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龙”有缘
2021-12-23叙事散文华锋
与“龙”有缘2012年,是中国的农历生辰龙年。当龙年刚刚来临之时,人们纷纷说“龙”如何如何,我没去凑那个热闹。现在,当人们对“龙”的议论渐渐淡去之后,我要说一说“龙”了。因为说起来,我与“龙”还真有那么一点缘分呢。乡下老家我出生的那个小村……
与“龙”有缘
2012年,是中国的农历生辰龙年。当龙年刚刚来临之时,人们纷纷说“龙”如何如何,我没去凑那个热闹。现在,当人们对“龙”的议论渐渐淡去之后,我要说一说“龙”了。因为说起来,我与“龙”还真有那么一点缘分呢。
乡下老家我出生的那个小村东边半华里,有一个村子叫龙庄。因为我老家那个村子太小,当时没有学校,所以我上小学读书时只有去龙庄。龙庄当时是一个有七八百人口的村子,有一所一至四年级的学校。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上学第一节课,还没有发书,每张课桌上放了两个粉笔头,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龙庄小学”四个字,让我们用粉笔头在课桌上摹写。在上小学之前,大姐、哥哥在家中的墙壁上教我写过一些字,如“大、小、多、少”什么的,所以我写“龙庄小学”四个字,并不费劲。就是说,我上小学写的第一个字是“龙”。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个模样清瘦的黄头发小姑娘,名叫龙秀珍。因为她是龙庄最后一个姓龙的人(她的父亲已病逝),所以龙庄的一些小孩子叫她“龙尾巴梢儿”。但是这个姓龙的小姑娘只上了几天学再也不见了。后来听说她跟着母亲离开了龙庄。从此,龙庄再也没有姓龙的人,真所谓“徒有其名”了。龙庄现在是一个有九百多人的杂姓村:吕、王、赵、徐、杨、吴、巨、董等八九个姓,以吕姓最多。龙庄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一是这个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人多,人称“八路村”;二是这村里在外地“当大官的人”比较多,仅吕姓人中就出了两个将军,其中一个是人民解放军的某大军区副司令,中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从书之《齐河县农村简志》第583页,中华书局版,2011年10月)。这位大军区中将副司令是我们附近几个村出的最大的“官”,是否与他父辈是龙庄人有关?不得而知。
稍稍搜索记忆,在我的经历中,有两个人与“龙”有点关系,都是我在云南当兵时遇到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人民解放军驻云南某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的时候,科长叫俞学龙。他是从军政治部下到我们师当科长的,给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机关文字功夫很扎实。他到任后不久,就带着我到我师下属的一个团搞调研,并形成了一个经验材料,署上我们二人的名字,分别寄给军区(当时的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和军区报社(《国防战士》报社),都被采用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军区报社的稿子被刊登在《国防战士》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这是我的名字(与俞学龙科长合作)第一次出现在大军区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在俞学龙科长的指导帮助下,我的机关文字材料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从那以后,我在师、团两级政治机关一直没离开文字工作。时至今日,我之所以写点东西有那么点自信,应当铭记这位名字中有“龙”的领导的帮助。在部队服役的最后几年,我虽然是师属炮兵团的政治处副主任,却被师里长时间借用,负责编写战史(军史)。为编写军战史,师里成立了一个名叫“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临时单位,隶属师政治部,简称“××师党史办”。党史办由我总负责,又从两个步兵团各抽上来一个文字材料比较扎实的同志。这两位同志都是连队的副指导员,一个姓赵,河南人;另一个就姓龙。这个姓龙的同志,名叫龙太仁,贵州省剑河县人,是一位苗族兄弟。我们三人相处得很融洽,按时完成了军战史的编写任务。我从部队转业后,龙太仁又在部队工作了几年,成为营职军官。后来,他转业到了昆明,前几年还给我打过电话。几十年来,龙太仁是我的战友和同事中唯一的一个姓“龙”的,因此印象颇深。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上了《周易》。这部古书虽然文字难懂,但借助一些专家的著述,还是可以慢慢将一些道理弄懂的。数十年来,我先后买了十多个版本的《周易》以及相关的书,互相参照来读,渐有所得,还斗胆写过几篇有关的短文。我感到,《周易》这部书,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读。比如书中64卦中的第一卦“乾”,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关“龙”的故事来读。“乾”卦讲的就是“龙”在不同状态下蕴含的哲理。《周易》开篇上来就说“龙”,由此可见“龙”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窃以为,“龙”不但作为一种图腾而存在,而且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构建之中,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我们讲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其核心的所指应该是精神层面的。因为众所周知,作为“龙”的形象,是中国古人想象中的多种动物的组合体,不具有遗传学上的意义。
“龙”作为一种崇高的形象,经过数千年乃至更长历史的演进,至今也成为中国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今年恰逢壬辰龙年,龙的形象在民俗中处处可见。我也“在乡随俗”,于春节前选了几样“龙”的形象。一是买了一对印制精美的“龙”卡通形象的年画,贴在了我书房与阳台之间的玻璃门上,两个“龙”相对,各持展一幅字,一边是“龙年大吉”,一边是“万事如意”,非常喜庆;二是买了一个以红、黄两色为主的布艺“龙”,让它坐在客厅中的电视机上,随时提醒我们今年是“龙”年;三是到邮政局买了一张“龙”年邮票小型张——本来想买上几十张或几张龙年生肖邮票,谁知去买时早已被抢购一空,只好买了一张小型张,聊补缺憾。
说起我与“龙”有缘,还要提到我的老伴。老伴是属“龙”的,壬辰年生人。就是说,她已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60周岁了,正式步入老年人行列。并且老伴是60年前的农历二月初二出生的,是“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她的生日很好记。今年是她的“六十大寿”,儿子、儿媳从外地打来电话,说到时想回来给她“祝寿”。她对孩子们说:别回来了,到六十六岁时再说吧。
我的感受,一个人一辈子与什么人、什么事有缘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说是巧合。我也知道,过去或者现在仍有人认为缘分是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其实,抛开宿命的成分,缘分就是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比如我与“龙”有上述一些“缘分”,自认为纯属巧合,至于别人怎么认为是别人的想法。现在我之所以把与“龙”的“缘分”记述下来,只是因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还与我发生过这么多偶然的联系,觉得还是有点意思。“龙”毕竟是吉祥的象征物,值得珍视。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珍视的,哪怕是些微的美好事物。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本帖最后由 剑鸿 于 2013-4-27 09:06 编辑 ] 有缘
2012年,是中国的农历生辰龙年。当龙年刚刚来临之时,人们纷纷说“龙”如何如何,我没去凑那个热闹。现在,当人们对“龙”的议论渐渐淡去之后,我要说一说“龙”了。因为说起来,我与“龙”还真有那么一点缘分呢。
乡下老家我出生的那个小村东边半华里,有一个村子叫龙庄。因为我老家那个村子太小,当时没有学校,所以我上小学读书时只有去龙庄。龙庄当时是一个有七八百人口的村子,有一所一至四年级的学校。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上学第一节课,还没有发书,每张课桌上放了两个粉笔头,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龙庄小学”四个字,让我们用粉笔头在课桌上摹写。在上小学之前,大姐、哥哥在家中的墙壁上教我写过一些字,如“大、小、多、少”什么的,所以我写“龙庄小学”四个字,并不费劲。就是说,我上小学写的第一个字是“龙”。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个模样清瘦的黄头发小姑娘,名叫龙秀珍。因为她是龙庄最后一个姓龙的人(她的父亲已病逝),所以龙庄的一些小孩子叫她“龙尾巴梢儿”。但是这个姓龙的小姑娘只上了几天学再也不见了。后来听说她跟着母亲离开了龙庄。从此,龙庄再也没有姓龙的人,真所谓“徒有其名”了。龙庄现在是一个有九百多人的杂姓村:吕、王、赵、徐、杨、吴、巨、董等八九个姓,以吕姓最多。龙庄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一是这个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人多,人称“八路村”;二是这村里在外地“当大官的人”比较多,仅吕姓人中就出了两个将军,其中一个是人民解放军的某大军区副司令,中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从书之《齐河县农村简志》第583页,中华书局版,2011年10月)。这位大军区中将副司令是我们附近几个村出的最大的“官”,是否与他父辈是龙庄人有关?不得而知。
稍稍搜索记忆,在我的经历中,有两个人与“龙”有点关系,都是我在云南当兵时遇到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人民解放军驻云南某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的时候,科长叫俞学龙。他是从军政治部下到我们师当科长的,给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机关文字功夫很扎实。他到任后不久,就带着我到我师下属的一个团搞调研,并形成了一个经验材料,署上我们二人的名字,分别寄给军区(当时的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和军区报社(《国防战士》报社),都被采用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军区报社的稿子被刊登在《国防战士》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这是我的名字(与俞学龙科长合作)第一次出现在大军区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在俞学龙科长的指导帮助下,我的机关文字材料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从那以后,我在师、团两级政治机关一直没离开文字工作。时至今日,我之所以写点东西有那么点自信,应当铭记这位名字中有“龙”的领导的帮助。在部队服役的最后几年,我虽然是师属炮兵团的政治处副主任,却被师里长时间借用,负责编写战史(军史)。为编写军战史,师里成立了一个名叫“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临时单位,隶属师政治部,简称“××师党史办”。党史办由我总负责,又从两个步兵团各抽上来一个文字材料比较扎实的同志。这两位同志都是连队的副指导员,一个姓赵,河南人;另一个就姓龙。这个姓龙的同志,名叫龙太仁,贵州省剑河县人,是一位苗族兄弟。我们三人相处得很融洽,按时完成了军战史的编写任务。我从部队转业后,龙太仁又在部队工作了几年,成为营职军官。后来,他转业到了昆明,前几年还给我打过电话。几十年来,龙太仁是我的战友和同事中唯一的一个姓“龙”的,因此印象颇深。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上了《周易》。这部古书虽然文字难懂,但借助一些专家的著述,还是可以慢慢将一些道理弄懂的。数十年来,我先后买了十多个版本的《周易》以及相关的书,互相参照来读,渐有所得,还斗胆写过几篇有关的短文。我感到,《周易》这部书,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读。比如书中64卦中的第一卦“乾”,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关“龙”的故事来读。“乾”卦讲的就是“龙”在不同状态下蕴含的哲理。《周易》开篇上来就说“龙”,由此可见“龙”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窃以为,“龙”不但作为一种图腾而存在,而且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构建之中,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我们讲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其核心的所指应该是精神层面的。因为众所周知,作为“龙”的形象,是中国古人想象中的多种动物的组合体,不具有遗传学上的意义。
“龙”作为一种崇高的形象,经过数千年乃至更长历史的演进,至今也成为中国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今年恰逢壬辰龙年,龙的形象在民俗中处处可见。我也“在乡随俗”,于春节前选了几样“龙”的形象。一是买了一对印制精美的“龙”卡通形象的年画,贴在了我书房与阳台之间的玻璃门上,两个“龙”相对,各持展一幅字,一边是“龙年大吉”,一边是“万事如意”,非常喜庆;二是买了一个以红、黄两色为主的布艺“龙”,让它坐在客厅中的电视机上,随时提醒我们今年是“龙”年;三是到邮政局买了一张“龙”年邮票小型张——本来想买上几十张或几张龙年生肖邮票,谁知去买时早已被抢购一空,只好买了一张小型张,聊补缺憾。
说起我与“龙”有缘,还要提到我的老伴。老伴是属“龙”的,壬辰年生人。就是说,她已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60周岁了,正式步入老年人行列。并且老伴是60年前的农历二月初二出生的,是“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她的生日很好记。今年是她的“六十大寿”,儿子、儿媳从外地打来电话,说到时想回来给她“祝寿”。她对孩子们说:别回来了,到六十六岁时再说吧。
我的感受,一个人一辈子与什么人、什么事有缘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说是巧合。我也知道,过去或者现在仍有人认为缘分是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其实,抛开宿命的成分,缘分就是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比如我与“龙”有上述一些“缘分”,自认为纯属巧合,至于别人怎么认为是别人的想法。现在我之所以把与“龙”的“缘分”记述下来,只是因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还与我发生过这么多偶然的联系,觉得还是有点意思。“龙”毕竟是吉祥的象征物,值得珍视。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珍视的,哪怕是些微的美好事物。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本帖最后由 剑鸿 于 2013-4-27 09:06 编辑 ] 有缘
很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