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骨头（《柔韧的弱骨》再修改稿）

父亲没了，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
不经意时，不自觉间，父亲就会出现在我的心里，内心随之泛起的，是一种隐隐的，无法形容、无法消除的痛。这种痛，不觉持续了二十余年。
母亲在世时，常常说父亲懒，说父亲没用。兄长们大致也如此。他们对父亲一肚子偏见，一肚子怨怪。我却为父亲叫屈，更为父亲鸣不平。

1

犹记得，寒冬里的早晨，我家的百年老屋里，散发着悠久的芬芳的气息。母亲在灶房里煮稀饭，哥哥们起了床，养姐在切猪草，我和弟弟们睡眼惺忪。父亲拿一个斑驳的搪瓷脸盆，从厨房里打来半盆热水，又从木壁挂上取下仅有的一条旧毛巾，挨个给我和两个弟弟洗脸。他不说话，默默地给我们抹去眼角的眼屎，抹去鼻孔下的鼻涕，抹去脸上的污垢，再用毛巾擦净我们乌黑的小手……轻轻的、轻轻的。可我们还是觉得疼。他这么不声不响地，把半盆清水洗浑了，洗浊了，然后再给自己洗。
太阳映红了东方，叮叮当当的钟声在村口响起，社员们收早工了。父亲回家喝完一大海碗稀粥，就要往村中心的大队部去。他是会计，每天都按部就班。放下碗，父亲带着少有的笑容，轻轻走近摇篮，抱起刚咿呀学语的小弟弟，冲着他“嗨……哎嗨，嗨……哎嗨”地逗乐一番，又唆起嘴唇，对着小弟一阵亲吻，再用他刮过胡须的脸，贴着小弟弟稚嫩的脸，轻轻地摩挲。把小弟放回了摇篮，父亲挺直腰，迈开双腿，一脚前一脚后，无声地跨出了门槛。一排长长的木构老屋，一家连着一家。父亲反剪着双手，沿着屋檐下的阶基缓缓而行，不算高大的背影，从容地消失在百米之外的巷门口。
好像是唯一的一次吧，父亲开会从南昌回来，提了一个塞得满满的帆布提包。他给我们买了礼物。我们七个孩子，兴奋地围在厅堂中央，争看着父亲从提包里变魔法一样往外拿东西。那些东西具体是给谁的，父亲没来得及说，我就看见了一双水红色雨靴子。顾不得后面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我抢先穿起来。走几步，雨靴子居然唧嘎唧嘎响。我兴奋地穿着雨靴往屋外跑，沿着巷子转了一圈，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了一番。回到家里，突然看见姐姐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我跑过去就夺。姐姐不让，我硬是把布娃娃夺到手里，竟用布娃娃狠狠地砸她的脑壳。父亲霍地站起来，不说话，却睁着大大的眼睛睁，狠狠剮了我一眼。
我幼时体弱多病，是父亲常常背着我去合作医疗所看医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父亲不避风，不避雨，默默护着我，让病蔫蔫的我趴在他的后背上……

2
父亲学过两门手艺，木工，篾工。但是，我们小时候从未见过父亲干木工活。父亲的珠算好，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祠堂里过年的对联，家家户户门口的春联，大多都是他的笔迹。
我曾经问父亲，您做会计，又写毛笔，读过很多书吗？珠算是怎么学的？父亲说，他没有正规上过学，只读过一年夜校。我很想听他继续说下去，他却不做声了。许是他不想告诉我们，我的祖父曾经教过私塾，他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学会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爱刨根问底，又问，那您是怎么当会计的？他不急不缓地说，55年建初级社，村里找不到当会计的人，他就自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珠算》，夜里点燃一盏油灯，边看书边拨算盘珠子，仅仅一个通宵就把加减乘除都学会了。说到此，他又不往下说了。母亲接过话，说父亲年轻时，就爱读《水浒》、读《三国》，读得入了迷，却不肯干活。解放的时候，父亲丢下斧头、篾刀，当了农会主席。当了就当了吧，可他吃不得苦受不得累，就只能当会计了。父亲不理会母亲的话，也不跟她计较。小小的我，不知道母亲的话里暗藏了什么玄机，只知道父亲每天很早就去了办公室，总是在写什么东西，好像不是会计，倒像是文书了。那时间，一个一个的工作组，一个一个的运动，一个一个的会议，父亲都在写标语、贴标语，常常忙到深更半夜。可是，当时我还是很想听父亲讲一讲曹操，讲一讲刘备、诸葛亮……可父亲还是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把夜间在村东头樟树下听来的三国、水浒片段复述给父亲听，他却说，不是这样的，都是胡扯的。我问他，那是怎样的呢？父亲不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就是不记得了！那是些封建的东西，有啥好讲的！
听村里的长辈说，我的祖上是有文墨的。族谱记载，我的曾祖父是清末的秀才，曾经做过民国时期粤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洪兆麟任命的参议官，后来却尸骨无存，不知所终。祖父像一个红脸的关公，后来不教私塾了，只和伯父用一块薄沙地种菜。伯父被抓了壮丁，祖父就独自种菜，让父亲去学了木匠、篾匠。祖父人极善，看到路上的石头露出地面磕脚，把人家的脚趾磕出血来，他就弯下腰去，对着石头说，唔唔唔，你磕破人家的脚指了！我把你挖掉去。然后就将石头挖出来，埋得深深的。再后来，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地里的庄稼不是被旱死，就是被涝荒，家里就只能靠祖母、姑姑、母亲纺纱织布维持生计。
父亲会读书，却没钱读书，身体弱，会木匠篾匠，却不善干重体力活。听母亲说，父亲总是腰疼，挑不得，扛不得。仍记得，我家自留地里的一角，长年种着一丛野荞麦。有一个土秘方，白公鸡和野荞麦一起炖能治腰疼。母亲每年特地养大一只白公鸡，就到地里拔几棵野荞麦，把白公鸡杀了，和野荞麦一起炖汤给父亲吃。父亲把汤喝了，又把鸡吃了。吃着吃着，父亲慢慢不腰疼了。父亲牙也不好，总是疼。他买来一味中药条，回家将药条点燃了，直接放到牙齿上烧灼。我看着他将红红的火苗放到牙齿上，额不皱眉，脸不变色，暗暗惊讶，问他，不疼吗？父亲说，哪有不疼的？不疼哪里会好呢？忍忍就过去罢了。烧着灼着，他的牙齿也不疼了。直到老去，父亲的牙齿还是好好的，不动不摇。
当时，社员们对父亲的态度是极复杂的，一方面视他为肚子里有墨水、有学问，除了珠算、毛笔字，还会不少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村里每年照例在祠堂里添红丁，给婴儿取名字，给族人写红帖，样样都少不得他。有人说，父亲不仅有才学，而且正直，刚毅，“修建创置，尽心竭力，毫无妄费”，这是族谱里对他的赞语。据说，父亲当大队会计期间，他的往来账目丝毫不乱，如若大队的头头们想乱吃乱喝乱开支，他都会挡回去。可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视他为文弱，不会耕田不会耙地，肩挑手提都不如人，就只会坐办公室。父亲整日坐在办公室，就是为了躲避日晒雨淋，就是为了逃避艰苦的劳动。在那个以一线劳动表现为唯一标杆的年代，父亲好像做不了群众的领头人，当不了先进，更别提入党了。我长年看见父亲带着整党建党学习资料回家学习，年复一年地申请入党，可他就是入不了党。

3
那年冬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村子里红旗飘飘，社员们敲锣打鼓，大哥胸前戴上了大红花，我们全家欢天喜地，把大哥送去了部队。
我们成了光荣之家。
转过春，转过夏，家里突然全变了。都是因为我，让全家处在了漩涡之中。
那是小学二年级，我八岁。夏秋之交，太阳快落山了。放了学，我去大队部寻找父亲。进到大队部前厅，猛然看见一群人围着中门的墙角，或指指戳戳，或交头接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缝里钻进去，有人指给我看，原来墙脚下写了八个字，虽模模糊糊，但依稀可辨。有人低语，是反……动……标语，哼，竟敢骂万人景仰的……这还了得！我也跟着愤怒极了。待人们散去，大队部只剩下一盏暗黄的电灯。我到处去寻找毛笔。父亲问我找什么，我不吱声。终于找到毛笔了，我将毛笔蘸满墨汁，小手愤怒一挥，将那八个字涂得一片漆黑。村里有个工作组，一个人正好经过，一把擒住了我。
大约过了三天，天黑了，我挤在一群戴红袖章的小孩子中间，去给地主富农封门。工作组组长说，这些地主分子晚上会出来搞破坏，戴红袖章的孩子们就天天上门去给他们门上贴封条。闹闹轰轰走进一条巷子，大队长突然在人群里喊我，叫我赶快到大队部去。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很高大，很威严，正坐在父亲的办公室等我。那里没有其他人，父亲也不在，我心里很忐忑。暗黄的电灯下，两个公安的人眼里露出凶光，在我面前拿出一根粗大的绳索，又掏出一支驳壳枪，啪地丢在桌子上，指着我道，老实说，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是不是你妈妈教你写的……不说？抓你去枪毙……再然后，我被“打·倒”了，也被学校开除了。
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利用夜间纺纱织布，每织成一匹布，就要躲躲藏藏拿出去卖钱，用以补贴家用，于是成了“投·机·倒·把”，剃成了阴阳头，三天两天挨批斗。父亲细心将那万人景仰的人的头像放在樟木箱里，以备不时之需，却被冠之以将“xxx”锁在箱子里的罪名，清除出了阶级的队伍，不能再当会计了。
公社来了通知，让父亲去参加学习班。父亲背起背包、薄被，以他一贯严肃不语、镇定沉闷的神情，独自走出了家门。我不记得那时他有没有和母亲辞别，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和儿女们说什么话。我想，他当时应该是痛苦的，但他将这些藏在心里，丝毫不对外人道，也丝毫不让外人知道。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压抑着哭声喊：爸爸……爸爸……可是，父亲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叫我爸爸！”
刹那间，我的心痛了。但，这是为自己而痛。
父亲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去了哪里，学习了什么，有没有挨批挨打，回来后他守口如瓶。紧接着，大队长带着一群人，把我们家准备做房子的旧房料扛走了，没收了。父亲像任人宰割的羔羊，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将一根根木头扛走，沉默不语。又看着他们把家翻了个底朝天，将楼上粮柜里仅剩的两担谷子挑走，依然是敢怒而不敢言。
家里已毫无光荣可言。当兵五个月就入党的大哥正要提拔，从此没有了机会。父亲写信给大哥说，他要将我送到姑婆家去，而且我已经在姑婆家了。但这并没有挽回大哥的前途。       
之前，父亲每一次走出家门，走出巷口，都是反剪着双手，挺直了腰杆的。现在，他依然每天从巷门口出出进进，却再不能反剪双手了，但腰杆仍然是直的，只是肩上扛了一把锄头，或者担了一担粪桶，又或者拿了一把镰刀。父亲干起了半生半熟的农活，学习着犁田耙地。每天和社员们起早贪黑，他成了一个更加沉默的人。我知道，父亲心里肯定是不服的，但他隐忍着，隐忍着欲要等待坏人的终日。每当听社员们议论，某日某时，头头悄悄让会计去买了猪肉，砍了牛肉，抓了鱼，沽了酒，带着副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躲在谁谁家里大吃大喝，喝得酒醉熏天，他就会嘟哝几句：“吃了去死吧！……我总会看到你们去死的！”
父亲不当大队会计了，回到了他本来的底层，甚至最底层。没有了“俗务”的羁绊，没有了做不完的琐碎的公家事情，父亲不再出门。活着、睡着、吃着，干着，哪怕最辛苦的农活，也要咬着牙齿干。忙完队里的，再忙自家的。早起，断黑，父亲都在家里的自留地里专务种菜。春种苋菜黄瓜，夏种苦瓜辣椒，秋种茄子芹菜，冬种大蒜茼蒿。父亲只管种菜，不管卖菜，一旦菜长成了，都是让母亲挑到集市上去卖。
我觉得父亲十分可怜，开始为父亲而暗暗心痛了。

4
清楚地记得，我们从前的家是安静的，安宁的，生活虽然清苦，却很少听到嘈杂的声音。父亲依然腰痛，母亲每年都给他用野荞麦蔸，炖一只刚刚打鸣的白公鸡。
然而，巨大的变故，让母亲乱了神智，失了魂魄。我们当时不知道，母亲已患了神经官能症，只知道她每天神经兮兮地焦躁不安，或者竭斯底里。她把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困苦、一切的冤屈、一切的愤怒……全都一股脑儿地倾泄到父亲的身上。只要父亲进了家门，只要父亲在她眼前，她就不停地对父亲数落、谩骂、控诉。她一边不停地干活，一边不停地将最愤怒的语言像丢炸弹一样轰向父亲。家里没有了安宁的日子，父亲处在无边的屈苦之中。他先是隐忍着，沉默着，任母亲发泄，后来听不下去了，转身就往屋外走，或者扛起锄头，默默地跑到地里去。
日复日，月复月，母亲在无穷无尽的声讨、控诉中，将父亲一生的罪过，包括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全都一点点一滴滴地揭露了出来。
父亲从小打母亲，打得母亲见父亲就害怕。母亲是童养媳，刚生下来就被外公抛弃到了野外。外婆偷偷把她抱回村里，藏在邻居的家里。第三天，外婆将母亲送到了我的祖父家。父亲学徒时，一边学木匠活，一边练武打。父亲打母亲的方法很特别，将巴掌伸直了，四个手指扣拢来，弯曲成一张弓一样，朝母亲的脑壳上猛地一敲，母亲头上就起了包，钻心般疼。也因此，年轻时保长带人来抓父亲当壮丁，父亲和他的二个伙伴藏在巷门后，突然举起梭标出现在巷门口，将梭标直指保长的胸口，吓得保长掉头就跑。
父亲不通人情，不讲情面。本来，父亲49年当了农会主席，别人没当主席都做到了社长、乡长，都是因为父亲办事不通融，得罪上司还得罪群众。母亲举了一个例子，当年，高级社新一把手上任之前，他的妻子出了丑事，和人通奸了。社里派人审问她，她今天说甲偷了她，明天又说乙偷了她。甲乙二人是做裁缝的，经常出入人家家里做衣服，一来二去，就和个别妇女有了私情。未上任的一把手决定正月初三开斗争会，狠狠地斗争乙。父亲不同意说，通奸是两个人的事，那就两个人一起斗呀。再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又没有捉到证据，怎么能随便斗一个人？结果就没有斗成。母亲揭露说，父亲那时本来是入了党的，前任书记交接前都宣布了，可是这位新书记一到任，一口否决了，说他刚到任，手续慢点办，观察观察后再重新决定吧。父亲不跟他对抗，心里想，我行得正坐得直，等等就等等吧。可是等着等着，没有下文了。
父亲还爱打牌，人家说，父亲办公室常常听到打牌的声音。“你就知道打牌，不打牌会si啊，害得我们母子如今……”母亲骂道。父亲辩解“我又不赌钱！休息时不能打牌，谁规定的……”母亲又骂：“你就是找借口偷懒！社员们都说你偷懒打牌！还想入党？……诶嗨嘞，你害得我们哪……”母亲不依不饶，紧追着父亲不放，父亲照例又不吭声了。
父亲的态度，大约是好男不跟女斗吧。可是，这激发了母亲的脾气。母亲从来是不坐弱的。
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最大的罪状就是“懒”，不仅懒，而且胆小怕事，不仅胆小怕事，还不管家不顾家。全家九口人、父亲竟将全部的担子都丢给她。无粮无钱日子，父亲不知道米在哪儿，油在哪儿，盐在哪儿，每次家里断了粮，父亲都是不闻不问，只在家里等吃，她就只好自己去谋，自己去借。为了借粮借米，母亲走东家，求西家，迈动双腿问外家，有时顶风冒雨，找到十几里外的姑婆家……母亲指责，父亲死要面子活受罪，让老婆、孩子们也跟着他一起受罪。这些是不是事实，父亲不争辩，不澄清，只是任凭母亲说。母亲还指责，父亲一辈子懒，年轻时就懒。学木匠出师了，独自去山里做木工活，突然遇到了大洪水。父亲正在过木桥，一股洪水咆哮着冲下山来，将他卷进了山谷里，险些死了。父亲受了惊吓，就找借口偷懒，再不去山里揽活干，这哪里有男人的胆气？……刚好解放了，父亲就丢下了斧头和篾刀，当上了农会主席。他把斧头和篾刀挂在木壁上，让它在壁头上生锈……母亲在每天的骂声中，说出了她的生活经，在农村，有一把斧头，加一把篾刀，日子是不用愁的，也没人会把你的手艺夺了去，偏要去当什么官。母亲还骂，父亲本该吃了“皇粮”的，也是因为懒没去成。公家本来发了衣服给他，发了枪给他。在一个叫姚墟的地方，父亲只站了一夜岗｛那可能是一个无法描述的黑夜吧）就跑回家来了。不知父亲在黑夜里遇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竟然把衣服和枪都交了上去，再也不肯回去了。
千不该万不该呀，你吃了“皇粮”，谁还敢欺负一家老少？母亲说。
一大堆虚虚实实的帽子盖在父亲的头上，让父亲感到了巨大的屈辱。他终于愤怒了，霍地挺起了胸堂，睁大了眼睛，握紧了拳头，举起了右手……可是，只一瞬间，父亲却软了下来，颤抖着，转而伸出右手的食指，指天怒吼道：“有天！有天！有天！”
这是父亲强烈的抗议。他不承认自己懒。我也认为，父亲只是身骨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干起活来如狼似虎。然而，母亲不能体谅这些，更不能体会到，父亲这是在喊冤。于是，母亲丝毫也不示弱，加大了声音，继续指责父亲。父亲似乎忍无可忍了，再次握紧了拳头，将右手高高举起，恨不得将拳头砸碎母亲似的。父亲将手举到了最高，转瞬却又泄了气，轻轻将右手放下了。看着父亲举手欲打又不打，母亲也被彻底被激怒了，就像一头怒吼的母狮，披散了头发，猛地扑向父亲，大喊道，你想打我！打呀！你打呀！你打死我去！……
父亲败下阵来，转身出了门。父亲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避让。母亲却不放过父亲，她披头散发追了出去。父亲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紧紧追着不放。父亲没哪里可去，只好围着村子团团转。那是黑夜，母亲一边追逐，一边咒骂，声音响彻了村子的上空。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边在家里悲伤哭泣，一边听着母亲的声音在村子外转圈圈，一会儿消失在村子的尽头，一会儿又转回了屋外。如此不知转了多少圈，父亲蔫蔫地折进了家门，母亲也怒气冲冲地跟到了家中。父亲低着头，闷声躲到楼上的干草铺里，母亲却在楼下嚎啕哭泣。
……
父亲有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都叫他茂道公公。有时实在万般无奈，父亲就带着无穷的悲愤，无声地走向茂道公公的家里去。坐下来，父亲不声不响地拿出烟斗，装上一袋黄烟，吧嗒吧嗒吸几口，将烟雾长长地吐出来，再梆梆梆磕掉烟灰，又装上一袋黄烟，默默地递给茂道公公。茂道公公也不说话，轻轻接过烟斗，嗞——嗞——嗞——地吸起来。
烟雾在他的家中缭绕，久久不能疏散，消弭。

5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我的兄长们似乎也和母亲一般见识。他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对父亲说三道四，却也暗暗怨父亲懒，怪父亲没有为儿女撑起一片不受侵扰的天空。仿佛，家里一切的屈辱，一切的艰难困苦，都是父亲一个人的错……
我却想，以父亲的弱骨，他能不弯、不折、不倒，已经算是顶天立地了。
是的，我目睹着父亲为了这个家，竭尽全力。他没有少干活，他默默做了很多事。自从不当会计了，父亲一直不声不响地干自己的事情，起早贪黑，当牛做马。家里只有几分自留地，他却种出了一担一担的苦瓜、辣椒、芹菜、大蒜……然而，父亲自己从来不去卖菜，全部交给母亲卖，有时母亲走不开，就由母亲指定，让兄弟挑到集市上去卖，卖来的钱，父亲从未过手一分一厘。
父亲捡起了丢弃二十余年的老手艺，把斧头磨光了，把凿子磨光了，把篾刀磨光了，独自做起了老手艺。每当他从地里回到家里，不是坐下来休息，不是躺下去睡觉，而是不言不语，一心一意干他的木匠活或者篾匠活。家里零碎的木头用光了，他就到处找木头，或者将人家丢弃的废木料捡回来，做脸盆、做水桶、做脚盆，凳子、杌子、椅子；我们家处在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没有竹子，他来回奔走几十上百里，到山上砍来毛竹，破成篾片，做成篮子、篾箩、斗笠……无数个日日夜夜，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数九寒天，他都是在做、做、做中度过的。然而，父亲还是和他种菜一样，只管做，不管卖，而且仍然全让母亲卖。慢工出细活，父亲做的东西扎实，耐用，每每拿到集市上，价钱不高，一元二元，三元五元，总能很快就卖出去。
父亲的晚年，我想应该是十分孤独的吧。年轻时我在家，偶尔能替父亲抱不平，挡一挡母亲。三中全会后，我上了大学，又分配到外地工作。离开家乡后的那些年，父亲和母亲越来越疏离了。母亲的惯性还在，还是见他就骂，见他就血泪控诉。父亲依然躲避着她。夫妻渐渐分灶而食，分房而住，各管各。
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父亲险些没了。那时我在赣西北山城的一所中学教书，暑假回到家里，猛然看见父亲躺在老屋的床上，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一时悲从中来，不禁流下了悲伤的眼泪。父亲都这样了，这是得了什么病？又病了多久？居然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送他去医院！然而，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急急送父亲去了市人民医院。一个礼拜后，父亲出院了。我生着气，却无法指责任何人，只是叮咛弟弟们，好生看待父亲。能怎么办呢？我常年在那个山区小城，离家乡数百里，父亲的晚年要靠他们，我能拿他们如何？忍忍吧！
之后的第六年，我娶妻生子了。母亲随我照看女儿，照样想起父亲就控诉。父亲却一个人呆在家里，自己种地种菜，自己洗衣煮饭，自己磨锅洗碗，自己缝缝补补……除了五弟家，父亲轻易不过其他人的家门。他的原则是，你不待见我，也不孝敬我，我有手有脚，也不求谁供，更不求谁养，有病有痛，自己咬着牙，能看医生则看，不能看，那就忍着、受着、熬着吧。
又有一年，父亲七十余了，我回去看望他，他却不在他独居的老屋里。有人告诉我，父亲在袁河边上。他在那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些地瓜、种些花生、种些黄豆……他对乡亲说，等着我回家一起吃。
最后的岁月，父亲最喜欢吃红薯，每每赶集卖了一担菜，他就要换回一担红薯，天天在家里煮红薯吃。人们看见他吃红薯，都问：“才贵，天天吃红薯呀？”父亲回答：“我喜欢吃，就是喜欢吃，嘿嘿。”然后埋头吃红薯，吃得津津有味。
2015年吧，我回老家探亲，三哥突然拿出一封发黄的旧信。那是1979年，父亲亲笔写给当时的公社党委的。我很惊讶。父亲留下的东西，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连一张遗像都没有，没想到三哥却保存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只是，信纸折叠的痕迹快要断了。我打开信，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父亲果然不服。他历数自己参加革命的履历，历数抄家失去的财产，比如6只樟木箱子，一个樟木桌面子，半个立方米杉木，35根旧房料，一担水桶，15斤元钉，新棉被一床，10斤皮棉，3只（匹）土布，10斤纺纱……他坚称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贪污，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质疑为什么撤销他的大队会计，强烈要求归还财物，摘除帽子，恢复名誉
……
我的眼眶湿了。父亲一般是不发声的，这时他敢于发声了。他也并不是不顾家，不顾儿女，只是顾的方式不同而已。父亲本是世上的蝼蚁，后来成了蝼蚁中的蝼蚁了，但是，如他所言，他的确看见了那些人的死。但凡他看着作恶的那些人，一个个都不如他活得长久。
1999年3越26日，我在北京出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愤怒的中国人正在强烈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拥挤其中，突然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不禁愕然。春节在家的时候，父亲在我面前腰不弯，腿仍健，我以为他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没想到，才不过一个多月，他竟然去世了，这叫我怎么接受？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因肝癌去世的。他什么时候患的癌，有没有去看过，有没有吃过什么药？……没有人告诉我。患病期间，父亲忍受了怎样的孤独，怎样的痛苦，怎样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他就这样默默地，默默地，在孤独中里去，与世长辞了。
3月27日，我从北京急急地赶回家中，直奔祠堂，父亲已装殓在棺材里，盖上了棺盖。我想看父亲最后一眼，请三哥给我打开棺盖。八仙们说，已经入殓盖棺，开棺是不通的。我一定要看，三哥就将棺盖移开了一条缝。
父亲一如他平常，好像熟睡着，平静、安详。
那时那刻，我的心里翻江倒海。

                                                                                2018/1/24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