二担子所经过的地方，除了有几户摇摇欲坠的低矮瓦房外，大多数都是用泥坯子筑起来的草房，有的泥坯子墙已经开始风化，露出长长短短的缝隙。二担子自豪地说，向阳大队还不算穷的村子，每天加上些粗粮还能吃饱两顿饭，有些村子早就穷得连两顿饭也吃不上。我有点不敢相信，我说队长家好像一天还能吃上三顿呢？二担子一听这话就笑了。他说：我们队长还没这么富裕哩，那是队长照顾你们，想到你们刚从城里来，可能不吃晚饭会不习惯。二担子还说村里上上下下没有一户人会做晚饭吃，不是因为我说的嫌麻烦，是因为粮食少了不敢动锅开火。我好奇地伸出胳膊与二担子比，看到自己的胳膊明显要比二担子的小一圈，我就问二担子，为什么你吃两顿饭的胳膊会比我每天吃三顿饭的胳膊还要粗壮？二担子就嘿嘿地笑了。
　　与二担子熟悉后，才知道二担子其实比我还要小上半岁。二担子这人很好玩，坳黑的娃娃脸，喜欢笑，一笑嘴里就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我在说起他名字的时候，二担子调皮地说，幸好他妈当时没在自己挑十担或八担粪后生下他，要不然他的名字可能就叫十担子或八担子了，听到他的话，我不由得哈哈大笑，二担子也跟着一起笑。我们的笑声在山峦与山峦之间形成了一段又一段的回音。二担子说那些回音是石崖上的映娃娃在跟着我们学。我告诉二担子，石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映娃娃，是我们自己的回音。二担子不相信，他说他们这里的人都说崖上藏了个映娃娃，队长也说是，他死去的奶奶也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就没有和二担子争辩了，我想每个人心里留有一个动人的传说，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
　　牛开始在山坡上沙拉沙拉地啃着有点泛黄的野草，我惬意地躺在松软的山坡上，闻着星星点点的野菊花散发出的清新微苦的气息，觉得空气是那么的清晰怡人，让人陶醉。天地似乎也在花与草的浸染之下变得异常的广大起来。我拿出口琴吹响了我平时最喜欢吹的那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刚吹到一半，二担子就忍不住一把抢过我的口琴，他左右端详了半天，然后对我说，他从来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个古灵精怪的东西，能吹出比山雀还好听的歌儿出来。我叫他吹吹试试，二担子显得很激动，我看到他的手都有点儿发抖，他轻轻用嘴噙了一下就还给了我，他说这东西不是是人是鬼都能吹的，放在他手里，那玩艺儿就不会灵光了。我说你也能吹，等以后你想学的时候，我就教你，二担子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实话，我觉得放牛真是一件肥差事，除了不会肩挑背磨外，还能吃上许多好吃的东西，比如清明节前后，山上有种长满荆棘的藤条，上面会结出一种非常好吃的山泡，有些山茶树上还会长出脆生生的茶瓣和茶桃。山上一年四季好像都能找到许多野果吃，比如野地瓜、山核桃、萝豆、糖罐、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的东西。我每次吃够之后，都要找些山上的粑叶把剩下的包起来，然后带回去给帅小北他们吃。帅小北尝过那些野果子后，就开始羡慕起我放牛的工作。
　　其实还有些好吃好玩的东西，我都没敢告诉帅小北，因为二担子叫我要保密。二担子很机灵，坳里豆角长得像月牙一样的时候，我们把牛赶到山上，他就悄声对我说：坳里的豆角可以吃了。我说那东西又不能生吃，他就对着我狡黠地笑了笑，然后像变戏法一样从山上的石窟里拿出一口小铁锅。他吩咐我去拾柴禾，他自己则张罗着去搬石块，等我的柴禾捡好，他的石灶也码好了。二担子麻利地升上火，我们就开始用这口小铁锅煮豆角吃。有时一边煮着豆荚，锅下的火星子里还烧着他去田里捉的黄鳝、泥鳅。那口小铁锅的用处非常大，除了煮豆荚外，还煮别的东西，总之蚕豆出来煮蚕豆，玉米出来就煮玉米，反正只要我们去山上放牛，地里什么东西成熟了，我们那口小铁锅里就煮有什么，很少有空当的时候。
　　在放牛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我长高了半个头，人也变得结实了很多。也就在放牛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我和熊为萍之间的通信是最为频繁、密切的时候。熊为萍在信里告诉我说，她当时看到我给她留的字条后，就哭了，她的邻居还总拿这事来笑话了她。熊为萍说她爸妈为了让她留在城里，找了好多人才打通了关系。但熊为萍说其实自己很想到我插队的地方来找我，可又怕她外婆刚去逝她妈会受不了。熊为萍还说，在我走后，她就退了学，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河堤上，去回想我们一起上学、聊天的日子。她说如今她一个人常坐在我们曾经一起呆过的河堤上，感到非常的空虚，也非常的孤独。我劝阻她，叫她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来找我，我说乡下还没有通电，到了晚上到处都是一片漆黑。我知道熊为萍怕黑，但在信上我只是这么对她说。她也只知道我告诉她的大队里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一些让人窝火的事情，我在信里只字没有提起过。
　　就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上面委派工作小组下地方来检查和督导工作，工作组长的住宿也安排在公房里。公房一共隔成了六间，我们和刘国栋他们占了两间，组长一人住了一间，另外两间是供春季养蚕用的，最小的一间是公用茅厕。公房恐怕是向阳大队里所有房子中条件最好的了，半腰群的砖瓦结构，地面还淌了一层水泥，经打扫整理后住在里面还算比较舒适。
　　组长来的第二天，他就发现向阳大队存在着问题，他召来队长，说队长对毛主席不忠诚。这帽子很重，当场就把队长的脸给压青了，队长举着右手对着毛主席画像说：毛主席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我们忠于你呀！忠于你！组长听完队长的宣誓就拉长声音说：既然你忠于毛主席，那为什么不组织社员在中午的时候跳忠字舞？队长说：现正忙着要春耕，所以就——，组长骂队长乱弹琴，说究竟是春耕重要还是对党、对毛主席的忠心重要？队长响快地回答说：当然是对党、对毛主席的忠心最重要！组长白了队长两眼，说：既然知道，为什么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队长一脸尴尬。组长叫队长马上通知下去，务必要让所有社员都要到公房旁边的大晒谷坝结合，然后一起跳忠字舞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
　　不到一个小时，扛锄头的、挽着裤管露出一腿泥腿子的、背背篓的、牵小孩子的，柱着拐杖的，大家都纷纷往晒谷坝赶，我和二担子也骑着牛背一巅一跛地赶到了晒谷坝，我们找了几个树桩套上了牛，广播一响，大家就都跟着组长跳起了忠字舞。
　　整个晒谷坝呈现出一副欢腾雀跃的景象，拍手声，踢腿声，各种身材，各种年纪的人，不分男女，都挤在一起扭着胳膊扭着腰蹦着跳着跳忠字舞，拴在树桩上的牛见到这场面，可能受到了刺激，全都瞪大了眼睛尥起了蹶子，口里还吐出了白色的泡沫子。其中一头牛还挣断了绳子疯狂地冲向舞场，社员们都惊恐地纷纷让开道，妇女和小孩子吓得不住地惊叫，我看到组长敏捷得像只猴子，他三下两下就利索地爬到一棵李子树上躲了起来。集体的忠字舞被迫停止了，我和二担子上前制住了那头受惊过度的水牛。帅小北看到组长哆哆索索地从树上滑下来，不由得拍腿哈哈大笑。组长怒发冲冠地问：是——是谁把牛牵来的？我和二担子站在一起，他上下打量着我们，然后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说：你们两个在天黑之前必须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还有你——他把视线又恶狠狠地转向了帅小北。
　　忠字舞散场后，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小组继续干活，我、二担子还有帅小北则合计着如何去写检查。二担子说他从来没有念过书，不会写检查，帅小北就自告奋勇地说要帮二担子写。帅小北是很有幽默感的人，字到是写了一箩筐，可就是没一句谈到了实质问题。他抬头写到：尊敬的组长同志：你好！然后在第二行开始写到：祖国壮美，华夏一片欢腾，舜尧再现，六亿神州红旗飘！里面还写了自己的笑，有着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里面，很不符合马克思理论与毛主席的方针与思想，但所有的原因又都是由于国际帝修反的破坏造成自己的疏忽和大意，还说要请组长严厉地批评教育，好让自己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看到帅小北写的检查，我笑得前俯后仰。我也在检查里乱七八糟地写了一通，我说牛之所以会跑到舞场，可能是它受到组长和大集体的影响，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它也想和大伙儿一起跳忠字舞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云云。后来队长帮我们说了不少的好话，香草又主动说要帮组长打扫房间里的卫生，组长才说我们写的检查基本过关，但要求我们随时要提高警惕，不能让麻痹的思想钻了我们的空子。
　　香草是队里专职养蚕人员，她在春季到来不久，就搬来公房的蚕室里住下了。香草很漂亮，高鼻梁大眼睛，唇红齿白，一对乌黑的大辫子整齐地梳在后脑勺两侧，不过她洗头后披散开头发在阳光下晒太阳时更好看，她喜欢在阳光下眯着眼睛，每次摘完桑叶喂完蚕，她都喜欢搬根凳子在坝子里坐着，有时做鞋垫，有时纳鞋底。她的手非常的灵巧，能绣不同的图案在鞋垫上，她悄悄送了我一双鞋垫，上面绣着“鱼水情”几个字，我夸她的针线做得好，她就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我在给熊为萍写信时也在信里提到了香草，熊为萍说，香草可能对我有意思，她说，一般女人是不轻易送这些东西给任何一个异性朋友的，除非是她自己心仪的人。熊为萍说她正在给我织毛衣，这是她第一次动手做针织活，显得笨手笨脚，不过过一阵子毛衣就能织完，她还说冬天的时候我就能穿上它了。我知道当时织一件毛衣大概要二、三十块钱，相当于农村卖一头大肥猪的价钱，我叫她别把早饭钱省下来帮我织毛衣了，可熊为萍说她愿意。
　　自从香草搬到公房住下后，我们寝室的卫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所有的脏衣服、脏袜子都被香草洗得干干净净，如果时间早，她还帮我们煮饭。有一次香草在帮我们收拾床时，发现杨一鸣枕头下面的我愉拿出来的那本《聊斋志异》，她翻开看了看，谁知一下子就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住了，她爱不释手，竟然坐在床沿上一直看到工作组长回来。组长发现香草一个人在我们的房间里待着，便阴阳怪气地责问香草，问她蚕是不是不用喂了？还问她一个人待在男知青的寝室做什么？香草吓得面红耳赤，她慌里慌张地想要藏起那本书，可惜晚了，组长一把夺过她手里的书，然后看了看书的封面，就哼了一声，背着手走了。
　　下午，我和二担子听到大喇叭里在通知，通知所有社员和知青都赶快放下手里的工作，马上到晒谷坝开重要会议。我和二担子去的时候，杨一鸣和帅小北他们几个也扛着锄头刚到。晒谷坝里已站了不少的人，组长看到人差不多到齐后，就绷着脸大声宣布：批判大会正式开始！组长的话音刚落，帅小北和杨一鸣手里的锄头就被人夺了下来，我还没回个神来，也被上来的两个人不由分说反剪住了胳膊。我们仨拼命地反抗，但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被推到前面台子上的毛主席画像前，帅小北惊慌地说：你——你们这是干什么？组长勃然大怒地把那本《聊斋志异》丢上地上，然后在上面跺了两脚说：你们老实交待，这书是怎么回事？上面早就有号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可你们却试图用这种书籍来蛊惑我们的群众，尤其是蛊惑我们群众中的年轻妇女同志，你们居心何在？组长把目光移到香草身上，香草把嘴唇咬得发白，她抬了一下头，我看见她眼睛里噙满了眼泪。
　　我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聊斋志异》那本书我本来想连同书信一起寄给熊为萍的，结果那天在整理行李时被帅小北看到了，帅小北反复看了几遍后又传给了杨一鸣。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了这样一本书我们仨会挨批斗。早知道会这样，当初说什么我也不会冒险把这书从家里偷拿出来，更不会无所顾忌地借给杨一鸣他们看。说实话，原来也看到过批斗大会，当时觉得很好玩，因为那时批斗的都是别人。杨一鸣被推上台时当场就吓哭了，他交待说，书不是他的，我听到帅小北小声骂了一句——“懦夫！”我还看到他骂完之后还瞪了杨一鸣一眼。组长把头转向我和帅小北，帅小北不屑地把头扭到了一边，组长在帅小北腿上踢了一脚，说：帅小北，你傲什么傲？你心里没鬼就当着毛主席的面老实交待，这本妖书是谁的？我正想站出来承认，结果帅小北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把话咽下去了。帅小北争脱了束缚，然后无比严肃地举起右手站到毛主席画像前，他说：毛主席，你是咱们的大救星，有了你，山河填色，岁月流金！帅小北在主席你的指引下，思想得到了很大提高，我现在对着主席的面发誓，《聊斋志异》这本妖书不是我的，也不是王亚伯的，它是蒲松龄那妖人的。蒲松龄那妖人妄图用鬼怪来蛊惑我们的思想和意志，请毛主席下旨示，焚烧了蒲松龄这妖人著的妖书，不光如此，还应当把他绑起来批斗，把他斗烂，斗臭为止。帅小北说完就对着毛主席画像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一声不响退到旁边，我也适时地举起右手站到毛主席画像前发誓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以革命的一颗闪闪红心向你作保证，帅小北的话千真万确，《聊斋志异》这本妖书的确是蒲松龄的。台下开始吵吵嚷嚷，也有一些社员在掩面发笑。队长划了根火柴点燃了《聊斋志异》那本书，火苗子在风的扇动下窜得老高。队长见书燃得差不多后便对组长说，既然这事已经弄明白了真相，那这个批斗大会我看还是解散了吧？组长面颊胀得通红，他正想发话，队长就大声宣布：没事了，大家散会！该干嘛还干嘛去！开会的人一轰而散，我们也趁机夹在人群里一起走了，快走出晒谷坝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看见组长背着手在台上吹胡子瞪眼地训队长。
　　回到公房后，杨一鸣向和我帅小北道歉，他说自己的眼镜被碰掉后心里就吓得发慌，他当时也不是想把责任推卸到我和帅小北两人身上，只是不知道怎么了，那话自己一下子就溜出了口。帅小北不满地说，幸好还没灌辣椒水，骑老虎凳，要不然杨一鸣准比《红岩》里的甫志高还甫志高。杨一鸣听到帅小北的话眼圈又红了，看到他自责、愧疚的样子，我和帅小北就没和他计较了。不过我们仨慢慢分析，觉得组长对我们仨这样小题大作地开批斗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仨知道了他的那个秘密。
　　自从香草又搬来公房喂蚕后，组长就像苍蝇一样叮着香草，那晚帅小北半夜起来上茅厕，就看到有个黑影鬼鬼祟祟地躲在香草的窗户外面往里瞧。后来帅小北把我和杨一鸣叫醒，借着蒙蒙的月光，我一眼就认出组长那个快掉光头发的瓜瓢顶脑袋。我们仨当时兴奋不已地躲在一堆木屑旁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组长四处张望，确定没人，就轻轻敲着窗户并压低嗓子叫香草开门。香草睡意蒙蒙地说自己不舒服已经睡下了，组长就憋着嗓子耐着性子说：你先把门开开，我有话对你说，香草迟疑了一下又说：组长有事还是明天再说吧，这深更半夜的，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叫你开门你就开门，你罗嗦什么？”组长压住火气说。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站起来咳了一声嗽，组长听到我的咳嗽声先是一惊，然后他就故作正经地清了清嗓子对我问到：王亚伯！你——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帅小北他们俩见我咳嗽，也跟着我一同站了起来。他们俩一左一右地站在我旁边，无形中帮我壮起了胆子。我镇定自如地说，看到组长还没睡，我们几个也没瞌睡了。我话音刚落，帅小北就在后面意味深长地说：组长的公干真是繁忙啊，这么晚了都还在忙着公务啊？杨一鸣也附和着说，就是，就是，组长真是辛苦，我们要向组长同志学习！组长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就气匆匆地回了自己的寝室，还砰的一声关掉了房门。我们仨回到床上止不住地蒙头大笑，床都被我们笑得禁不住振动得嘎啦嘎啦直响。
　　这件事我写信告诉了熊为萍，熊为萍回信说：这种人连自己都管不了，还能当工作组的组长？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去监督指导别人的工作？熊为萍还说组长的作风不够光明正派，这样无耻下流的行径纯粹就是往毛主席脸上抹黑云云。熊为萍在信后还来征求我意见，她说前些天她随一个朋友去川剧团玩，当时她就那么随意吊了两下嗓子，结果团里有位老师断定她有唱川剧的潜质，问她愿不愿意去川剧团学唱川剧。她在信里说自己拿不定主意，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知道熊为萍一直喜欢唱唱跳跳，便告诉熊为萍说，如果她自己愿意去学就去好了，在家里闲待着也不是个事。没过多长时间，熊为萍又写来信，她说听了我的建议，自己已经去了川剧团。她说平时看演员在台子上张口唱川剧觉得很简单，自己去了才知道，川剧其实很复杂，它不光唱腔玄妙，而且高腔曲牌也非常的丰富，她说就连帮腔里都还要分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我虽然生长在四川，但对川剧这样的地方戏种，可以说是知知甚少，不过自从熊为萍去川剧团后，我也从她的介绍中稍稍了解了一些有关川剧的特点，比如川剧要求唱、做、念、打等，还需要器乐来帮腔烘托。但对于川剧的这些了解，我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进一步想去探究的欲望了。这一点我一直没对熊为萍说，我怕因为我个人的喜好，影响到熊为萍的选择，怕打消了她唱川剧的极积性。我一直反感听川剧，我始终觉得川剧就像一群没吃饱的人在一起拉长了嗓音断断续续地吼着船号子。
　　有些事情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一直反感川剧，但自从熊为萍去川剧团学唱川剧后，我竟然也会在收工之后偶尔有气无力地干嚎一两声。不过帅小北建议我最好还是吹口琴，不要再唱什么川剧了，他说我唱川剧的时候，他浑身就会起满鸡皮疙瘩，还说我伸长脖颈干嚎的样子很像野猫子在半夜叫春，为了给大家留下一点好的印象，后来我就闭口不再哼唱了。
　　我在闲暇时依旧喜欢躺在床上吹吹我的口琴，口琴基本上成了我每天收工后的唯一消谴。帅小北却和我不同，他喜欢诗歌，他说只有诗歌才能抵达人的灵魂深处。我觉得音乐也一样，而且音乐都是相通的，不会分国界，它比诗歌来得更为直接、更加的令人荡气回肠。杨一鸣却在我和帅小北的争论中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杨一鸣性格相对于我和帅小北来说，是要内向一些，但自从工作组长那次揪了他的小辫后，他就变得越来越沉闷了。
　　记得那次，天连续下了半月的绵绵雨，然后在第二天早晨突然放了晴，杨一鸣一大早就起了床，他刚一推开门，便看到万里碧空如洗，朝霞的红润竟然铺满了整个天空。他舒服地伸了个懒腰，然后精神震奋地甩了甩胳膊，后就学着老夫子的模样扭着脖子抑扬顿挫地朗诵到：早晨起来精气爽，我站在门前看四方！我和帅小北当时还埋怨杨一鸣，问他一大早起来在发什么神精？埋怨他影响到我们睡觉。杨一鸣说我和帅小北是懒鬼，说我们放着大好的天气却白白地躺在床上，简直有点不可理喻，他还说自己想抒发一下积郁很久的情感，却被我和帅小北把他好端端的兴致给糟蹋了。我们都没接他的话茬，只是捂着被子继续睡觉。可我们谁也没了料到，杨一鸣站在门口信口感叹的那两句恰好被住在我们旁边的工作组长听去了，组长当天就为这事专门成立了个调查小组，说杨一鸣站在门口想着看四方，这充分说明他的立场不坚定，对革命的思想开始动摇了，对我们国家已经存有二心。调查小组三天不下火线地盘问杨一鸣，最后问杨一鸣是不是西方国家派来的奸细？杨一鸣一听这话就脸色惨白地晕倒了。事后杨一鸣就不大说话了，他每天照常上工，只是收工回来后喜欢一个人默不作声地盯着某个地方发愣。
　　我和帅小北因为这事想为杨一鸣出口气，我们趁组长不在的时候，从山上采回来一些糖罐，然后用竹片把糖罐表皮上长的那些利刺通通刮了下来，再把它们悄悄洒在组长的床上。那些细细小小透明的刺儿还真是厉害，我们见组长回寝室后，就躲在窗户后面看动静。组长进屋关灯后没几分钟，又把马灯点亮了，我和帅小北会意地笑了笑，便若无其事地去睡了。睡到半夜，我还时不时地听到从组长房里传出的“哔剥、哔剥”用衣物掸弹床单面儿的声音。中午跳忠字舞的时候，我看到组长脖子上满是红色的小疙瘩，他边跳忠字舞，边用手不停地在自己身上抓挠着。见他抓耳挠腮的样子，我和帅小北才稍稍出了口心里的恶气。
　　其实不光我和帅小北看到组长周身长满既痛又痒的疙瘩心里畅快，就是在晒谷坝跳忠字舞的绝大部份社员当时也一个个暗暗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香草还为这个兴奋地跑来我们寝室，她说组长整晚“哔剥、哔剥“地在屋里折腾，像是床上长了啥东西似的。香草还说自己早晨在喂蚕的时候，组长还跑到她那里扯开自己衣领子让香草帮他看看，说自己检查过床，床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可就是躺下去浑身就又痛又痒地难受。香草说，还真是怪，组长满颈子都长满了细小的红疙瘩，看上去很像被毛毛虫叮了似的，眼晴也红得跟兔子眼睛一样。我一本正经地说，可能是季节过敏吧！帅小北则开起了香草的玩笑，说：香草，你是不是心疼我们的组长同志了？香草气鼓鼓地瞪了瞪帅小北，然后不屑地说：我心疼？我到是希望那些小红疙瘩再多长一些，让他在向阳大队待不下去了才好哩。香草接着往下说：我叔都快被他急死了，说他下乡来乱指挥，如果他再指挥两年，咱们向阳大队的社员都得喝西北风，都得被活活饿死。香草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就捂着嘴巴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
　　香草的叔叫王德贵，就是向阳大队的队长。其实我早就看出队长对这个下来组织指导工作的组长心存不满，只是又不好明目张胆地站起来反对他。就拿春季插秧来说，向阳大队是盆地里涌现出的丘陵地带，几乎所有的水稻田都成梯状且又零碎分散开了，有的跨度大的相距十来公里，中间不免有坡坡坎坎、树木石包。组长不清楚向阳大队的地貌，硬要规定，所有的秧苗插下去后，从山顶到山脚，横竖看上去就得对成一条直线。队长听到这指示就面带难色地说，向阳大队所有水田的面积都不大，而且都是七弯八拐的不成形，横竖都要插成一条直线，恐怕工作量太大会耽误不少的工，到时候秧田还没插完，秧苗就在秧母田里旱老了。组长见队长没极积响应，反而站出来持反对意见，便立刻拉下脸来质问队长，问他在工作的安排上，究竟是谁说了算？队长受到一阵呛白后就把话噎在喉咙里。组长见队长没吭声了，就得理不让地打着官腔说，不要因为有麻烦，我们就要去避开它，越是有困难，我们越是要迎难而上，毛主席说得好，干革命工作，是决对不允许畏首畏尾的。帅小北小声嘀咕了一句：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组长看到帅小北在小声嘀咕，就说：帅小北，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站出来提嘛，不要在下面叽叽咕咕影响到革命的决策。帅小北站起来说：报告组长，我对革命的决策没有任何意见，不过我的肚子对我有意见，它在我体内搞暴动，想从我身上解放出来。会场一阵暴笑，组长瞪了帅小北一眼，说：想上厕所就明说，不要上个厕所还把什么暴动联系起来。帅小北嘻皮笑脸地躬身进了茅厕，组长才回过头来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就存在着享乐主义，这种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组长说着就用视线扫了扫队长，队长像个闷罐子一样，一声不吭地抽着烟。
　　秧苗横竖要插成一条直线的任务已经定下来了，组长叫队长安排几个社员去镇上买了几大捆绳子，然后把所有的绳子接成了长长的一条，像木匠拉墨线一样从山的这头一直要拉到山的那头。整个插秧过程中，就数拉绳工作量最大，耗的时间也最长。因为要把绳子完全拉成一条直线，就得穿越沟壑、石崖、山梁、洼地、其间还会跨越个别社员的房屋。拉绳无疑在向阳大队那种地貌结构中成了重点和难点。为了能让绳子成为一条直线，组长把拉绳的人分成了好几个小组，一个小组由七、八个人组成，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地段，每个小组的小组长手里都拿着一个大喇叭，好用来与前后两组的人呼叫对话，比如叫哪个组把哪棵挡着的树砍了，叫某某某爬上谁的房顶看绳子吊直没有，反正当时满山满野都是大喇叭的吵嚷声。第一条线拉好后，专门插秧的小组就沿着绳子插上一排。如此一天下来，整个向阳大队到天黑的时候只插了一排秧苗。我和帅小北当时就分到拉线小组，开始我俩还觉得新鲜，但日子长了，人也弄得精疲力尽。队长看到这种插秧的进度，不由得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他硬着头皮又去向组长反应，说这样插秧怕插到猴年马月也插不完，结果被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第二天天不见亮，我们又开始拉线插秧，连续这样插了两个半月，结果水田还没插到一小半，秧母田里的母秧已经密密砸砸地挤在秧母田里开始抽穗扬花了。队长看到空着的一大半田再也不能插了，急得团团转，最后嘴皮子上都急得生满了火丁疱疮。
　　到秋收的时候，不光队长一个人的脸绷得更紧了，社员们的心也跟着束了起来。因为收成归仓的稻谷远远不及往年的两、三成。队长私下叫大伙儿多养些副业，好在口粮接不上时到公社换些粮食。结果这事被组长知道了，组长又狠狠把队长批了一顿，还给队长扣了一顶想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大帽子。好多社员私下种的生姜也被拨掉了，每户人只能按规定养一只鸡或一只鸭，如果谁偷偷多养一两只，就会被组长派来的检查小组当场宰杀掉，说是要宰掉资本主义的尾巴。那会儿公社里的鸡鸭蛋一个都要卖到好几块钱，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营养更是跟不上，我们一个个饿得跟瘦猴儿似的。
　　我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来和二担子放牛的时候，脸上红光满面，人也长高了半个头，身板还算是挺拔魁梧。后来缺粮后，人就饿得直不起腰，脸上绿得像贴了张青菜叶子似的。记得在放牛那会儿，帅小北他们还说我很适合农村那种环境，说我被下放后变得更有男人味了。我还高兴地把他们的话写信告诉了我爸妈。我爸来信说，他很高兴，他说他就知道自己的儿子放在哪里也能很好地生根发芽。后来我又断断续续写过几封信回去报告自己的一些情况，但后来我就很少写信回家了。
　　记得最后一次写信回去，是我和二担子刚从后勤的放牛小组调到突击小组后不久写过一封。当时刚被调到突击小组，体力、精力真的都有些吃不消，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说，还得担粪、挖地，学着犁田，肩膀和手心摩得满是包，下田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蚂蟥紧紧地叮附在腿杆上。我才明白当初帅小北他们为什么老是叫苦连天，为什么老是一下田就把裤角找根绳子绑在脚脖子上。我写信回去求救，希望我爸能找关系把我调回城去。结果我爸不愿意出面去找关系，反而把我臭骂了一通，我爸在信里说：我就知道你妈早晚有一天会把你惯坏，你要时刻记住，你并不是什么富家公子哥儿，你下去是为了锻炼，不是去享什么福！别人都能持坚下去，为什么你就偏偏不能？看到我爸的回信，我跑到一个没人的山坳里痛哭了一场。其实帅小北他们何常不是和我一样天天想着盼着能早一点回去，每次我们仨一谈到这个话题，气氛都变得异常的沉闷，杨一鸣还当着我和帅小北的面哭过好几次。这些我爸都不知道，他不相信我们守着一片土地还会饿着肚皮下地干活。用他的话说，就是有了土地，手里就握了一个金饭碗。为这，我一直耿耿于怀，我认为我爸很自私，为了他自己能保住校长的职位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提前返城。
　　我几乎不再写信回家了，熊为萍成了我在县城唯一还在保持通信的一个人，只不过我说话的时间少，听她讲她们剧团的事情较多一些。熊为萍激动地告诉我，说她们团长有栽培她的意思，有让她在剧目《白蛇传》里试演白素珍的意向。我真为熊为萍感到高兴。熊为萍还说，她们剧团可能会下乡来演出，如果要到西坝公社来演出的话，她就想办法来向阳大队找我，她还问我需不需要带些什么东西下来。我叫她什么都别带，其实我很想叫她给我带些吃的下来，因为我晚上常饿得睡不着觉，肚子里老是咕辘咕辘地打着肚皮官司，嘴里也饿得直流清水口。
　　每当在那种饥饿难耐的时候，我就越发怀念起自己和二担子一起放牛的那些美好日子。在和二担子一起放牛的那段日子里，只要肚子有点饿，我们不是悄悄用那口小铁锅煮地里的东西吃，就是摘山上的野果子来解馋。吃饱了，我们还可以悠闲自在地躺在山坡上看蓝天白云，看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蝴蝶、大雁。可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因为那次牛跑到晒谷坝搅簧了大家跳忠字舞，我和二担子就被组长下令由后勤小组转到突击小组。突击小组的活要累得多，但那会儿粗细粮结合着吃，也免强能吃个饱。后来遇到组长别出心裁的指挥，田里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减去了一大半，山上的野果子还没等到成熟，就被人早早的给摘来吃了。地里的红薯也一样，原来一个个长得跟大老鼠似的，结果“老鼠”还没成形，也被社员悄悄刨出来吃了。好在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突然有一天，香草兴奋地跑来，说不知道是谁秘密向上面递交了一份反应材料，说工作组长不根据向阳大队的实际情况乱指挥生产，粮食减产一大半，向阳大队的社员吃不饱肚皮，一个个饿得跟活猴一样，都没力气下地干活了。上面接到举报，就派人来向阳大队了解核实情况，结果看到社员们一个个果真饿得面黄肌瘦、白骨筋现，又看到地里白天刚种下去的种子晚上就被人偷偷刨起来吃了，不由得吓了一跳。就这样，向阳大队撤消了住在我们旁边指导和监督工作的工作组长，队里还得到了一批上面拨下的救济口粮。
　　组长就那样走了，他是在被撤消后的第二天一大清早才走的。他天不见亮就在房里收拾自己的衣物，香草在门外迟疑了半晌，最终还是打算进去帮组长收拾行李，结果出乎我和帅小北的意料——组长拒绝了香草的帮忙，队长示意香草回自己的蚕室，自己则蹲在外面有一下无一下地抽着烟。组长收拾好行李慢吞吞地从房里走出来，队长上前想接过组长的包送他一同到公社去搭车，结果组长盯着队长轻蔑地笑了笑，说：王德贵儿，你行啊你！竟然在老子背后放黑枪！队长僵直地站在原地，组长“哼”了一声，便径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我和帅小北知道队长背了黑锅，不过我们谁也没有站出来替队长澄清事实，我们屏住呼吸躲在窗户旁边，看到组长把脸阴得能挤出水来，看到他硬着脖梗子从队长身边走过，又从我们窗户外面走过，就在他快走出晒谷坝的时候，我和帅小北忍不住敲响了手里的洋瓷碗，当时只顾痛快地敲，后来才发现洋瓷碗被我们敲得到处都跳了瓷，就在我们制造的那一阵激烈而又刺耳的叮叮当当声中，组长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们几眼。事后回味起来，我和帅小北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
　　组长越走越远了，公房里的气氛越发变得活跃轻松起来。我开始从自己的枕头下面摸出好久没吹过的口琴，组长在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吹，因为他说吹口琴就是在讲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从杨一鸣挨批斗过后，帅小北也没有再吟诗作赋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帅小北在杨一鸣挨批斗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他说，就算是杀鸡给猴看，未免也把鸡砍得太狠了一点！看着组长远去的背影，帅小北清了清嗓子意味十足地开始朗诵起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的前几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你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边的云彩。杨一鸣看到帅小北站在门口挥手猾稽搞笑的样子，脸上终于绷不住挤出了笑容。队长见我们嚣张的样子，便一本正经地问我和帅小北，他问检举信是不是我俩写的？香草看到队长满脸严肃的样子，赶紧插话说：肯定不是他们写的，他们天天在队里，都没看到他们到公社去过，这点我可以作证。我和帅小北都很感激地盯着香草，觉得她很讲义气，很有英雄气概。听到香草这么一说，我和帅小北都没承认那检举信是我们写好后叫二担子愉愉寄出去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队长壶里卖的是什么药。队长又说：我昨晚想了一宿，几乎把队里所有的人都想了一遍，向阳大队除了你们几个知青，能识得几个字的没两个，刘国栋他俩的个性我清楚，他们绝对不会去趟这水，村里的社员他们那点墨水可能还达不到写检举信的水平。我说人不可貌相，说不定向阳大队就藏了几个知识份子哩。队长在我和帅小北的身上来回打量，又说：他们谁有几斤几俩，我这个做队长的还不清楚？后来队长话锋一转，说：其实那检举信反映的也很真实，组长人也不坏，就是爱生搬硬套，用条条款款来框人。帅小北开始把头扭向杨一鸣，说：杨一鸣？你老实交待，那检举信是不是你背着我和王亚伯悄悄写的？杨一鸣“嗖”一下从凳子上弹起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结结巴巴地说：毛——毛——主席在上，我可以对天发誓，那检举信我真没写过！我和帅小北笑得前俯后仰，杨一鸣似乎明白过来了，他气休休地说：哦！你们想捉弄我？前阵子见你俩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就觉得有问题，感情是你俩在悄悄鼓捣这事！我和帅小北一脸的坏笑。杨一鸣趁帅小北不注意，一下子冲过去把他摁倒在床上，然后挠他的胳肢窝，帅小北在床上笑得打滚。队长展开眉头说：就知道是你们俩，说实话，如果工作组长一直不走，还按他说的那套科学的方法来指挥生产的话，咱向阳大队以后的日子可能真的会更难过了。帅小北嘿嘿地笑着说，我和王亚伯多少还算给大队做了件好事，不知道队长会不会犒劳犒劳我们？队长打趣地说，就知道邀功，算了，今天我作主，放你们知青一天假！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吧。队长笑着走了，杨一鸣和帅小北又嘻嘻哈哈地扭成一团打闹。香草默默地看着我，我看到她眼睛里有团火焰在跳跃。
　　有一天傍晚时候，帅小北他们几个都出去了，我正扒在桌上给熊为萍写信，香草神神密密地送过来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她说是自己亲手做的，叫我穿着试试，看合不合脚。我当时完全是个直肠子，说话也不知道要讲究什么技巧。在我看到香草捂着脸哭着跑开后，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伤害了香草，伤到了一个美丽、善良、纯真的女孩子。我不该在香草要我试鞋的时候口无遮拦地说话，我对香草说：这鞋你还是送给其他人穿吧，我包里还有一双新鞋还没穿过哩，是熊为萍从县城给我寄来的，我一边说一边把那双鞋子从包里翻出来，然后麻利地把它套在自己的脚板上，最后还得意洋洋地把脚抬起来在香草面前晃来晃去。在那个年代，熊为萍寄来的那双鞋子的确算得上是一双非常气派、新潮的鞋子。软牛筋的鞋底子，脚面两侧剜了两个小耳朵，小耳朵上镶着两块弹力极好的黑色松紧。黑色的平绒鞋面，上面还缀着两排白亮亮的金属扣，那鞋子穿在我脚上大小合适，而且看上去确实要比香草手里的那双千层底的布鞋要洋气、灵巧许多。香草咬了咬嘴唇黯然地说：她给你寄的鞋真好看，说完就红着眼圈跑出去了。
　　从那以后，香草很少出现在我面前了，她好像在故意躲着我，这一点连帅小北他们也看出来了，帅小北私下问我是不是得罪了香草，我吱吱唔唔遮掩了过去。帅小北喃喃地说，香草是个不可多得的女人。我不清楚帅小北为什么会当着我的面说这话，但我知道帅小北喜欢香草，他做梦也叫过香草的名字，只是帅小北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梦到过香草。
　　帅小北说的没错，香草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女人，她把我们的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公房周围都被她打扫的干干净净，连蚕子每天吃的桑叶，她都要一片一片认真地清洗干净后凉干才拿去喂。队长说整个向阳大队的女娃子当中，就数香草最好学，会识得一些字，养蚕的技术也是她主动去公社的培训班学习回来的。队长还说香草养蚕的技术好，她喂的蚕织出的茧子个儿又大又亮，质量高，抽丝也多，队长还说香草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公社的养蚕标兵。队里有好多小伙子都喜欢香草，他们有事无事都喜欢跑来公房和香草套近乎，但帅小北说他们都不配香草，因为香草是个脱俗的女人。
　　我写信告诉熊为萍，说自己无意间得罪了香草，本想跟她道个歉，可是香草却一直躲着我，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才好。熊为萍问我是不是喜欢上香草了，我叫她别胡思乱想，我说我心里只装了她一个人，香草只是我的一个好妹妹而已，熊为萍就笑了，熊为萍说她们真的要下乡来演出了，不过在短时间内可能还到不了西坝公社，她说究竟几时能来，她也说不清楚，她还说下乡后就没有固定的地址了，叫我暂时别写信给她。
　　我没有听熊为萍的话，在没事的时候，我还像原来一样给她写信过去，尽管一直没有回音，但我还是在信里告诉她要注意身体，说自己收不到她的信件内心是多么的空虚和难耐，也说了希望她演出能够成功之类的话。当然，我还告诉了她，说香草主动来找我了，只是香草绝口不提那鞋子的事情，她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对我一如既往地好，我们像亲兄妹一样，她已经改口叫我亚伯哥哥了。
　　是的，香草躲了我一阵子就主动来找我了，有一天她问我最近为什么又不吹口琴了？我说我心里很烦，给熊为萍写的一封封信像石沉大海般杳无音讯，差不多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收到她的支言片语了。香草看到我暗淡神伤的样子，说她很羡慕熊为萍，她真希望有一天也有人会这么来惦念她。我和香草说了很多有关我和熊为萍之间的事情，也说到那本已经化为灰烬的《聊斋志异》。
　　那天我正在翻看熊为萍几年来给我写的那些信件时，香草又来了，香草说队长要她在队里挑选一个小伙子，随她到西坝公社相邻的石林公社去参加茧子抽丝比赛，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我本不想去，但香草小声告诉我说，听说公社的黑板上贴了张海报，说是有县城的戏班子正在石林公社演出。我一听到戏班子几个字，立刻就来了精神，虽然向阳大队距离石林公社有七八个小时的路程，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香草叫我简单收拾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可能要耽搁两三天才能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梳理洗漱，穿上那双一直舍不得穿的牛筋底布鞋，然后挑着半箩茧子跟在香草后面。我一路都在想，这个戏班子应该就是熊为萍她们的川剧团，自己实在有些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竟一边挑着茧子一边吹起了口哨，沿路的人时不时地都回头看我两眼，香草说幸亏那些人都不认识我，要不然准得跑来问我在高兴什么。我说我才不管他们认不认识我，只要熊为萍能认出我就行。说过这话后，我又觉得有些不妥，我害怕自己的酸乎劲伤到了香草，好在香草会意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到石林公社时，已经是下午两点过，我们在人民旅馆住下后，就到公社里的一家名为红太阳的面食馆吃了碗抄手。在吃抄手的时候，听到里有人在议论，说演白娘子的那个女演员很精神，还说那眼神能把人的魂魄给勾了去。我问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有人回答说：她们戏班子里的人好像都管她叫——小熊！我的心砰砰砰地跳个不停，我想马上就去见熊为萍，香草建议我先去人民理发店理个发，然后再去戏班子。我也想精神换发地出现在熊为萍面前，便欣然接受了香草的建议。从理发店出来，我就直奔戏团，在门口却被当班的人挡住了，我叫他通融一下，但对方执意不肯，他说演员们很辛苦，现在都在后台休息，晚上八点还要上演一场。见对方不肯让步，我只好悻悻地回了旅馆。
　　我和香草提早赶到了戏场，进入戏场子香草就东张西望，她小心翼翼地拐了拐我胳膊，问我台上吊的那个发亮的东西是什么，我说是电灯，香草说电灯真是奇怪，没有火苗子也能这么亮。我说城里每家每户都通上了电，有了电，晚上和白天就一个样子了，走到哪里都是亮堂堂的。我对香草指了指角落里那台嗡嗡作响的发电机，说电就是从那里出来的，香草盯着那砣铁疙瘩做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们坐在戏场里一直等到九点过，盖板胡琴才咦咦吖吖的奏响了，演吕布的武小生慢悠悠地唱着高腔出来。他具体唱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满脑子都是熊为萍当年的影子，哪还有什么心思静下来细听戏文。香草也和我一样，她只顾扭着脖子，一会看那个悬挂着的灯泡，一会又看那台发电机，看累了她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我尽量鼓着眼睛打起精神不让自己睡着，演吕布的演员在台上又唱又比划，一直折腾到十点过，这第一出戏才算完了。第二出戏报幕员刚报出《白蛇传》，台下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幕一拉开，只见如来佛主高坐法坛，正在给两则的弟子讲经说法，再后来熊为萍扮演的白素贞就出现了，她一身白衣，戴着沉重的枷锁，闯入了佛祖的经堂，当着如来及其众弟子的面，坚定、果敢地唱响了反抗的决心，最后闯过重重难关，挣脱了桎梏，毅然下了凡尘，去寻找自己眷恋而又已经被如来贬谪下凡尘的桂枝罗汉——许仙。戏场不时地传来叫好声，我也跟着一起鼓掌，熊为萍高亢、宏亮的唱腔把剧情推向了高潮。香草被我的一阵掌声惊醒了，她揉揉眼睛问我台上哪个是熊为萍，我说穿白衣服手持宝剑的那个就是她，香草目不转睛地盯着熊为萍看，然后喃喃自语地说：她真漂亮。戏散后，已经快晚上十二点了，我本想去后台找熊为萍，香草说还是明天再去吧，她说：明天我去参加抽丝比赛，你就来找熊为萍。我觉得这样也好，熊为萍已经是近在咫尺，要说上话也不再急于一时了。
　　我和香草摸黑回到旅馆，第二天把香草送到比赛地点，我就直接去戏班子里找熊为萍，走到戏班子门口，头天当班的那个小伙子一眼就认出了我，他主动对我说，熊为萍刚和团长朝小河边方向去了。我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小河边追去，没走多远，就看到熊为萍他们的背影。熊为萍烫了一头的卷发，穿着一条方格的喇叭裤，脚上踏着一双高跟鞋，她看上去比旁边的那个矮胖的团长要高出一大截。我正想叫她，发现她的手很自然地和那个团长的手挽到了一起，我忍不住咳了一声嗽，他俩的手迅速松开了，并且都回头来看我。当熊为萍认出是我时，脸一下子就红了，她很不自然地问我，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说听到她们剧团在石林公社演出，就特意赶过来看她。熊为萍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尴尬，就借口离开了。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和香草一起回的向阳大队，反正一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走路像腾云似的，回到公房我就病倒了。帅小北感叹着说，看样子爱情也经不起时间和名利的折腾，香草白了他一眼，帅小北就不再吱声了。
　　在病后半个月的样子，我收到了熊为萍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解释说，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她们的团长，只是为了自己能演上个好角色，有些事是逼不得已的，她要我理解她。我笑了笑，把信纸撕得粉碎。后来她又来过几封信，说自己已经回到了县城，问我为什么不回信给她。我说国家已经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向阳大队也开办起了夜校，我白天要备课，晚上要教社员们的数学和音乐外，自己还得抽空抓紧时间学习原来落下的知识，好早日考回城去，后来熊为萍就没有给我写信来了。
　　一年以后，我顺利地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大学，结束了我在向阳大队长达八年的插队生活。在学校深造一年左右，我收到了帅小北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很快就要和香草结婚了，他还说自己已经打算一辈子留在农村，扎根在向阳大队。就在帅小北和香草结婚不久，杨一鸣也写来了一封信，杨一鸣兴奋地告诉我说，自己也收到了省外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返城了。杨一鸣还说刘国栋和王满军也返城了，听说回城后进了一家钢铁厂。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三十年，那天走到一个巷口，无意中听到李春波唱的那首《小芳》，它不禁让我想起了香草，想起了帅小北，更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向阳大队那个特殊年代渡过的那段特殊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