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可以清晰抑或虚妄

记忆可以清晰抑或虚妄

汤如浩

　　记忆有时候可以欺骗人，尤其是自己。 　　从家里出发到涝池，是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没有手表的时代，这是个难题，可时过境迁，时隔多年，我至今似乎仍然很难确定具体的分分秒秒。嗯，这就是个问题。 　　如果肩头还有两桶水呢，装满了涝池中储存的水，而这水在涝池中不知道静静地蛰伏多长时间，而这水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从远在数十里之外的水塘中流淌而来，权作人畜饮水的。瘦弱的肩头上，一只水桶高一只水桶低，它们不停地磕着同样瘦弱的脚后跟，颤颤悠悠颤悠悠，又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实话说，有的时候，这段路途的确很长很长；有的时候，又的确很短很短，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情。如果换作我自己肩负起这样艰巨的任务的话，毫无疑问，那肯定是相当漫长的一段路程了；如果是大哥他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依稀记得，此时，无论是谁，身后跟随着，步步亦趋的，一定是那只黑色的狗了，它高高地卷起毛茸茸的大尾巴，如一支骄傲的旗帜，时不时在风中摇动，昭示着它心中的快乐。它腹毛长长，飘逸翻飞，步履轻盈而柔软。它有两个黄色的眼泡，像另一双眼睛硕大无朋，灼灼有光。它欢呼雀跃，它以为伴随我们挑一次水，就是一次愉快无比的时尚郊游。它以为，每个人都和它一样，内心随时都充满着欢乐，即使小之又小。 　　可事实总不会遂它之意，往往总是，关于谁去涝池取水的问题，大多是时候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挑水是一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路途的遥远和水桶的沉重，没有谁会以此为乐。为此，我们会相互推诿，兄弟几个，总可以找出各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常变常新的借口，这样或那样，都很充足和理直气壮。其中的实质，其实无非就是谁会多玩会儿，逃脱沉重的负担。推诿扯皮是免不了的，那当然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去放牧毛驴或者骡子，或者是也不需要薅草、给洋芋松土、将蒜地的杂草再清理一次。 　　院子里，几个人各不相让，涂沫横飞，场面中，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母亲或者父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忍气吞声的沉默可能只是暂时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时间在悄然流逝，如果仍然没有确定谁去挑水的人选，改变尴尬的现状，他们忍无可忍，总归会勃然大怒，怒发冲冠，我们一个一个的，遭到了最为严厉的斥责或者恐吓，一个个就会战战兢兢，最终提溜着水桶和扁担，怏怏而去。路途上，免不了相互指责和谩骂，而且不分长幼，互不相让。 　　两只水桶被放在涝池的斜坡上，相互支持着，摇摇欲坠；一条杨木扁担扔在旁边，弯弯曲曲，像一只瘫软的蛇；洋铁皮的水勺子在水面上晃荡，随着水波，啪，啪，啪，一声一声的，撞击着水岸。 　　没有谁会去理会。 　　大家都在顶牛：为什么会是我呢？大哥在涝池边的矮墙上抠指甲——他总是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将右手的大拇指弄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似乎他酷爱在疼痛中寻找一种别样的乐趣；二哥从涝池边的白杨树上扯下一段树枝，去掉叶片，三扒两把，就可以扭出一支翠绿的树笛，咿咿呀呀，吹奏那些并不很悦耳的“花儿”；我呢，则趴在涝池边，用树枝哗啦一甩，就可以钩出许多东西来，蝌蚪、蛤蟆、小鳖……它们张皇得四散奔逃，俨然遭遇了一场前所未遇的浩劫，或者说不啻是经历了一场飞来横祸，那种场面，说它们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实在再恰切不过了。我对于它们的如此过于偏激的反应，却是没有太多的同情——我无暇顾及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我总是将它们一股脑儿收罗在马兰草叶编制的小篮子里，一骨碌，一骨碌，摆在涝池岸边的高地上，那将是我家白色狸猫上等的佳肴了。 　　最终熬不过去的当然是大哥，他愤愤地挑起水桶，任水从水桶里晃荡出来，再晃荡出来，他的身后，跟随着一条长长的水路。我记得很多事情父母亲都拿大哥是问，因为他是老大。大哥知道身上的责任，纵然气愤至极，可这样的事情，也只能最终由他处理了。除了他，谁还会呢？ 　　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土房子的墙面上，比划着自己的头顶，摸着最高的地方，左手按着头顶，右手用尖利的石子，在土墙上刻画出一道深深的痕迹，记录自己的身高的变化。几年之后，居然就发现了奇迹：墙面上的刻痕层层累累，已经满满一墙了，歪歪扭扭，高高低低，似乎是一段无言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我一年一年在长高，而且进步居然如此迅速，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大不以为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门口的小树都长高长粗了，树丫杈都可以放一头毛驴了，何况是个人？猪圈里的猪崽子已经出圈好几栏了，老母猪都是前几年的小猪仔，何况是个人？祁连山山头的雪下厚了又化掉了变薄了，春去冬来，我们又种了几茬子庄稼了，何况是个人？ 　　嘿嘿，可不是。我只有挠头的份。对这样的事，说说笑笑的人多了去啦，邻居家高耸如大树的钱家大爹、矮小仅仅可及我肩头的杨家婶婶，我从初中辍学回来的大哥、得了肾脏炎已经逐步康复的二哥，或者甚至有赵大妈家平日里羞羞答答的兰丫头，居然都可以开我的玩笑，认为我再怎么长个头，也比不过她高，当然是讥笑我只能是她的小弟弟的意思，我当然要恼怒了，大伙儿都说我玩不起，又不是争南庄子北大地的大事情，慒个啥呢吗，有意思没有啊？这么说过来说过去，不好意思的人反而是我了，嘿嘿嘿的，在一旁傻笑。似乎是，那时候已经到了包产到户的那一段了吧。傍晚时分，我们或者在大门口的树塘子边上闲扯，或者围在灶房的小桌子上，什么话题都有，我的个头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微不足道矣。比方说，谁家新说的儿媳妇前几天上公公婆婆的门啦，公婆的见面礼是多少；谁谁家的老母猪生了十几个肥肥大大的猪崽子，需要赶快预定啦；谁谁谁家不操心庄稼长得不咋地，蔫头耷脑等等，都是扯不完的话题。 　　晚饭当然是炒白菜，或者是炒洋芋条，主食是面条，短面条或者长面条，有粗糙的黑面的，也有白面的，都是母亲一檊杖一檊杖檊出来的。烧火的一般是我，一把一把的，那些油菜秸秆被我喂进灶膛里，噼哩啪啦，熊熊的火苗舔着漆黑的锅底，锅里唱着动听的歌谣，如此悠长而持久。我坐在杨二叔做的白杨木的小板凳上，身旁的芨芨草编制的大筐子里，装满了油菜的秸秆。油菜的秸秆放在后院里，码成了高高的草垛，危乎高哉，需要的时候要用草钩和钢叉，用了很大的劲，一下一下，撕下来，弄不好，草尖会扎进指头缝，鲜血淋漓，钻心的痛。 　　对于四个土头土脑的儿子，母亲总有百般的不满，尤其以吃饭为甚。“总是没有一个给你搭手帮忙的。”母亲愤愤不平，“吃饭一个比一个急，干活一个比一个疲，这些害根子！”母亲将碟子碗盏弄得山响，把气都撒在那些不会说话的主儿身上，但我们还是大气也不敢出。我其实有骄傲的资本的，可这种气氛不便于施展，饭锅端出来的时候，我又将乌黑的茶壶放在上面，茶壶里的水又嘶嘶作响了，多好的兆头！“就老三勤快，如果是个丫头多好啊！”母亲的总结我可以通过眼神向大哥二哥和弟弟炫耀，任他们将眼睛瞪成牛铃铛也不敢作声，谁叫他们只等着吃饭呢，活该！其实，我记得母亲在咱们家脱土坯时候说过与此大相径庭的话，她炫耀般地对帮工来的人们说：“你们还别说，我们的四个娃子，总归是娃子啊，你看看，你看看，码土坯又有劲，码得又整齐，如果是四个丫头，还真的害下了！”人们附和母亲的口气，哪一个不是夸耀和羡慕的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二十多年说过就过去，但与现实对照，我感觉我的记忆似乎在欺骗于我——总是隐隐约约有一些问题，我有些忐忑。这就让我恍惚了：记忆无关乎对错，肯定是没问题的。可是，记忆有误差，那又确定无疑。正确和错误之间，评判者的立场，或者说角度，又不一而足。比如说，多少年后，母亲总会感慨万端：那时候，母亲因为烦躁我的无端无赖，将我从土炕上直接扔到了地下，那时候，怎么就那么大的脾气呢？可是，对这样的事情，我的记忆中，却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哥哥们也信誓旦旦地说的确如是，那么，我怎么会没有丝毫的印象呢？再比如说，多年以后，父亲总会说，那时候最老实的当然是老大了，饲养牲口、上地割草、半夜浇水，老大悄声悄气，从来没有抱怨过，老大受的苦最多了，他们总舍不得对老大多说些什么，即便他有什么过错。可我的印象中，却怎么总是老大在父母面前替我们受过的场面呢？再比如说，时过多年以后，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时，哥哥弟弟他们，总会说那时候的我，每每会耍些小滑头讨父母的欢心，可是，我怎么从来没觉得呢？

　　时光真是有意思的。它让你记住些什么，又让你忘记些什么，这忘记和记忆之间，留存下来的东西，或许就叫经历吧，多少年后用文字加以描述，不论准确与否，清晰与否，也许都不重要了吧，只有脑海里那些鲜活的笑脸重叠，才让我觉得：生活里，总有些东西难以忘记，不管是清晰的，还是虚妄的。 　　 [ 本帖最后由 汤如浩 于 2012-10-18 22:1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