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姐

　　　　　　　　　　　　　　姨姐

　　第一次见到姨姐是１９８０年，那是因为岳母过世，她回来奔丧，那时姨姐已经四十五岁了。虽然她在北京生活已经二十年了，可口音尚无太大的变化，仍旧带着浓重的湘乡口音，但要讲地道的湘乡话，却又有点夹生。

　　还在与内人恋爱时就从她嘴里知道她的大姐在北京，姐夫在交通部公路局工作。我俩结婚时，因姨姐脱不开身，未能亲自前来，但她送的礼却不轻，记得有被面、枕套什么的，而且档次不低，我与内人都很高兴。当我们生下女儿时，姨姐又寄来了婴儿的衣物。

　　我原以为姨姐在北京那么长时间了，或许从说话到风度都京味实足了，未从想身上还散发着质朴、厚道的气息，让人一见就感到放心。

　　因为只读了初小，姨姐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只能算初通文字，尽管这样，她却经常给我们写信。看着她那有点歪歪扭扭的字，以及常有错别字的话语，我还真有点感动，觉得以她的文字水平写封信还真不容易，可她却不嫌粗陋坚持写信，可真是煞费精神了。

　　处理岳母丧事期间，心思都放在丧事上面去了，也来不及与姨姐多说话。不过，即使是简单几句话，或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让人感到姨姐对我们这个新家庭的关心、爱护，由此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因为她的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姨夫又在天津的工地上，家里实在需要她，姨姐只好一再表示，这次不能去湘潭我的家，以后再说吧。我与内人理解她的难处，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快。

　　两年后，学校让我去北师大进修，可住宿的问题得自己解决，我俩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朋友，只能向姨姐开口，请她帮忙解决住宿问题，姨姐答应得很痛快，于是我放心地来到了北京。

　　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不仅有住的地方，而且住的还是单间，原来公路局考虑姨夫家孩子都大了，就在另一单元临时给了他家一个单间，正好姨侄去内蒙学习，于是我就住上了单间。住的问题解决了，还得解决吃饭的问题，姨姐说你就放心地在我们家吃住吧，只是北京的主食与蔬菜都比不了湖南，细粮的配额只有三分之二，入冬以后蔬菜品种少，除了大白菜与土豆，其他的就很少了，只怕你不习惯。我说能在姐姐家吃住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给姐姐家添那么多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姨姐说都是自己的姊妹，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从这以后我就安心地在姨姐家吃住。

　　然而说话容易办事难，姨姐家住在朝阳区的管庄，离北师大远得很，坐公交车最顺利也得一个半小时，而我几乎天天要去听课，这么一来早饭就成了大问题。我必须八点前赶到学校，那就意味着一定得在六点左右上车，六点以前吃完早饭。我对姨姐说早餐由我自己在外面吃算了，免得姐姐太辛苦了，可姨姐说：“那是什么话！既然你住在这里，理所当然就应在这里吃早饭，不然就会惹别人笑话了。”听姨姐那么说，我只好同意在她家吃早饭。

　　可是就那么一个承诺，却把姨姐害若了，她每天必须五点半起床，六点前做好早餐，让我吃完再赶车。五点半天还没亮呢，而这时正是睡觉的黄金时间呢，谁又愿意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起床啊，可姨姐硬是一天不拉地坚持下来了。当我从另一单元起来赶到她家时，一碗放有鸡蛋的热腾腾的面条早就摆在饭桌上了。我口里吃着面条，心里却有点五味杂陈，一方面感到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又感到愧疚，我凭什么让姨姐为我如此操劳、辛苦啊！

　　过了些日子，一个与我同时进修的北京青年知道了我的境况，就对我说：“郭老师，我爸妈原是华北局的干部，在北京有套房子，现在他们在河北省工作，房子由我一个人住，你就搬来与我同住吧。我还可以听你的指教呢。”我自然感激他的好意，于是同意搬到他那里住，可他不仅不收住宿费，连伙食费也不收，我是一个不喜欢沾别人便宜的人，如果他同意收伙食费的话，我可能还会住下去，既然这样，我就只好向他告别了。这件事姨姐也与我持相同看法，认为我与他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别人又管住，又管吃，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姨姐想得很周到，我人还未到北京她就给我买好了月票，３４２路，每月五元，可以在北京满世界跑，实在是又便宜又方便。

　　别人在外地进修少不了要带很多行李，至少要带被褥吧，可姨姐说她们家有现成的，要我把行李全免了，这自然省了我不少麻烦。至于被单、床单的清洗，也是由姨姐包了，就连我穿在身上厚一点的衣裤，姨姐也不让洗，而坚持由她洗。

　　姨姐不仅对我照顾得周到、细致，对我的同事、朋友也很热情。当时与我同时在北师大中文系进修的，还有一位是我的同学与同事，因他在北京没有至亲，吃住的问题常常打游击，于是常到姨姐家来玩，姨姐从来不嫌麻烦，每次都是好菜、好饭招待。就连内人的一位同事的儿子来她家玩，她也照样热情招待。我那位同事深有感触，说：“你真好福气！虽是姨姐却比亲姐姐还亲呢，真羡慕你！”

　　那时我的工资还很低，一个月只有四十一元，我与内人商定，既然吃住在姐姐家，总不能让她太亏了，于是定好每月交二十元的伙食费。当我交钱给姨姐时，她并未多说什么。我心想，只要姨姐愿意收伙食费，我也吃得安心点。谁曾想姨姐并非真的要收伙食费，她当时收下，是怕我有什么想法，为的是让我吃得安心。当我结束本期进修离京返湘时，在我上车之后，姨姐突然轻轻说了一声：“郭老师，我在你包里放了点钱，请注意。”一听这话，我不由得大为感动，动情地说：“姐姐，你何必这样呢，你叫我怎能安心呢？”她摇摇手，说：“自家人用不着讲客气话，你就放心地去吧。”等我坐下来打开包一看，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八张十元的票子！我不禁心头一热，心想我在姨姐家吃了五个月的饭，她竟然只收了二十元的伙食费，这份情意实在有千金重啊。

　　一九八三年，内人去北京参加图书博览会，四岁的女儿吵着要跟去，内人无奈只好把带去。到北京后，内人忙着开会、订购图书，孩子主要放在姐姐家。姨姐不仅要为内人看管孩子，还给女儿买东买西，花了不少钱。正是这次的北京之行让女儿尝到了甜头，所以从那时起，她就不断地念着以后一定要考北京的大学。十五年后，女儿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以后又考上北京语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时又留校任教。女儿在北京读书七年，每次去姨姐家，姨夫都亲自踩着三轮车接送她到公交车停靠点，姨姐不仅给她做好吃的，让她美美地吃上几顿，临行还让她带上一瓶炒好的菜。所以女儿至今还在念念不忘姨妈、姨父的恩情。
说起来姨姐家并不宽裕，作为工薪阶层收入并不高，可她总说我们家经济上有困难，时常给我们寄档次稍高一点的生活必须品，弄得我们都不意思。九十年代后，因为姨侄在建筑公司干得不错，负责的项目往往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赢利，而姨侄又是个孝顺儿子，对父母出手大方，从这以后姨姐对我们关照就更多了。她知道我有抽烟、喝酒、饮茶的嗜好，每次相见，她都要送给我好烟、好酒、好茶，如五粮液酒、中华牌香烟、大红袍茶。说实话，以我的收入是买不起这些高档消费品的。多承姨姐的关爱，我才得以享受。

　　自姨夫九零年退休，姨姐的日子才逐渐清闲起来，于是姨姐、姨夫于九零年、九七年两次回湖南探亲，虽然姨姐的娘家、婆家同为一个地方，相距不到一公里，但她们在家乡住的时间并不多，主要住在我家。可他们又怕我们花钱，于是除了来时大包小包外，平日见我们忙，他们就干脆自己掏腰包买菜，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

　　姨姐在她五姊妹中年龄最大，儿女也最大，她自己结婚以及后来儿女结婚，弟弟、妹妹都未送礼，可弟弟、妹妹结婚以及他们的儿女结婚她却一个不拉地送礼。不仅如此，就连弟弟、妹妹们做了爷爷、奶奶，她也照样送礼。如果有谁的孩子考上大学，她更要送出重礼表示祝贺。按说，她与丈夫年龄最大，弟妹们应该在他们整寿时送礼祝贺，可二十年前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可她并不计较，待到弟妹们年满五十、六十、七十时，她总是提前寄上寿仪，以示祝贺。可以说她们家的大事弟妹们几乎都未管，可弟妹家的大事每桩、每件她从未忘怀过。我与内人有时为她一家抱屈，建议她以后少管一些事情，可她总是笑笑说：“我是老大，照看弟妹们是我份内职责。”听了这话，我们更是感动。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姨姐、姨夫本来身体一直很好，可后来不知怎么的都先后得了癌症，姨夫得的是胃癌，姨姐得的是肾癌，姨夫的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姨姐则右肾坏死，必须换肾，好在上天护佑善人，姨夫、姨姐的手术都很成功，术后恢复也很快。姨夫做手术时，我与内人尚未退休，虽然万分焦虑，但却无法分身，只能多打电话，寄上几个钱而已。姨姐做手术时，内人已经退休，闻迅后立即赶到北京，总算尽了几分姊妹之情。

　　或许就是患了癌症，做了手术的原因，姨姐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总觉得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来日无多，于是急于要在有生之年兄弟姊妹再团聚一番，享受一番团圆之乐，她原计划去年就要回老家，并希望在新疆的弟弟、妹妹，在北京的我们，都一起回湖南，与湘乡的弟弟聚合，可医生不让，她的三个儿女也不同意，她只好作罢。

　　到了去年年关，她实在有点按捺不住了，就对我妻子再次表明心愿，内人理解她的心情，也同意了，可她又担心新疆的弟弟、妹妹想法不同，于是让内人打电话去试探，结果大家都一致赞同，并初步确定在“五一”前后。

　　因为各自的情况不同，选择回湘的时间也就有先有后，我们因为要尽地主之谊，返湘的时间最早——四月二十一日，新疆的内兄、姨妹两家是网上订的机票，时间是四月二十四日，姨姐一家则是分两批走：姨姐夫妇与内侄女先行坐高铁于二十七日到长沙，儿子、媳妇则是乘飞机于二十九日到长沙，最后于二十九日在湘乡二内兄家聚齐。

　　内人五姊妹因为各自经历不同，相距又很遥远，参加工作后就很少见面，还是岳母去世时见了一面，从此天南地北，再未团聚过，乃至于大内兄没有见过大姐夫，小姨夫与大姨夫也从未谋面，可姊妹间感情又很深，平日里只好把各自的关心、挂牵埋在心底，这次总算可以聚在一起了，内心自然很激动。当二十九日五姊妹在湘乡二内兄家聚齐时，那种兴奋、激动、欢喜简直无法形容，特别是姨姐与大内兄更是泪流满面，无法自巳，见面时紧握对方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合必有分，兄弟姊妹再亲近，可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分手总是难免的，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诗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姨姐已经七十八岁，大内兄七十五岁，连最小的姨妹子也已经五十六岁，这次的相见对于姨姐、大内兄、二内兄来说也许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相别就成了永别，所以当姨姐一家在我家与众兄弟姊妹告别时，那种痛哭流涕、依依难舍的场面真有点令人肠断。只有我与内人还能自制，因为大内兄与姨妹子两家尚未离开湖南，少不了还会在我家住上几天，至于姨姐一家，只要我们回到北京，有的是见面机会，于是我与内人就成了姊妹间的开导者、安慰者。

　　姨姐、姨夫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虽然兄弟姊妹间的团聚给了他们无比的兴奋与快乐，但毕竟年岁不饶人，耆耄之人是经不起折腾的，他们回到北京后感到一身都酸痛，人就象要散架似的，可姨姐却在电话里说：“姊妹间能最后团聚一次，我心满意足了，累点就累点吧。”

　　姨姐是世上难得的好人，她对我一家以及所有兄弟姊妹的情分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但愿上天护佑好人，赐给她健康、快乐、幸福与长寿。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3-6-3 16:3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