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止血钳

       我家的工具箱里，有一把银白色的不锈钢止血钳——那是二十多年前我从医院借出来的。

       1996年初夏我刚大学毕业，陪父亲在省城的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县城的医院继续治疗。县医院的病房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吊扇悬挂在天花板上，扇出来的风也是热乎乎的。医生、护士每天都要叮嘱母亲和我，要勤给病人翻身，免得患上褥疮。按照他们的要求，母亲和我每一个多小时就给父亲换一个躺的姿势。可是由于瘫痪后血液循环不好，天气又热，父亲的胯部和尾椎的皮肤还是溃烂了。父亲感觉不到疼痛，但母亲很着急，她每天都要催促护士好几次，要她们给父亲的伤口换药。

       那些医生、护士有几个与我同龄，也是刚刚毕业到医院里实习，没多长时间我便与他们混熟了。每次他们给父亲换药，我就站在旁边仔细观察，因为他们私下里告诉我，像父亲这样的骨髓瘤病几乎不可能好起来。也许是同龄，也许还夹杂有同情，他们教会了我如何一个人给体重160多斤的父亲翻身、换床单，给我讲如何防止褥疮感染，等等。他们还把《护理学》等专业书籍借给我，让我自己学习，虽然我学的不是医学专业，但学起来并不费劲。有了他们的陪伴，我低落的心绪逐渐平复起来。

       一天晚上，我问一位值班的实习护士：“你们用的镊子挺好的，药店里能买到吗？”

       “哪个镊子？”那位护士有些疑惑，略微思索后说，“那不是镊子，那是止血钳。外面的药店里应该买不到。”

       “能借给我用吗？我想自己给我爸换药，就不会麻烦你们了。”

       “当然可以了！”她微微一笑，“我看你也学得差不多了。喏，这里有双氧水、消毒纱布、棉签和胶布，你可以试试。”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亲自给父亲的褥疮换药，母亲似乎也不再那么焦虑。

       一个多月后，父亲的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再加重，但我们还是出院回家了。母亲也知道，就算在医院里这么耗着，也没有治好的可能。她给父亲讲出院的理由，就是医生说这病是慢病，得几个月才能养好，让回家养病。出院的时候，父亲的褥疮仍旧没有痊愈，为了继续护理，我将那把止血钳带回了家。现在想来，那位护士没有找我要回止血钳，是她觉得我需要它，也或许是我对父亲的细心照料感动了她吧。

       离开医院，一切都得自己动手。我到药店里买来双氧水、棉签、胶布，还有大包的医用纱布。我和母亲把大块的纱布剪成小块，按照医院用的纱布的样子，折叠好放到笼屉里熏蒸消毒，然后再装到用酒精消过毒的塑料袋里备用。为防止弄脏消毒纱布，每次从塑料袋里取纱布就得用止血钳——它的握柄上有一个三挡的卡槽，稍一用力就能牢牢卡住，即使松了劲钳口也不会张开，纱布也就掉不下来。

       到秋天天气转凉，父亲胯部的褥疮基本上愈合了，只是尾椎上那块鸡蛋大的褥疮仍旧不见好转。每天晚上和清早，我和母亲都要清理那块褥疮，换上新的消毒纱布。一天又一天，褥疮越来越小，到了冬天只剩下蛋黄般大小了。这样的“成就”对于煎熬中的我们，除了安慰，还有某种隐隐的希望——似乎褥疮没有感染，伤口慢慢变小，父亲就能一直这样活下去，不会离开我们。

       1997年农历八月初三的早晨，父亲在吃过早饭后猝然去世。那时候，那块褥疮还有指甲盖大小，依然没有痊愈。事后我就把止血钳放到了抽屉里，寻思着哪一天要还回去：它在我手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还会在偶然间拉开抽屉冷不丁刺激我一下，好像变成了不祥之物。后来我去过几次父亲住院时的护士站，一年多的时间，实习的年轻人有个别留在了那里工作，更多的是离开了那家医院。答应借给我止血钳的护士，也在离开的那些人里，这让我还回止血钳的心思悄悄地改变了。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忘记了那位护士的名字，她大概也忘掉了那把止血钳吧。每次回望那段不堪的人生，那把止血钳似乎总想对我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