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路的假象

平凡之路的假象   


         路遥的文学，透着一股很深的功利主义思想，这是我读到《人生》这本书最深的感受。《平凡的世界》，几乎就是《人生》的升级加长版，里面的主人公他们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家庭背景。孙少平以及高加林都是农村人，家庭弱势贫穷，自我心气高傲，却又时常忍受一种敏感的自卑以及世俗的凌辱感。这样出人头地，改变命运就成了人生的主旋律。这种成功，是一种世俗的成功，也是一种高人一等的成功。说白了就是，活着的人最终都想极其体面。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传统文化习俗里，等级观念非常严重。文化里没有对人基本的尊重，从而使得社会底层的人时常感受一种欺压凌辱。这种欺压凌辱以及屈服性，常常使得社会底层有想法的人，有些才气傲气的人，做出一种自我奋斗式的报复快感，最终归于出人头地，由上往下的压制，又形成个人进取的新道德，却未必有文化上的道义反思。

　　当然我们说路遥写书，不论是《人生》以及《平凡的世界》，都带有很强的自我色彩，自传性质。在路遥这两本书中，孙少平与高加林不但家境贫寒，背景极其相似，就是知识上的身份也完全重合。孙少平与高加林，都是高中学历，高考落榜的学生。或者说都带有一点书生气质，属于社会底层半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一方面出身农村，于封闭落后的农村人相比，显得有些知识眼界，不是地道的农村人，不愿一辈子像父辈一样老老实实，牛马一样扎根土地。另一方面自我有些匮乏，没有把握社会单一固定的进取通道，现实的高考制度没有逾越而上，已经落榜。这样使得这个群体，自我非常矛盾焦灼。主要是不甘心。一方面不愿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另一方面又没有多少机会进取社会上层。

　　从路遥这两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路遥自我根植的信念。从他的主观意志上，他认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种有知识有文化，完全相对农村这个落后的环境而言），不应该种田，屈服成一个一辈子种田的人。路遥的眼光局限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往体制里打拼，进取上游，获得体面。这在《人生》这部小说中，感受最明显。后来《平凡的世界》迎着改革带来的经济浪潮意识，目光有所转变。但是孙少平的自我奋斗，仍然脱离不了逾越社会等级，从而获得一种等级之上的体面优越感。所有命运的落脚点，其实在这个地方。一个贫穷的人，如果有些知识想法，却又始终屈于社会底层，永远不甘心。这构成了他书写的所有命运的节点。

　　另外我们反过来问一下，就是路遥书写个人的奋斗史，是基于人格生存的困境以及个人尊严的奋斗，还是基于现实功利的奋斗。当然现实功利的奋斗，始终会伴随着自我被压制的人格以及尊严的提升。但是路遥的眼光是向外的，他始终没有个人反思，文化批判反思的眼光，只有不停地书写个人命运的历程。他不停地书写个人奋斗所遭遇的困难以及阻碍，然后不停地进取，寻求克服困难阻碍的方法。所有的忍声吞气，忍辱负重，到了最后，似乎都是希望飞得更高更远。路遥的奋斗，是一种个人世俗的，寻求外在体面的，狭隘的奋斗，说白了也缺乏文化深沉的反思，社会体制批判的责任心。

　　比如《人生》这部小说里，写到高加林高考落榜，做了代课的民办教师（这在农村环境下，当时算是一种体面的工作处境）。过了三年以后，高加林只是代课教师，没有真正的转制。村委书记高明楼考虑自己儿子的前途，依靠个人一点权势背后运作，直接将高加林进行剔除淘汰，由自己的儿子代替。这是一种不规则的，走后门的方式，造成了高加林以及他的父母天崩地塌的感受。所有的苦恼、愤懑，都由此生发出来。事实上没那么简单。高加林另有一个叔叔，一个部队里的军人后来转业到地方，做了劳动局局长，一下使得高加林在地方更有权势靠山。结果高加林又在他叔叔的荫蔚下，又走后门，做了煤矿记者。所有的志得意满，春风得意，又由此生发出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靠山与权势在社会上的重要性。路遥的信念当中，没有对于这种权势体制的反思批判，仿佛只有个人实现的进取心。

　　当然爱情也是路遥在《人生》以及《平凡的世界》这两本书中书写的重点。路遥作为一个贫穷的半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情感的书写，几乎没有脱离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爱情的幻想以及个人依恋的情绪（路遥不懂女人）。尤其《人生》这部小说中，对于巧珍书写，完全失真失实。纯是一个落寞的知识分子，处于自我的困境中，然后构想一个情爱感觉比较理想的人物，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安慰，进行精神煽骗麻痹。这跟传统落寞的书生，幻想才子佳人的调子没有两样，仿佛只是作者一种精神的寄托以及暂时象征性的精神依恋。当然不管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两个主人公爱情遭遇的形式几乎完全一样。《人生》这部小说中，困境落寞的高加林先是遇见巧珍（此女子不识字，没有文化），后来做了煤矿记者，渐渐与县城的播音员黄亚萍契合。黄亚萍与克南爱情的中断，又与高加林渐渐的亲密，这个过程极不自然，写得人物心理肤浅，滑薄，情绪化，一点都不深刻（路遥的文学，所以人物的情感，几乎都犯有一种文学情绪化渲染表达的毛病）。《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早年对郝红梅的书写，以及后来有了更广阔的命运，遇见田晓霞，完全类似。关键是小说中巧珍与郝红梅，黄亚萍与田晓霞，她们的背景意识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路遥的书写，带有个人很强的自传性质，应是掺合了真实的经历。

　　相对于早期的《人生》书写，后来的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加入了更多的线索以及人物。毕竟孙少平还有一个哥哥孙少安，高加林只是家里的独子。

　　路遥是一个真实的呆子，有一点个人敏感的才气，他根据自己真实的经历，扎根一定的血肉感，书写了时代的情绪。但是个人奋斗的历程以及艺术的崇高性，始终缺乏一定的深度与责任。他的个人奋斗，世俗功利进取的雄心，的确感染不少人。恰是这种感染，更加麻痹了社会广泛冷静的良知。他没有反思个人深沉的人格以及道德尊严，进取的动因，没有用心发现一个人，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个人现实的命运，最终都希望出人头地。路遥的文学是世俗的，狭隘的，煽骗的，犹如蔓草攀延，成为文艺上最广泛的，个人进取的毒药，不负有社会真正的思想以及良心批判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