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

                                                                         起风了

  
  “记住，嘴巴要甜，手要勤。”

    母亲的话掷地有声，落在枕边。我打着哈欠，一个字一个字拣起来，一遍又一遍咀嚼，直到眼皮打架，沉沉睡去。

    六点钟，母亲已经挤好牙膏，倒好洗脸水，半干半湿的毛巾也已搭在脸盆边。“第一天报到，早点去，扫地，烧茶。晓得勿晓得？”

    “嗯。”

    “晓得勿晓得？”

    “晓得啦。”

    还没等我洗完脸，泡饭冒着烟，已经上桌了，碗上搁着筷子，也冒着烟。

    七点，我随父亲一起出门，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不时，他停下来，示意我跟他并排走。突然，父亲落下我，径直急走了几步，追上前面的老王伯，打起了招呼。老王伯愣了愣，等反应过来，抿了抿嘴唇，要想说的话还在嘴里盘旋，父亲这厢已经迫不及待了，话语像一颗颗炸弹，在空中炸响，“老王，阿拉囡今天去信用社报到呢。”父亲声音大得惊人，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回过头来看我们，羞得我忙低下头。老王伯盯我一眼，又盯我一眼，感慨道，“还是老陈有本事，这么好的工作怎么找到的，福气啊。”

    “哎呀，阿拉囡自家争气，考上的。”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又一次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场景，正中了父亲的意，脸上荡漾着一池的春水。我拉了拉父亲的衣袖，示意走快些。

    信用社是两层楼，一横一竖像一把曲尺，外墙贴着蓝色的马赛克，淡淡的一片，像汪着一墙的海水。门口有两棵梧桐树，枝枝杈杈升向天空，树上的叶子像秃顶者的头发，少得可怜，半黄不黄地耷拉着，打着卷，只要风一刮，就会掉下来。

    “来了来了，傅会计，我把囡领来了。”傅会计，跟父亲差不多年纪，听父亲说，他们是朋友。我犹豫着，是跟着父亲叫傅会计呢还是叫叔叔？我向父亲投去求救的眼神，父亲没看见，自顾自跟傅会计聊天。“莫客气，老陈，自家人一样。”傅会计客客气气把我交给一个女孩，“美玉，这是小陈，今天起和我们是同事了，你带带她。”只见这个叫美玉的女孩抬头用眼白翻了翻眼睛，看了看我，应了声“嗯”，低下头，又迅速抬头，用眼白又看了看我。

    父亲迈出信用社大门时，我听见他哼起了小调。

    起风了，有一片叶子停在父亲的背上，父亲走得那么急那么高兴，叶子像一颗荷叶上的露珠，滚落在地。

   
                                                        朱伟爱唱《阿西门的街》

   
地，湿的，刚拖完。茶，烧好了，瓶塞还冒着热汽，“嗤嗤嗤”，响了几下，“扑答”一声，安静了。

    信用社一共五个人。

    傅主任，以前是会计，老主任退休，接班当上了主任。很多客户叫了十几年的傅会计，叫惯了，改不了口，比如我父亲就是。我进信用社后，就叫他傅主任。傅主任不苟言笑，怕跟他说话，汇报事情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对着他身后的墙壁，像小学生背书。据说，傅会计对这个姓氏颇多不满，以前当会计没感觉，现在当主任了，人家叫“傅主任”听着像是“副主任”。

    美玉，是会计，新上任的会计。顾客都叫她大会，姓毛，毛大会。会计的“会”，在方言里读音跟“鬼”同音，听起来叫毛大鬼。我听着想笑，“美玉”两个字不幸遇上了“大鬼”，怎么听都美感尽失。当然，我叫她美玉姐。美玉是顶替她父亲到信用社上班。

    巧萍，是出纳。我叫她巧萍姐。她戴近视镜，人瘦瘦的，好像要被风吹倒似的。

    施建国，是信贷，专门放贷款。顾客都叫他老施，其实他不老，还没结婚呢。可大家都这么叫他，连同事也这么叫，我也就这么跟着叫了。老施长得比巧萍姐还要瘦，活脱脱一根竹杆，走路好像在摇晃，他走到哪里，风就带到哪里。听说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因为这个，才分配到信用社来。

    朱伟，也是一名出纳。下巴长满络腮胡子，近视眼，眼镜一会戴上一会儿摘下。看人时，他会摘下眼镜，盯着你。别怕，其实他就是想看清楚眼前的人到底是谁？他的父亲是镇上的武装部长，人们叫他老朱。老朱的儿子自然就叫小朱，很多顾客都叫他小朱。但我们同事都直呼其名，连顾客也是。同事或顾客开玩笑的时候，叫他小猪，他也不恼，嘿嘿嘿地笑着。小朱爱唱《阿西门的街》里的主题歌，情绪一来，吼上一句，“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一副不摇滚宁可死的样子。他每次就吼这一句，我怀疑他就会这一句。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他先开了口，“我比你大一岁，同出三年没大小，你叫我名字吧。”这个一脸络腮胡子的男孩只比我大了一岁，真是看不出来。

    信用社开了三个柜台。两个出纳柜台，朱伟和巧萍办理现金业务，一个会计柜台，美玉办理转账业务，转账业务有一个专用术语叫对公。傅主任和老施有单独的办公室，老施放个人贷款，傅主任管理信用社总业务，又兼管企业贷款。

    我的这几个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律戴着袖套，像修理机器的师傅。男的袖套是藏青色。女的是花袖套。上班戴上，下班摘下，叠好放桌上，整整齐齐。朱伟一下班，单曲循环“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然后袖套一甩，从半空落在桌上，每次落在桌上的姿势都不一样。

    朱伟盯着我笑，好像我脸上刻着字，不过笑得挺友好。我站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自在极了。便挪了挪，站在朱伟旁边，看他收钱，点钱，开存单。顾客是一位老伯，朱伟问他，你是要死的还是活的？可把我吓了一跳，什么死的活的。老伯回答说，死期一年。我心里的疑问跟着冒了出来，什么叫死期一年。朱伟以过来人的身份，得意地跟我解释，死期一年就是定期一年，死期两年就是定期两年，最长的死期是八年，活期就是活期，随存随取。还有一种是半死半活的，叫定活两便。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存个钱居然要死要活半死半活，关键是老人一点不忌讳这样的问话。

    美玉找出一面算盘、一本百张传票、一叠练功券和一本阿拉伯数字练习册，递给我，“你到那张空的办公桌去练习，这是基本功。”

    这有何难，打算盘，我早在小学就会了。从1打到36是666，打到100，是5050。信用社里的算盘是牛角做的，轻巧灵活，还有清盘钮，家里的算盘是木头做的，又大又重，两个手指头才能搬动一个算盘珠子。我按一下清盘钮，“嚓”一声，算盘表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像老牛耕田，一垄垄，整齐有致。我翻开传票，发现里面的数字都是6位数7位数甚至是8位数，掰着手指数，个、拾、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啊，像一群野孩子，不知从哪里一齐冲了出来，一个个争先恐后，狼奔豕突。它们排成一支队伍，陌生得像是天外来客，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读，舌头抵在牙齿，打转，缩不回来。尽管，小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些数字，算旧时相识，但它们仿佛忘了青梅竹马的情谊。此刻，它们联合起来咬我的手，露出得意的笑。我手忙脚乱地应付着，打到第3个会合便败下阵来，一垄垄田被踩踏得面目全非，只好“嚓”，清盘，“嚓”，再清盘。

    练功券是一叠仿真钱，手指在海绵缸上沾点水，一张一张数过去，慢归慢，总不会出错。

    写阿拉伯数字呢，要把一个个数字往一个个方格里面塞，困兽一般困住它。还别说，美玉的阿拉伯数字写得可真是好看，一个个一样大，一点点斜度，珠圆玉润的样子，一排阿拉伯数字就像是电线杆上停着的一排麻雀，可是我的麻雀总有几只歪着身子要掉到地上去。

    一次又一次，我把它们赶进格子里，不让它们有机会得逞。

    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数字，边跟顾客谈笑风生，边数钱边开存单呢。

    比我大一岁的朱伟貌似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慢慢来，一口气吃不成胖子。

                                                              婆婆送我芋艿头

   
     单位离家近，下班步行回家，十分钟够了。迎接我的是两个女朋友，我们住前后排，一起长大。她们一个送我一支眉笔，一个送我一支口红。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因为今天第一天上班，恰遇我的阳历生日。我的小哥哥为了祝贺我参加工作，给我买了一件雪白的羽绒服。小哥当过兵，退伍后考进了公安局当上了警察，村里人因此称老陈有福气，儿女工作安排得妥妥贴贴。

    父亲说，第一天上班就是生日，这是缘份，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

    一个月后，一个个阿拉伯数字老实多了，无论我手拨还是手写，它们见了我，一个个低眉顺眼，不再飞扬跋扈。

    来信用社办业务的人不多，相比上下午，上午的人多一些，有的刚卖完蔬菜，有的刚买好菜。卖菜的提着芋艿篮，买菜的提着小竹篮。人多的时候，朱伟忙得很，用他自己的话讲，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一忙，有人便走到我的柜台边，看看我能不能接业务。我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跟人笑笑，继续练功。美玉跟人解释，她是新来的，还不会办业务。旁人说，你们让她试试啊，不试，永远不会办。美玉又跟人解释，她现在是学徒工。

    突然，“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一阵山摇地动，我知道最忙的时间过去了。

    下午来的顾客大多是单位的会计和出纳。比如粮站，比如税务所，比如邮局，比如供销社，单位一天的营业款，要赶在信用社关门前存进。也有个体工商户，比如预制厂，比如电风扇厂，比如五金厂，出纳大多是女孩，会计大多是老先生，戴一副眼镜。有时出纳和会计一起来，出纳办理现金业务，会计办理转账业务，最后，对一下账单。如果对不上，戴着眼镜的老会计会一笔一笔报出账目来，跟美玉核对，他的大脑就是一本账簿，连小数点后两位都记得清清楚楚。业务办完后，他们会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问我哪里人？几岁？几时正式上岗啊。我略显羞涩，嘴里的词跟着我躲猫猫，不肯见人。傅主任和美玉没点头，上岗的事就不好说。幸好，朱伟过来帮腔，快了，快了，下次你们专门找她办。

    那一天，离上班还有几分钟，电话铃突然“丁零零，丁零零”响个不停，美玉跑过去接听，一只脚在办公室内，一只脚在办公室门外，大声喊，“傅会计，你的电话。”傅会计从从容容，每一步脚步尺量过一样，一样大。原来朱伟临时有事，不能来上班。美玉在一旁说，这些天单位发工资，大家都忙，这小子偷懒。巧萍姐拉下脸在旁边说，这小子还能有什么事，陪女朋友去了呗。

    傅主任对美玉说，让小陈上岗吧。

    “啪嗒”，我拉开抽屉，戴上准备多时的袖套，袖套是我心仪的花色，小碎花棉布，叫裁缝定制了两副。练功的一个月，没好意思戴上，怕被他们笑话。我也没有准备茶杯，好像没上岗，连喝茶也不好意思。这一个月来，耳濡目染，存钱取钱算利息，这样的流程对我已经并不陌生了，算利息有一张表，只需对准基数，再乘数。

    我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婆婆。感觉比我母亲大，比我外婆小，六十五岁的样子。她挑着一对箕簸，箕簸里还有几只芋艿头睡在里面。婆婆皮肤黑，头发却梳得很整齐。她来到我的柜台，说话声音细小，生怕惊动了旁人，“小妹妹，我存钱。”然后她从怀里摸出一包东西，用蓝白格子手帕包着，打开手帕，是一只透明尼龙袋，说是透明，已旧得灰扑扑了。解开尼龙袋，是一张红纸，扯开红纸，是厚厚的几叠钱，用一根根黑毛钱牢牢缚着，像是它们有脚，会逃走。一根一根，用指尖细细地解开，解开一根递进来一叠，解开一根递进来一叠。

    “小妹妹，这里是五百元钞票，你数一数，多还少补啊。”婆婆把最后一叠递给我，努力地笑着，对我说。

    原本以为上岗很显本事，没想到，迎接我的是面额不等的壹角贰角伍角壹元贰元伍元拾元，它们散发着不明气味，又脏又破，样貌五体不勤。

    美玉走过来，瞟了一眼，对我说，每种币制十张一叠十张一叠，一百张用扎钞纸束起来，残破币剔出来，一张一张揉平，也是十张一叠，一百张用扎钞纸束起来。

    记住，残破币要平整得像熨斗熨过一样！

    我接住这句话，把已经整理好的残破币用镇纸石压着。

    巧萍一边办业务，一边拿眼睛瞄我，看我数完了没有？办好了没有？有的顾客等不及了，都排到她那里去了。有顾客用手指“咚咚咚”弹着柜台，有顾客用脚“嗒嗒嗒”跺地，这些声音是火，将我的脸烤得红红的。

    婆婆从别人口中得知，这是我第一次办业务，她站在柜台外，替我跟人解释，人家小阿妹今天第一天上班，别催她别催她，弄错了要吃赔账。

    美玉又过来了，先看了一眼柜台外的顾客，然后看着我，说，先点数，残破币空了自己慢慢整理，不要让顾客等太久。巧萍隔着一个柜台，把话掷向我，这种钞票的票面还算大，壹分贰分伍分角子来存，那才叫麻烦。

    我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时间，过得真慢。外面等待的顾客，眼神聚焦过来，带着灼人的光芒。这些钱币也盯着我，我忙碌着，手指不停地去沾海绵缸里的水，钱币就像过期的面霜厚得挼不开。这跟想像中白领丽人上班的场景相差简直十万八千里，我狠狠地想。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清点完毕，五百十六元壹角，我把多余的十六元壹角递给婆婆，婆婆激动地说，哦，走脚钿有了，真是谢谢啊，谢谢小阿妹。说完，她递进来两只芋艿头要送给我。

    那两只芋头可真大，黑黝黝的，像两颗硕大的脑袋。

    墙壁上挂着职业须知的镜框，其中一条是不准透露客户信息，这，我当然知道。我上岗第一天，美玉向我重复了不下三遍。我还知道，信用社有“三铁”——“铁账、铁算盘、铁规章。”

    几笔业务下来，觉得挺容易的。存残破币，属于小概率事件。

    下午，来了一个客户，是女友的父亲。他来办理转期业务，原先存的定期存单到期，取利息，再追加本金，重新存。因为认识，他就跟我说空话，我回答起来，有一种骄傲的情绪在里面。这份工作，毕竟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来。

    没想到，下班前盘账，盘来盘去少了一百元。我当时的工资才四十元，算实习工资。我紧张得人一下热了起来，连抽屉也跟着我着急，不断进进出出，一格一格查看，又推开椅子，往桌子底下钻。一百元，是一张“蓝精灵”，是我两个月半的实习工资。美玉听到动静，忙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少了一百元。美玉瞟了我一眼，让我站起来靠边，她坐进我的位子一笔一笔对账，再把抽屉里的钱，分门别类理清，两边核对确定，少了一百。然后她叫我回忆，张三存多少，付多少，李四取多少，存多少。我突然想到，就是女友的父亲，利息154.36元，他让我把一百元加进本金里，我加进本金后，又付给他154.36元。理清思绪后，我跟父亲说了这事，父亲上门去，女友的父亲把我们挡在门外，不承认。送我眉笔的女友狠狠瞪我，掀翻了友谊的小船，她站在他父亲一边，说我坏了她父亲的清白名声，要我赔，因为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这件事。

    没有证据，人家不还，父亲只好帮我赔了一百元，他的工资一百出头一些些。父亲倒是没怎么批评我，只是说，跟钞票打交道，总有一天会出错，以后千万要小心。母亲知道后，用扫把对着一群鸡，胡乱挥舞，“瘟鸡，吃了这么多东西，还不下蛋？再不下蛋，斩了吃了。”

    我低着头。没有吭声。

    第二天去上班，傅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小陈，一大早，有人投诉你，说你泄露客户存款秘密。你想想是什么原因。”

    傅主任的眼睛里藏着一把刀，我不敢看，也没勇气接腔。我总共才接待了几位客户，想不出泄露了谁的存款秘密。

    窗外的梧桐树，树围硕大，每条大枝杆生出许多小枝杆，大枝杆上的树叶已经落尽。一阵风吹来，空荡荡的枝杆受了惊似地瑟瑟发抖。

    上班，意味着另一种人生的开始。

    傅主任说，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朱伟知道事情始末后，跟我说，“一大早，那个人来到信用社，跟傅主任汇报，说你泄露存款秘密，让左邻右舍的人知道他存钱的事，还建议傅主任开除你。你呀，吃一堑长一智。这个人长得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好人，以后你少跟他女儿来往。”

    朱伟，只比我大一岁，懂得比我多得多，也许，他的每根络腮胡子都是人生锦囊。看上去沧桑，其实是智慧。

                                                                 值班的梦魇

   
     三个月后，梧桐树长出了新枝，新叶子挂在树上，风怎么刮都不会掉下来。

    早上，美玉跟我说，今天开始，你也要值班，一个月值七天。值班，对我还是很新鲜的事，仿佛是对我的身份认定，终于有资格值班了。

    为了值班方便，傅主任给我安排了寝室。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两个人值班，睡在各自的值班间内，外面有一台公用彩电。彩电屏幕浑圆厚实，往外凸出，像中年男人的啤酒肚。遇到信号不好，“蓬蓬蓬”敲几下电视机外壳，立马清楚了些，像是电视里的人听到敲打声，不敢放肆了，只一会儿，又开始调皮，不听话地下起雪，下得人影都是斜的，糊里糊涂。

    第一次我跟朱伟搭班，午饭后，他开始摇电话（那时候，电话得摇）约人打双扣，税务所小王，供销社老李，粮站小周。他跟对方说，晚上给大家送米，来不来？如果粮站小周没空，他埋怨小周不给面子，上次赢了这么多，赚了就不吐出来了啊。如果小周还不同意，就放狠话，三缺一，勿来伤阴鸷，你想伤阴鸷吗？唾沫飞进电话筒，下起毛毛雨，一直说到小周没办法，只好应战。

    晚饭后，小王和老李来了，小周还没来，朱伟便叫我先代两副牌。我说不会，他就说，打牌谁不会啊，你会打红星吧，跟打红星一样打就是了。

    我说，红星是一副牌，这是两副牌啊，我不会。

    不会，可以学啊，进入社会什么都要学一点，就是羊癫疯也要学三分，懂不？不然你跟别人没法混。朱伟像黑社会的老大，厚厚的嘴唇朝外翻着，抽着烟，对着空气吐出一个烟圈，久久不散。

    没办法，我坐上椅子，桌子是一张拆叠方桌。双扣两副牌，分到手里是27张牌，我捏不过来。仿佛捏的不是牌，而是一条条泥鳅。我只好分门别类放在桌上，手中的牌还是桌上的牌多，即使这样，手中仅剩的几张牌还是捏得摇摇欲坠，引起他们的大笑。

    慢慢来，慢慢来，多摸几回就捏住了。

    他们出对子，我翻桌上的牌，记得我有对子，翻到对子，甩出去。

    朱伟说，哎，就这样打。

    打到第三副，小周来了，我把牌递给他。小周看了一下牌眯眯笑，猛地一抽，压在上家的牌上，是一副炸弹。他哈哈大笑，下家也扔出一副炸弹，小周收牌，磕了磕桌面，像是投降了，不怀好意盯了盯上家，突然碾开牌，猛一抽，从天而降，扔出一副连炸，“哈哈哈”三声仰天大笑，迅速把赚进来的分数搂到面前来，志在必得，开心地摸出香烟，一人一支。

    来来来，抽根烟。

    朱伟对我说，等会我上个洗手间，你也替我摸副牌。

    众人笑他，情场得意了，赌场才失意。这双烂手，即使用糖茶洗，也洗不干净。

    值班，原来以为不能睡觉，没想到还能打牌看电视，可惜电视机不行，傅主任说，明年换台大彩电。

    我睡的值班间是库房，残破币都在里面，气味怪怪的，气窗开得很高，我不敢开，怕坏人会撬开气窗爬进来。朱伟说，放心，值班就是睡觉，睡一觉还有钱拿，傻瓜才不值班呢。

    打牌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我拿着一本书，看着看着，迷迷糊糊起来。

    一股香味袅袅娜娜潜进我的鼻子，真香啊。突然听到开门的声音，“扑答”，不好，有人进了库房，我睁开眼睛，只见那人头上套着黑丝袜，看不清是谁。我挣扎着要起来，想喊，“有人抢劫啦，有人抢劫啦！”可是，我的喉咙像吃了哑药，怎么也喊不出来。第一次值班就遇上抢劫，这运气可是坏到家了。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心里急得不行。

    突然，大叫一声“啊”，醒过来，忙点亮灯，狠捏了一下脸，哦，好痛，原来是做梦，我拍了拍胸口，压压惊。

    值班一周，做着同样的梦，就像每天晚上梦也在陪我值班。一天早上去隔壁点心店买大饼，做大饼的叔叔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晚上是不是屙榨猫上身？我惶恐得急急离开。回家，我问父亲什么是屙榨猫？父亲说这是方言，一种冠心病，人在梦中醒不过来。我告诉父亲做梦的事，父亲说，你这么年轻不会有冠心病，是睡前想多了。

    不知怎地，这个梦始终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总在我值班的时候，大驾光临。可每次光临，都像是第一次经历，喊不出，动不得，十分难受。

    这隐疾，渐渐变成我随身携带的行李，无处安放。就像门前的梧桐树叶，落了长，长了落。

                                                               
                                                                “编外工”的爱情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单调和枯燥像一枚枚箭射向你，无非就是算盘算账，双手点钞，每天早上上班，就开始等着下午下班，时间长得望不到头。信用社的左边是电影院与图书馆，它们承包了我的业余时间，不是看电影，就是看书。

    不知怎么，我患上了胆囊炎，常常在半夜犯病，痛起来只能去挂盐水。医院离信用社有一段路，我不敢一个人去。信用社右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店主是个叫建英的女孩，她跟美玉姐是亲戚，常来信用社坐，跟我同龄，于是成了朋友。每次犯病，我去敲门，她陪我一起。两个人穿过一片竹园，偶尔的一声鸟叫，惊得我俩抱紧对方。“别怕，我们唱首歌吧。”建英说。

    “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周峰的《夜色阑珊》被我们唱得溃不成军，声音抖得像是有人在后面追。

    建英是个能说会道的女孩，她跟信用社的每个人都熟，熟络地叫哥叫姐，外人乍一听，还真以为是哥是姐呢。建英还常常把人家给她吃的水果分给我们，我们呢，有时也留她在信用社吃饭，于是她获得了“编外工”的称呼。

    开理发店要是不能说会道还真不适合做这行。建英空闲的时候，就来信用社，看看有没有顾客，然后她跟顾客东拉西扯，扯着扯着，存完钱，顾客一摸头发，“走，去理发，噱头噱头就是噱只头啊。”听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的顾客变成了她的顾客。

    建英脸盘偏大，扁平，脸上有麻子，鼻子塌，她爱笑，笑起来露出牙齿，脸上闪闪发光。

    洗发水海飞丝刚兴起的时候，广告语“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深入人心，让人心痒痒，我买来尝试，叫建英给我洗头。本来冲洗三遍，建英说二遍就够了，这么贵的洗发水要留一些在头皮上，这是营养啊，头发会更顺滑。

    哥哥送我一台小霸王游戏机。一开始，我不会打，打着打着就gameover，这让我很泄气。熬了二次夜，学会了俄罗斯方块，俄罗斯姑娘跳着《喀秋莎》，无限循环，不再over。接着又学会了打魂斗罗、坦克大战、采蘑菇、小蜜蜂，单打不过瘾，一人分饰二人打。下班吃完饭，关在寝室里打游戏。床对着电视机，我坐在床杠上，游戏激烈的时候，拿着遥控器使劲按，整个人弹跳起来，久而久之，床杠松动，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向我喊冤。我请建英一起来打，她使劲按遥控器，身体也使劲摇摆，自己“牺牲”不算，把我也拖往深渊。只一会，她一扔遥控器，找哥啊姐啊去聊天。

    我有游戏机的事被美玉知道了，她向我借，要跟男朋友一起玩，我虽然心里不肯，但她是我师傅。

    有一天，建英来找我，她严肃地看着我，扳正我正在打游戏机的身体，拿掉遥控器，对我说，“我出大事了，要是你不帮我，我只有死路一条。”

    建英怀孕了，让她怀孕的是房东的儿子，跟我们同龄，房东是位很泼辣的女性，是位妇女干部。

    建英要我陪她去医院做人流。我想，那个地方那个诊室，我进去了，别人看到，还以为是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我还怎么上班。我告诉她，怀孕了就结婚啊。建英说，他父母不同意，只能先流产，以后他去争取，慢慢取得他父母的同意。她又说，要是我不陪她去，她只有去死。我问她，那你还相信爱情吗？建英说，相信。

    建英父亲是老师，姐姐也是老师，她说她的父母也丢不起脸，求我一定陪她去。

    她怎么怀孕了？每天往信用社跑，没看到跟男的在一起啊。

    那天，我们都戴了帽子，用围巾把自己裹起来。建英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跟我摆了摆手。我等在手术室外，看到展示的一只只标本瓶，里面浸着未成型的人体，看得头皮发麻。大冬天，但背脊冷嗖嗖的。

    建英走出手术室，像一名刚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士兵，脸色惨淡得像瓦数极低的白炽灯泡，一阵风就可以将她吹走。

    我扶住建英，她努力撑出一个笑容，这笑容比哭还难看。回去的路上，建英流出细细的泪水，跟我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房子到期后，建英搬走了。过了三个月，房东找我说事，她骂建英不要脸，勾引她儿子。问我建英人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房东说她儿子马上快结婚了，还跟她儿子还藕断丝连。美玉、朱伟还有傅主任他们听到，纷纷过来，替建英说话，“不会吧，建英这女孩很本份。”

    那天晚上，我值班，打电话给建英，转告了房东的话。建英在电话那头幽幽地说，“我忘不了他，我忘不了他。”

    夜晚像一把伞，收住了所有的声音，建英说这句话的神情，我想像得出来。瞬间，我原谅了她，原本准备了许多说辞要责备她，它们集体消失在我的舌底下，一个也不愿意出来。

   

                                                                           美玉姐煮鸡

    我的寝室安排在二楼，在傅主任的隔壁，幸好傅主任经常回家。这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美玉、巧萍、朱伟都住一楼，老施是每天回家的。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士，身高1.85米，虽然瘦成了一支箭，但力气惊人。美玉她们经常取笑老施，自行车骑得比狗还快。老施自行车后面驮着吨位庞大的女朋友，到县城十分钟就够了，一般人要半小时才行，这么瘦的人不知哪来的力气。

    老施保持着军人的本色，经常穿军装，只是脸上爬满了青春痘。于是她们又取笑，“你都过了青春期，怎么还长青春痘，是不是来了第二春。”

    有一天早上，美玉和巧萍神神秘秘交头接耳，老施凑过去打听什么事，她们的眼神避着我，我知趣闪一边。从她们的手势和神情，我猜出她们在说朱伟，好像是朱伟的寝室昨晚有个女孩蹑手蹑脚进去后，没出来。

    朱伟吃完早餐，哼着《阿西门的街》，看了她们架势，知道在说他，他脸上冒着油光，只是笑，笑里藏着得意，歌哼得更响了，“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阿西连着阿西，“阿”得听者晕头转向。

    朱伟走进办公室，有条不紊地从库房搭出头寸箱（放钱款的箱子），倒好茶，想要擦下桌子，见已经擦干净了，用眼神谢我，知道是我所为。

    美玉和巧萍板起脸，跟刚才的说笑判若两人，一起步入办公室，拿出账簿，清下算盘，戴上袖套，拔出水笔，倒好茶，按步就班。

    傅主任过来，跟美玉说，“大会，今天上面要来会计辅导，你去菜场买些菜招待。”

    大家都上班的时候，美玉是闲着的，管理内勤。巧萍做对公，我与朱伟做出纳。所以买菜做菜成了她的事。

    美玉和巧萍两人是初中同学，美玉初中毕业，顶替父亲进了信用社，巧萍则高中毕业，她哥哥跟信用社老主任关系好，于是进了信用社。她们两个人很要好，上班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爱板着脸，装出一副很老成的样子，其实，她们两个也是我哥的同学（可见地方之小）。我哥曾经关照过她们，请她们照顾下唯一的妹妹。

    美玉买菜回来，在门口跟一个女孩打了照面，那女孩低头匆匆离去。美玉放下菜，跟巧萍窃窃私语，指着那背影。

    会计辅导员是个很爱笑的男孩，用标准的招手姿势，在柜台外，跟我们打招呼，说了声“嗨”。朱伟认识他，忙请他进来。辅导员知道我刚上班，交待要注意些什么事情，然后聊起来，居然他是我哥的同学，曾来过我家，这不免让人亲近。

    高压锅“吃吃吃”响起来，美玉在煮鸡。中午有白斩鸡吃。朱伟过来汇报，然后他站在窗前，打开窗户，深呼吸，五官缩成一个囧字，吸一下，又吸一下。“嗯，好香，好香。”老施过来问朱伟，“今天这个是第几任女朋友？”朱伟睁大眼睛，似笑非笑，“你说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哪里有女朋友？我女朋友在哪里？你去把她叫出来。”无辜的样子倒是别人冤枉了他。他反问道，“老施，你坦白一下找了几个女朋友？你是城里人，跑到乡下找对象，谁相信？”

    高压锅偃旗息鼓了，美玉过来叫吃饭。

    傅主任带着辅导员一起来到厨房，辅导员夸美玉菜做得不错，荤素搭配，有红有绿。傅主任迟疑地问了美玉，“我带来的红膏炝蟹呢？”美玉指了指桌上的那盆蟹，“喏，放心，煮熟了。”辅导员听了哈哈大笑，“红膏炝蟹是咸蟹，怎么能煮呢，本来就是熟的，腌熟的。”傅主任尴尬地站着，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心疼这只被糟塌的咸蟹。美玉讪讪地望着脚，鞋底碾着地面。老施用调侃的语气打起了圆场，“将来谁有福能娶到你啊。”

    美玉叫朱伟去开锅，满脸络腮胡子的朱伟看上去很威猛，其实胆小如鼠，灯泡坏了，也不敢换，怕触电，宁可出钱让老施来换，老施则把钱买水果让我们吃。所以美玉故意让朱伟开锅，朱伟要是不愿意，又可以敲一笔竹杠。谁知朱伟怕电，但不怕高压锅，也许是鸡肉的香气诱惑着他。

    “噔”，朱伟双手按着高压锅旋转柄，一开，热汽腾云驾雾，朝每个人扑来。突然，朱伟捏着鼻子，逃得远远的，一边用手扇着鼻子前的风，一边对着众人喊，“咦，娘哎，什么气味？熏死我了。”

    一股臭气弥漫在厨房间，掩住了他们的笑容。走出门外，傅主任问美玉，鸡是不是没洗过？美玉说，当然洗了。傅主任屏住呼吸，用锅铲把鸡翻了个身，鸡头耷拉着脑袋，不服气似的，眼睛盯着我们，鸡汤浮着一层黄油，鸡肚子光滑完整。傅主任问美玉，你没有剖开鸡肚子，处理内脏？美玉说，没有，买来拔完毛，冲洗一下就扔高压锅了。

    朱伟万分肯定地说，这是鸡屙的气味，没错，不然不会这么臭。老施立做呕吐状。后来，全部人马不得不移往对面的饭店。饭店老板娘说，要感谢大会，不然你们这些领导怎么请得动呢。

    这件事，多次被老施拿出来说，“这种老婆谁要，连鸡屙都敢放进高压锅去煮。”后来，粮站工作的肖姓小伙子跟美玉谈起了恋爱，老施没忍住，跟肖姓小伙子分享了这件光荣的往事，谁知肖姓小伙子不在意，还说厨房的事以后他来搞定。

   

                                                                    巧萍姐结婚了

    不久，供销社姓陈的小伙子看上了巧萍，每天来信用社报到，今天存钱明天取钱，巧萍板着脸，给他办理业务。过后，姓陈的小伙子隔天送水果过来给我们吃。朱伟吃着苹果，递一个给巧萍，巧萍不接。朱伟自我解嘲，那我再吃一个。朱伟又说，我们可是借你的光啊。巧萍这下开了口，你是饿死鬼投胎。巧萍说话的时候，板着脸，水都泼不进，没有一丝笑意。朱伟不知从哪里知道，巧萍有个初恋在当兵，初恋的家里很穷，可巧萍不在乎，两人鸿雁传书，可是现在巧萍好久没收到初恋的回信了，这让她很生气。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又过去了，音信全无，她认为他变了心。

    姓陈的小伙子对社里的每个同志都客客气气，经常买这买那送过来，傅主任对他印象不错。他来了，在主任办公室坐坐聊聊天。有一次，让我们大跌眼镜，小伙子一大早从巧萍的寝室出来，羞涩地对着我们笑了笑，是水到渠成的那种笑，带着计划得逞的味道。回头看巧萍，还是板着脸，上班下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过几天，我跟朱伟搭班值班，临睡前，只听到“呯呯呯”敲窗的声音，“巧萍，门开开，巧萍，门开开。”姓陈的小伙子叫了很长时间，“橐橐橐”带着失望离开了。

    姓陈的小伙子白天依然故我，还来信用社报到，每次不空手。终于有一次，他跟傅主任说，我跟巧萍要结婚了，请傅主任做证婚人。巧萍听到这句话，忙关上头寸箱，锁好。她走进寝室，“呯”关上门，传来“嘤嘤嘤”的哭声。小伙子去敲门，“巧萍，门开开，巧萍，门开开。这是好事，别担心，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

    原来，巧萍怀孕了。

    结婚回来后，小伙子住进了信用社。一天早上，巧萍向我借变色近视眼镜，她要去公婆家。去公婆家借什么眼镜呢，这副变色眼镜是我的近视度数，她又不适合。但她的样子有点大义凛然，好像我不给她，出了事我要负责一样，所以只得给了她。朱伟说她的眼角受伤了，昨晚夫妻俩又吵架了。

    大概大半年后，那个当兵的初恋情人来看她。原来在没有回信的那段日子，船遇上风暴，在大海上漂了半年才平安回来。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两个男人喝得满脸通红，朱伟后来也加入他们的队伍，他说那个当兵的喝得连脚底都是红的，一路捧着肚子，呕吐着，回去了。

    巧萍生下女儿后，婆婆也住进信用社养孙女，信用社的卫生由她婆婆包了，这让我们都很轻松。可有一天，巧萍老公截住我上楼的道，问我，是不是我告的密？我被问得莫名其妙，在信用社，我因为年纪小，谁都可以来差遣我问罪我。

    告什么密？你说谁？

    你要是让我知道是你做的，我把你弄死。

    一个每天都笑嘻嘻的男人不知为什么变得面目狰狞？他一定是疯了，肯定疯了。

    战争总有一天爆发了。一天，巧萍婆婆带着孙女回了老家，巧萍把老公的衣服扔到门外，扔一件叫他滚，再扔一件还是叫他滚。老公哭着求她，请她原谅。巧萍板着脸，指着他，叫他立刻马上滚出去。她老公向傅主任去求情，“傅主任，她整天板着个脸，睡觉也不让我碰。你说我怎么办？”“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跟其他女人搅七搅八，你结了婚，还有一个女儿啊。”“傅主任，我在供销社值班寂寞啊，就一次，请你去劝劝她，让她原谅我。”

    他们肯定会离婚吧？错了，没离，吵吵闹闹中，女儿大了，等女儿读大学，他们再也没有在外人面前吵过，供销社的下岗潮波及到他，他干起了装修生意，先是在大公司做，后来自己单干，生意不错。

    有一年的春天，梧桐树叶绿得发油的时候，我调离了这家信用社。

   

                                                             骑着电瓶车拿头寸

    头寸，就是资金。朱伟告诉我，这是一个暗语，因为怕别人知道会动抢劫的念头，所以换一种说法以混淆视听。平时，需要头寸的时候，是头晚报好，信用社派两个人去镇上总社拿。一人一辆自行车，一个人拿头寸，头寸装在一只帆布袋里，紧紧系在自行车后座上。另一个人押运护卫头寸。两辆自行车都是公车，这事经常轮到我和朱伟，美玉是内勤总管，谁去谁不用去，都由她说了算。

    路途其实不算短，有十五里地。但离开了岗位，这让人快乐。路上有风，有小鸟，有花，会路过一片田野，一片竹园，一片树林，两个村庄。路上会遇到各种人，像我们一样骑车的，走路的，挑担的，还会遇到鸡鸭狗，几只鸡旁若无人在散步，一群鸭子踮着脚嘎嘎叫得响亮。不时，可以看见狗，站在主人家门前，向人远远地狂吠着。朱伟也会跟我说些信用社里的事。他说傅主任，曾经有一个女朋友非常漂亮，在公园的山顶跳舞被人逮住，傅主任跟她分了手，那个年代还没开放，封建得很。还说傅主任的父亲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在一次运动中跳楼自杀了。他说老施现在的女朋友是个卖化妆品的，脸上的青春痘终身有靠了。他说美玉比她男朋友大三岁，担心男朋友不要她，每天催他结婚。

    朱伟问我，你是不是很怕美玉？

    我说是的。

    朱伟说，她就比你早进几年信用社而已，说起来跟你哥是同学，你怕她什么，鲜蟹腌蟹分不清，怎么煮鸡都不知道，以后别怕她，她亲爹是被雷劈死的。

    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八卦，那你自己呢？

    “我啊，还早着呢，这么早，我才不想结婚，你看巧萍，多可怕，结婚一点都不好玩。慢慢来，总会找到最喜欢的人。”

    上坡的时候，两个人憋着劲，蹬腿。等下坡，朱伟敞着怀，双手放把，开始哼唱“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路上的人回过头来，看朱伟，朱伟头一扬，哼得更起劲了。越起劲，嘴唇看上去越厚，厚得能搁上一支笔。

    有一天，有一家企业的厂长骑着新研发出来的电瓶车，来到信用社取钱，厂里急需资金，十万火急。一盘库，余额不够。那天上班人少，朱伟又请假，不知陪第N任女朋友游山玩水去了。拿头寸的事落到我头上，傅主任问我是否会骑电瓶车。我摇摇头。电瓶车还是稀罕物，我试着上前跨上，厂长把几样开关的性能告诉我，我觉得可以尝试。傅主任嘱咐我路上小心，碰到熟人也不要下车，快去快回。

    我旋响开关，“哒哒哒”，跨上电瓶车，一溜烟走了。跟自行车相比，电瓶车更快捷，没几分钟，便掌握了要领。同一条路，同样的风景，因为车子不一样，路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周围没人的时候，不由想唱个歌，哼出口的却是“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

    自己跟自己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回程有一段上坡路，有时上不去，我推着自行车走一段路，电瓶车就没有这个麻烦，一路高歌前进。突然有人叫我，我辨认声音的来源，是后面，刚被我追上，那是个男的。我不敢停下来，怕遇上坏人。

    来回比平时节省了一半时间，安全到达信用社，这次取头寸得到了傅主任的表扬，他难得对我笑了笑。

    “小陈，电话。”傅主任叫我。

    我接起电话，是个男的。他问我是不是刚才骑着电瓶车经过某某地方？我说是啊。他说我是你小学同学某某某，你还记得吗？刚才在路上叫你，头也不回一个。

    哦，原来是你，就是那个爱跟老师唱对台戏的，哈哈，你不是去当兵了吗？

    当兵回来了，马上分配工作，可能会去供电局，以后路上遇到了，可不要装作不认识啊。

    我嗯嗯哦哦。本来想解释今天拿头寸不方便，后来想想头寸这个暗语不能让外人知道，还是算了。

    一阵风吹来，梧桐树叶子“沙沙沙，沙沙沙”，几只知了“叽叽叽”领唱，夏天到了。

   

                                                                      心里的一亩田

    工作上不开心的事多了去了，比如我丢了库房钥匙，她们让我守着库房不能回家吃饭。账没做平，她们向镇上领导告状，说我拖了他们的后腿。不许我带同学朋友到信用社来，会影响安全。不许我把信用社里的事说出去，让别人知道。

    朱伟告诉我，你现在所受的一切，等信用社下次再招人，你才能熬出头。你没来时，我就是她们的出气筒。

    “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朱伟哼唱着，胜利的喜悦从歌词里流淌出来。

    我呢，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我迷港台歌曲，在诘屈聱牙的发音里找到了乐趣。我跟着磁带学说广东话，学唱广东歌，它像是我失散多年的朋友，迅速覆盖住了我的孤独。那么多好听的歌要学唱，我哪里还有时间去生气。我骑着24寸自行车来到县城，那里有港台歌星的磁带，张学友、李克勤、林子祥、叶倩文等等。店老板递给我一盒陈百强磁带，介绍他帅气，歌又动听。后来我买齐他所有的磁带，想象有一天去红墈体育馆去听他的演唱会。经人推荐，发现欧美流行音乐更棒，好多港台歌曲由欧美歌曲改编，于是认识威猛乐队、空气补给站、涅槃乐队、老鹰乐队，耳朵如鱼得水。我还听收音机，上海电台的《上录音乐万花筒》是我爱听的音乐节目之一，是流行音乐节目的前沿阵地。

    工作单调，没关系。同事之间的寡淡，也没关系。我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后来遇见三毛，在《稻草人手记》《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倾城》《温柔的夜》等书籍中，异域风光像一匹锦缎，“哗”地，抖落在我面前，我向往撒哈拉沙漠，向往流浪。我省下饭钱去买她的书，她的书就是我的饭。

    小时候我就爱听邓丽君的歌，偷偷听，磁带是自录的，两台录音机一唱一录，邓丽君的歌真好听啊，糯得人迈不开步，就想一头淹没在歌声中。听刘文正，他唱《三月里的小雨》，如早晨里的露珠一样清新动人，唱《雨中即景》《电动玩具》，灵动得像一只小兔子跳来跳去。通过这些台湾歌曲知道阿里山，知道新店溪，知道九份，知道忠孝东路，知道西门汀。那时两岸刚开始三通，想着有机会一定要踏上台湾去看看，看邓丽君，听她唱《阿里山的姑娘》。看三毛，去她经常光顾的咖啡店期待偶遇。

    在信用社上班，没有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港台歌曲分享欧美流行音乐甚至分享书籍。我试着跟朱伟说起，就像是对牛弹琴。朱伟说，你跟我讲打牌，我有经验，你跟我讲如何找对象，我有经验，你跟我讲工作，我也有经验，唯独这些，我不懂。而在美玉和巧萍眼里，我就像是个异类，把钱耗在买书买磁带上，一个女孩子该早早存钱办嫁妆才对呢。

    有位广播站上班的老师无意中看到我放在柜台上的书，于是问我是否喜欢文学，是否平时有写作习惯。他鼓励我给广播站投稿。我鼓起勇气，用华丽的词藻堆砌了一篇抒情散文，他们录用了。受到鼓舞后，又如法炮制出一篇散文《不系之舟》，单位订有钱江晚报，我找出副刊的投稿地址，投了过去。那些天，我日日盼望送报员，一个月后，终于在副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高兴得跟中头奖一样。我拿着报纸跟傅主任去说，傅主任也说要奖励我，以一比三的比例奖励我。朱伟则厚着嘴唇，要我请客。

    傅主任从皮夹中抽出两张拾元，喊，“大会，大会，去买些水果来，我请客。”

    美玉慢吞吞地过来，拿着钱，出去了，出门前，眼睛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会。

    突然感觉，傅主任也没那么可怕了。

   

                                                                            造年报

    造年报，是信用社年底的一道风景线。

    所有的账务要在这一个晚上做平。比如说，各个门类的储蓄卡片账加起来与总账核对，要相符。再比如说，各个门类的单位账户加起来与总账也要相符。差一分不行，差一厘不行，用美玉的话说，要三眼对平。

    除了储蓄，还有放贷业务，该讨的贷款要在这一天都讨回来。年终奖的多少就要看个人储蓄和单位储蓄的增加额，还有就是贷款的清收力度如何了。

    造年报时间还没到，朱伟早早就给我打预防针，“12月31日这一个晚上，你不能睡觉，库房里的残破币整理出来全部要上交给总社，平账后，所有账簿要承上启下，换掉，重新启用。我来信用社三年了，每年造年报都要出错，出错就被大会骂，你等着好了。”

    这一天，还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开始清理顾客，关上大门。晚饭统一在信用社吃，每个人都很严肃，连空气也凝成一团。我们迅速拨空饭碗，不用人催，就开始上手，做自己该做的事。每间房间的电灯点得锃亮，白昼一样，每本账簿摊开，等待检阅，所有账务要在今晚完成年终决算。

    傅主任称巧萍的老公和美玉的男朋友是信用社女婿，他们是我们的后勤，我们的晚饭和夜宵交给他们操办。

    这一个晚上，像除夕一样，两个信用社女婿做了好多好吃的，一盆盆端过来，放在我们的桌上。在办公室前的一块空地，生了一个炭炉，供我们烤火，火苗舔舐着我们的脸，红红的，热热的。美玉在这一个晚上特别辛苦，她像一位将军，指挥着我们干这干那，还不时跟其他信用社的会计通电话，互通消息。她平大账，小账归我和朱伟平。这一个晚上，傅主任特别依赖美玉，因为一年奖金的多寡需通过她的算盘。

    果然，活期储蓄账户怎么也平不了，差五角，与总账对不上。以前的存单是手写，面额大大小小，历史遗留的睡眠账户大都是几角几分。卡片账总共有五百多张，算盘打了三遍还是差五角。朱伟见状，帮我噼哩啪啦也复了一遍，也是差五角。我问朱伟，能否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五角钱来弄弄平。美玉听到了，“凡事这么简单就好了，好好找，这世上不会平白无故地多一分，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少一分。”

    把一年的传票端出来，凡发生过，翻传票核对，终于找到了。原来有位顾客拿着活期储蓄存折来销户，存折上只有29.58元，很多年过去了，产生了五角利息，销户的时候，把这本存折划入了睡眠户，导致了五角的差错。

    美玉说，把这五角钱送到这位储户家里去，最好现在就去，今年的事不能拖到明年。

    这位储户住得不远，幸好有朱伟陪我。外面黑咕隆咚，朱伟又以过来人的姿态告诉我，“别理她，她就是这样，以前老主任在的时候，她也经常受气。刚进社，谁不会犯错。”

    住在信用社旁边的几户人家，在这一天晚上，同时敲响大门，端来火热的炒年糕，或者烤番薯，来慰问，顺便问问一年的收成。

    这一天晚上，傅主任待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像一家之主。我们每个人保持着清醒，一会儿算账，一会儿对账，一会儿吃点东西，从出纳柜走到会计柜，从信贷室走到主任室。

    天快亮的时候，傅主任摘下袖套，迈着一样大的步伐，过来跟我们说，“今年收成不错，大会，你的嫁妆有了。巧萍、小朱、小陈你们快去睡觉吧，一早还要上班。”

   

                                                                      留住时光

    三年后，信用社因撤扩并降级成储蓄所，我调到镇上的总社。总社有15个人，大家年龄相仿，同事们一起在食堂吃饭一起住宿舍。晚上有人打牌有人麻将有人聊天，也有人偷偷用功，考会计师与经济师。来到镇上后，音像店成了我的精神驿站，听音乐翻寻碟片，每月工资掉在这个坑里，抱回许多的黑胶唱片。

    没多久，接到任务，晚上须统一加班，背诵五笔字型口诀，练习打字。接着，每个柜员办理业务不再是一把算盘一支笔，而是一台小型台式电脑。男同事的脑子里装不下“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学不会打字，怎么办？办业务的时候，只能递过话来，问，“‘邬’字怎么打？”“QNGB。”“‘乙’呢”“NNLL。”男同事的桌上贴满了各种标签，像特务接头的暗号，问的次数多了，觉得不好意思，主动买些水果塞住我们的嘴。领导像是知道男同事要偷懒似的，隔三岔五举行技术比武。以前技术比武是用算盘翻打百张传票和手工点钞，现在是电脑打字、电脑录入百张传票和机器点钞。男同事知道打字这关终究是要过的，一个个发起奋来，双手食指放在键盘的F和J上，竟然学会了盲打，在女同事面前，大显本事。

    渐渐地，开户要用身份证，存款手工卡片账全部输入电脑，造年报不用再整夜加班了。算盘像没人耕种的一亩田，荒芜了。阿拉伯数字像一群出门找食的麻雀，忘了回家。算利息呢，只要输入存单账号，利息会主动跳出来，不会再有一丝差错。要知道，以前每年上级部门都要来抽查算利息，如果差错概率高，要扣奖金。那时，我们的武器是算盘，旬报月报年报，包括利息，都离不开算盘。

    前不久，父亲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老家住到了城里。到了缴水电费的日子，父亲要我陪他回老家去缴费。水电费嘛，手机上操作一下就行了，但父亲非要亲自去信用社，怎么劝都没用。就像到了发工资的日子，父亲在家里呆不住，总要亲自去取，隔一天都不行，仿佛隔一天工资就会变成一条鱼游向大海。

    当我搀扶着父亲迈进信用社的时候，父亲甩掉我的手，喊着，“巧萍，巧萍，我来缴水电费喽。”时光，就像一盒磁带，快速倒回去：熟悉的柜台和亭院，傅主任戴着规整的藏青袖套，老施脸上的青春痘，大会的臭鸡，巧萍的不苟言笑，朱伟的“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灯火通明的造年报之夜，争相露出来。

    一盒磁带，留得住时光吗？

    巧萍出来的时候，居然是笑眯眯的，跟父亲打招呼，“陈师傅，听说你生病了，身体恢复得不错啊。”

    巧萍还是那么瘦，还像以前那样戴着袖套。“明年正式退休了，退休后将返聘，继续留在这里为你们服务。”

    信息时代，年轻人把手机当作银行，存取款和转账业务都能在手机上操作，只要征信好，手机上也能放贷款。乡村信用社的存贷业务几年前已经溃不成军，这里只留些残山剩水，变成一所服务站，主要为周边的老人们办理水电费、电话费等缴费业务。

    门外的梧桐树发出“唰唰唰”的声响，一片叶子在空中打了一个趔趄，不甘心掉到了地上。料峭的枝头，细看，有一颗绿芽儿已经开始热身，它在伸腰踢腿，它要绽放，每个春天都是从冬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