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了

                                                         我上班了

     “记住，嘴巴要甜，手要勤。”

     母亲的话掷地有声，落在枕边。我打着哈欠，一个字一个字捡起来，一遍又一遍咀嚼，直到眼皮打架，沉沉睡去。

    六点钟，母亲已经挤好牙膏，倒好洗脸水，半干半湿的毛巾也已搭在脸盆边。“第一天报到，早点去，扫地，烧茶。晓得不晓得？”

    “嗯。”

    “晓得不晓得？”

    “晓得啦。”

    还没等我洗完脸，泡饭冒着烟，已经上桌了，碗上搁着筷子，也冒着烟。

    七点，我随父亲一起出门，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会儿，他停下来，示意我跟他并排走。突然，父亲落下我，径直急走了几步，追上前面的老王伯，打起了招呼。老王伯愣了愣，等反应过来，抿了抿嘴唇，想要说的话还在嘴里盘旋，父亲这厢已经迫不及待了，话语像一颗颗炸弹，在空中炸响：“老王，阿拉囡今天去信用社报到呢。”父亲声音大得惊人，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回过头来看我们，羞得我忙低下头。老王伯盯我一眼，又盯我一眼，感慨道：“还是老陈有本事，这么好的工作怎么找到的，福气啊。”

     “哎呀，阿拉囡自家争气，考上的。”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又一次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场景，正中了父亲的意，脸上荡漾着一池的春水。我拉了拉父亲的衣袖，示意走快些。

    信用社是两层楼，一横一竖像一把曲尺，外墙贴着蓝色的马赛克，淡淡的一片，像汪着一墙的海水。门口有两棵梧桐树，枝枝杈杈升向天空，树上的叶子像秃顶者的头发，少得可怜，半黄不黄地耷拉着，打着卷，只要风一刮，就会掉下来。

    “来了来了，傅会计，我把囡领来了。”傅会计，跟父亲差不多年纪，听父亲说，他们是朋友。我犹豫着，是跟着父亲叫傅会计呢还是叫叔叔？我向父亲投去求救的眼神，父亲没看见，自顾自跟傅会计聊天。“莫客气，老陈，自家人一样。”傅会计客客气气把我交给一个女孩，“美玉，这是小陈，今天起和我们是同事了，你带带她。”只见这个叫美玉的女孩抬头用眼白翻了翻眼睛，看了看我，应了声“嗯”，低下头，又迅速抬头，用眼白又看了看我。

    父亲迈出信用社大门时，我听见他哼起了小调。

起风了，有一片叶子停在父亲的背上，父亲走得那么急那么高兴，叶子像一颗荷叶上的露珠，滚落在地。

                                                   
                                                           朱伟爱唱《阿西们的街》

    地，湿的，刚拖完。茶，烧好了，瓶塞还冒着热气，“嗤嗤嗤”，响了几下，“噗嗒”一声，安静了。
信用社一共五个人。

    傅主任，以前是会计，老主任退休，接班当上了主任。很多客户叫了十几年的傅会计，叫惯了，改不了口，比如我父亲就是。我进信用社后，就叫他傅主任。傅主任不苟言笑，怕跟他说话，汇报事情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对着他身后的墙壁，像小学生背书。据说，傅会计对这个姓氏颇多不满，以前当会计没感觉，现在当主任了，人家叫“傅主任”，听着像是“副主任”。

    美玉，是会计，新上任的会计。顾客都叫她大会，姓毛，毛大会。会计的“会”，在方言里读音跟“鬼”同音，听起来叫毛大鬼。我听着想笑，“美玉”两个字不幸遇上了“大鬼”，怎么听都美感尽失。当然，我叫她美玉姐。美玉是顶替她父亲到信用社上班。

    巧萍，是出纳。我叫她巧萍姐。她戴近视镜，人瘦瘦的，好像要被风吹倒似的。

    施建国，是信贷，专门放贷款。顾客都叫他老施，其实他不老，还没结婚呢。可大家都这么叫他，连同事也这么叫，我也就这么跟着叫了。老施长得比巧萍姐还要瘦，活脱脱一根竹竿，走路好像在摇晃，他走到哪里，风就带到哪里。听说他参加过某次战争，因为这个，才分配到信用社来。

    朱伟，也是出纳。下巴长满络腮胡子，近视眼，眼镜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看人时，他会摘下眼镜，盯着你。别怕，其实他就是想看清楚眼前的人到底是谁。他的父亲是镇上的武装部长，人们叫他老朱。老朱的儿子自然就叫小朱，很多顾客都叫他小朱。但我们同事都直呼其名，连顾客也是。同事或顾客开玩笑的时候，叫他小猪，他也不恼，嘿嘿嘿地笑着。小朱爱唱《阿西们的街》里的主题歌，情绪一来，吼上一句：“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一副不摇滚宁可死的样子。他每次就吼这一句，我怀疑他就会这一句。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他先开了口：“我比你大一岁，同出三年没大小，你叫我名字吧。”这个一脸络腮胡子的男孩只比我大了一岁，真是看不出来。

    信用社开了三个柜台。两个出纳柜台，朱伟和巧萍办理现金业务，一个会计柜台，美玉办理转账业务，转账业务有一个专用术语叫对公。傅主任和老施有单独的办公室，老施放个人贷款，傅主任管理信用社总业务，又兼管企业贷款。

    我的这几个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律戴着袖套，像修理机器的师傅。男的袖套是藏青色。女的是花袖套。上班戴上，下班摘下，叠好放桌上，整整齐齐。朱伟一下班，单曲循环“萨拉婆婆勒万依，阿西阿西阿西”，然后袖套一甩，从半空落在桌上，每次落在桌上的姿势都不一样。

    朱伟盯着我笑，好像我脸上刻着字，不过笑得挺友好。我站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自在极了。便挪了挪，站在朱伟旁边，看他收钱，点钱，开存单。顾客是一位老伯，朱伟问他，你是要死的还是活的？可把我吓了一跳，什么死的活的。老伯回答说，死期一年。我心里的疑问跟着冒了出来，什么叫死期一年。朱伟以过来人的身份，得意地跟我解释，死期一年就是定期一年，死期两年就是定期两年，最长的死期是八年；活期就是活期，随存随取；还有一种是半死半活的，叫定活两便。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存个钱居然要死要活半死半活，关键是老人一点不忌讳这样的问话。

    美玉找出一面算盘、一本百张传票、一沓练功券和一本阿拉伯数字练习册，递给我：“你到那张空的办公桌去练习，这是基本功。”

    这有何难，打算盘，我早在小学就会了。从1打到36是666，打到100，是5050。信用社里的算盘是牛角做的，轻巧灵活，还有清盘钮，家里的算盘是木头做的，又大又重，两个手指头才能扳动一个算盘珠子。我按一下清盘钮；“嚓”一声，算盘表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像老牛耕田，一垄垄，整齐有致。我翻开传票，发现里面的数字都是六位数七位数甚至八位数，掰着手指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啊，像一群野孩子，不知从哪里一齐冲了出来，一个个争先恐后，狼奔豕突。它们排成一支队伍，陌生得像是天外来客，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读，舌头抵在牙齿，打转，缩不回来。尽管小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些数字，算旧时相识，但它们仿佛忘了青梅竹马的情谊。此刻，它们联合起来咬我的手，露出得意的笑。我手忙脚乱地应付着，打到第十个回合便败下阵来，一垄垄田被踩踏得面目无非，只好“嚓”，清盘，“嚓”，再清盘。

    练功券是一沓假钱，手指在海绵缸上蘸点水，一张一张数过去，慢归慢，总不会出错。

    写阿拉伯数字呢，要把一个个数字往一个个方格里面塞，困兽一般困住它。还别说，美玉的阿拉伯数字写得可真是好看，一个个一样大，一点点斜度，珠圆玉润的样子，一排阿拉伯数字就像是电线杆上停着的一排麻雀，可是我的麻雀总有几只歪着身子要掉到地上去。

    一次又一次，我把它们赶进格子里，不让它们有机会得逞。

    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数字，边跟顾客谈笑风生，边数钱边开存单呢？
比我大一岁的朱伟貌似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慢慢来，一口气吃不成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