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西来

　　站在三危山上，目光越过日光炽明的莫高窟，越过风流云荡的西行路，我空洞地张望。旋舞荒野的龙卷风是那支风尘仆仆的僧侣团吗?踽踽独行的人儿是来自西域的传经师吗?


　　庄严宏阔的佛教，同柔美华丽的丝绸一样，是绽放丝路的奇葩。丝绸、玉石、香料、宝马等奢华的物欲很容易赢得人心，而佛教，只能靠富有智慧、意志坚定的僧侣们去游说，去弘化。


　　阿育王遣大德高僧前往各地弘扬佛教三百多年之后，汉明帝刘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梦打开了佛法东传之门。


　　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开创了“明章之治”的东汉第二位皇帝——明帝刘庄做了个奇异的梦：梦见一高大的神人，头顶放光，满面喜悦，降临宫殿。次日早朝，他询问群臣。博学多识的傅毅说，天竺有得道者，称为佛，听说能飞行虚空，身有异光，大概就是这个神吧。于是，刘庄派遣使者前往天竺寻佛问道。使者在万里之外的天竺带来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沙门，用白马驮来佛像佛经，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这两位最早来到中国的天竺僧，译出了中国第一部佛典《四十二章经》。


　　早在汉明帝“感梦求法”的一百多年前，佛教在于阗形成了副中心，继而传播到了龟兹、鄯善、高昌等西域诸地。有着高度自律和虔诚信仰的高僧们，传播正觉、弘化布道也是他们至高无尚的追求，哪怕前路荆棘遍野、豺狼挡道，他们义无返顾。苦寒之地的西域与苦海摆渡的佛教，在精神向度上首先赢得了东传的可能。而在向西传播的路上，一开始就在另一文明古国罗马帝国偃旗息鼓。


　　公元147年一个深秋的黄昏，一位身穿袈裟的西域人踏着如血残阳走进玉门关。守关的戍卒第一次见到僧侣入关，看着他奇怪的装扮，以为是匈奴的探子。正好有两只燕子飞过，呢喃了几句。西域人指着燕子说，它们说一会儿会有人来送饭。果然，不大功夫，伙伕前来送饭。这人居然能听懂鸟语，戍卒大为惊讶，顿时奉为神人，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到营帐。他叫安世高，本是安息国的太子，青年时蔑弃荣华富贵，放弃王位，出家为僧。他精通各国典籍，天文、地理、医药、异术无所不通，游历西域诸国后，神异的名声早已传遍各地。他抱着弘法到东土的大愿，只身来到中国。一路利用奇异之术为戍边将士、商旅平民治病、望气、占候、推步，不论是匈奴的穹庐，还是汉军的营帐，都畅通无阻，从而赢得人心，把佛法的圣露洒遍旅途。最后，到达东汉国都洛阳。安世高假借黄老神仙方术的外衣，首先取得了皇室及贵族对佛教的认可，使儒士认为的“异端学说”得以萌芽。继而萌发了译述佛经的宏愿，毕其一生，译出佛经三十五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佛经汉译的创始人。


　　随后，安玄、支谶、竺朔佛、支曜、康巨、康孟祥等一批西域高僧，先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洛阳。这些译经师，沟通了世界两端的语言，成功地把佛教这棵“菩提树”移植到中土。适应汉文化的水土，他们常常把佛教教理嫁接到土生土长的道教方术上，用道家仙家的术语滋养初生的幼苗。虽然普及了佛教，但一开始就种下了佛教是迷信的种子，为后来魏太武帝废佛行动、北周武帝灭佛运动提供了籍口。


　　由译经始，佛教如涓涓细流，缓缓向东流淌，渗透到流经的每一寸土地上。310年，佛图澄走了过来。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高僧，九岁在印度古国乌苌国出家，两次到罽宾求法问道，悉心修持，并经高人指点，妙通了玄术。传说，他可以几天不吃东西，靠吸收空气保养身体；他善于念咒作法，役使鬼神，医治顽疾；他在手掌上涂上麻油和胭脂，千里之外可看得清清楚楚；他耳听寺庙和佛塔上的铃声，可以辩别祸福吉凶……凭借一身异术，他从战乱不断的西域和河西走廊一路走过，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化解了诸多阻挠和险恶，最终到达洛阳。时逢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乘隙逐鹿中原，北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在洛阳建立了后赵政权的羯人石勒，既好神力怪，又提倡经学，已在洛阳名声大噪的佛图澄，自然传到了他的耳朵。佛图澄来到石勒面前，石勒问他有何奇术，他取出化缘用的钵盛满水，焚起神香，念念有词，一会儿水钵中出现了蓝色的荷花，色泽芳馨，耀眼夺目。石勒大为震憾，随即封他为“大和上”。于是，石勒找到佐助王道的国师，佛图澄找到弘扬佛法的庇护主。这时，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急需精神上的抚慰，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便给了百姓希望，它使人们相信，在西方有一方没有苦难、没有战乱、没有歧视、没有生老病死的“净土”，只要信佛，就会有好报应。佛教，不经意间成为百姓精神的避难所，很快从宫廷走向民间，在普通百姓中扎下根去，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


　　佛图澄传教近三十年，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追随他的门徒，多达万人，而且高僧辈出。道安即是佛图澄的得意弟子。师父圆寂后，他受东晋之邀到襄阳安抚军士、稳定民心。氐族的前秦国主符坚一心想得到这个高僧，为此，不惜发动了一场战争。378年，符坚围攻襄阳，道安分散徒众，与守将共守城池，次年二月，城破，道安被俘。符坚视道安为“神器”，安置他在长安五重寺，集“僧众数千，大弘法化”，道安遂成为北方学界首领。


　　这时，远在龟兹的鸠摩罗什因广有神通而名震中原，符坚同样想把他纳入麾下。于时，为了鸠摩罗什，符坚又发动了一场战争。他派大将吕光征服西域，嘱其破龟兹得罗什后立即送回长安。吕光西征得胜，俘获了鸠摩罗什，带他东归，行至凉州，却传来苻坚南征兵败淝水的消息。吕光遂在凉州自立一国，称后凉。吕光不信佛，自然不把鸠摩罗什当回事。罗什忍辱负重，在凉州一呆十七年。后秦国主羌人姚兴提倡儒学和佛学，多方延揽人才，为得到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后秦发动了对后凉的战争。攻破后凉后，姚兴以国师之礼迎接罗什入长安，那时罗什已经五十八岁。姚兴为罗什组织了庞大的译经团和讲经活动，吸引四方沙门慕名而来，汇集长安的僧众达五千多人。罗什组织和主持译场，邀请有学问的高僧一起参加重译《大品般若》，后又译出了《法华经》、《维摩洁经》等重要的大乘经典，第—次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大乘空宗的理论。有人评价“中国之佛教由鸠摩罗什而面目一新。”


　　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无序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却为佛教弘化大开方便之门。而接受和推崇佛教的石勒、符坚、姚兴，还有卢水胡首领、北凉王沮渠蒙逊，全都是草昧未化的胡人酋长，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北凉州割据时，佛教已经深植河西走廊，寺院石窟遍地开花。沮渠蒙逊也信奉佛教，他听闻天竺名僧侣昙无谶在敦煌以西名声大震，马上派人把他请到了北凉。昙无谶一到，就对沮渠蒙逊说：“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蒙逊将信将疑，昙无谶便施道术，蒙逊果然看到奇异的东西，因而更加敬重他，拜他为国师，专请他译经讲法。沮渠蒙逊患有疾患，昙无谶劝他持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后来，这部佛经单独流行河西走廊，激起了一波深刻的民间虔诚礼佛，呈现出“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盛况。


　　河西走廊及陇右之地最先接受了佛教洗礼，也最早开启了佛教东渐的造像运动，让佛教以一种可以感知的艺术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前秦僧人乐僔在敦煌大泉河畔见夕阳中三危山金光万道，气象非凡，状有千佛，遂大彻大悟，凿岩造窟一所，开创了莫高窟开凿之先。沮渠蒙逊举国之力大造佛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威武天梯山石窟，都打上了北凉的烙印。那些建造了北凉石窟的能工巧匠，后又被后秦姚兴带到洛阳，建造了龙门石窟。酒泉的榆林石窟、景泰的炳灵寺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武山县的木梯寺石窟、甘谷的大象山石窟等，都在同一时期先后开凿，推动了佛教传播的具象化、世俗化。在佛像的雕塑上，几乎平移了世界上最早雕塑佛像的犍陀罗地区的风格。在张掖金塔寺石窟，有一尊引人注目的雕塑，称作“苦行僧”，塑造了一个须发苍然、形容枯槁的干瘪老僧，但这个瘦骨嶙峋的苦行僧神态安然，镇定自若，紧闭双唇，挺直胸膛，顽强地支撑双臂，摆出禅定手势，执著地冥思苦索，凸现出内在的坚韧、刚毅和崇高的精神力量。这一雕塑几乎与犍陀罗出土的《苦行的释迦》如出一辄，只是时间上比金塔寺石窟的开凿早一百多年而已。金塔寺还有众多菩萨雕塑，大都带有印度混血儿或胡人高鼻深目特征，有的菩萨相异常俊美，新奇迷人，眉宇清朗，五官端丽，头上缠着头巾或束着发髻，通常上半身祼露，佩戴着珠宝项链、璎络、臂钏之类豪华的装饰品，颇似西域王族的装束，大都具有世俗人情味，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佛教从西域衍化到中国的最初状态。


　　虔诚的僧侣们持续三个多世纪的传教之路，让蛮荒变净土，使陌路成通途。魏晋的玄学思潮，正好给佛教中国化找到了理论上的入口和依据，从此，佛教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坛弘法。在本土化过程中，中国僧人西去取经、溯本求源，又成为净土之路的独特风景。


　　三国时，魏国的朱士行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赴西域求法的中国僧人。他师从中天竺僧昙柯迦罗在洛阳钻研佛教，讲解《小品般若》，感到译经中释理未尽，因而发愿西去寻求原本。公元260年，他从雍州出发，通过河西走廊，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在这里，看到了《道行般若经》梵本，放弃了远涉天竺的打算，就在于阗的寺院里抄写经书，本想抄完后带回洛阳，可是遇到了当地小乘佛教信徒的百般阻挠。在于阗，小乘佛教的势力强大，对大乘佛教持否定态度，称此经传播会惑乱佛教正典，使大法中断，因此，国王不允许任何僧人带此经出境。朱士行费尽周折，送回了抄写的般若大品，被译为《放光般若经》，而他永远留在了异域他乡。


　　继三国朱士行之后，东晋的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高僧。他长途旅行的游记《佛国记》与他西行求法一样出名。东晋隆安三年 (399年)春天，65岁的法显与另外四名沙门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他们度过陇山，在兰州和张掖分别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夏坐”。在张掖，正是沮渠蒙逊刚刚自立，给予他隆重礼待，又介绍五位高僧加入西行求法。到达敦煌后，西凉王李暠接待了他们，送给他们供给，并派僧人陪同前行。然后到达于阗国，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跨帕米尔高原，先后至佛教发源的印度等地，寻求到了大量中土缺少的佛经。历时十三年，行经三十一国，最后只剩法显一人回归中土。义净后来在其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起首就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开辟荒途，奘法师则中开王路。”这一评价，得其所宜。


　　法显西去求经的路上，在于阗碰上了一位后来对河西走廊佛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高僧。他叫刘萨诃，是佛图澄的再传弟子。399年，刘萨诃孤身经河西走廊，前往印度取经，行至于阗，正好碰上法显等人，便共同前往。在印度求取真经后，他比法显早三年回国弘法。刘萨诃在河西走廊传教敬佛，是他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阶段。根据释道宣所记，435年，刘萨诃到凉州番和县（今甘肃永昌县焦家庄），向御谷山礼拜，大家不明所以，他预言御谷山的山崖将出现大佛像，若佛像完整，则天下太平，如其有缺，天下大乱。说完继续西行，并于次年圆寂于酒泉城西七里涧。八十六年后，一天雷电大作，山崖震动，只听一声天崩地裂巨响，石壁间果真出现一尊高丈八的无头大佛像。人们想起刘萨诃的预言，为了阻止中国大乱，立即为无头大佛安装佛头，但每放必落，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横行的南北朝时期。又过了三十多年，在刘萨诃涅槃之地出现发光的石佛头，被送入佛寺供奉，再辗转送到四百多里外的御谷山，安装在无头佛像上，竟身首壁合，俨然一体，立时灵光普照，国泰民安，百姓为此修建瑞像寺。609年，隋炀帝巡视河西，亲临瑞像寺烧香拜佛，下旨增修此寺，赐名为“感通寺”，又御笔题额“圣容道场”，通令全国各地派人到御谷山摹写大佛真容。这是敦煌最早产生的瑞像故事之一——凉州瑞像。唐太宗、中宗为纪念刘萨诃的瑞像预言神奇，正式赐改寺名为圣容寺。中唐以后，御谷山大佛瑞像及刘萨诃的故事先后描绘在了莫高窟的四个洞窟。唐贞观18年，玄奘法师取经归国途中，因仰慕先贤，专程赴圣容寺谒拜并讲经三日。有人评价，刘萨诃所享有的盛誉，在相当长的时期，远在许多高僧之上。这个评价并不为过，至少在唐玄奘之前，他在佛教界的影响力无人能比。


　　当然，西行求法最为有名和成就最高的，无可争议的是玄奘。他的冒险求法经历通过一部《西游记》传播得四海皆知，他的成就也成为佛教史上无人逾越的一座高峰。大唐盛世对佛教的扶植与重视，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创宗立派，佛学正式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认知的哲学。


　　遥望漫漫古道，来路无迹可寻，唯一不变的是大漠、戈壁、朔风、烈日、严寒和空旷。好在，飘荡在历史天空中的袅袅梵音，软化了它的坚硬、严酷和粗砺，消解了战争、血腥和掠夺带来的苦难。更令人称奇的是，佛教东渐，竟然巧合地把中国同印度——丝绸之路东西端的两个文明古国绾结了起来，并以中国为中转，漂洋过海，向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蔓延，让东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诸国可以毫不排斥地围绕它展开对话。西方学者布尔努瓦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佛教沿着丝绸商人在西域留下的足迹，而播下的幼小的种子，便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后来的基督教团拼奋斗，甚至留下了许多死难者的鲜血，但任何宗教都没有像佛教那样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而且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