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韧的弱骨——忆父亲

我在书房里坐下来。瞄一眼桌上的日历，呀！3月26，这是我在北京看见数不清的国人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外，愤怒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日子，也是父亲77岁的忌日。父亲离世已21年了吧？许多事，忘记了的早已忘记，忘不了的，却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闭上眼睛，我的灵魂出了窍，往事遽然一幕一幕，历历在目。

1
父亲给我们洗脸。早晨，百年老屋里散发着悠久的杉木的芬芳。哥哥们早已起了床，养姐在切猪草，我和弟弟们睡眼惺忪。父亲拿一个脱漆的塘瓷脸盆，从厨房里打来半盆热水，又从木壁挂上取下仅有的一条破旧毛巾，挨个给我和两个弟弟洗脸。他不说话，默默地给我们抹去鼻涕，抹去污垢，再用毛巾洗净我们的小手……他洗得很轻，很柔，可我们还是觉得痛。他这么一丝不苟地，把一盆清水洗浑了，洗污了，然后将污水倒掉，再打来半盆水给自己洗。
父亲留下一个背影。每天，村口的钟声响过之后，社员们收早工了。父亲回家喝完一大海碗稀粥，就要往村中心的大队部去。他是会计，每天都按部就班。放下碗，父亲抱起刚满周岁，开始咿呀学语的小弟弟，冲着他“嗨……哎嘿，嗨……哎嘿”地逗着乐，再唆起唇亲吻他，又用刮过脸的胡茬摩挲他的脸，然后把他放回摇篮里，挺直腰，迈开双腿，一脚前一脚后地跨出了门槛。一排排长长的木构老屋，一家连着一家。父亲反剪着双手，沿着屋檐下的阶基缓缓而行，不算高大的背影，从容地消失在百米之外的巷门口。
父亲给我们买礼物。那好像是唯一的一次。大约是1965、或者1966年吧。父亲开会从南昌回来，买回了好些礼物。我们七个孩子围在厅堂中间，看父亲从帆布包里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那些东西具体是给谁的，父亲没来得及说，我就看见了一双水红色的雨靴子。顾不得后面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我就穿起了雨靴子，走几步，居然唧嘎唧噶响。我兴奋地穿着雨靴往屋外跑，跑到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了一番。回到家里，突然看见姐姐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跑过去就去夺。姐姐不让，我硬把布娃娃夺到手里，竟用布娃娃狠狠地砸她的脑壳。
出现了一个长镜头。父亲背着我去合作医疗所看医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父亲不避风，不避雨，让体弱多病的我趴在他的背上……

2
父亲会木匠，会篾匠，也会珠算，更会写毛笔字。父亲的的毛笔字，一笔一划，刚劲有力。祠堂里过年的对联，家家户户门口的春联，大多都是他的笔墨。
我曾经问父亲，您会会计，又会毛笔，读过很多书吗？学过珠算吗？父亲说，他没有正规上过学，只读过一年夜校，然后就闭口不言了。他不想告诉我们，祖父曾经教过几年私塾，他在祖父那里耳濡目染，自学了很多东西。我又问，那您是怎么当会计的？他说，建初级社时，村里没有人会珠算，社里找不到人当会计，他自己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珠算》，回家点燃油灯，边看边拨算盘珠子，仅仅学了一个通宵，很快就把加减乘除都学会了。说到此，他又不往下说了。母亲接过话，说他就是不肯多讲话。年轻时，父亲熟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解放的时候，父亲当了农会主席。可是，父亲怕苦怕累，只能当会计。跟他一起进农会的木匠某某，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不怕，后来就当了社长、乡长。父亲不理会母亲的话。我也不懂什么叫吃苦。如今想来，母亲不懂父亲。老话说的，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父亲正值盛年，又逢特殊年代，许是中年对三国有所悟吧？但我当时很想听父亲讲一讲曹操，讲一讲刘备、诸葛亮，还有武松、鲁智深……可他说，都不记得了。我把夜晚在村子里樟树下听老人们说的三国、水浒片段复述给他听，他又说，不是这样的，都是胡扯的。我问他，那是怎样的呢？父亲不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全都不记得了！那是些封建的东西，有啥好讲的！
自从跟了g、c、d，父亲只信ml，只信那位打天下，带领劳苦大众得天下的老人，根本不信其它。
听村里的长辈说，我们祖上是有文墨的。据簇谱记载，我的曾祖父是清末的读书人，曾经做过民国时期粤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潮梅善后处处长、潮梅护军使洪兆麟手下的参议，后来尸骨不存，不知所终。祖父像一个红脸的关公，后来不教私塾了，只和伯父用一块薄沙地种菜。伯父被抓了壮丁，祖父就独自种菜，让父亲去学了木匠。祖父人极善，看到路上的石头露出地面磕脚，把人家的脚趾磕出血来，他就弯下腰去，对着石头说，唔唔唔，你磕破人家的脚指了，我把你挖掉去。然后就将石头挖出来，丢得远远的。再后来，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地里的庄稼不是被旱死，就是被涝荒，家里就只能靠祖母、姑姑、母亲纺纱织布来维持生计。
父亲会读书，却没钱读书，身体弱，不善干重体力活。听母亲说，父亲总是腰疼。记得小时候，我家自留地里的一角，长年栽种着一丛野荞麦。每逢母亲养出了一只白公鸡，她就要拔几棵野荞麦回家，把白公鸡杀了，和野荞麦一起炖汤给父亲吃，父亲把鸡汤喝了，又把鸡肉吃了，若干年后，慢慢就不腰疼了。父亲牙齿也不好，常常发牙痛，他就买来一味中药，回家用火点燃了，直接放在牙齿上烧。我看着他将红红的火星放到牙齿上，心里直觉得疼，他却说，不疼哪里会好？烧着烧着，他的牙齿也不痛了。直到老去，父亲的牙齿还是好好的。
村人们对父亲的态度是极复杂的，一方面视他为肚子里有墨水的人，除了珠算、毛笔字，从前修族谱，添红丁，都是少不得他，少了他就乱。有人说他不仅有才学，而且正直，“修建创置，尽心竭力，毫无妄费”，尤其当了大队会计，他的往来账目丝毫不乱，如若大队书记乱吃乱喝乱开支，他都会挡回去。可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视他为文弱，不会耕田不会耙地，肩挑手提都不如人，就只会坐办公室。为此，父亲好像从没有当过什么先进。我长年看见他带着整党建党学习资料回家学习，可他就是入不了党。

3
1968年，村子里敲锣打鼓，我们全家欢天喜地，把大哥送去了部队。我们成了光荣之家。都是因为我，让家里处在了漩涡之中，受尽了苦难。
小学二年级，夏秋之交。放学了，我去大队部找父亲。一进门，猛然看见一群人拥挤在大队部的前厅，围着一堵墙指指戳戳，互相交头接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钻进去一看，原来墙脚下写了八个字，虽歪歪扭扭，也模模糊糊，但能看出来。有人低语，标语，是标语，反……动……啊！小小的我，顿时热血上涌，愤怒填满了胸膛。是谁那么大胆，竟敢……怀着这样的愤怒，我竟然找来毛笔，大手一挥，将八个字淹没在墨迹里。那时候，村里常年驻着一个工作组。工作组的一个人正好经过，一把抓住了我。
大约过了三天，公安的人来了。那是晚上，两个陌生人很高大，很威严。他们在我面前拿出绳索，拿出驳壳枪……再然后，我被打·倒了，也被学校开除了。灾难并没有由此而止。母亲常常利用夜间纺纱织布，织好布就偷偷拿去卖钱，以补贴家用，于是就成了“投·机·倒·把”。父亲把那个打天下的人的头像锁在箱子里，也成一种罪状，不能在当会计了。公社来了通知，让他去参加学习班。
父亲背着背包，薄被出了门。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哭着喊爸爸，他头也不回，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叫我爸爸！”
父亲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去了哪里，学习了什么，有没有挨打，有没有受苦，回来后他守口如瓶，一字不提。紧接着，队长带着人，把我们家准备做房子的旧房料扛走，说是没收了。父亲像任人宰割的羔羊，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将一根根木头扛走，沉默不语。
父亲拿起了半生半熟的锄头，扛起了完全陌生的犁耙，每天和社员们起早贪黑，耕田种地，似乎毫无怨言。但他心里面不服，不服却只能忍着。他依然不爱说话，只是默默地劳动。每当听社员们议论，某日某时，队长悄悄让会计去买了猪肉，砍了牛肉，沽了酒，带着副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躲在谁谁家里大吃大喝，他才会嘟哝几句：“吃了去死吧！我总会看到你们去死的！”
不当大队会计了，父亲没有了做不完的琐碎的公家事情，下工以后，就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自留地里。从春天到冬天，太阳下山了，父亲转身去了自留地，春种苋菜黄瓜，夏种苦瓜辣椒，秋种茄子芹菜，冬种大蒜茼蒿。父亲只管种菜，不管卖菜，一旦菜长成了，都是母亲挑到集市上去卖。
父亲还默默捡起了丢弃二十年的老手艺，把斧头磨光了，把凿子磨光了，把篾刀磨光了……从地里回到家里，他不声不响地干起了木匠活和篾匠活。把家里零碎的木头找出来，做成脸盆、水桶、脚盆，凳子、杌子、椅子；又到山上看来毛竹，做成篮子，篾箩，斗笠，让母亲拿到市场上去卖，给家里换一些零碎钱。慢工出细活，父亲做的东西扎实，每每拿到市场上卖，价钱不高，一元二元，三元五元，总能很快卖出去。
4
巨大的变故，让母亲乱了神智，失了魂魄。她每天神经兮兮地焦躁不安，甚至于竭斯底里，开始把一切的不如意，甚至怨怪、愤怒，全都一股脑儿地倾泄到了父亲的身上，只要父亲进了家门，只要父亲在她眼前，她就不断地责难，不断地谩骂。她一边不停地干活，一边不停地将最愤怒的语言向父亲轰炸。家里没有了安宁的日子。父亲先是实隐忍着，任母亲发泄，实在忍不住了，他也怒火冲天。他不能接受母亲种种无端的责难，霍地睁大眼睛，举起右手，伸出食指，怒吼道：“有天！有天！有天！”有时实在愤怒极了，父亲高高举起手，欲要向母亲劈过去，却又轻轻将手放下了。看着父亲举手欲打的样子，母亲彻底激怒了，她像一头愤怒至极的母狮，猛然向父亲扑过去，将头送至父亲的拳下，大声喊，打呀，你打呀，你打死我去！……
父亲败下阵来，转身出了门，大约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意思吧。母亲不放过他，披头散发追了出去，追得父亲围着村子团团转。那是黑夜，母亲一边追一边咒骂的声音响彻村子的上空，一会儿消失在远处，一会儿又转回来了。如此不知转了多少圈，父亲回到了家里，母亲也回到了家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一生的罪过，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在母亲无休无止的责难中，点点滴滴，全都暴露了出来。
父亲打母亲，打得她见父亲就怕。母亲是童养媳，出生时被外祖父抛弃到野外，外婆偷偷把她救回来，第三天就送到了我家里。父亲学徒时一边学手艺，一边练打。那时，父亲打母亲的方法很特别，将巴掌伸直了，四个手指扣拢来，弯曲成一张弓一样，朝她脑壳上敲一个“栗壳子”，打得母亲钻心般疼。也因此，年轻时保长带人来抓父亲的壮丁，父亲和他的二个伙伴举着梭标站在巷门里，将梭标直指保长的胸口，吓得保长掉头就跑。
父亲不通人情，不讲情面。本来，父亲49年当了农会主席，别人没当主席都做到了社长、乡长，都是因为父亲办事不通融，得罪上司还得罪群众。当年，村里的新一把手上任之前，他的妻子出了丑事，和人偷情了。村里派干部审问她，她今天说是甲偷了她，明天又说是乙偷了她。甲乙二人是两个手艺不错的裁缝。未上任的一把手决定正月初三开斗争会，狠狠斗争乙。父亲不同意说，偷人是两个人的事，那就两个人一起斗呀。再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又没有捉到证据，怎么能随便斗一个人？结果就没有斗成。母亲揭露说，父亲那时本来是入了d的，前任书记交接前都宣布了，可是新书记一到任，一口否决了，他推脱说，我刚到任，手续慢点办，观察观察后，再重新决定吧。
父亲还爱打打牌，人家说，父亲办公室常常听到打牌的声音。”你就知道打牌，打牌还得罪人，害得我们母子如今……”母亲骂道。父亲辩解“我又不赌钱！休息时不能打牌，谁规定的……”母亲又骂：“你就是偷懒！耕田耙地都不如人，社员都说你偷懒！想入d？诶嘿嘿，你害得我们哪……”母亲总是这样不依不饶，紧追着父亲不放，父亲就不吭声了。
在母亲眼里，父亲最大的罪状就是“懒”，而且胆小怕事。为此，母亲几乎是天天声讨，月月控诉。她指责，父亲年轻就怕事。学手艺出师了，他独自去山里做木工活，突然遇到了大洪水。父亲正在过木桥，一股洪水咆哮着冲下山来，连桥带人冲到了山沟里。父亲差点死了。从此，父亲再不敢独自去山里揽活。1949年，父亲干脆丢下了斧头和篾刀，当上了农会主席。他把斧头和篾刀挂在木壁上，让它在壁头上生锈。母亲在每天的骂声中，说出了她的生活经，在乡下，有一把斧头，加一把篾刀，日子是不用愁的，也没人会把你的手艺夺了去，偏要去当什么干部。母亲还骂，父亲本该吃了“皇粮”的，公家曾经发给他衣服，发给他枪，在一个叫姚墟的地方，让他站了一夜岗。黑夜里，不知父亲遇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一下岗，他就把衣服和枪都交上去，再也不肯回去了。
母亲的指责，控诉，似乎都义正辞严。十几年后，父亲不再与她辩驳，也不再跟她喊：“有天！有天！有天！”他有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叫他茂道公公。父亲走到茂道公公的家里，坐下来，不声不响地抽出烟斗，装上一袋黄烟，吧嗒吧嗒抽几口，将烟长长地吐出来，再梆梆梆磕掉烟灰，又装上一袋，无声地递给茂道公公。

5
父亲的晚年，我想应该是十分孤独的吧。之前，我偶尔替他挡住母亲，也常常为他鸣不平。后来我上了大学，分配了工作。那些年，父亲和母亲越来越合不来，母亲还是见他就骂，见他就血泪控诉。父亲躲避着她，夫妻分灶而食，分房而住，各管各。我娶妻生子后，母亲随我带女儿，照样想起父亲就控诉。父亲却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不求儿子，也不求媳妇，自己种地种菜，自己洗衣煮饭，自己磨锅洗碗，自己缝缝补补……轻易不过儿子们的家门。父亲最喜欢吃红薯，每每赶集卖一担菜，就要换一担红薯回家，天天在家里煮着吃。人们看见他吃红薯就问：“才贵，天天吃红薯呀？”父亲回答：“我喜欢吃，就是喜欢吃。”然后埋头吃红薯，津津有味似的。
2015年吧，我回老家走亲访友，三哥突然拿出一封发黄的旧信。那是1979年，父亲亲笔写给当时的公社党委的。我很惊讶。父亲留下的东西，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连一张遗像都没有，没想到三哥却保存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只是，信纸折叠的痕迹快要断了。原文抄录如下：
公社党委：
我是彭家洲大队，沙堤二队，家庭出身贫农，大儿子是73年3月退伍的。我从49年参加农会干部，50年当农会主任，51年代乡政府文书，55年当初级社、高级社会计，到61年当华丰大队会计，64年当沙堤大队会计，直到69年搞“一·打·三·反”运动，才把我的会计撤销，但撤销我的会计我并没有意见，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的会计撤销，直到现在我的思想还不通。我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贪污。还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家许多东西，例：樟木箱子6只，一个樟木桌面子，半个立方米杉木，35根旧房料，一担水桶，15斤元钉，新棉被一床，10斤皮棉，3只（匹）土布，10斤纺纱等物，现还有35根旧房屋料，半个立方米杉木，樟木桌面一个，15斤元钉，10斤皮棉，50多元钱现金等物，直到现在还未归还给我。
……
69年为什么撤销我的大队会计，主要是我当时对大队干部抽斗贫下中农有意见……有反抗。我说抽斗贫下中农要有事实……刚好69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了，由（公社干部）廖贵亨、胡政清二人来我队蹲点组织运动……就把我搞臭，把我打成反革命，抄我的家，撤销我的大队会计。
现在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我，我特向公社党委摘帽办公室提出要求，把我的情况调查清楚，恢复我的名誉，退还我的物资。
此致
敬礼！
彭家洲大队沙堤二队：李才贵
1979年3月25日       
父亲本是世上的蝼蚁。他后来成了蝼蚁中的蝼蚁了。但是，如他所言，他的确看见了那些人的死。但凡他看着作恶的那些人，一个个都不如他活得长久。
然而，父亲的死对我而言，却是一种永远的负疚，永远的疼痛。1999年3月26日那天，当我在出差中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我愕然。春节在家的时候，我还看见父亲腰不弯，腿仍健，以为他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没想到，才不过一个多月，他突然就去了，这叫我怎么接受？而且，当我从北京赶回家中，奔到祠堂，父亲已装殓在棺材里，盖上了棺盖。我想看父亲最后一眼，请三哥给我打开棺盖。八仙们说，已经入殓盖棺，开棺是不通的。我一定要看，三哥就将棺盖移开了一条缝。
我看见，父亲一如他平常，很平静，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