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张望，如此行走

　　
　　剑鸿
　　一
　　十岁那年的春天，一个穿蓝色棉衣的盲人走进村子。
　　我之所以当时就认定他是一个盲人，是因为这个人戴着颜色很深的眼镜，树根一样的手里拄着竹杖，竹杖下端破得开了叉，点在地上，嗤嗤作响。前面有个年轻人牵着他。有几次，盲人的竹杖离开小路，伸进路旁的桔树地里，敲得几棵小草弯了下去。但是。他马上转到另一边，回到了小路上。这个盲人脚上布鞋的白边，在太阳底下白得耀眼。我一直希望母亲能给我做一双这样的布鞋。
　　我的注意力从他们身上转移出来后，我才发现，他们走得真慢，慢得像两尊移动在阳光下的雕像。这种印象，在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是那样清晰，仿佛散发着光晕，仿佛他们只是昨天才在我的眼前经过。总之，在进村子弯弯曲曲的桔林小路上，他们的身影和缓慢的脚步，足足挡了我将近50米的路。为了尽快赶回家里听《薛家将》，看看薛刚到底惹下了什么塌天大祸。我绕过旁边的一棵橘子树，一溜烟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了。春天的阳光透过新绿的枝叶，纷纷跳过我的肩头。
　　薛刚这个家伙是个冒失鬼，专门闯祸，一点也没有薛仁贵、薛丁山的本事，他不但打了张天左和张天右，还借酒大闹京城，气死了唐高宗，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这下子薛家一定要完蛋了……我的耳朵贴在收音机的音箱上，想着即将被满门抄斩的薛家，心里充满忧伤，总希望梨山老母什么的能出现，救了他们。母亲从门外走进屋来，拉着我来到隔壁邻居家里。一进门，就看见路上遇到的盲人坐在一条长凳上，阳光透过明瓦照在他脸上，很是肃穆庄重，周围站着很多村子里的女人，唧唧喳喳地说着话。前门婶婶的丈夫前年病死了，她坐在一条小板凳上，仰头认真地听着盲人说话，神情专注而阴郁，眼里似乎还噙着泪水。依照我们乡下的见识，我知道，这个人是个算命先生。
　　母亲说，给我的孩子看一下吧。
　　盲人问过我的出生年月和时辰，又说要摸摸我的手。我伸出手，心里感到无比好奇，我的手有什么好摸的呢？上面只有我早上吃烤红薯还没有洗干净的黑灰，还有几点上课时留下的圆珠笔汁，那还是我的圆珠笔写不出了，鼓着腮帮子吹笔管时溅到上面的。盲人摸了半天，有时还使劲捏我的骨头，我疼得差点想叫出来，只是看到他很认真的样子，才忍住了。终于，他放开我的手，捻起指头，喃喃自语，然后对母亲说，这个芽崽八字很好，能读书，将来肯定一帆风顺，可以活到九十岁，你这个姆妈将来一定会享福。母亲满脸堆笑。好像真享了福。我心里想，读书好是肯定的，我经常得100分，还要你说。活到九十岁也不长嘛，人家程咬金活了一百多岁。旁边的大妈大婶都说，以后等着享你崽的福吧。
　　母亲笑着说，享什么福，我从小吃苦吃惯了，崽好就好。
　　二
　　其实，母亲从小受苦，我是十分清楚的。
　　因为母亲从不隐瞒自己吃过苦，也从来不隐瞒自己吃过什么苦。
　　每当黄豆收获时节，别的小伙伴飞跑着玩或者下河洗澡的时候，我总是被母亲逼在一堆小山似的黄豆杆中间，一根根清理出已经打过的豆荚中残留的黄豆。母亲总是说，一颗黄豆就是一颗种子，来年就是一把种子，再来年就是一地的豆子了。我说，不见得吧，一粒豆子，要是被我们吃掉了，就变成屎了。母亲就说，变成屎也能肥豆子。我又说，要是把屎拉到别人家的地里，那就肥别人家的豆子了。这时，母亲就会持一根豆秆挥将过来，说，好好做事，谁跟你磨嘴皮子。
　　然后，母亲就一边做着事，一边向我唠叨她小时候的苦难史。那时我不太相信她的话，至少觉得没那么夸张。我晓得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我老老实实做事，别想贪玩。
　　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残疾，兄弟姐妹又多，从小就要照顾一大帮弟弟的吃喝拉撒，本来有两个姐姐，但不到十岁就都死掉了。一个弟弟很小的时候发烧，送医院送得太晚，结果救活后成了哑巴。她还说，她的爷爷最是重男轻女，就自己一个孙女，刚进学校的门，就把她拖回家干活。十二岁那年端午节，要她学扎粽子，结果扎的不好，在锅里全部煮烂了，为此挨了一顿打，又不敢哭，只能躲到外面去哭。母亲还说，她嫁给父亲的时候，家里穷得什么也没有，连做饭烧的柴是捡的湿柴，总是被呛得眼泪直流，生下我们之后，就更加省吃俭用。每次说到这里，母亲总是说，这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每次听母亲的这些话，我就会联想到她买东西的时候，总希望把人家的价钱压得很低，而卖自家东西的时候，又总希望卖到高价钱，家里用一分钱，她都会心疼。
　　母亲经常说这是她的命。我也觉得这好像是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命。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母亲的逻辑，父亲的命就更苦了。父亲九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不几年，爷爷也走了。父亲从小寄居在老外婆家长大，只进过一年学堂，不到十四岁，就风里来雨里去地学手艺挣钱，冬天里裤腿短得只能遮住膝盖，还打过赤脚。从童年到娶妻生子，真正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姑姑说给我听的。父亲却从没提起一个字。
　　母亲和父亲对吃苦在态度上的差异，给了我一些朦胧的启示。我开始认为，所有的母亲和父亲都不同，母亲们喜欢不停地说话，而父亲们大都喜欢默默地喝酒抽烟。我还想，我以后总是要做父亲的，也不能像母亲那样总是说自己吃了什么苦。所以每次在烈日下锄地拔草，总会把汗水想象成露珠，滴入土中，可以让庄稼当水喝，也许还很甘甜。冬天，衣物虽然单薄，手脚的冻疮溃烂疼痛，也总是想，大凡武林高手，都是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多跑多跳也就暖和了。
　　那个盲人出现之后，这一切，似乎有了一点改变。
　　改变的标志，就是我的十岁生日。
　　三
　　我十岁生日的时候，暑热初退，阳光温和，秋风渐长。
　　在我的生日即将到来的前夕，一个天光蒙蒙亮的早晨，母亲专门约定了村里一个跑县城的司机，邀了几个大婶，赶到几十里之外的县城，为我扯了几尺流行的的确良布料，令我特别高兴的是，不善做手工的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双白边布鞋，就是那种也能在阳光下耀眼的白边。紧接着，又请来裁缝，为我做了一身新衣。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家里第一次请人上门做衣服，不但热闹，而且隆重，不但家里的菜里多了鱼肉，我们也可以捡拾地下的布角和布条蒙着眼睛，装扮蒙面大侠。最后，父母又开始大张旗鼓地操办酒席，杀鸡宰鹅，将所有的亲戚朋友请到家里吃酒。还按照村里的风俗，给每家每户送去一碗热腾腾的寿面。
　　低矮的瓦屋，顿时热闹非凡。平静的村庄，似乎也热情洋溢。
　　在为我点燃的生日烛光和鞭炮声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父母和这个世界许多人空前的关注。在我幼稚的心灵里，那些为我忙碌为我高兴为我喝酒喝得眼圈发红的亲戚们，代表着整个世界。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整个世界在为我而转。尽管年幼，我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和震动，似乎自己忽然长大了许多。而在此之前，我总是围绕着父母打转，听父母的话，围绕着老师打转，听老师的话。生活从来就不曾改变。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对自我的认识，知道生活也有可能因我而变化，周围的世界也可能因我而改变。
　　在我的眼里，生命开始显现出一种刻度，这种刻度和乡村人们用来量米的米筒一样，一升就是一升。只是，这些生命的刻度线并不明确显现，而是隐性地刻在心头。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人的一生，这样的刻度线没有几条。时光，经不起刻度的衡量。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能尽快地跨越这些时光刻度啊！那个无名盲人的话语，似乎成了我试图跨越的某种动力。我开始感到，应该为盲人说的话做点什么。最起码，要让母亲说出来的苦不再成为苦，让父亲不说出的苦不再有必要说出，让父母成为真正有福气的人。于是，我更加发奋学习，更加自觉地为父母做事，更加希望自己尽快长大。于是，随着自己的身形日渐高挺，我的脚步也走得越来越远。于是，母亲终于不再经常说起她的苦，父亲也不必天天风雨无阻的外出谋事情做。生活，以自然而然却又令人惊奇的方式发生着转变。
　　只是，如今，父母的双鬓已然发白。
　　我的头上，也经常被儿子拉下几根夹着灰白颜色的头发来。
　　自从那个盲人之后，父母再也没有为我算过命。我也从来没有算命的欲望。也许在我看来，那个盲人已经通过某种神秘的暗示，将我的人生格局划定了。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格局，并努力穿越它。
　　四
　　当我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曾经想过再请人算算看，看看自己的人生格局是否有变化。我不是宿命论者，对命运这种东西其实有自己的见解，只是想将其当做一种游戏，给不安的灵魂一点慰藉。但童年时算命的那种庄重感，已经无法找到了。况且老人们也教导说，一个人的命，越算越薄。为稳妥起见，我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我清楚地知道，人生的格局，在于张望，在于行走。
　　生活里，有很多力量，无形地决定和引领着人们的走向。
　　经过了二十岁、三十岁之后，再想起那个我所不识的盲人，他可能已经作古了。如果没有作古，如果他能和我面对面谈论卦理，我一定会感谢他给予我别样形式的祝福和指引。这种祝福和指引从一个孩子的心灵植入，沿着岁月的纹理，慢慢成为一种固定的行走姿势。
　　我有时想，我现在是否算是有福之人呢？
　　在幸福指数成为一个时代话题的当下，这类问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么多年来，在忙碌里，我看到了时间死亡的真相，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看到了幸福的身边经常陪伴着苦痛和无奈。但是，我依然牢记着盲人的指引。按照他的说法，从现在算起，我还有将近一个甲子的时光，去追求和享受此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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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剑鸿 于 2013-2-28 19:5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