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虱子
2021-12-23抒情散文林凡瑞
一次说出歇后语“秃子头上的虮子——明摆着。”好多孩子发出疑问,不知道虮子是什么,当我说是虱子的卵,并描述了它小如针尖,形体晶亮时,大家恍然大悟之后大为惊讶,狮子那么大,卵那么小吗?我才知道孩子们根本没有见过虱子,把虱子误以为是怒吼可怕的狮子……
一次说出歇后语“秃子头上的虮子——明摆着。”好多孩子发出疑问,不知道虮子是什么,当我说是虱子的卵,并描述了它小如针尖,形体晶亮时,大家恍然大悟之后大为惊讶,狮子那么大,卵那么小吗?我才知道孩子们根本没有见过虱子,把虱子误以为是怒吼可怕的狮子了。大概生物课本上也没有介绍过虱子吧,它渺小得那么不值得一提,又同苍蝇、蚊子、跳蚤、老鼠一样属于人见人捉、人见人打的死敌,谁愿意让它登上“大雅之堂”去描述它呢。
时代就是这样,往往造就出一些新生事物,也往往不自觉地淘汰一些旧事物,虱子大概就是被时代的河流冲刷掉的旧事物吧?早已经不再传宗接代,踪迹灭绝了。有些物种的灭绝是不值得人们同情和怜惜的,比如虱子。所以现在的孩子们见不到它不足为怪,也没有见它的必要,那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害虫。
然而,古代文化名人,竟把一边捉着虱子(扪虱),一边高谈阔论视为达观放逸的表现,诸多诗文称道不已,不知道这算不算古代中国的一种“特产”。
梁实秋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自古就有沐浴而朝,齐戒沐浴以祀上帝的说法。曾点的生平快事是‘浴于沂’。唯因其为大事,似乎未能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唐朝,还有人‘居丧毁慕,三年不澡沐’。晋朝的王猛扪虱而谈,更是经常不洗澡的明证。”在魏晋时期,兴起“服石”之风,称“五石散”或“寒食散”,服后烦热,因猛浇冷水而易暴卒,士大夫于是到处“行散”乱窜或睡卧路旁,以显示其高贵和阔绰。甚至没落了的隐士已经无力服石时,也要硬装出服过的样子。体热加上不敢洗澡,很容易生虱子。在隐士们看来,在浓郁的体味里不停有动物出入,更是回归自然之相,虱子俨然已经是风度和人生追求的证词了。宋代文人陈善,写了一本笔记,上下各四卷,记北宋政事。其上卷原名《窗间纪闻》,至南宋时定稿,改书名为《扪虱新话》。这就是说,虱子已经不满足于登堂入室如影随形,它跃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虫,并在书墨间留下它诡异的形迹。
周作人的文章里,写到王安石一日上朝,有只虱子从他的衣领里悄悄爬出,一路蜿蜒,攀上胡须,王安石浑不自觉,神宗皇帝看到了,开心一笑。下朝的时候,王安石问同僚王禹玉,皇上因何而笑?王禹玉据实相告,王安石赶快命人搜寻这只虱子,准备将之一举歼灭。王禹玉说:“此虱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黄苗子在他的艺术随笔里说,有一日,下属向王安石请安,谈得投机,却发现相爷胡须上有物蠕动,就好奇地把它捉住,但立刻又不好意思地扔到地上,自言说:“我道是个虱子,谁知不是。”王安石心也水清,顺手从地上捡来一看,特自言道:“我道不是个虱子,谁知是。”客人以是为非,想给相爷拍马屁,谁知相爷偏是以是为是,幽默地戳穿了客人的虚伪。
据说宋徽宗被金兵掳去五国城后,身上生了虱子,这个风流倜傥的画家皇帝,大概比他的父亲神宗皇帝爱干净,居然不认得虱子,于是写信给旧臣:“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幽默中实有几分悲凉,说虱形如琵琶,也亏他想象得来,这也是艺术家的可爱或是可叹之处吧?
妓女扪虱,又是别有一番讲究。据《坚瓤集》载,一清客与妓女相对而坐,清客时不时将虱子扔到口中,如嚼蚕豆般喀嘣作响,此等生猛作派,被妓女哂笑,俄顷,妓女也从身上摸出一虱,她施施然将虱子放到熏香的炉里,“啪”的一声,虱子爆了,清客说,熟了。妓女说,比生吃好吧?
还有一个故事:“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鳗鱼蝗鱼。厄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以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古代还有个“射虱”学艺的故事,说,甘蝇是一个著名的射箭高手。只要他一拉开弓,野兽就要伏在地上,飞鸟就要掉下来。甘蝇的弟子飞卫曾向甘蝇学射箭,学成之后,比师父的本领还高。后来纪昌要拜飞卫为师学射箭。
飞卫对纪昌说:“你先要练习不眨眼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再跟我来学。”纪昌回到家,仰面躺在正在织布的织机下,两眼不眨地盯着踏板。一天、两天……二年过后,纪昌终于练好了眼睛不眨的功夫。于是去拜见他师父飞卫。飞卫说:“这还不行,还要学看的本领,要能把小的东西看得很大、很清楚,然后再来找我”。
纪昌回到家,在一根牛尾毛捆住一个虱子,挂在窗口,每天都盯着它看。又是一天、两天、三天……三年过去了,他竟然能把一个虱子看得象车轮一样大。再看其它物体,也都能把它们看大。纪昌拿来一张弓,搭上箭,向虱子射去,箭正好从虱子正中间穿过去,而挂虱子的牛毛没有断。纪昌连忙去找飞卫,飞卫高兴地说“你真正学到了射箭的真本领。”
纪昌射虱心的时候,就发现文化虫“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文化虫一旦膨胀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想象被文化反衬的世界格局了。
虱子在《圣经》里一度成为验证奇迹的砝码。埃及的术士曾试图用幻象来复制摩西的神迹,最初几次他们也成功了,但当神使地上的尘土变成虱子时,术土们失败了,喊道:“这是神的手段。”这肯定是神示的奇迹,一颗沙砾都可以看出大千世界,那么一只虱子怎么不可以包容宇宙的尊严与跌宕呢?因此,让俗人恼怒的文化虫,得到文化人的赞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周作人在《虱子》一文里转述了罗素《结婚与道德》第五章的一节话:“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这就毫无争议地让我们看到,东西方的先哲大贤们对待这个小小的文化虫,都采取了一致的赞美态度。但虱子是沉默的,它一味地低伏,躲闪,即使拥有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也至多是以竖排的形式蜿蜒于磅礴的繁体字两侧,就像八行书的间隔线,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如果你不看文字而只是关注这些间隔线的话,就觉得它们就是密码的书法化。
延安时期,与革命队伍关系最密切的两种自然动物是狼和虱子。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推崇为“抗战虫”,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这样,在延安特定的历史时空和革命语境里,狼与虱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的女儿傅维芳回忆,“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但是在延安,有人还是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才女张爱玲拿虱子作比的句子真是太优美了,她十七岁时,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中说,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拿不净的虱子捉不尽的贼”,这个比兴是用来说小贼多的;至于说,“虱子多了不痒痒”,那是用来比喻债多而不犯愁之人的。其实虱子多了怎么会不痒痒?小时候,我就深受其害,对这种靠吸血而过着寄生生活的害虫深恶痛绝。那时候,没有换洗的衣服,衣裤特别是棉衣里面到处都是虱子、虮子,随便在棉裤里表里撕下一块碎片上面都会有虱、虮,现在想起来还免不了头皮发麻令人恶心。虱子多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奇痒无比,就下意识地腾出手去抓痒,抓痒往往是用力才过瘾,但代价就来了,皮肤就被抓出伤痕抓得流血,就给虱子的吸血带来了方便,常出现感染,见脓疱、渗液、结痂,出现皮疹症状,甚至留下青灰色斑。读中学的时候住校,几十个人住在一口筒子屋里,正给虱子的繁衍和猖狂带来了可乘之机,于是,每人身上都招虱子,虱子的数量之多是不言而喻的。每个星期六回家,父亲给我捉虱子便成了一项必不可缺少的“任务”;我早早地睡下,母亲在一边给我缝补,父亲就在灯下给我捉衣裤上的虱子,父亲捉虱子很仔细,每个衣缝几乎都不漏掉,指头上都沾满了鲜红的血。那情形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有种浓浓的亲情在里面,那父爱、母爱在捉虱子的过程里得到了升华。
大快人心的是,现在虱子终于断子绝孙了,“拿不净的虱子”已成为谎言了,因为虱子不拿自尽了,这还要感谢时代,感谢生活,条件好了,换洗的衣物多了,讲究卫生了,让那些可恶的喝血鬼寄生虫虱子呀跳蚤呀什么的没有立足之地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受到它们的侵害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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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就是这样,往往造就出一些新生事物,也往往不自觉地淘汰一些旧事物,虱子大概就是被时代的河流冲刷掉的旧事物吧?早已经不再传宗接代,踪迹灭绝了。有些物种的灭绝是不值得人们同情和怜惜的,比如虱子。所以现在的孩子们见不到它不足为怪,也没有见它的必要,那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害虫。
然而,古代文化名人,竟把一边捉着虱子(扪虱),一边高谈阔论视为达观放逸的表现,诸多诗文称道不已,不知道这算不算古代中国的一种“特产”。
梁实秋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自古就有沐浴而朝,齐戒沐浴以祀上帝的说法。曾点的生平快事是‘浴于沂’。唯因其为大事,似乎未能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唐朝,还有人‘居丧毁慕,三年不澡沐’。晋朝的王猛扪虱而谈,更是经常不洗澡的明证。”在魏晋时期,兴起“服石”之风,称“五石散”或“寒食散”,服后烦热,因猛浇冷水而易暴卒,士大夫于是到处“行散”乱窜或睡卧路旁,以显示其高贵和阔绰。甚至没落了的隐士已经无力服石时,也要硬装出服过的样子。体热加上不敢洗澡,很容易生虱子。在隐士们看来,在浓郁的体味里不停有动物出入,更是回归自然之相,虱子俨然已经是风度和人生追求的证词了。宋代文人陈善,写了一本笔记,上下各四卷,记北宋政事。其上卷原名《窗间纪闻》,至南宋时定稿,改书名为《扪虱新话》。这就是说,虱子已经不满足于登堂入室如影随形,它跃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虫,并在书墨间留下它诡异的形迹。
周作人的文章里,写到王安石一日上朝,有只虱子从他的衣领里悄悄爬出,一路蜿蜒,攀上胡须,王安石浑不自觉,神宗皇帝看到了,开心一笑。下朝的时候,王安石问同僚王禹玉,皇上因何而笑?王禹玉据实相告,王安石赶快命人搜寻这只虱子,准备将之一举歼灭。王禹玉说:“此虱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黄苗子在他的艺术随笔里说,有一日,下属向王安石请安,谈得投机,却发现相爷胡须上有物蠕动,就好奇地把它捉住,但立刻又不好意思地扔到地上,自言说:“我道是个虱子,谁知不是。”王安石心也水清,顺手从地上捡来一看,特自言道:“我道不是个虱子,谁知是。”客人以是为非,想给相爷拍马屁,谁知相爷偏是以是为是,幽默地戳穿了客人的虚伪。
据说宋徽宗被金兵掳去五国城后,身上生了虱子,这个风流倜傥的画家皇帝,大概比他的父亲神宗皇帝爱干净,居然不认得虱子,于是写信给旧臣:“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幽默中实有几分悲凉,说虱形如琵琶,也亏他想象得来,这也是艺术家的可爱或是可叹之处吧?
妓女扪虱,又是别有一番讲究。据《坚瓤集》载,一清客与妓女相对而坐,清客时不时将虱子扔到口中,如嚼蚕豆般喀嘣作响,此等生猛作派,被妓女哂笑,俄顷,妓女也从身上摸出一虱,她施施然将虱子放到熏香的炉里,“啪”的一声,虱子爆了,清客说,熟了。妓女说,比生吃好吧?
还有一个故事:“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鳗鱼蝗鱼。厄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以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古代还有个“射虱”学艺的故事,说,甘蝇是一个著名的射箭高手。只要他一拉开弓,野兽就要伏在地上,飞鸟就要掉下来。甘蝇的弟子飞卫曾向甘蝇学射箭,学成之后,比师父的本领还高。后来纪昌要拜飞卫为师学射箭。
飞卫对纪昌说:“你先要练习不眨眼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再跟我来学。”纪昌回到家,仰面躺在正在织布的织机下,两眼不眨地盯着踏板。一天、两天……二年过后,纪昌终于练好了眼睛不眨的功夫。于是去拜见他师父飞卫。飞卫说:“这还不行,还要学看的本领,要能把小的东西看得很大、很清楚,然后再来找我”。
纪昌回到家,在一根牛尾毛捆住一个虱子,挂在窗口,每天都盯着它看。又是一天、两天、三天……三年过去了,他竟然能把一个虱子看得象车轮一样大。再看其它物体,也都能把它们看大。纪昌拿来一张弓,搭上箭,向虱子射去,箭正好从虱子正中间穿过去,而挂虱子的牛毛没有断。纪昌连忙去找飞卫,飞卫高兴地说“你真正学到了射箭的真本领。”
纪昌射虱心的时候,就发现文化虫“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文化虫一旦膨胀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想象被文化反衬的世界格局了。
虱子在《圣经》里一度成为验证奇迹的砝码。埃及的术士曾试图用幻象来复制摩西的神迹,最初几次他们也成功了,但当神使地上的尘土变成虱子时,术土们失败了,喊道:“这是神的手段。”这肯定是神示的奇迹,一颗沙砾都可以看出大千世界,那么一只虱子怎么不可以包容宇宙的尊严与跌宕呢?因此,让俗人恼怒的文化虫,得到文化人的赞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周作人在《虱子》一文里转述了罗素《结婚与道德》第五章的一节话:“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这就毫无争议地让我们看到,东西方的先哲大贤们对待这个小小的文化虫,都采取了一致的赞美态度。但虱子是沉默的,它一味地低伏,躲闪,即使拥有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也至多是以竖排的形式蜿蜒于磅礴的繁体字两侧,就像八行书的间隔线,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如果你不看文字而只是关注这些间隔线的话,就觉得它们就是密码的书法化。
延安时期,与革命队伍关系最密切的两种自然动物是狼和虱子。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推崇为“抗战虫”,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这样,在延安特定的历史时空和革命语境里,狼与虱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的女儿傅维芳回忆,“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但是在延安,有人还是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才女张爱玲拿虱子作比的句子真是太优美了,她十七岁时,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中说,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拿不净的虱子捉不尽的贼”,这个比兴是用来说小贼多的;至于说,“虱子多了不痒痒”,那是用来比喻债多而不犯愁之人的。其实虱子多了怎么会不痒痒?小时候,我就深受其害,对这种靠吸血而过着寄生生活的害虫深恶痛绝。那时候,没有换洗的衣服,衣裤特别是棉衣里面到处都是虱子、虮子,随便在棉裤里表里撕下一块碎片上面都会有虱、虮,现在想起来还免不了头皮发麻令人恶心。虱子多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奇痒无比,就下意识地腾出手去抓痒,抓痒往往是用力才过瘾,但代价就来了,皮肤就被抓出伤痕抓得流血,就给虱子的吸血带来了方便,常出现感染,见脓疱、渗液、结痂,出现皮疹症状,甚至留下青灰色斑。读中学的时候住校,几十个人住在一口筒子屋里,正给虱子的繁衍和猖狂带来了可乘之机,于是,每人身上都招虱子,虱子的数量之多是不言而喻的。每个星期六回家,父亲给我捉虱子便成了一项必不可缺少的“任务”;我早早地睡下,母亲在一边给我缝补,父亲就在灯下给我捉衣裤上的虱子,父亲捉虱子很仔细,每个衣缝几乎都不漏掉,指头上都沾满了鲜红的血。那情形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有种浓浓的亲情在里面,那父爱、母爱在捉虱子的过程里得到了升华。
大快人心的是,现在虱子终于断子绝孙了,“拿不净的虱子”已成为谎言了,因为虱子不拿自尽了,这还要感谢时代,感谢生活,条件好了,换洗的衣物多了,讲究卫生了,让那些可恶的喝血鬼寄生虫虱子呀跳蚤呀什么的没有立足之地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受到它们的侵害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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