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在70年代

夜行，在70年代
江剑鸣
　　当我和我的同学李福昌强桂毓杨树凯牛会明杨元书等一行十几个人，大汗淋漓地到达古城公社街上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夏天白昼长。我们踩着夕阳的余晖走进古城公社窄窄的小街，去寻找放坝坝电影的602坝子。
　　我们从高村公社与白草公社交界的地方起身，沿磨刀河南行十里路到白草，再沿涪江西上二十里路前往古城。我们要去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当时我不懂那该咋读，是卖花的姑娘呢，还是卖出花姑娘。地道战里的日本人不是常常大叫“花姑娘大大的好”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贫乏的年代，十五六岁农村的少年的好奇心和外国电影的诱惑，让我盲目地跟着队伍朝前走。
　　高村公社与白草公社和古城公社形成一个三角形。高村在东北角，古城在西，白草在南。每地间距是相等的二十里里。高村到白草，白草到古城，都是公路，虽然那时一天也过不了十辆车，包括拖拉机。古城到高村是小山路，当中一座老垭山，上山十里路，下山十里路。我们当天是在高村到白草的中间路段，即白高公路7公里处，砸碎石挣钱。碎石是当年公路养护的必备材料。我们高村初中73级临近毕业，全班二十多个同学去勤工俭学，挣点班费，便于毕业那天开茶话会买点糖果甚至照个留恋相片。同学牛会明家就在我们砸碎石的公路边。中午，我们在牛会明家吃了午饭，男同学们又在磨刀河里去游泳了一会儿，消了消酷暑。听说晚上古城公社街上要放电影，我们下午早早停了工，一大伙十几个男生女生，就沿着公路朝古城公社走。
　　时间是1973年7月初的一天。
　　那时，撵坝坝电影是农村孩子的一大乐趣。我们学校在高村公社的乡街上，我们却常常可以撵到南边八里路外的代坝大队坝子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可以撵到北边的民主大队看《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而且是屡看不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了。这次，撵到古城看外国电影，算是我撵得最远的了。看电影在那时是硕果仅存的精神享受。人类对精神文明有着执着的追求，青少年尤为积极，虽然他们可能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古城公社与高村公社虽然只隔了二十里地，但那时的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生产队几个村子，对外面的世界陌生得如同摸象的瞎子。我们一群衣衫烂兮兮满脸脏兮兮的男女少年，在古城街上晃荡，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打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寻找到一个叫602地质勘探大队的操场坝子。
　　当然，我们是没有钱买晚饭吃的。路过挂着国营食堂牌子的门前，不敢朝里边看，生怕嗅到了里面的饭菜香味而垂涎。我故意加快了脚步。
　　当然，我们只能远远地站在围墙根下站着看完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古城街道上的大爷大娘们早早地搬了凳子占了最佳观看位置，我们只能远远地观看。我们以前还跑到银幕背面去看过呢。
　　电影散场了，我们只好往回走。幸好没有下雨。但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张口不见牙齿啊！一部分同学要跟公路原路返回，先沿涪江顺公路东南行，到白草再转向北顺公路行走。四十多里路，但公路宽敞，不得摔跤。另一部分同学选择翻越老垭山走山路，要近得多。白天砸碎石的劳累和肚子的饥饿，我巴不得立刻回家，啃几口冷红薯，饱饱地睡一觉。杨元书她们几个女同学们都害怕爬山，决定跟牛会明他们走白草方向的公路。我跟李福昌杨树凯一行翻越老垭山走山路。
　　没有照明工具。怎样返回，我们这群少年出发前未曾考虑过。青少年做事往往冲动，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选择，我们只得摸黑翻越老垭山。在街头上出发时，我略微有过一丝后悔，后悔没有带只手电。但后悔没有用。在古城人生地不熟，借手电是不可能的。再说，那时候，有几家有手电那么高档的“家用电器”呢？做火把也不可能，因为找不到做火把的材料。
　　我们川西北是把夜行叫做摸夜路，把没有光亮照明的夜行叫做打瞎摸，“瞎”字要读作Ha。尤其是“摸”字，用得非常形象。白天的酷暑已然消退，夜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不知道是农历的月初还是月末，反正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以前有时候没有月亮，却有星星，淡淡的星光，也能够模模糊糊地照亮地面。或许是要下雨了，浓云遮住了天空。
　　这条小山路，在有公路之前其实是条大路，是古代利州通往松州的必经之路。自从有了公路后，这条路就很少有人走了。走出古城公社东街，巨大的厚重的黑夜猛然迎面砸下，漆黑如墨笼罩着世界，我们立刻被夜的黑咕隆咚的大口吞噬了。相互看不见人，我心里立刻涌起许多的不安。
　　我们手拉着手往前估摸着行走。东街外田坝里有一段较为平坦的路，路边平行着一条农堰，水面跟路面齐平。在模模糊糊的天光下，都是灰白灰白的，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堰。记不清是谁就扑通一脚踩进了水里。水倒是不深，但衣裤全湿了。好在是夏天，不怎么冷。
　　开始爬坡了。下方是悬崖，上方是陡坡，我走在七八个人的队伍中间，前后同学互相招呼着，拉着，一只手摸索着上方的树枝杂草，一只脚一点点往前探。探实在了，另一只脚才踩上去。有时手抓着的是刺棘，或者刺玫，被刺得生痛，也顾不及了。有时脚底下踩松一块石头，石头骨碌碌滚下山沟，掉进坡下水潭里，“咚”的一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
　　山坡上有一段路，大约是泥石流——我们川西北叫垮奔流，光溜溜的一面泥坡，我们从中间摸过去，坡壁上连抓手的树枝草丛都没有，手只能抓在硬如钢锉的泥石上，人斜靠着坡壁侧着身慢慢地探着走。这样的没有路之路，就是白天，也极其难走，何况漆黑的夜晚。现在想来，那哪里是在走，简直是在爬，四脚四手地在黑夜里在陡坡上冒着生命危险的爬行啊！要是女生也一路走，不被吓得哭鼻子才怪。肚子饿，腿脚无力，我觉得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熟悉路的同学说上山的路还不到一半。
　　经过一条小沟豁时，我感觉到不但饿，而且也渴了。我摸黑爬到水边，摸到了一个小水潭。似乎是个牛蹄子坑。管他呢，我猛喝了几口，现在也记不得是啥味道了。站起来，舒了一口长气，伸了一个懒腰，在李福昌的催促声中，又开始四脚四手地摸爬前面更陡峭的山坡。
　　一路上，我想，“黑夜”一词我早已经学过，似乎也早已经懂得了它的含义。但是，我错了。今夜，我才真正懂得了啥叫黑夜。那黑啊，是夜之暗黑。那夜啊，是黑暗之夜，是一个饥渴劳累的少年想有点精神追求却付出沉重代价的黑夜。《圣经》里怎样描写黑暗，我没有读过。但丁在《地狱篇》中的描写，充满了阴森恐怖。平时听赵表叔姚表叔讲的阎王小鬼二爷无常们喜欢在黑夜里勾命拿人的故事，一路上总往我脑子里钻。传说中的阴曹地府也不过如此黑暗吧？此夜，我被李福昌他们年龄稍大点的同学拽拉着，在漆黑浓墨的混沌宇宙中摸索，在荆棘刺蔾中爬行，在崎岖坎坷的山路上冒险。许多年后我看京剧《三岔口》，看那些模拟的黑夜动作是多么虚假哦！
　　以前我曾经走过这条山路，是白天。我记得上山顶前要经过一片树林，地名叫大梨儿树。有梨子树，青冈树，板栗树，白杨树，马桑树，地面上凋落有厚厚的木叶。可今夜山林里没有任何鸟兽的声响。除了李福昌杨树凯几个大点的同学一路上偶尔一句“注意脚下”的招呼声，除了七八个少年的呼吸声，除了我们自己的心跳声，那个寂静啊，真正的黑夜之寂静。脚踩在木叶上，都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了人类的喧嚣，没有人户的鸡鸣犬吠，没有了夜莺的吟唱，没有蛙鼓鸣奏，没有蝉叫，没有鸦噪，连蛐蛐都没有声息，甚至连山沟里的流水都悄然无声。静得令人堵气，令人心慌，令人可怕。难道它们都沉默了？都熟睡了？抑或是它们被这黑夜的大口无情地吞噬干净了？我在心里恐怖地揣摩。
　　多么羡慕能够夜行骡马啊。高村公社街上就有个骡马驮运队，几十匹牲口，专门从高村驮运公粮，交到古城粮站，又从古城供销社给高村供销社驮运回盐巴布匹煤油一类的日用品。有时候，半夜里才听到骡马返回的铃铛声。我问大人，它们咋看得见路。大人回答说，牲口有夜眼。据说还有许多动物有夜行的本领。我想，那它们不就和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差不多了？传说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喜欢在黑夜里窜出来做坏事勾人魂魄。哦，难怪迷信的人总把妖魔鬼怪化装成动物牛马的头形面貌哦！
　　好不容易上了老垭山山顶，脊背上早已经汗湿透了。站在路垭口上往下看，本以为可以望见山下高村乡街的灯火。有灯火就有人烟，心里就不恐慌了。传说中的小鬼无常妖精妖怪怕见灯火，它们只在黑暗中嚣张，跟有些坏人一样，怕见光明，一见灯火，它们就逃遁了。我向山下望去，山下漆黑一片，听不见鸡鸣犬吠之声。村庄、树木、街道、人户、河流，都沉寂在黑夜的虚无里。高村公社全在一派黑暗中，看不到磨刀河在哪，看不到公社坝子在哪，看不到我们学校在哪，更看不到学校操场上的红旗在飘没飘。
　　我心里恐惧未消，又陡然生出几分落寞和失望来。我猜度，人们早已经睡觉了。他们白天劳动累了，晚上的政治学习或者批斗会也结束了。他们需要休息，恢复体力，明天又好投入农业学大寨的劳动中，又好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习惯黑暗了，不论愿意不愿意，夜的黑暗都围绕着他们，笼罩着他们。他们改变不了，只好顺应。睡觉是消磨寂寞和战胜黑暗的最好办法。睡觉了，当然不需要点灯。还在忙着家务没有睡觉的农妇，也摸黑着进行煮猪食一类的事。好在，一切都习以为常了，似乎是祖祖辈辈遗传的基因使他们对黑夜习以为常了，这种习惯早就渗浸入了他们的血液和魂灵。他们不轻易舍得四毛八分钱一斤凭票证才买得到的煤油。四毛八分呀，那得两个劳动力劳累一天呢，何况公社供销社还常常没煤油供应，拿着票证也买不到啊。公社本来有一座小水电站，五个千瓦功能，不够街道上使用，不到十点钟，蓄水池没有水了，电站也就下班了。
　　我从小就害怕黑暗，从小就不喜欢坎坷的路。我想，许多人也都与我一样吧。人类对黑暗的恐惧和对光明的渴求，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本性。纵然是胆子大的孩子，在这样如墨的黑夜，也不免要生出几分恐惧。我多么想有一丝光亮啊，即使像闪电那夜的一瞬间光亮，哪怕只有一丝，细细的一丝丝，也能够驱散些许的黑暗，给我们这伙少年一丁点前进的希望。
　　许多年后，我欣赏过老家高村乡街的夜景，也欣赏过古城镇街道的夜景。灯火阑珊，明亮如昼。家家户户屋里传出电视的歌声音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可1973年夏天那夜，那个黑啊，那个暗啊，那个寂静啊，简直就是漆黑如墨的未开混沌！
　　黑暗不属于人类。夜行也不是人类的擅长。人类应该是在阳光下在光明中活动的群体。但总有人在黑夜里行走，并且行走的道路还七弯八拐坎坷不平，那一定是情非得已，万般无奈。就如那夜的我们，为了一场坝坝电影，为了看一个与我们生活相似却不相干的外国姑娘，就在一个吃不饱肚皮的年代里，对这点最低的精神追求，付出了艰苦的代价。
　　三十年后的秋天，一个周末下午，我陪几个学生回高村，重走了老垭山的路。那个晴朗的下午，我从古城东街出发。走过一段平路后，开始爬坡。坡上几乎没有了路。放眼一瞧，四围大山上，稀稀拉拉的树木在阳光下打着瞌睡，稀稀拉拉的人家户青瓦房，散落在山坡上，偶尔传出一两声懒洋洋的犬吠和鸡鸣声。有几拨蓬间小雀在远远近近的草丛中鸣叫。村村通公路修到每家每户的院落，山坡上到处是新翻挖的泥土。大山被挖掘得千疮百孔。也不知那些公路一年里能过几回汽车。我仔细看了1973年我们的夜行之路，逼窄，陡峭，崎岖，曲折。没人走了，荒草荆棘丛生，有的地段已经没有了路。我简直不敢想象，那个黑夜，这样的路，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
　　其实，摸夜路打瞎摸我也不是第一次。
　　1969年以来，摸夜路于我就是常事。从小学五年级起，我每天下午放学后，跟着生产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每天晚上还参加生产队在保管室里开的群众大会。有时候听大人读纸读文件。有个姓李的大队支部副书记在我们生产队，他常常把文件读得疙里疙瘩，却盛气凌人。群众大会常常批斗地主富农坏分子，把他们押到屋子角落里站着，有时站着高板凳上。遇着冬天，屋子里生起一塘大火，就把地富反坏押到火焰头上燎烤。我们小孩子跟着起哄看闹热。养父不属于生产队的人，不用来开会；养母被人称作“乃乖”,来开会也只晓得打瞌睡。队长叫她莫来了。那毕竟是斗争烽烟正浓烈的岁月啊，她奉命成为逍遥一派。当时我觉得她太不革命，丢脸。所以，我家只有我一人每天坚持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我当时认为我是最革命的呢。
　　再好看的闹热也要结束。散会后，大家纷纷回家。只有我一家离保管室最远，有两里多路，是单家独户居住。回家路上没有同伴打发寂寥。单家独户的孤寂环境，也是造成我孤僻性格的因素之一。这两里多路是我走得再熟悉不过的了，哪里有个坑，哪里有道坎，我全了然于心。有月亮的晴朗之夜，我可以唱着歌儿跳跳蹦蹦跑回去。遇着雨夜，我也只好淋成落汤鸡，如当洗了个冷水澡。有时天太黑，赵表叔姚表叔就帮我找一把废旧的大扫把点燃做火把。我举着火把飞快地跑，等我跑回家，火把刚好燃尽。后来一个姓彭的队长批评我把队里的扫把烧了没有扫地的工具了，不准再烧火把。羡慕高山生产队的人，他们喜欢夜里打大火把。他们有箭竹、松皮类上等的火把照明材料。冬天，赵表叔教我从火塘里拾一块火柴头，一路晃着走，倒也能够依稀照见回家的路。遇着夏天的黑夜，连火柴头都没有，我就只好打瞎摸了。要是冬天，下了雪，地上铺一层薄雪，即使没有星月没有火把，在雪光映照下，这两里路走起来也很惬意。边走，我还可以边哼哼杨子荣的“穿林海，跨雪原……”尽管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声音发颤。
　　尽管我对回家拿两里多路熟悉，但那两里多路也很危险啊。那时的乡村似乎不担心强盗一类在夜行路上作歹，我担心的还是那崎岖坎坷的小路自身可能的危险。从生产队保管室出来，前一里路是田埂小路。山区的水稻田是依山而盘，弯弯曲曲。遇着插秧子或者水汆麦田时候，随时都会踩进田里，两脚稀泥巴，甚至滚倒在水稻田里，淹不死，敷满身稀泥巴是一定的。后一里路是一段临近磨刀河的小山坡路，一边是悬崖，笔陡。悬崖下面是湍急的磨刀河，河水哗啦啦流淌。有一个名叫岩嘴上的黑瓮潭，潭里经常淹死小孩。小路离河有百来米高，滚块石头下去，砸进潭里，水花溅起几丈高。太黑的夜晚，走在这段路上，不担心妖魔鬼怪，倒是担心一脚踩空，掉进黑瓮潭里。没有火把的黑夜，我只能一手摸着靠里边的岩壁，一手摸着胸前的领袖像章，有时口里还唱着革命歌曲，给自己壮胆，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探着走回家。
　　仔细想来，我一生曾多次走过这样的夜路，打过这样的瞎摸，而且路途一直都不平坦。
　　1973年7月15日，我领到了初中毕业证。奖状那么大一张纸，落款是高村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盖的是高村小学的公章。那是砸碎石看《卖花姑娘》回来后的不几天。
　　有三个同学被推荐上高中了。他们是强桂毓杨元书何远明。我原以为有我，但是，没有我的通知书。那时候，城里的高中生初中生都纷纷“上山下乡”，到我们公社劳动锻炼。要劳动锻炼够两年后，才有资格被“贫下中农”推荐招工招生。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心里一派无底的茫然。
　　1973年8月，我到距离公社二十里路外的光明一大队第四生产队去参加生产劳动。没有被“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我要争取在劳动够两年时，能早点被推荐招工招生。生产队给我和养母盖了一处茅屋，又在远离村庄的山坡上，又是单家独户，又使我的孤僻性格更加成熟。养父仍然在公社街上工作。那时候，白天抓革命，晚上促生产。我们年轻人自嘲是“71009”部队。7代表锄头，1代表扁担，两个0是粪桶，9则是舀粪水的长瓢。
　　我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各种农活我都做，可工分要比别人少几分。每10分工分价值两三毛人民币，能买到3斤玉米籽籽呢！晚上，我奉社教运动工作组之命，给社员们办政治夜校，读人民日报，读红旗杂志。上面是关于张铁生交白卷的文章，或者是关于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文章，后来还有关于党的十大召开王洪文当选副主席的文章。尽管我在煤油灯下，在社员们的呼噜声中，卖命地读，读得口干舌燥，嗓子嘶哑，队上也没有给我多算一分工分。不开会的夜晚就要出夜工，趁着月光到地里收庄稼。那时，我买了一支手电，用布缝了个套子，用一根帆布带子斜挂在身上，开了会或者出了夜工回家，就不至于再打瞎摸了。
　　197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公社广播站在广播上通知我立即赶到街上去，说我养父病了。我家住的是临时茅草屋，没有安装广播匣子，生产队里安装了广播匣子的人，就站在山坡上高声喊我。那时候没有电话手机之类便捷的通讯工具。广播通知人是常用之招。当时已经是夜里八九点钟了，我立即动身往街上走。二十多里路，是顺着公路走的，有点微微的星光，沿途有灯火，有人声，有犬吠，有磨刀河的流水声。但我无心欣赏。一路上我想到了许多问题。我已经意识到，一个十六岁少年羸弱的双肩，即将扛起家庭重任。担心养父的病情，我心情沉重，脚步也不轻松。这次夜行，也是那么铭心刻骨啊！
　　1975年10月，我有幸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中专。由于养父的原因，我填报了卫校。但当时我被明确告知必须填上“服从分配”，于是，我被录取到了本县的师范学校。那时中师还没从中专剥离出来，我们叫“工农兵学员”。当时有句套用大学的响亮口号，叫“工农兵学员上中专改造中专”。
　　1977年8月，我参加了工作，在县城中学教书，中间也调往古城中学教了几年书。结婚，成家；养父去世，养母去世，我尽到了为人子的孝道；养孩子，供孩子读书，花掉所有积蓄，还要勒紧裤带过日子。老婆早早下岗了，自然削弱了家庭经济收入。帮孩子找工作，求爹爹告奶奶还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孩子结婚，又帮孩子带孩子。房改，贷款买住房，一下子成了房奴；医改，医院贵得让人不敢生病了。困顿、拮据、窘迫、贫穷、卑微、潦倒，我和芸芸众生一样，就一直过着寡淡的底层生活，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
　　那夜，在老垭山顶略作休息，我们往山下走。下山的路更难走，陡峭不说，中间一个叫做凉水井的路段，有一段水踏子路，也就是沼泽地路段。稍不注意，一脚踩进白鳝泥稀浆里，鞋都拔不出来。劳累、饥渴和瞌睡，我已经抬不起脚迈不开腿，几乎是奄奄一息了。许多年后，我想到，那天夜里，幸好女同学们都没来爬山。全班也就六个女生。要是她们来了，路上谁照顾呀？那时男女界限还很明显，谈恋爱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思想”，绝不会被容忍。谁太主动照顾女生，之后被人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一戴，必然有口难辩。那时还没有《同桌的你》那样令人产生许多玫瑰色联想和丰富大胆想象的流行歌曲。个别女生令某些男生心旌摇曳，个别男生本就春心萌动，说不定还会因为醋意发生点什么不愉快呢，虽然不至于像普希金那样决斗。再从私心说，大点的男同学照顾女生，谁来照顾我呀？连我后来被李福昌强桂毓杨树凯他们怎样驾着弄下山的，都迷迷糊糊记不清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躺在住校生宿舍杨树凯的床上。天早已大亮了。牛会明杨元书他们一伙早从白草返回学校了。见我醒来，李福昌赶紧拿来牛会明他们在白草路上摘的苹果叫我吃。
　　被半生不熟的苹果一酸，我彻底清醒了。我终于从昨夜的黑暗中走过来了，没有被雨淋成落汤鸡，没有掉进路边堰沟里，没有摔下悬崖去，没有饿死累死在半道上，我庆幸我顽强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
　　毕竟只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啊！跑几十里路看的那场电影，有些啥情节，现在都记不全了。但那夜，我们享受了青春冲动的激情，历练了后来能够直面黑暗的人生，当然，也消费了劳累和饥饿的年少身体和稚嫩的生命因素。
　　四十年后的某一个下午，我坐在一个西风劲吹黄叶纷飞的窗前，就着半杯冷茶，半盒廉价的纸烟，冥思苦想。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的人生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似乎一直都还在黑夜中摸索，似乎还没有摸索到正确的方向和便捷的途径，似乎一直都还在崎岖坎坷的途中探寻，根本就没有探寻到什么平坦之途。连我的姓氏，都不是生父母的。或许，冥冥中注定，我的人生原本就没有什坦途，我的人生本就该打许多瞎摸。再或者，这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坦途，本就有许多漆黑的夜晚。只是，数十年岁月的风雨霜雪和无数的黑夜以及我走过的坡坡坎坎炼熟了我，我再没有年少时那么过分地恐惧黑暗害怕坎坷了。
　　尽管我懂得，有时候，生命的辉煌离不开在黑暗中的历练。比如蝉，为了在高枝上几个星期鸣唱的风光，要在黑暗的地底下付出苦熬四年的代价。可是，作为人，谁不想生活在一片光明里呢？谁不愿走平坦的大道呢？然而，我们那代人，有多少能够得到光明而不在黑暗中摸夜路呢？又有多少能够在平坦大道上健步如飞呢？1973年7月的那次黑夜之行，是我人生中战胜黑暗战胜恐惧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是我追求精神生活的一次昂贵代价，也是我生命中少年时代一段特别的经历。
　　夜行，在1970年代。我们一同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李福昌强桂毓杨树凯牛会明杨元书他们，不知还有几人记得呢？



　　 [ 本帖最后由 jiangjianming 于 2012-12-4 16: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