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作家一辩

                   为作家一辨
                           楚些

    这几天，朋友圈及微信群里转发了一篇惊悚类标题的文章，以审视甚至审判的口吻对着作家们说话。文章题目为《疫情中，十万中国作家集体缺位》。这里先简单分析下题目的信息，十万在这里非确指，乃是虚指，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常见，如花蕊夫人的“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另有作家一词，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以随取随用，即使是百度百科等搜索工具提供的解释，也只能当做参考性信息。比如说，某个地方涌现出上千的农民诗人，这样的新闻用语中，读者应该关注农民在文化上的自觉，至于是否为诗人的问题，则可以搁置。如果以专业性的眼光考察作家的名实相符问题，那么，能够被指认为作家则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品集（非绝对的必要条件），比如《围城》或《写在人生边上》于钱钟书作家身份的确立；二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在文学现场，也就是说作家要保证足够的写作活力；三是在具体作品的产出上要符合一个时期的判定标准，如果需要具体量化，我给出的标准是，每年要有四篇或者四篇以上的作品见于省级文学刊物或者选刊。三个条件之外，至于专业文学奖项或者是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皆属于参考性因素，非充分条件。

    从专业性的判断出发，当代中国作家其实数量并不多，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票友和爱好者的存在。
    这场疫情，对于各个领域而言，无疑是一场大考。特别时期，尤其需要行业机制和专业精神的精准和高效。医疗、药物领域，媒体界，社会管理系统，这些领域皆置身危险的前线，它们的运转状态，决定了这场战“疫”行动的方方面面。而文学领域距离轴心相对偏远，对于作家群体来说，每个个体积极配合居住地的临时措施，在家安心读书，即为上策。按照一种自嘲式的口吻来讲，不添乱就是在做贡献。

    当然，这篇指责作家群体不作为的文章其实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即作家们在突发的公共社会危机面前表现出的集体的沉默，这种沉默配不上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作家们无法像加缪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那般，利用手中之笔写出时代性的巨著。这样的著作当然不是当下文学界滚动播出的抗疫类诗歌或者歌词，而应该如建安风力般，志深而笔长，梗慨而任气！这样的指责貌似铿锵，实则为一种唐突或者苛责。

    文学是体验的凝聚，因为缺乏必要的诗艺和体验的深刻性，已经涌现的大批抗疫诗歌确实暴露出其浅陋的一面。然对对于真正的作家群体来说，写作从来都具备某种错后性，即使是强调及时迅捷的报告文学，也需要充分的现场调查。在现有的重灾区封禁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鲁迅也讲过，愤怒的时候不宜作诗，容易将诗美杀掉。总的来说，艺术遵循自身的规律，它拥有自身运行的轨道，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灾难面前，基于情感和立场的判断，那些被雕刻成形状的焦虑、悲伤、愤怒，那些留存的书信、记录、日记、报道等等，皆是构筑杰出作品的素材，然而并非文学作品自身。