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无雨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艺术源于生活，亦高于生活。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源于生活，亦应高于生活。
　　散文是生活的，文字是生活的，文学艺术也是生活的。是生活的，且高于生活。高于生活，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原本还是生活，是艺术化了的生活，有着作者的个性观察在，有着作者的自我描摹在，也有着作者的心性转化在。这一切一切的在，在哪里？在地上一草一木，在桌上一粥一食，在心中一忧一喜。
　　《郑伯克段于鄢》是《古文观止》卷一周文《左传》首篇，讲述了郑武公之子庄公审时度势克其弟段于鄢地的一段故事。是一篇散文，很生活，很温馨，很给力，读来令人受益匪浅。
　　题目很简洁，用六个字介绍了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发生地点。题目毫无诗意，也极难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却很朴实，很有质感，像一只粗瓷碗，无美纹绚彩，也无金丝泰蓝，只是一只碗，一个可以用来生活的器具，却并非绝对天然，可随处捡拾得之，而是有着后天人为因素，有着古朴的人类文明在。题目最为出彩的地方是一个“克”字，为何克？如何克？结果如何？沿着这份悬念，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作者铺设的故事中。这种自然而然，便是生活化的一种投影，有着尘壤的质感、温度与力度。
　　正文共七段，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无冠以艺术貌似高深的无病呻吟自慰自乐，有的是生活，是真实，是亲情，是利益，是争夺，是反思，是力量，是逻辑，是思想，是打动人心的一点一滴。
　　故事在叙述时间方面没有具体说明，仅用了一个“初”字，相当于民间故事中的“当初”“从前”或是“很早很早以前”，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很生活，很简洁。这种简洁文风是古文的一大特点，贯穿于文章始终，没有一个废字，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句子，更不要说段落。这种简洁即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有着生于火成于水的淬炼与凝聚。首段共出现了四个人物，郑武公，郑武公的妻子武姜，郑武公的两个儿子：庄公、段。庄公为兄，简称其为郑伯，段为弟，简称其为段叔。郑伯为何要克段叔呢？问题出在其母武姜身上。武姜因郑伯窹生，也就是出生时脚前头后，惊着了她，所以厌郑伯，喜叔段，向郑公提出要求，想让段叔继承王位，未果。后来郑伯继位后，武姜为段叔请城封邑，先由郑伯否决了“制”这个令“虢叔死焉”的险要城邑，继而允诺了“京邑”作为段叔封邑。在此过程中，作者埋下了两支伏笔，一支是武姜为段叔请城封邑、谋取后力，另一支是郑伯以德服人、从母为孝。
　　权势之争是可以超越血缘亲情的。古往今来，除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圣统时代，每一部帝王上位史便是一部刀光剑影的宫廷争斗史，遍布成王败寇血溅深宫的笔墨。此段故事中的“初”非古非昔，以一个模糊化的时间裁定将郑伯克段之事巧妙地纳入古往今来的权势争斗之中，也为二段中谋士祭仲与郑伯的对话作了隐注。在政治路线斗争中，作为臣子要行忠义，要站对队，看到主子的权势地位受到损害要进谏。祭仲说了，段叔封邑的京城过大，不合法度，有违祖训，有损于郑伯统治。建议及早处置段叔，防其势力蔓延。问题来了，如果郑伯从其言，立即处置段叔，可能比后来的“克段于鄢”更容易些，可是那样就没有了悬念，没有了曲折，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故事的深刻性，也没有了故事之中呈现出来的生活化、人性化。于是借郑伯之口诞生了一句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意思是让他作吧，作够了会自取灭亡。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悬念，段叔会作吗？会行不义吗？会如郑伯所预言的那样自毙吗？文章没有过多的分析议论，以时空为轴，以情理为针，将这段史事定制在生活化的土壤中，春萌、夏发，不迂矩。
　　不迂矩是道德范畴，靠的是自我的深厚修养，源于生活，生于智慧。那么所谓的矩是如何形成的呢？怎样才能是不迂矩呢？以本文为例，比如说立长子为王，让郑伯顺顺当当为帝，比如说段叔的封邑之城要远远小于国都，再比如说段叔老老实实尊长忠王没有二心，这就是合乎祖制，遵循王法，否则便是迂矩，便是逆天，便犯了天道，便在情理上为天地所不容。这些所谓的道理无形无影，却是古往今来驭人思想于牢笼的实实在在的枷索。文中，武姜因为郑伯窹生而厌之，厚此薄彼，不合情却合理。我们今人无法完全以现代法理情理评判古之帝后行为，却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女人来分析。在相对蒙昧的时代，在人们的思想中，凡事合于矩则吉，违之则凶。郑伯窹生明显迂矩，不合常理，武姜厌之也相对合情合理。好在郑伯的父亲郑武公坚持原则，不迂矩，坚持让郑伯继位。如果事情都按照规矩来发展，便没了今天看到的故事。
　　段叔迂矩了。招兵买马，扩大封邑，欲于郑伯一比高。公子吕建议郑伯除掉段叔，防深患于未然。郑伯以行不义必自毙以及行不义百姓不亲近为理论根据，拒绝了公子吕的及早讨伐建议。当郑伯得知段叔准备好了步兵和战车，将要偷袭郑国国都，且武姜打算为其打开城门作内应的情报后，断然决定派公子吕讨伐段叔，逼迫段叔外逃共国。
　　故事在前面基础上继续着力于造势，造什么势？克段之势。为什么要克之？因为其迂矩了，虽亲兄弟亦不能容。容之则违道，则为天地所不容，会遗害天下苍生，老百姓过不上安稳日子。此时，帝王之责，苍生之愿，共生成为一种势，以合乎生活、合乎生命之矩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超越了兄弟情份“克段于鄢”的行动。
　　如果作为一段简单的史实，一段讲述兄弟利益之争的故事，原本可以就此止笔，却没有。故事继续发展了，以生活化的方式。其标志便是“置姜氏于城颍”。不仅如此，庄公迁怒于生母的厚此薄彼，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不到黄泉，不和武姜相见。
　　武姜犯了错，迂了矩，致使兄弟兵戎相见，段叔外逃他国，母子兄弟不和，自己被囚禁城颍。教训够大了吧，该结束了吧。没有。应了那句话，生活在继续，故事在继续。
　　怎样继续呢？这要归结于人性化，归结于道德。郑伯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遵从道德遵从孝道的。虽然其一气之下发誓与生母黄泉相见，却后悔了。为什么后悔？人性使然，生命使然，生活使然。
　　郑伯后悔了，但是因前有誓言，作为一国之君，岂能言而无信哉？于是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他就是颍考叔。颍考叔听说郑伯的烦恼后，就去面见郑伯，受赐于肉食，却置于一边，说要回家奉于母亲。郑伯说了，你有母亲可以奉送，我却没有。颍考叔问其因缘后，出谋掘地见水，打成地道去见面，从其“黄泉相见”之誓。由此成就母子黄泉相见其乐融融、其乐泄泄母子如初的一段佳话。
　　故事没有说郑伯和段叔战后和好，而是说郑伯和生母武姜黄泉相见，且其乐也融融。可以想见，这样一种结局，符合当时的价值标准，符合生活的情理。段叔以下犯上，以臣反君，成为迂矩的不忠不义之徒，为世间民众正统生活道德所不容。而武姜则不同，虽然其也迂了生活之矩，也受到了相应惩罚，可是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弱者，在郑伯政事稳定之后，其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便自然而然的浮出水面，为美化郑伯遵从孝道宽容大度的形像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出口。
　　于是，文末借君子之言、《诗经》之说，对颍考叔之行将儒家孝道传统加以传承宏大，于皆大欢喜中还生活于本原，呈生命于本真。郑伯克段原非克段，而是志孝。 春夜无雨，我听古人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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