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三万里：第一批远赴重洋的留学生

　　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

　　“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淑女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很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

　　需要勘误的是，30名中国学生中，没有“淑女”，清一色的“绅士”，只是他们头上有辫子，身穿宽大的长袍，洋人眼一花，把纯爷们误作淑女了。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这群10至16岁的少年们终于抵岸。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一切都那么新鲜，尤其是冒着滚滚浓烟在望不到尽头的铁轨上轰隆而过的火车。他们恍惚间感觉到，故土和异国，除了在距离上相去甚远，还有一些更隐秘更深邃的差别，可是，这些差别具体是什么，他们暂时说不上来——弄清楚这一点，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0名少年中，有24人来自广东；24名广东少年中，有很多来自一个叫香山的县城。出洋留学、政府买单，这样的美事，竟然大多掉在了贫穷子弟的头上，真是奇怪。在这个以天朝自居的国度，除了自己，普天下的其他人都是夷人，其他地方都是荒蛮之地。因为一个闭关锁国的政策，接收信息的渠道被阻塞了，外面的变化天翻地覆，天朝大国却充耳不闻。尽管洋人们早已用枪炮撬开了国门，见过“红毛”的人，也知道了红毛们的膝盖是会弯曲的[1]，可是，天朝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在国人的脑子里，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央，蛮夷之地自然是看不上的。民间还流传着各种关于西洋人的恐怖故事，说洋人会把幼童活活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幼童身上，当作怪物展览，以此牟利。[2]所以，达官贵人们才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犄角旮旯的地方去呢。更何况，所有留学生的家长，都被要求在一张写着“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证明上签字画押，好像签了卖身契，从此天涯相隔，再见无期。

　　对于30名少年来说，变化却是真切、巨大而深远的。漂洋过海所带来的，是人生走向的改变。而成就了这种改变的人，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容闳。

　　就在留学生远赴重洋的前一年，在帝都推帘听政的西太后看到了一份特别的折子，折子上签了两个重臣的名字：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在折子里，权衡得失，条陈利害，写得有理有据，文采斐然。内容概括地说，就是：西洋人厉害，是因为他们技术先进，咱大清要变得厉害，就得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然后，他们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从各省挑选聪明的幼童，每年30名，四年120名，分批赴美留学，学期15年，学成后回国报效。这份奏折还进一步细化了留洋随员（包括管理留学生的正副委员、翻译）的俸银、路费、办公费用，留学生的所有费用一概由政府承担，还有衣物、食用等津贴。

　　西太后把这份折子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再与曾国藩、李鸿章商议、修订；一个月后，折子再次递给了西太后，西太后批上了“依议，钦此”四个字。

　　早在十多年前，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就已经开始筹划派遣留学生的事情。容闳的好友丁日昌，当时任江苏巡抚，很支持这件事，本打算通过户部侍郎文祥转奏朝廷，可当时文祥正居丧在家[3]，此事也被耽搁。直到1870年，容闳成了曾国藩身边的一名翻译随员，他再次说服丁日昌，再由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的事情。

　　1870年的曾国藩，已经59岁了，两年后，这位晚清中兴大臣在抑郁中病逝。他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而获封一等毅勇侯的至高荣誉，官居一品，可是，在他心里，有一件事远比平乱更重要——让这个已经溃烂不堪的国家重新富强起来。他和他的同党们使用的方法，后来被人们称作“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远赴重洋，师夷长技，是这个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疏通赴美留学的渠道，1871年春天，美国公使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亲自与他商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事情，美国公使欣然应允。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已签署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明文约定两国可以互派留学生，并且依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而此时，清廷的统治者们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割地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受红毛的窝囊气；天平天国又闹得满国风雨。西太后隐隐感到屁股下的龙椅坐得不踏实，动了思变之心。

　　历史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

　　容闳是幼童留美事件的实际负责人，一切都准备停当，轮船起航的那一刻，他站在船头，抑制不住兴奋之情。17年前，他横渡太平洋，怀揣着报效国家的理想，回到祖辈们耕耘过的这片土地上。可是，容闳很快就发现一厢情愿的自己是多么可悲又可笑，祖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情，除了微贱的亲属，他没有朋友，不受待见。一个接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青年，置身在长久以来都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度里，他的孤独感该有多深？容闳在美国学到了数学、生理学、心理学、化学、哲学等，而当时的天朝只读孔孟经书，相比之下，高低彰显。容闳在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段话道出了容闳竭力促成赴美留学一事的初衷，也是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心声。好在，道路虽曲折，结局却遂了人意。

　　从1872年到1875年，120名幼童先后赴美留学。他们中，有22位考入了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詹天佑入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学成后回国，几经辗转，终于在1887年成为中国铁路公司的第一位工程师，1894年建成中国第一座铁路桥——滦河大桥；1909年，由他修筑的京张铁路竣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费用只有外商索价的五分之一；辛亥革命后，他又修建了从武昌至长沙的铁路。晚年致力于编写工程技术书籍，其中，《华英工程词汇》是我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

　　唐绍仪也是120名幼童中的一位，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归国，1901年出任天津海关道，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1904年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他还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中国海关控制权的人。辛亥年的枪炮喧嚣之后，他得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一致推举，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为民主共和事业劳心出力。

　　在回国的留美学生中，蔡绍基出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曹嘉祥出任天津巡警道，是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梁敦彦当过驻外大使、交通总长；钟文跃是沪杭甬铁路总局局长；刘玉麟当过驻英美使节。根据当代学者的统计，留美学生在不同的领域担任着重要的岗位，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 人，有5 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 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 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 人，公使2 人，外交总长1 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海军者20 人，海军将领14 人；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 人；从事电报工作者17 人，其中3 人任过电信局长；从事商业者7 人；从医者3 人。[4]

　　留美学生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在留美学生中，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梁如浩曾任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蔡绍基任北洋大学校长。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新兴学科被移植到国内，生根发芽，使更多的国人接受到新思想，知道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数理生化，君君臣臣之外还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幼童留美”之后，数以万计的人走出了国门，并最终成为中国变革图强过程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1878年，清廷计划把留美学生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美国政府却拒绝了，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却拥有这个资格。李鸿章得知，一声叹息，他促成幼童留美一事的实际目的落空了，原本是希望在这批学生中选拔海陆军事人才的。此时，与他联名上呈奏折的曾国藩已在六年前病逝。一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排华风潮愈演愈烈。

　　吃面包、牛肉和奶酪的留学生们，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而且从作风到思想都在逐步被“美化”着——他们剪了辫子，穿上西装，还对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姑娘心生爱慕之情，有人还入了基督教。这些变化，在清廷的守旧派眼里是不能容忍的。当时负责留学事务的翰林陈兰彬（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多次上奏李鸿章，要求全部撤回留学生，而开明的容闳坚决反对。清廷掌权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也要求整顿留学事务局，对留学生严加管教。李鸿章不愿看到留学事业早夭，又迫于压力，最终采取了一个“半留半撤”的折衷方案——已入大学的学生不撤回，留下继续完成未尽学业，有望成才的聪明学生“酌留若干”，其余的“逐渐”撤回。当时，已有过半的留学生进入大学，又因为“酌留若干”四字，撤回的学生寥寥。

　　可是，清廷内部的守旧派不依不饶，总理衙门向西太后上了一封“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折子，在排华风潮、财政拮据、守旧势力围攻的共同作用下，西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和当年批准幼童留美的折子，一模一样。
[1] 鸦片战争前，多数国人以为外国人的膝盖不会弯曲，还风传外国人日常主要吃干牛肉粉，没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为之通便，就会胀死，就连以禁烟闻名的林则徐，都曾一度相信过这些传闻

[2] 关于此传闻，台湾学者刘真在其主编的《留学教育》第一册中有记载

[3] 古时为官者，父母去世，需要退职回家，守孝三年

[4] 引子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一文，该文刊于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24卷第1期


2012.11月初稿
2012.12.31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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