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人物帖

                                                                   小村人物帖   

      
       小村不大，五六十户人家。却有些历史，据家谱记载，开村至今已有三百年。不过，村子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人几乎没有。安安静静的一个村，平平凡凡的一个村。
       安静和平凡，或许就是小村生存至今的缘由。而真的要讲起来，村里的每个人都是人物，只不过属小人物而已。但就是这些小人物，延续着村子的血脉，用平凡的生活，承载一座村庄波澜不惊的岁月。
       其中有几个人，我大概是不会忘掉的。
   

                                                                      老先生
   

       村里人很早就这么喊他。那时，他才二十多岁。结果，就喊出了名，“老先生”成了他的代号，真名反而被人忘了。他也不在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称呼，不管老的、少的，辈分长的、低的，一声“老先生”叫着，他都答应。他觉得有学问的人才配得上“先生”二字。
       其实，最开始喊他“老先生”带着揶揄的意思。那是他刚回村种地的时候，农活没人溜撒还讲门道，动不动拿书上讲的话抬杠。有人就冲他，纠正他，末了撂一句：“老先生唻！”重音在后，嘲笑、讥讽之意尽在其中。
       说到回村种地的事，老先生后来懊悔得吐血。原先他是有工作的。五几年，他被招收到乡里做文书，算是公职人员，铁饭碗。只是他没守住，包产到户做责任田那阵儿，受不了诱惑，觉得铁饭碗比泥饭碗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种地还自由，就辞职回到了村里抓现的。哪晓得后来铁饭碗比泥饭碗好得多，有天壤之别。
       老先生是有些学问的，念书念到了初中，古文学得好，《四书》《五经》《论语》里的句子能背好多，说话偶尔还带着之乎者也，文皱皱的。比如他见到我时常会考我，要么问某个字怎么写，要么问某首诗怎么读。我答不上来，或者答错了，他就教训我，说这个都不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还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悔之晚矣！说多了，我就有点烦，就问他数学。他一听，就不吱声了，悻悻地背转身走。老先生虽然古文好，数理化却一点不懂，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
       说实在话，我有点怕他考我。比如问字，净问些古里古怪的字，我没看过，也没听说过。有一回他问我，三个木什么字？三个土什么字？三个石什么字？三个水什么字？三个火什么字？三个木我晓得是森林的森，其他我就不晓得了。就猜，瞎蒙，免不了招来一顿教训。这个时候他便很是得意，就逐字告诉我，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过几天遇到我，又考我，三个口什么字？三个耳什么字？三个心什么字？三个手什么字？三个毛什么字？同样，我答不上来他告诉我答案的时候，又是喜形于色，乐开了花。
       再过几天他又问我，三个牛什么字？三个犬什么字？三个羊什么字？三个鹿什么字？三个马什么字？我真不晓得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字，他怎么又能记住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字？屋前屋后的东西，身上长的东西，山上跑的东西，垒起来都是字。可他说，还有，还有，三个刀，三个金，三个贝，三个田，三个力……都是字。
       奇怪得很，看到老先生，总联想到孔乙己，想到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老先生这么有学问，却没能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在乡下种地，有些可惜。好在老先生撰得一纸好文，写得一手好字，他的笔杆子也没闲下来。这前村后庄的，一年到头红白喜事不断，少不了要请人写个联，记个账。还有经商开店、分家过户的之类的事情，也少不了要人作保、立据。所以方圆四周的人都请他，“老先生”前“老先生”后喊着，他自得其乐，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请先生上门，也和请木匠、裁缝上门一样，管吃管喝。不同的是，不给工钱。木匠、裁缝是靠手艺吃饭，出工挣钱，自古以来大家认同的。先生上门挣的是面子，端坐在那里，受人尊敬，讲钱似乎就俗了。
       在我的记忆里，老先生帮人家记账的时候多。可能是因为村里人家做喜事的时候小孩子都喜欢往那里跑，所以印象深。
       时常是这样：喜气洋洋的那户人家，靠门旁摆一张八仙桌，老先生正儿八经地坐在侧面，鼻梁上架着花镜。不是很新的衣衫，干干净净，一眼就能看出是新换的。毛笔始终拿在手上，不时地舔着砚里的墨，像是一种礼节，迎接每一个来到桌前的人。屋里不止一处的红色，把老先生本来苍白的脸映上了一抹红晕。那古板持重的迂腐文人相，就随着这红晕显露出来。几乎每一个来上礼的人都要咂咂嘴，赞叹老先生“好字笔”。这时，老先生就会把眼睛从花镜的上头露出来，喜滋滋地瞟说话的人一眼，皱纹里都弯着喜悦。人们一面看着老先生在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写着自己礼金的数目，一面像闹洞房看新娘一样，观赏着老先生的书法表演。此时，老先生脸色便更加红晕，眉毛都立了起来，心绪是十分的好，手上的功夫仿佛神助一般，笔走龙蛇，自我陶醉。
       虽然与我无关，却有些为老先生惋惜，认为他所付出的劳动实在是太廉价了。每次那么不遗余力地挥毫书写，之后一席不只是为他一个人的酒菜就把他打发了。最多，塞上一包廉价的香烟，再加上两句感谢的话语。殊不知，老先生的笔墨学问也不是路上检的，来得容易，那是他用初始的生命和后来的精神修炼出来的。我上学我晓得，读书不是件舒服的事，起早到晚不说，还时常被老师和家长训斥，点点学问都是劳心劳力熬来的。再说，除了精神成本还有物质成本，至少自带的笔墨纸张也和木匠的锯子斧头、裁缝的机子针线一样，是花钱置办的。木匠、裁缝都有工钱，被称为“先生”的居然没工钱，难道做学问比不得做粗活的？可是，老先生却接受了，心安理得地接受，没有一点怨言，甚至还当作自身价值的体现，当作一次人生的收获。
       我曾见过老先生为一户人家写购置新房的契约。那一日，他依旧穿一身干净衣服，形态虔诚，闻着那家厨房里煎炒烹炸的香味，碎步走入买卖双方的中间端坐下来。先研墨，后舔笔，然后戳着耳朵听左右之人协商好的意见，不时地从花镜上头露一露白眼珠，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仿佛要把人的表情都融进笔墨里。然后，轻车熟路地写下契约里的通用词汇：“经双方协定，位于某某地带的……卖与某某名下为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写好后读一遍，读的声音拖腔压板，像吟古诗。双方以为无误，他就指着具体的位置，教买卖双方和证人签字按手印。待这一切既定程序完成之后，才在众人的恭维下长出了一口虚气。接着，他被请上酒桌上方，接受买卖双方的敬酒，接受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恭维和感谢。
       后来，村里有学问的人多了，高中生、大学生不时地走出来，老先生的纸笔就不显得那么吃香，那么重要了。而且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电脑打印技术的出现，几乎所有的文字记录和数字运算都纳入了自动程序，传统的纸笔也跟不上形势。渐渐，乡村做正经事的人家少了老先生的身影。
       前年清明节回家，遇到老先生正在村中广场看新农村建设宣传栏上的字画，聚精会神的样子。年纪大了，头发也稀疏了，太阳光照着能看到头皮。消瘦的身子，像是一个繁体字被简化了。看来他的习惯还没改，对文字依旧痴迷。我记得以前他就喜欢看墙上的字画，标语也好，告示也好，遇到了就会停下身子，不读个三五遍不走。仿佛是在做给人看，他能识文断字。
       见着我，老先生蛮高兴。那堆满皱纹的脸，让我想起他考我字时的情形。老先生这回没考我，而是告诉我，他在检查检查这宣传字画上是不是有错字、别字和病句。现在电脑打字常出错……
   

                                                                          小嫥子
   
       小嫥子是她妈从外村带来的，小嫥子这个名字也是从外村带来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个字怎么写，可能是这个“嫥”字，也可能是那个“颛”字，或者都不是而是其他什么字。记得当初好像问过长根，他也说不清楚，只晓得嘴上喊，不晓得怎么写。我不止一次地说他，笨死了。他傻乎乎笑，说她妈可能晓得。我说她妈又不识字，怎么晓得？
       因为“嫥”字含有专一的意思，契合她的经历，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嫥”字。
       冬至那天我回老家，在祠堂门前见到她。尽管一身的素颜衣服，站在几个老年妇女中间还是显着年轻相。她应该有五十多了，记得她好像比我大三四岁。头发还是那么乌黑、厚实，看不到头皮也看不到白的，盘在头上像个造型。她个头本来就不矮，这一盘几乎就比旁边的人高出一头。那张脸的轮廓似乎还是老样子，椭圆形，配那身材恰好。脸也依旧地白皙，只是粗糙了些，多了一些皱纹。但瞅一眼总让人想起她年轻时的俊俏模样。
       见着我，她靠近几步和我打招呼，你也回来啦？我说是的，龙三爹打电话了，不能不回来。她说，好多人都回来了，祠堂又建起来，这是宗族的大事，像你们有身份的人自然要回来的，撑门面。说这话她语气平淡得很，似乎没有一点多想别的，比如说为什么又要建祠堂啊之类的话。
       也许她根本就想不到自己与祠堂会有什么关系。但我想到了。
       认识小嫥子源于同学长根，那时我们正上初一。长根比我大两岁，属犬的。尽管他比我大，却喜欢跟我在一起玩。长根家住三队，村子北边，我家是四队，住南边，靠近学校这头。几乎每天上学长根都会先来我家等我一起走。多数时间都会带几根熟山芋，或是熟玉米什么的，分给我吃。他家比我家日子好过，吃饭不愁。有时我也去他家，一般是在周末或是放假的日子，去的时候多半就会碰到小嫥子。
       那时小嫥子刚来长根家不久，见到人很羞涩的样子。而我却觉得屋子里多了些生气，像移栽了一蓬花，有颜色，有香味。后来我总是想去长根家玩，或许就是想看看小嫥子，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听人说，小嫥子的父亲生病死了，丢下一大笔债务，小嫥子妈无力偿还，日子过不下去，就改嫁跟了已做了好几年寡汉头的长根父亲。长根母亲去世得早，长根父亲这几年积攒了几个钱，帮着小嫥子妈还了债还剩余几个，还能保一家人过日子，所以小嫥子母女俩有了依靠，很是感激长根父子俩。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小嫥子妈不让小嫥子念书，而是叫她早早地在生产队做工分，算是报恩我不清楚，但小嫥子妈答应把小嫥子讲给长根做小媳妇却是因了这个缘故。听人说，长根父亲在接纳小嫥子母女时就说过这个话，作为条件的。别看小嫥子长得不丑，俊俏得很，可她妈的模样却是不怎么样，属于看一样就不再想看的那种。也许长根父亲看上的不是小嫥子妈而是小嫥子。当然，我说的是看上了小嫥子给自己做儿媳妇，没别的意思。
       晓得了这个秘密，我总是取笑长根。那时的人还有些保守，涉及到婚恋的事便觉得难为情。长根和小嫥子两人都还小，小嫥子比长根还大一岁，所以我一说这事长根就难为情。长根的脸色不好看，不像小嫥子的脸一天到晚白白皙皙透着微微的红，而是黄不啦叽的，像打着一层蜡。每当我取笑他家里有个小媳妇时，他的脸就由黄变成酱紫色，不晓得是急的还是臊的。嘴唇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咳嗽的毛病就犯了，原本就长得尖嘴猴腮的他，这会儿就变得更难看。他越是这个样子我就越喜欢取笑他。当然，他也不气。
       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当时是不是有一种羡慕加嫉妒的心理在作怪？长根长得那么丑，和我的模样没办法比，却有小嫥子这样一个好看的小媳妇等在家，长大不愁没有老婆。我却没有。那时我已经晓得男婚女嫁的事了。何况后来我每次去长根家，小嫥子都会深情地望着我，找我说话，让我心里撩撩的。
       我一直认为小嫥子不上学是件遗憾的事情。她明显比长根聪明，不念书可惜了。长根成绩在班上算差的，老抄我作业，还让我替他写作文。《红灯记》看了许多遍，一首歌都学不会。小嫥子看了两遍就会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而且唱得极好听。后来我想过，是不是长根父亲怕小嫥子念书有了知识，长大不跟长根，早早断了这种可能性？哪个都不晓得，只有小嫥子妈晓得。可她也不让小嫥子念书，叫人想不通。
       初三开学的时候长根被查出得了痨病，据说是很不好治的那种肺部毛病。一年治下来非但没有治好，长根的脸色更黄了，像贴上了大表纸，身体虚弱得踉踉倒，走路鬼下障似的。而且开始吐血，咳嗽得更厉害了。下半年他没再上学，但身体稍好时还是会来我家，听我讲些学校的事，看得出，长根是想上学的。
       我上高二的时候，长根的病狠了，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医院都不愿收他了。长根父亲听信了大神的话，冲喜。
       我们老家有一种封建迷信做法，就是让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和一个健康的人结婚，用这个“喜事”来冲掉不好的运气，已期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记得是秋天，气候开始转凉，长根父亲选了个双日子，为长根和小嫥子举办婚礼。场面很大，亲戚、朋友来了很多人，但气氛并不热闹，人人都有种强作欢颜的样子。我去看了，小嫥子哭肿了眼睛，被人架着走进洞房。洞房里，长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其实，小嫥子是很不愿意跟长根结婚的，没办法。曾经听说，她跟村里长根的一个远房叔叔好上了，偷偷摸摸地约会。被长根父亲晓得了，把长根的远房叔叔一顿骂，把小嫥子一顿打，硬是把两个人拆开了。
       但冲喜也是没效果的，冬天还没到的时候，长根就死了。长根死的那天夜里下大雨，村头的宗祠倒了一扇墙。那是个老祠堂，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没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但我想到了。我以为这中间可能有某种关联。至于有怎样的关联却又说不清楚，毕竟，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
       后来，小嫥子很长时间都没再结婚，先是为长根守孝，后为自己母亲和长根父亲守孝，一个人撑起一个家。村里人都说，小嫥子是个善良的女人，专一的女人。
       在我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年，村里的祠堂彻底地倒了。大概也就是在那一年，小嫥子改嫁跟了长根的那个远房叔叔，两人重新走到一起。据说，依旧招来不少非议。
   

                                                                      大头叔
   
       大头叔住在我家屋后，两家相距不到十丈远，傍晚他家门口的树荫能爬到我家的檐墙上。我家如果烧个鱼啊肉的，香味能飘到他家门里。大头叔说过，他闻到不止一次。其实，我们家困难，很少称鱼买肉的。只是偶尔，比如过时过节。
       大头叔人如其名，脑袋大，下身短，走起路来头直摆，像摇拨浪鼓。村里只要一来货郎，我就联想起大头叔。不过他人很好，热情，只要你找他做什么事，他二话不说，答应得崩脆，像拨浪鼓摇打的声音。甚至你不找他，他看到你的事情急着要做也会主动揽着做。我家就没少麻烦过他，比如爬高扶个梯子什么的，抬重东西搭把肩之类，母亲站在后门口一喊，大头叔就会颠颠地跑过来。就是劳他往地里挑一担粪，往家里扛一袋米，也不推辞，端着饭碗都会立马放下，正在拉屎都连忙提上裤子，及时帮你去做。母亲常说，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和大头叔住对门得了不少好处。
       不过大头叔性格有些与常人不同，喜欢认死理，抬杠。搞不懂的事不大愿意听人解释，自己瞎琢磨，常常是越琢磨越往死胡同里钻。
       有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
       村里才开始安装有线广播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奇，老琢磨为什么一只喇叭接上一根线，里面就有声音，说话、唱歌跟当面似的，清清楚楚。我那时已经上初中，懂得一些物理知识，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利用金属导线组成低压电力传输网络，将广播节目直接传送给喇叭发声的，跟电灯原理有些一样。他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不懂，想不通。当然，也可能是我解释得不完全到位，没把他讲懂。不过，即使解释得透彻，到位，他也未必能接受，也未必相信。他就那性格。
       他忽然眨巴眨巴眼睛望着我，说是不是跟电影《地道战》中传宝用竹筒传话一样？只不过广播是用电线传话的，电线那头肯定有人。我想想好笑，就说，还真差不多。那几年放电影老放《地道战》，里面的情节都熟悉。却不料他又较真起来，说我明天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第二天，大头叔真的去了公社。不过，他不是顺着通往公社的路走去的，而是沿着架广播线的水泥杆找去的，踩了一脚的泥，沾了一身的灰。找到了广播站，正好看到一个人在对着话筒说话。那天正好开广播会，公社书记正在念稿子。这下他信了，回来对我说，还真像《地道战》里那样，电线那头有人说话呢。后来为这事还和人抬过不少杠，说广播就是这么回事，他亲眼看到的。
       好笑不？乍听是好笑，可往深处想却又笑不起来。大头叔家境一直不好，小时候没念过书，伴着泥巴土长大的，他哪晓得有线广播这些个科学道理哟。我要是不念书，从小就捏泥巴土，说不定还不如他呢。大头叔好歹还晓得亲自跑到广播站看一下，说明他坚信眼见为实的道理。而我所掌握的知识，全是从书本上读来的，有些东西究竟是真是假，根本搞不清，稀里糊涂的就信了。
       脑袋大，脑容量可能就大，人聪明。大头叔没念书可惜了。
       前几年，城里来了一批文化人，说是开展“三下乡”活动。有一个画画的，看大头叔的长相有些特点，便要给他画张像。大头叔开始不愿意，推脱说，我一辈子都没照过相，还画什么像？可架不住画家的劝说，再加上围观的人起哄，便就依了。
       画家让大头叔斜身坐好，交代说，头不要乱动。然后架起画板，便照着他画起来。也就一支烟的工夫，像便画好了。画家拿给大头叔看，众人也围着瞧，都说，像，挺像。大头叔高兴，眼眯成一条缝，嘴也合不拢，像做了明星似的被人指点着，荣耀得很。
       画家走了，大头叔把画像挂在了堂屋里，进进出出都要看上一眼。那一阵子，感觉大头叔特别有精气神，说话，做事，都挺着腰板，随时都像等着人来画像。可看着看着，大头叔觉得不对劲了，画像上怎么只有一只耳朵啊？他用手摸摸自己，两边都有。再跑到房里照照镜子，确实是两边都有。他搞不懂了，自己明明是两只耳朵，画家怎么就画了一只呢？是不是画丢了？肯定是画丢了，时间那么短，丢三落四也很正常。就像自己做地里活一样，匆匆忙忙的，有时不是少挖一个凼，就是少点一粒籽。大头叔这就有些不高兴，画像不是种庄稼，少点一粒籽不要紧，最多是少收一把粮。可画像代表着自己的真实原型，少了一只耳朵别人看了会说他是残疾人，讲出去名声不好。于是，他把画像从墙上拿下来，不挂了。
       不挂，心里也不顺，总觉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背着难受。又像是少了什么，心里空得慌，到最后就有点茶饭不香，睡觉不眠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大头叔较劲认死理的脾气又上来了，他想，这不行，得去找那画家，把另一只耳朵补上。
       第二天，大头叔带着那张画像，一个人就奔城里去了。他几经周折，问了好些个人，总算找到了那个画家，可画家却不愿意给他补耳朵。
       画家不给补，大头叔便不依，坐在画家那里不走了。画家拗不过他，便给他讲画像透视方面的原理，边说边比划，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可大头叔就是想不通，依旧一个劲地说，不管怎么的，我就是两只耳朵，你画的像上就一只，就是少了嘛。求您了，费点功夫，把那只耳朵给补上吧。
       画家是哭笑不得，这下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他还真不能补，若在那张画像上再补上一只耳朵，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怕是有人要骂他是冒牌画家了，水货。可不补大头叔又不依，赖着不走，真是没办法。想来想去，画家对大头叔说，这么着，我再重新给你画一张正面的，保证有两只耳朵，好吗？那敢情好。大头叔满口答应。
       还是一支烟的工夫，像画好了。大头叔一看，这回画像上两只耳朵都有，大大的脑袋上一边一个，一般的大小。他很满意，心想，这才像我呢。
       大头叔情绪一好，回来的路上便觉着轻松了许多，眼睛就两边瞟瞟，四处瞅瞅，想看看这城里到底有什么好。这一瞟一瞅不要紧，却正好遇见了一桩怪事：远处一个妇女挥着手朝着他边跑边喊，有人抢我包，快帮我拦住他——
       大头叔一看，一个留长发的小子手抓着一个小包慌慌张张朝这边跑来。大头叔明白怎么回事了，大白天居然还有人抢劫，这还得了，于是迎上去大喊一声，站住！
       那小子没想到一个小老头竟敢拦自己的路，便凶横地吼道，让开！然后接着逃跑。大头叔也不怕，把手上的画像往地上一甩，扑上去双手抱住小子的腰，死活不让他走。
       那小子拼命地挣扎，却怎么也挣不脱，便用拳头砸大头叔的头，锤大头叔的背，都无济于事，大头叔抱得更紧。小子急了，便用嘴咬大头叔的耳朵，不想一使劲，竟然咬掉了小半个耳朵。大头叔痛得一声惨叫，哎哟——
       但大头叔还是不松手，直到其他人按住那小子，他才腾出手来捂住自己鲜血直淋的耳朵，痛苦地蹲下身子，嘴里直骂娘。他一边骂一边想：这回真成残疾人了，就怪那画家当初给自己少画了一只耳朵……
       后来，大头叔被评为见义勇为模范，乡里干部带着记者来，要给他照相。这回，大头叔是死活都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