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谲的食物

　　那是一个春天的没落时期。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春天都有一个相似的没落期，那个年代每一个春天没落期的饥饿也是极相似的。
　　那年春天的没落期，铺天盖地的饥饿本身都变得瘫软，都变得耳聋眼花。父亲鼓起最后一点勇气，把埋藏在山地窖坑里的洋芋挖一些回来。据父亲说，到了山地，他确定四周无人窥视以后，才按照只有他能找到的记号，在山地的纵向量出默记的步子，又从横向量出默记的步子，准确地找到了窖坑。他还说，窖坑中的洋芋一个也不少，都是他亲自埋藏的，好像每一个他都认得。
　　那些洋芋生芽了，那是洋芋再次萌动的样子。母亲在淘洗的时候，发现洋芋的表皮发绿了，是凝滞且晦涩的深绿色，那是洋芋呼应土地回暖现出的颜色。洋芋生芽和表皮变绿，代表洋芋对春天的朝圣开始了，对复活神往了。
　　那不是作为食物的洋芋约定俗成的样子和颜色，但母亲还是摘芽削皮，蒸了满满一锅，全家同吃。
　　吃过洋芋不久，父母双双倒在土炕上，他们声称自己头晕目眩四肢无力，脑子憋胀，迷糊，想呕吐。后来真的开始呕吐，是剧烈的呕吐。在呕吐的间隙，他们痛苦地呻吟，仿佛需要拯救。但他们无法睁开眼睛，口中的言辞越来越含糊，最后全都昏睡过去。
　　我们兄妹几人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后来终于情不自已，大声呼唤，但无济于事。我是唯一的男孩，是长子，我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了，恐惧加快了我的心跳和呼吸。但我没有忘记飞跑出去，叫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那些说过经典古语的古人真是太高明了，那一次，我真正见识了“急惊风遇上了慢郎中”是怎么回事。“赤脚医生”慢条斯理地来了。他不慌不忙地询问我们。我们很紧张，很害怕，只能支支吾吾地作答。没有得到完整而清楚的回答，“赤脚医生”才伸出手去，掰开父母的眼睛查看，揣摩他们的手腕，还看了看他们的呕吐物。
　　“食物中毒了，”他低声说，“给他们喝些热酸菜汤就可以解了！”说完，那个“赤脚医生”表情漠然地走了，就像他表情漠然地来。
　　我给父母喂了热酸菜汤。直到傍晚时分，他们才停止喘息和呻吟，才睁开眼睛，但依然不能清楚地说话。我不清楚邻居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来了，亲切询问，也责怪我没向他们及时告知，这样大的事情，人命关天还不声张，我们简直是一堆傻子。
　　我们兄妹几人是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父母亲终于能够从土炕上坐起来，要水喝，那时候他们面如土色。
　　那一次我们都吃了，实在难吃，不像经验中的洋芋那样面饱，口感沙爽，容易填饱肚子，能够有效延缓饥饿的再次发作——我们兄妹几人佯装吃饱了，而父母，不知道他们怎样获得顽强的毅力，如何接受了又麻又涩的滋味。也许他们尚不知道那种洋芋有毒，他们的遇险就是无可奈何的；也许他们知道，但生存的愿望迫使他们忽略了所有的风险，或者幻想所有风险都不会发生。吃得更多，他们就中毒了。
　　那次中毒事件的直接受害人是父母，间接受害人是我，因为我感受更加深刻，想得更多。我所受到的伤害是我亲睹了他们的剧烈呕吐、痛苦呻吟，进入迷幻沉睡过程。我不小了，当时我已感觉到一种我不能承受的恐惧正在降临，而只能默默忍受着，傻傻地期待，期待有什么奇迹发生，期待所有悲惨情状像一场噩梦一样快些过去。那种恐惧的最大边界就是越来越临近的死亡，但我不敢想，我要以不想的形式将这一切恐惧变成虚无。直到后来——我真的感谢时间的缓冲效应或消解效应——中毒事件的时间延续性结果是他们没有死，他们战胜了饥饿，也战胜了食物中的毒素！
　　没有惊赞，没有庆幸，只有险些灭顶一样的后怕和沉沉冬夜一样久久不去的恐惧。人命原来是脆弱到如此而不可把握的东西，任何一个意外事件就可以将一个人的生命毁灭。至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无法预知的风险还在活着，除了后怕和惊惧，还能有什么呢？
　　同年秋天。
　　割完稻子的田野上空，耀眼的月亮张着一副空阔的脸庞，那种空阔，仿佛也有什么东西被一把把锋利的镰刀收割了。中秋前后，天地之间已很清冷，羸弱者已经穿上棉衣。稍有些暖意的是村子里开始飘荡起新米成炊散出的香气。饱食新米饭的人们像冷天复暖时候的蚂蚱一样洋洋自得。
　　父母的憨笑怪怪的，那种笑意当然出现在饱食新米之后。他们似乎太看重那一顿饱饭了，满意的憨笑多少有些全面麻醉的意思。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和一帮男人站在巷子口上满面春风地谈论着，说的什么，我没有记住。我只记住了他们的憨笑，那种憨笑是长久的饥饿终于得到慰藉之后才有的。几乎所有人的脸上，再也找不到饥饿所致的悲戚和痛楚，或者，那些东西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无法被他们的憨笑感染，我还记得那次中毒事件。我隐约觉得，人在中毒时候的痛苦，无助和绝望，与人在饱食之后忘乎所以的憨笑之间，应该有一种勾连，究竟是什么，我当时无法说出。尔后的岁月动如倏忽，待我长大，读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以后，我渐渐明白了。
　　父母误食中毒濒临险境时候的样子是人的生命接近一个极端的样子，是将要离开生活场域时候的样子；而饱食以后的样子，是生命迈向另一个极端的样子，两个极端之间，是饥寒与温饱、富足与匮乏、痛苦与快乐、禁锢与自由、茫然与期待、昏昧与清醒等等等等纠缠不清的样子。与一个极端靠得越近，与另一个极端就离得越远，两者敉平，是人的生命任由灵魂选择走向的平庸阶段。
　　父母中毒的时候，我无法回想他们平安吃饭的情景。他们饱食新米之后，我从他们的满脸憨笑中看到潜伏在笑容后面的悲惨与不幸。我无法像他们那样憨笑起来。那年春天的中毒事件像留在我心上的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早不流血了，它只让我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感到冷；饱食之后的憨笑原本也不必计较的，但它很单薄，很脆弱，总让我的神思轻而易举地穿过，跌落在那个中毒的春天。收割代表暂时的满足，收割后空阔的田野上，残留的稻茬迟迟未被翻耕，开始吹拂越来越紧越来越冷的风。那种风很像顽固留存于我心中的忧患，久而久之，完全融入我的灵魂。我常想：饱食之后的憨笑不关涉人的什么美感，只是清晰地显露出人性之中动物层面的惰性，中毒者的挣扎唤醒的是人的生命虚无意识。人对食物的期待与信任，比人对死亡的警觉离得更近。
　　那年我十六岁。从次年起，一个饥饿的时代开始起身、动步，像一片枯叶那样无可挽留地飘向历史。我必须带着中毒事件的恐惧对生活保持必要的警觉了。但我也用更高的热情迎接新的年景，并且，我很感激自此以后再无饥饿的日子。
　　多年来，我经常告诫自己：当饥饿依然是饥饿，人只是觅食的动物；当饥饿遇上食物，人都是幼稚的孩子。 　　2017-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